麦克阿瑟将军为什么保护象猴子的日本天皇

麦克阿瑟将军为什么保护象猴子的日本天皇

普世美国为什么保护杀人恶魔天皇不受追究？

 

 

    世界历史上杀人最多的大魔王屠夫是谁？二战的罪魁祸首元凶巨恶是谁？正是当今日本天皇明仁的父亲裕仁。此人可以说是自有人类文明以来给中国造成最大冤孽创伤的千古罪人，在他的统治下，日本共掠夺中国财富两万亿美元，偷窃中国无数古代文物，杀死中国人近一亿人。一个手上沾满无数亚洲人鲜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屠夫，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加起来罪行都不及其万一的阴谋家，战后竟然轻易的以反共为名骗过了美国，逃过了法律的审判，继续合法的统治日本，最后以87岁高龄寿终正寝，这正是对佛家善恶有报说最绝妙的讽刺。（希特勒罗斯福均死于1945年，邱吉尔1965，蒋介石1975，毛泽东1976，裕仁这个老乌龟竟然苟延残喘活到1989年1月7日，可谓二战参战国活得最久的领袖）

 

关于裕仁的人格，史学界早就达成了一致的共识。首先，裕仁从小没有家人的关爱，很少的机会才能见起祖父明治以及亲生父母一面，造成了他从小就自理能力极差，裕仁的亲弟弟亲眼目睹了16岁的裕仁跌倒后自己无法爬起来，最后还要依靠侍从扶起的可笑场面。另外，裕仁城府极深心计极毒，其手腕之老辣、处事之圆滑纵观日本政坛还无人能与之相比，日本历任首相田中义一、犬养毅、近卫文麿、东条英机均被其玩弄与股掌之间，任命与罢免只是裕仁的一念之间。见过裕仁的美国人都嘲笑其行动笨拙，表情僵硬，声言尖得如同鬼叫，手脚不知往哪里摆。

 

 

 

裕仁的遗传基因的确令人无法恭维，从他祖父明治、到他父亲大正智力都有明显缺陷，精神也很不稳定，他的祖父明治直至四十二岁才学会了反剪双手用毛巾搓后背的沐浴方法,他父亲大正更是先天弱智，患有脑病，精神状态非常糟，曾经在国会议事堂将诏书卷起来当望远镜，这件事在日本被称为望远镜事件闻名于世。因此在这样的家族遗传中，裕仁的头脑还算比起祖父明治、父亲大正正常的多，裕仁的智商肯定超过了他的祖父与父亲，所以杀起人来也比其祖父与父亲可怕、冷静的多，都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才敢动手。

 

  由于他父亲大正先天弱智镇不住明治时期被其祖父压得服服帖帖的元老重臣，裕仁不得不提早积极卷入政治事务中，处理本该其父处理的国家大事。因此表面上裕仁是在1926年12月25日大正病逝后即位，但实际上裕仁从1921年11月25日就开始以皇太子的地位摄政，成为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

 

  裕仁绝非如同英国那样只是宪法上的君主，而是日本不折不扣的最高元首。他是一个拥有无上权力、勃勃个人野心，可以决定千百万人生命的政治领导人，是二次世界大战名符其实的战争罪犯。

 

 

 

裕仁对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期间，裕仁与日本陆军强硬派结盟，拼命削弱政府的党派内阁制，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日本军方最终得以顺利地击倒了日本各民主政党，走上了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体制。紧接着，裕仁开始推行基于以天皇为核心的反民主思想，对反对派政治人士和任何敢对天皇权力提出质疑者进行无情的打击。

 

  随着日本本来就很脆弱的民主力量的削弱，裕仁自己的地位，特别是他在日本军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加强，裕仁因此成为至高无上的日本元首:他是日本人心目中活着的日照神，是日本政坛最杰出的领袖，是日本三军最高统帅;他有任免日本陆海空三军将帅、政府首相内阁大臣的权力;日本军方将领可以绕开政府内阁，直接对天皇负责;裕仁和几个少数的幕后权臣对日本国策的制定有决定性的权力。

