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良
人生如戏，笑口常开
考研风起
话说文革后特别是科学大会后学问人又都成了香饽饽。笔者当时正在大学就读，眼瞅着校内外的人们都兴高采烈，干劲十足。尤其是已故名记者徐迟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更把当年的“臭老九”炒成了牛市，那真是整个儿一个翻身道情。这边厢大清早，人来人往的大马路旁，手捧小本儿念洋文的大有人在；那边厢近黄昏，公园树下湖边儿岸上，眼镜郎们让靓女们紧追不放。颜如玉唾手可得，黄金屋依稀可见，好一派大好形势。七七年十二月于广播中又传来了咱党中央决定恢复研究生制度并于翌年举行全国考试的特大喜讯。此时高考刚过，考研波又起。此波虽不如前波势大，并属“高层次”，但跃跃欲试者恐怕至少也有几十万之众。
记得当年(78年)全国考研初试的时间是5月15，16，17三天。政治，外语为每 科必考，全国统一命题；专业基础，专业课二至三门，由各招生单位命题。外语考试时允许带字典。本人所在考场是借用中学的教室，每人一个小课桌。那天一进考场就吓我一大跳，只 见先来的几位每人桌上都是一大摞英汉字典，语法书和其它参考书，心想我这刚磨了半年多刀，这半瓶子醋一定是没戏了。等翻开卷子一看第一部分是汉译英的句子，其中一句“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给我们带来了第二次解放”，让我一阵 欢喜。当时这是句家喻户晓的时髦话，本人早就押了宝，曾狠下功夫地练过 “It is someone who ...” 的强调句型，这下让我堵个正着，真是苍天不负苦人心。有了这个开场的运气，虽后面的”英译汉“中十有六，七的英文单词都不认识，经我一通猛翻字典，连猜带懵，总算把所有题都做完了(听说那年交白卷的还不少)。
七，八月间又进行了复试，通过初试的人被招生单位招去参加进一步的笔试和口试。在此期间参加科学院复试的考生受特别安排参观了刚刚建成的毛泽东纪念堂。本人晚生了几年，没赶上他接见红卫兵的机会，这回算是优先瞻仰了遗容。回学校后还让同学们羡慕了一番。
科学院研究生院
10月15日是新建的科学院研究生院(当时叫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开学的日子。那年科学院共招收一千二百多人 (全国总计大概二万三千人)，在北京的有八百多人(可能还包括水科院，计量科学院，哈尔滨科技大学等单位的同学)。大部分为文革前毕业或已入学的大学生，其次是工农兵学员 (WPSS)。极少数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从未进过大学门的自学成才者，包括学天文的段元星，学植物分类的李振宇等知名人物。资格最老的是五十年代末的大学毕业生，其中一位大姐的女儿那年已进入大学学习。最年少的只有十九岁，平均年龄恐怕要三十大几岁。同学中不仅老少参差不齐，且还有是夫妻，兄弟，姐妹，甚至兄妹三人者。
研究生院刚刚建立时，校址暂时选在原北京林学院校园内。其时只占校园的一所教学大楼，其它建筑大部分被其它单位占用了。北林文革中迁往云南，但还有些留守人员在京。那年头，人人满怀激情望北京，北林也在努力重返故里。这样，我们入校后不几天就发生了冲突。事件好像是为了争夺食堂，双方“文攻武卫”，最后把林学院的人开了瓢 (头出血)。那阵子研究生院人多势众，当然占上风，但不几年北林返迁后就清算回来了。那时本人已离校，听说某晚北林组织了“夜袭队”，成员都是些刚从云南大山里下来的“绿林”好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研究生院来了个一锅端。这还是出国后一原北林曾参加夜袭的同学告诉我的。当时我们正手端澳洲美酒参加一个Party，不宜练武，也就一笑泯恩仇了。
接着回头说，研究生院的教室，行政办公室，学生宿舍都是在原北林的一所教学大楼内。宿舍是把大教室用压缩板隔开，一分为二或为三，每屋六个人，双层床。笔者贫下中农出身，上大学住的是自己盖的小平房，一屋八个人，这条件对我讲已是提高了不少。只是可怜了那些四十多岁的老大哥老大姐们，不得不在双层床上爬上爬下的。嗨，为了“闹翻身”，只得把苦受了。在这儿，大家可别把我们这些“黄埔一期”的觉悟想得太低了，为国为民的事儿我们心里也不是没装着。话说某天，钱伟长老先生来校讲课，激动处说到“民族振兴的大业很大程度上就靠你们这些人了”时，在台上是老泪纵横，而台下大家也都是泪眼汪汪的。
外语过关