  裕仁应该对侵略中国的暴行负直接的责任:1931年，日军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裕仁在他致侵华日军的密诏中下令日本侵略军"向前推进";1937年，侵华日军在中国扩大他们所谓的"圣战"，裕仁亲自向日本将领们建议说:"在要塞地区集中大量兵力实施压倒性的打击不是更好吗？"几个月后，心领神会的侵华日军制造了导致中国30万军民遇害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对中国全面侵略。在通往侵略中国的一步一步的道路上，裕仁并非没有选择，然而正是他本人直接支持，甚至重赏日本军队对中国的侵略。在这场侵略战争中，至少有270万的中国平民惨遭杀害。按照裕仁的昭示，侵华日军"视所有年龄在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中国男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经常扮成当地的老百姓"，因此这些中国平民都应该被杀掉。另外，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被日军俘虏，但到1945年日军投降的时候，只发现了56名中国战俘！裕仁对所有这些中国平民和战俘遇害都应该负直接的责任。

 

   裕仁应该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负直接的责任:裕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出的最重大的决定显然是日本对美开战。尽管许多美国的史学家们认为，罗斯福政府的种种措施逼使日本没有更多的外交选择，但实际上正是裕仁一步一步地推进了偷袭珍珠港事件，将日本拖入了太平洋战争的深渊。此时的裕仁是这样的:坐在皇宫宝座上，裕仁默默地看着他的大臣们在制定战争计划，军方将领们也在估算计划的成败，日本首相终于开口说话了:只要陛下您一声令下，我们都将努力为国效忠！裕仁点头表示同意！会议结束后不久，日本便进入了X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代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裕仁不断地和参谋机构的负责人会面，不断接到各入侵部队进入前线阵地的报告。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当偷袭得逞的消息不断传到东京时，裕仁的一位助手在日记中写道:天皇穿上了海军军服，看上去心情非常好！"""""

  裕仁甚至应该对原子弹轰炸日本负责: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裕仁有许多结束战争的机会，但裕仁拼命想拖延战争结束的时间，甚至想逃脱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命运，盘算着如何"退出战争"的策略，从而使日本皇室逃脱战争的罪责，保住自己的天皇宝座。这时，裕仁打的如意算盘是: 希望能说服当时还处于中立，没有对日本宣战的苏联当中间人，一方面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一方面又能保住自己的天皇宝座。正是因为裕仁抱着如此天真的幻想，所以才迟迟不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至于美国向日本投下了原子弹。所以完全是因为裕仁保自己位置而不惜牺牲成千上万日本臣民的性命。

 

   战争结束后，日本和美国之所以把裕仁形容成傀儡，因为他们有心照不宣的目的:日本政客们想保住裕仁天皇是因为天皇是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为了能鼓起日本人的精神进行战后重建，走出战败的阴影，最终重新走上强国的道路;日本的保护派政客们一致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裕仁，保住天皇体制;美国庇护裕仁天皇，甚至帮助裕仁逃脱战争审判主要是出于美国人自己的利益考虑，因为美国人在占领日本期间和随即发生的东西方冷战时期，打出天皇的招牌可以让美国人更方便地统治日本。

 

  裕仁比人们想象的要精明狡猾。他通过大臣们“极其隐蔽地”进行着统治，大臣们在作重要决定前都要与他协商。裕仁支持日本的军国主义和领土扩张。１９３１年，在日军入侵我国东北地区时，裕仁催促他们尽快向前推进。１９３７年，日本在我国扩大他们的所谓“圣战”时，裕仁向他的将领们建议：“在要塞地区集中大量火力，实现压倒性的打击不更好吗？”几个月后，日本军队攻陷南京，开始了疯狂的“南京大屠杀”，裕仁对此也了然于胸。著名的“珍珠港”事件，更是裕仁亲自下的命令。

 

  但是，在二战结束时，裕仁却没有受到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是以一个消极忍让的受军国主义分子控制的傀儡形象出现。在这个转变中，日本和美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努力开脱裕仁的罪责，而美国为了保持日本的稳定并牢固掌握日本，也需要维持天皇的统治，于是，大量的证据被篡改或隐藏了。现在大量解密档案表明，麦克阿瑟上将的高级助手和日本法庭官员精心篡改了东京战争罪行庭审证言，以免牵连裕仁。

 

  战后的裕仁为了保住狗命，干脆亲自拜会麦克阿瑟，企图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东条英机、近卫文麿身上，有了这些臣僚背黑锅，裕仁活命的可能性就更大了。1945年8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1880－1964）为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13日命令：“你对一切有关盟国为执行日本投降条款而派出的陆海空军部队享有最高统帅的权威。”“自（日本）投降之时起，统治国家的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限即从属于阁下，为完成投降条款，阁下可采取认为适当的手段。”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中也规定：“天皇与日本政府的权力，须受盟军最高统帅之支配”。从8月30日麦克阿瑟君临日本，即成为天皇之上的“太上皇”。被称为“兰眼大君”的麦克阿瑟也不客气地自称：“我是8千万日本国民的绝对统治者”。“我对日本国民，事实上具有无限的权力。历史上，任何殖民总督、征服者或司令官，都没有拥有过我对日本国民所拥有的这么大的权力。”他甚至后来回美后声称：是我救了日本天皇的命。麦克阿瑟在总部由横滨迁东京后，盟总有人建议把日本绝对权威最高主宰者天皇裕仁叫来杀杀威风，麦说：“这样做会刺激日本人，我不叫他，等他来吧！我想天皇会主动来见我的”果不其然，不出所料，裕仁屈驾谒拜。只有裕仁、麦和翻译奥村胜藏（外务省参事官）在场。会谈内容双方约定永不公开。

   关于裕仁这次拜会，日本政府认为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和被视为“活人神”的裕仁特意访晤一个外国军人，有损尊严，严禁报道。然因美军将裕仁与麦并肩而立的合影捅给报社，日本报纸不得不在头版显要位置报道这次会晤。但从见报合影来看，麦身材高大、穿一件开领衬衫，露着脖子，双手叉腰，两腿岔开，神态傲慢；裕仁身材瘦小，身着昼礼服，肃然站立，形容拘谨，对比鲜明，让日本政府实忒难堪。因此，内务相以对天皇“不敬”为由，禁止报纸发行。这一消息被盟军获悉，即令日本政府撤销妨碍报道自由限制，日本政府只好乖乖照办。单从天皇拜谒本身。又从这幅照片，再从不准限制报道自由，世人从此无不明白：麦克阿瑟成了天皇“一人之上”的真天皇，日本成了美国的附属国。

 

   世人特别关注的，自然集中在裕仁与麦帅谈话内容上。裕仁未见留下痕迹，但《麦克阿瑟回忆录》和奥村翻译的《手记》都有大体记载，何况墙外有耳，总有透风之处。

――据《麦克阿瑟回忆录》，裕仁表示，“对于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决定和行动，我负全责”。

 

 ――据《回忆录》，麦答：盟军顺利完成进驻，日本军人顺利复员，全赖阁下协助。在推行占领政策方面，今后还有许多事情有劳阁下，请务必给予合作。

――“我对战时国民在政治、军事方面所作的一切决定和行动负全部责任。我自己接受你所代表的各国的裁决”（《东京新闻》1989年1月8日第15版）

――“正在追究战败为止的各种责任。责任全在于我”（《侍从长的回忆》）。

――“本人对这次战争感到责任重大，我准备被判处绞刑”（《天皇秘录》）。

 

――“麦克阿瑟将军，我到你这里来，是为了表示接受将军所代表的各国的判决。在这次战争过程中，我的国民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所作的每一政治、军事决定，都应由我负完全责任”（[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

 

――天皇对将军说，“希望日本拥有军备”。将军惊讶地问：“为什么”。天皇答：“因为苏联会来进攻”。将军耸耸肩膀，拍着胸脯说：“不，不必担心，有我呢！”（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

 

――将军问道：“你为什么批准开战呢？”天皇答：“如果我不批准，他们将另立天皇。战争是日本人民的意志。当时不管谁是天皇，都不能违背人民的这种愿望。”（劳特巴克：《日本的战争秘密计划》）。

 

――天皇对此次战争表示遗憾。他说：“‘我本来是想制止的’。麦克阿瑟：‘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未能使你的希望付诸实行呢？’”裕仁答：我的国民非常喜欢我。正因为喜欢我，所以如果我反对战争，或为和平做出努力，国民肯定会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一直把我关到战争结束为止。如果国民不喜欢我，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砍掉我的头。（据瑟《麦克阿瑟之谜》）。

 

1945年9月25日，裕仁开始了他作为外向人物的生涯。许多日本人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他们被允许打开收音机的短波波段，自战前若干年起至今，第一次重新听到海外广播。裕仁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他花了十分钟的时间接见了两名美国新闻记者。《纽约时报》的弗兰克·克拉克洪......