谈到刻苦学习，这帮人真是没的说。晚自习到十一，二点是家常便饭。人人都是专心致志，绝没有八十年代大学图书馆内少男少女们三，五秒钟一个目光扫描的情况。当时最让人喘不上气来的算是英语过关的压力。那届同学中老大学生很多人在大学时学的是俄语，英语都是新近自修的，年青的同学大都基础又不好。一开始，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学就非常侧重口语。七八年底七九年初时多数人对出国的前景并没看好，对口语的价值也未全部领会，所以还有相当程度的抵触情绪。现在这届同学大多数人都已出国或出过国了，当时学口语下的功夫算是没有白费。
那时附近的五道口外语书店中《英语九百句》和《ESSENTIAL ENGLISH》等口语书大都让研究生院的人抢购一空。各种小型录音机也刚刚上市，大多数人都还买不起。研究生院也来了一股风，有人不惜卖掉手表换来了“砖块”录音机。研究生院的抢购风还往往带动学院路和中关村一大片，用今天的话说，可算是“炒股大户”。
超薄切片
学校里的食堂总是学生最惦记的地方。研究生院的人多食堂小，排队买好菜也是一景。开学后不久同学们突然发现在进口附近多了一排桌子，上面摆着许多咸菜，酱豆腐，咸蛋和腊肠之类的小菜，后面站着个身穿白工作服的老师傅，不断吆喝着吸引大家。那些小菜的确都很诱人，老师傅生意十分火爆。买小菜的时候同学们有时同老师傅聊上几句，说些赞赏的话。老师傅听着当然顺耳，得意时不免亮一下老资格：“我打十二岁就开始卖小菜，已经干了五十年了”。一位师姐是干细胞生物学的，评论得较具专业性：“我真佩服师傅的刀功，腊肠切得都赶上了我们的超薄切片(斤两小，覆盖面大)”。
流行歌曲
那阵子也正是流行歌曲开始时兴的时候，邓丽君的歌儿也在研究生院的各角落回荡。我隔壁一位师兄每天早起午睡后叠被子时必唱上一段《爱的寂寞》，纸板墙不隔音，我虽欣赏不了那歌喉，但那寂寞之情还是听得出来 的。香港电影《三笑》放映后，校园内又是一片“叫一声二奶奶”的江南小曲儿，尤其是一位老兄在澡堂内用毛巾自搓后背时唱得最让人心醉。同学中也有立场坚定顶得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位老兄对《刘三姐》情有独钟，每晚同学自习后都可在走廊上看见他下身小短裤，上披厚棉袄，面对着墙拿着小歌篇儿，在哼唱《刘三姐》。
自行车
当时北京市给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每月发两元自行车补助，听到这个消息后院内又是一阵闻风而动。许多人没有足够的钱买新车，於是又掀起了买旧自行车的热潮。车不在好坏，只要是辆车就有补贴。先买来的车子都是五，六，七，八十块钱的。一天，一位老兄只花了十块钱就从西单推回了一辆，真让人折服。
研究生？大学生？
研究生当时热得不行，但毕竟还算新生事物。一次我到朋友家串门，一位朋友的朋友是年轻军官。知道我是研究生后便很认真地请教：“你说是考研究生好还是考大学生好？”
回忆起研究生院那段日子真是让人留恋。笔者现在到了当时一些“老学生”的年龄，地位和物质水平虽已今非昔比，但却没了那乐哉乐哉研究生院年代的心情。本人的研究兴趣之一就是抗衰老，但尚不知比这更好的可让人心不老的灵丹妙药。
八一年十一月我们这届研究生正式毕业，大部分留在了北京本所，少数分到了其它单位。从七九年起就开始有人陆续出国，至今同学中未出过国的恐怕没有或极少了。现在很多在国内的人都成了研究骨干，出色的如原化学所的同学白春礼，现已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在外边的人一定也有不少干得好的。上苍不长眼，十几年来也招去了我们的同学。我知道的就有因病去世的化学所同学袁和，黄升堉二人。袁和出国较早病逝也较早，报纸和杂志曾经报导过。老黄是我的好友，为人豪爽，仗义，学识功底也好。文革前六O年高考时因家庭出身问题未被名校录取，进了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又被发配到京郊延庆县山里的工读学校。文革中因为打抱不平和仗义直言被打成“反革命”。虽然考研时名列数学所第五却未获录取，结果还是县老教育局长（研究生院严济慈院长的老同学）担保他是个好人，才最终被录取到化学所。老黄在研究生院是个很让同学们喜欢的人物，是院蓝球队长并当过量子化学课的课代表，八零年同学们争取调工资请愿时也是带头人。后来老黄去美在加大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又进公司工作。我九零年曾到他家小住，见他还是精神饱满的样子，一天能踢两场足球。未曾想九三年夏他却被肝癌夺去了生命，仅五十岁出头，让人痛惜！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从高考风，考研风，到出国风，从政风，下海风，二十年风水轮流转。我们这批同学都是经过文革从社会上闯过来的，在这大变革中当能审时度势，不求闻达也能安身立命。借此机会，我谨祝各位福星高照，多交好运。也盼大家都抽空耕几笔，调侃调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