 

裕仁与美国记者谈话后，随之约定拜会麦克阿瑟。这一历史性的首次会见于9月27日上午十时开始，地点在美国大使馆洁白的涂着灰泥的围墙内。在前一天，裕仁费了两小时四十五分钟的时间，跟他宠信的顾问木户内大臣一起预演并研究了他要扮演的角色。他准备采取极端的“低姿态”，表现出谦逊的样子，如果需要的话，还要显出荒诞不经的模样，以博取麦克阿瑟的同情。他能够装出这么一副可怜相，因为，在日本有一个古老而光荣的传统，即装憨作傻，以待复仇之机。这一传统根深蒂固，以致几十年来，日本陆军中每个人都陶冶出一种不修边幅的土佬儿神态，以便叫那些外观整洁的西方潜在敌人把他们看成是涣散的弱者。日本的教官教导二等兵在接受检阅时拖着脚步走，让他们胡子拉碴，不扣衣扣。裕仁穿了多年的军装，深谙这种斯巴达式的武士秘诀。因而伪装邋遢，故作谦卑这一套对他说来非常相宜。

 

   裕仁犹如一个衣衫褴褛的撒拉丁，面对着一位自以为用光彩的基督徒骑士道武装起来的末代骑士。麦克阿瑟决意在会见时做到宽以待人。他奉华盛顿之命惩办战犯，不过这一职责是他所厌恶的。惩罚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不过是满足一下美国和英国的选民们的复仇心理。在麦克阿瑟看来，所有的日本人都品行恶劣，但这是异教徒的品行，而并非犯罪。需要对他们进行开导，而不是惩罚。他认为天皇是一个软弱的、不起作用的人，他具有领导人民的能力，但却没有进行领导的决心，除非给他以引导。

 

   裕仁乘坐一辆皇宫车库里最陈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生产的梅红色的戴姆勒牌汽车抵达大使馆。几周前他脱掉了陆军大元帅服饰，现在，他身着一套寒伧的战前穿的礼服，看上去象是他的随员中一名最低级的侍从。在使馆门口，他受到邦纳·费勒准将的迎接。令费勒吃惊的是，裕仁竟然伸出手来，费勒机械地握握他的手，摇了一下。而后，裕仁及其随员被引进门厅，并被介绍给麦克阿瑟的助手们。美国军官们注意到，天皇看来很紧张，有点发抖──仿佛大清早喝了兴奋剂。由于在介绍时一名廷臣被称作他的侍医，这一印象就更为明显。按裕仁的坚决意见，经过事先的协议，这次会见完全是私下进行的，因而只有裕仁和他的译员被领进去会见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在使馆的图书馆门口迎接裕仁。他穿着熨得笔挺的卡其布军裤，一件平常的卡其布翻领军衣，显得神采奕奕，极为亲切。当他领裕仁入座时，他忆及1905年，那时他二十五岁，跟他父亲亚瑟·麦克阿瑟将军一起，非常荣幸地受裕仁那位被奉若神明的祖父明治天皇的接见。他拿出一支美国香烟递给裕仁——他平常并不抽烟——并注意到，“当我替他点烟时”，天皇的手是止不住地“抖动”。随后，他们会谈了三十八分钟，没有留下任何会谈记录，不过，麦克阿瑟和裕仁后来都叙述了当时说过的话。

  裕仁因麦克阿瑟治军严明而向他道谢。

 

  麦克阿瑟因裕仁治民有方而向他道谢。麦克阿瑟补充说，他已知悉裕仁在结束战争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此他表示感佩。

 

  裕仁谦虚地提出异议说，结束战争并不是靠他个人的力量。他说，“公众听不到正确的消息，如果不使舆论受一次冲击，要想结束战争”是非常困难的；“直到广岛遭到轰炸，从而创造了一个可资利用的形势之后，和平派才战了上风”。

 

  麦克阿瑟说，使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既然天皇有足够的权力使战争终止，为何当初无力制止开战。

 

  裕仁回答说，“当我下令向英国皇家宜战的时候，我感到心痛欲碎。我作为皇储访问欧洲的时候，他们对我非常友好。但是，在那几年，我甚至从来没想过反驳我的顾问们。况且，即使我反驳也无益，他们会把我送进疯人院，甚至把我暗杀。”

 

“作为一个君主，应该敢于冒这样的风险，”麦克阿瑟严厉地说。

 

裕仁马上回答说。他那抑扬并带鼻音的声调稍稍提高。他的眼睛注视了一下译员，后者的英语仿佛突然间变得含糊不清。“当时我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非正义的。甚至现在我也不能肯定，将来历史学家们会如何看待战争责任问题。”麦克阿瑟惊愕不已。他本来期望裕仁会割断自己与珍珠港事件的关系，把罪责推给东条。然而，他却听到裕仁说：“麦克阿瑟将军，我对于在进行战争时我的臣民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所做的一切决定和行动负完全责任，我就是以这样的身份，为了听任贵方所代表的各国对我自己进行裁决而来拜访的。”

 

 

 

 

 

 

 

 

 

 

 

 

 

 

 

战后裕仁一直为自己开脱战争罪责，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更将其誉为“和平使者”与“慈父”，然而近年来陆续公开的天皇宫廷近臣的记录、日记和回忆录等资料证明，在日本酝酿、发动和实施侵华战争过程中，裕仁在其中发挥了核心特别重要的作用。战后，由于美国的包庇，裕仁手上沾满亚洲人民的鲜血和罪行，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至今阴魂不散的主要原因。

 

 

 

裕仁即位后，效法明治，突破大正因为病弱不能理政而受到的权利限制，率领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战争之路。翌年就两次同意陆军向中国的山东派兵，名义是保护日本侨民；1928年第三次批准向青岛派兵，名义是保护那里的日本纺织资本；接着又批准向济南派兵，日军制造了屠杀中国军民1000多人、残杀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官的“济南惨案”。1928年6月，关东军河本大作大佐炸死了张作霖，裕仁同意陆军掩盖真相的做法，使得关东军更加有恃无恐地以武力推行“满蒙分离政策”，遂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皇姑屯事件后，裕仁很满意，不许日本惩罚炸死张作霖的肇事者。裕仁对侵略中国的暴行负直接的责任，1931年，日军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裕仁在他致侵华日军的密诏中下令日本侵略军“向前推进”。

 

 

 

九一八事变是军部及关东军一些少壮军人发动的，事发后内阁主张不扩大事态，但是军部和关东军并不把内阁放在眼里，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竟然擅自派兵增援关东军。裕仁并没有制止这些冒犯其统帅权的军事行动。事变发生两周后，裕仁知道了策划者和和指挥者，但是仍然默许这些人扩大战事，并且批准对锦州的无差别轰炸，在全世界开此恶例。当关东军侵占东北得手后，裕仁不顾元老和外相的反对，追加批准和承认，而且颁布“敕语”表彰关东军：“或于嫩江、齐齐哈尔地区，或于辽西锦州地区，冲风冒雪，英勇奋战，以铲除其祸根，扬皇军威力于中外，朕嘉许其忠烈。”

 

 

 

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关注，陆军少佐田中隆吉制造了“一二八上海事变”，裕仁连续批准增兵上海，嘱咐统兵的白川义则大将迅速平息上海的战事并撤军，同时放手让关东军在东北扩大地盘。“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周后，裕仁批准对锦州的无差别轰炸，日本军部也就更加有恃无恐了。中国人将“九·一八事变”视为国耻，但裕仁却对日本关东军表彰有加。关东军到1932年2月2日攻陷哈尔滨时，已经侵占了山海关至黑龙江之间110余万中国领土，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3倍。这正是裕仁所期待的。当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及炮制“满洲国”的行径在国际联盟会议上被否决时，裕仁批准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

 

 

 

国联和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仅限于道义上的反对，并没有采取经济制裁等实质性举动，使裕仁感到它们接受了既成事实，因此进一步放纵军部的狂妄行动。于是日军侵入关内，制造华北事变，侵略矛头直指平津。后来，裕仁批准3000军人和文职官员的受勋和晋升，他们都是侵占东北、热河和华北的有功人员，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

 

 

 

裕仁支持军队的领土扩张行动，只要能打胜仗，就会原谅他们的忤逆。裕仁在控制军队和鼓舞士气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经常派侍从武官向前线将士传达敕谕。当日军侵攻得手的时候，裕仁的褒奖敕谕对官兵起到加速剂的作用；当日军侵攻失利的时候，裕仁的激励敕谕对官兵起到兴奋剂的作用。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对华战争后，裕仁多次召见日军参谋总长、军令部长、陆军大臣和首相，询问“如果苏联从背后进攻怎么办？”当被告之“苏联不会进攻”，“即使与中国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可以解决”后，裕仁批准了向中国华北地区派出大军的方案。日本政府大规模增兵华北，月底占领了天津、北京。随着战斗规模的扩大，裕仁开始向军部施加压力，要求进行一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幻想再来一次九一八事变式的速战速决。

 

 

 

8月13日，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裕仁命令组建上海派遣军，增援上海战场，并且发布敕谕：“上海作战部队将士同海军密切配合，英勇奋战，果敢出击，杀伤大批敌军，使皇威扬于世界。”裕仁随后向上海加派第十军，组建华中方面军，增兵达20多万，还批准对南京实施无差别轰炸的作战计划，对中国军民进行“恐怖威慑”。同时，裕仁天皇指示日军华北方面军“摧毁敌人的斗志，消灭中部河北省的敌人。”

 

 

 

9月4日，日本召开第72届临时议会，议员们对政府提出的庞大临时军费预算案颇有责难。在开幕式上，裕仁敕语：“中华民国完全不解帝国之真意，不断引起事端，最终导致目前的事变，朕深感遗憾。如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忠勇制敌，这样才能促使中华民国反省，迅速确立东亚和平。”议会很快就通过了军费预算案，还作出《关于拥戴圣旨，稳定东亚的决议》。日本随即建立全国战时体制，实行全国总动员，显示了彻底征服中国的野心。

 

 

 

为了有效地指挥侵华战场的陆海军，裕仁下令在皇宫里成立自己的幕僚机关——大本营，把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作为自己的幕僚长。此后，一周中总有几个上午，两个幕僚长、陆海军大臣及其作战课长、侍从武官长等在这里处理军务。裕仁天皇不仅通过大本营定期提交的战况报告书了解战争进程，还不时向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部长提出问题，要求他们解答，有时还加以质询和告诫。大本营发出的作战命令《大陆命》和《大海命》，都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出的。

 

 

 

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展开了包括杀烧淫掠各种暴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裕仁对这一暴行招致的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没有表达任何的不快和遗憾，反而鼓励他的将领争取更大的战果，以促使中国人“反省求饶”，甚至公开褒奖南京大屠杀的战地指挥官松井石根和朝香宫鸠彦。

 

 

 

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并没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政府和军部在战略决策上出现分歧。参谋本部提出，在确保既得利益和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的条件下，争取迅速媾和，以免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近卫内阁则坚持扩大战争，直到迫使中国政府彻底屈服。双方争执不下，请求裕仁裁断。裕仁明确选择了内阁的扩大战争路线，于是1938年1月在裕仁出席的御前会议上，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

 

 

 

近卫内阁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府的建立与发展关系。”，“天皇选择了政府的路线——既然同中国已经挑起事端，就必须坚持干到底”；“在攻克南京之后，天皇和近卫内阁比军部更加积极地把日本推进战争的泥潭中去”；这可能是因为“天皇和近卫丝毫没有想停止自认为能够打胜的战争”。(裕仁正是本着“坚持干到底就能打胜”的主意，批准日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攻武汉的战役，并且派皇族东久迩宫稔彦担任主力第二军司令官。日军依仗陆海空的压倒优势，不惜动用化学武器，占领了武汉，但是遭到的抵抗越来越顽强，日军随后陷入一场旷日持久且看不到胜利前景的战争。

 

 

 

皇族是由天皇的堂表血缘关系组成的同宗群体，有与生俱来的地位、财富和特权。皇族男子从小就接受军事化训练和教育，青年时被授予军衔并编入军队最高层，得以掌握指挥权。裕仁充分利用皇族作为自己的助手和耳目，在设置大本营时，就任命叔父闲院宫载仁为陆军参谋总长，任命叔父伏见宫博恭为海军军令部部长。裕仁不时派出皇族做为他的军事联络官，到前线战场视察，以了解第一线的战况。日军侵攻上海时，裕仁先后派弟弟高松宫宣仁和皇族北白川宫永久视察侵攻上海的战场。

 

 

 

皇后的叔父朝香宫鸠彦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亲自指挥了南京大屠杀；皇后的另一叔父东久迩宫稔彦任陆军航空本部长，指挥对上海、南京等人口密集城市的无差别轰炸；幕僚长闲院宫载仁和伏见宫博恭都亲赴南京视察。裕仁天皇为攻占南京而欢欣鼓舞，期盼这样一场决定性战役能够迫使中国政府跪地求饶并满足日本的索求，从而迅速结束战争。为此，他几乎将皇族悉数派去南京嘉勉将士，包括他两个弟弟秩父宫雍仁和高松宫宣仁，还有贺阳宫恒宪、梨本宫守正、竹田宫恒德和东久迩宫稔彦。

 

 

 

伏见宫博恭亲王担任海军最高职务军令部总长自1932年2月至1941年4月为止，长达9年零2个月，闲院宫载仁亲王出任陆军的最高职务参谋总长，自1931年12月至1940年10月，长达8年10个月。由两位皇族从满洲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长时间里一直占据最高军令职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皇族这个天皇制的机器零件充分发挥了推动日本走上战争道路的作用。

 

 

 

裕仁每天都根据战报，指导战役的开展，敦促解决那些不可避免的困难，甚至纠正参谋和战地指挥官的错误估计。他经常派皇族或侍从武官到各个战区视察，搜集常规途径以外的情报。他还从国内外新闻记录片和报刊中获取信息。因此，他完全了解战争的真相。对美英开战前夕，辞去首相职务的近卫推荐东久迩宫稔彦为继任者，这应该是能够控制陆海军的最佳人选，但是裕仁断然拒绝，以避免对美英战争失败时追究皇室的责任而牵连自己。这与侵华战争时几乎派皇族悉数上阵形成鲜明对照。

 

 

 

到1941年夏天，随着德国入侵苏联，皇宫里的大本营越来越忙碌，增加了情报、兵站和占领区军政等职能，职员由最初的200人发展到1800人；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也从首相官邸搬到皇宫里；御前会议召开得更加频繁。

 

 

 

裕仁知道日本签署了1929年关于俘虏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却批准日军在对待中国俘虏时不受国际法的限制，所以陆军次官在1937年8月5日下达指令：“在目前形势下，鉴于帝国不得不对中国实行全面战争，故不宜完全依照《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及附件进行活动。”命令在中国战地的指挥官停止使用“俘虏”的称呼。

 

 

 

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每年都抓获上万名中国士兵，将战俘的大部分当即集体屠杀，南京大屠杀就有大规模屠杀俘虏的暴行，例如日军第六十五联队集体屠杀2万名中国军俘虏，将俘虏的小部分当作特殊工人送往矿山、铁路、军事工程做苦工，大多被折磨致死，或者军事工程完全后全部屠杀。

 

 

 

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毒气武器处于裕仁、大本营和统帅部严密而有效的控制之下，通常是首先取得天皇的许可，然后由参谋总长发出使用的“指令”。裕仁先后授权日军战地指挥官在通州、上海、武汉、广东和华北地区使用毒气武器。1937年7月28日，裕仁授权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发出使用化学武器的第一号令：在进攻通州地区过程中“适当的时候可以使用催泪弹”。1938年8月至10月，在进攻武汉的战役中，大本营批准使用毒气375次；同时，批准进攻广州的第二十一军使用催泪弹和毒气。

 

 

 

1939年3月，大本营授予冈村宁次使用1.5万筒毒气的权力；4月11日，裕仁批准由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发出的第110号指令，授权华北和蒙古的日军使用毒气。1940年7月，裕仁同意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请求，授权日军在中国南方使用毒气。然而，在太平洋战争中，明令日军禁止使用毒气，裕仁担心会遭到美国化学武器的报复。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裕仁批准在北平组建第一八五五部队，在南京组建第一六四四部队，在广州组建第八六O四部队，与在东北的第七三一部队协同实施细菌战。从1940年起，日军在中国20个省进行过细菌战，其中在浙东、常德、保山、鲁西和冀南等地区实施大规模细菌战，致使200多万军民丧生。

 

 

 

裕仁下令对锦州、重庆及其他城市进行战略性无差别轰炸，使用了多种杀伤力极强的炸弹。其中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8月，日机出动9500多架次空袭重庆，投弹21500枚，炸死市民1．18万多人，伤1．41万多人，损坏房屋17 600余栋。

 

 

 

裕仁1938年年底签发实施无人区作战的第241号《大陆命》，日军开始毁灭作战役，并且愈演愈烈，发展成“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作战”，目的是“加强对敌人的封锁，摧毁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甚至“让敌人将来再也无法生存”。据估算，在这些作战中被杀害的中国非武装人员在240万以上。

 

 

 

裕仁还将制贩毒品作为对华战略的一部分。在中国的鸦片买卖由日本陆军、外务省和兴亚院控制。三菱商事公司和三井物产公司采购伊朗鸦片运到中国，伪满洲国与冀东伪政权的鸦片大量走私到关内，然后都委托给中国派遣军在各城镇所设立的特务机关分销。

 

 

 

在东北地区，“仅据伪满官方的统计，染有鸦片毒瘾的就有2745000人”；“从伪满政府实行鸦片毒害政策开始，到伪满崩溃的十二年半期间，被鸦片所毒杀的人民，最小限度是175000人”；“鄂伦春民族‘九一八’前人口4000人，因伪满时日寇大量流毒鸦片，到‘八一五’仅剩900人。”华北地区每年吸食者约为100万人，其中约10%中毒而死。

 

 

 

即使在从7月27日接到《波茨坦公告》到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这一决定性的期间，裕仁所关注的只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代表皇权的三种神器，对于如何结束战争，没有主动做任何的努力，以至于随后数十万日本民众在轰炸和原子弹爆炸下丧生。裕仁天皇的这一心迹，在1945年8月14日皇宫防空室的御前会议上“圣断”无条件投降时有充分的表白，他说：“自己之非常决心不变。根据内外情势、国内状况及彼我之国力、战力所作判断，并非轻率结论。关于国体，敌亦承认，毫无不安。”裕仁为了维护天皇制，连日军官兵和国民的生死都无所顾忌，更遑论被占领国民众的悲惨处境。

 

 

 

1937年，侵华日军在中国扩大他们所谓的圣战，裕仁亲自向日本将领们建议说:“视所有年龄在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中国男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经常扮成当地的老百姓”。因此这些中国平民都应该被杀掉。另外，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被日军俘虏，但到1945年日军投降的时候，只发现了56名中国战俘！裕仁对所有这些中国平民和战俘遇害都应该负直接的责任。南京大屠杀前夕，裕仁说:"在要塞地区集中大量兵力实施压倒性的打击不是更好吗？"几个月后，心领神会的侵华日军制造了导致中国30万军民遇害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发生后，裕仁说:“朕不在乎杀了多少中国人，只在乎国际媒体对此的反应如何，只要不在世界上曝光，就是成功的。”

 

 

 

日本在1931年对中国发动首场战事，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在该处建立伪满洲国，于1937年全面侵华。3年后，即1940年，裕仁已开始暗地埋怨日方的军事专家低估了中国的军力：“每个人都对战争判断错误……特别是陆军的专责部门……应尽快结束战事，并在未来10年重整国防军力。”但如火如荼的战事已一发不可收拾。

 

 

 

偷袭珍珠港事件前夕，御前会议上，裕仁默默地看着他的大臣们在制定战争计划，军方将领们也在估算计划的成败，日本首相终于开口说话了:只要陛下您一声令下，我们都将努力为国效忠！裕仁点头表示同意！会议结束后不久，日本便进入了X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代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裕仁不断地和参谋机构的负责人会面，不断接到各入侵部队进入前线阵地的报告。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当偷袭得逞的消息不断传到东京时，裕仁的一位助手在日记中写道:天皇穿上了海军军服，看上去心情非常好！"""" 

 

 

1941年，裕仁甚至暗自批评当时首相近卫文麿：“大东亚战争开始前我已十分忧心，近卫在任时，好像毫无准备便带领我们进入战争，东条(英机)接任后我们才真的准备好。”

 

 

 

其后一年，他开始担心与日本签订中立协议的苏联会加入战争，助中国一臂之力：“我实在害怕苏联的强大军力。”

 

 

 

偷袭珍珠港后，他说：“开始一场战争前必须深思熟虑，开战以后便难以中断……决定何时结束战争十分重要。”但眼见战事已不能回转，便又补充说：“一旦开始了，便要进行到底。”

 

 

 

美国军队进驻日本后，他说：“东条(英机)要承担战争责任”。（战后的裕仁为了保住狗命，干脆亲自拜会麦克阿瑟，企图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东条英机、近卫文麿身上，要这些臣僚背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