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 理
人 为 何 许 人 也
英文版前言
自从八十年代在洛杉矶写作此书， 1990 年用“大脑计算机”的书名出版以来，人们对于探索大脑这个令人着迷而又知之甚少的世界的兴趣越来越浓。在美国和日本，创建了“大脑时代”， 欧盟则启动了“大脑研究的欧洲时代”，已经出版了并正在陆续出版了一些书籍，其中就有诸如， John Eccles 与 Karl Popper 合著的《大脑和你的我》， Richard Dawkins 的《瞎眼钟表匠》， Roger Penrose 的《帝王的新头脑》， Steven Rose 的《回忆的建立》。
另一方面，计算机的出现以及电脑可以在一场国际象棋比赛中战胜人脑这种新奇和令人吃惊的事实打开了新的视野并且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可以讲，电脑会思考吗？人脑就是一台电脑吗？为什么像咱们自己这样的人咱们有时候特别关注有关“我”的问题 ---- 特别是在探讨这个题目的时候 ---- 。（几乎可以这样问：“你们为什么要阅读这一章？” 或者“ 为什么 ，我 首先感到有要写一本有关这个题目的书的强烈愿望呢？）。
很难想象一个完全没有意识的机器人会在这些题目上浪费时间。所以， 反之，这些有意识的人类看来倒是经常举止古怪，结果，要不是他们有意识的话，他们的行事的方式是和他们原本行事的方式完全不同 ---- 所以这样说来，意识还是有些积极效用的！ ---- 当然啦，自由地为一部电脑编制一套程序是毫无问题的，这个电脑可以用一种非常可笑的形式出现， （例如，可以一边闲庭信步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啊，我的上帝呀！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呢？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呀？ 我感觉的这个“我”是个什么妖怪？）但是，为什么大自然的选择会不厌其烦地让类似的这种人受惠呢？尤其是毫无疑问，这类荒唐可笑的无用之辈早就应该被丛林的自由市场那不可遏止的力量抛到九霄云外了呀？ (Roger Penrose 《帝王的新头脑》 506 页 ) 。
我的这本书里就纵横交错了不少提问和难题，并企图专门来回答 Penrose 提出的这个关键性问题：“我感觉的这个“我”是个什么妖怪？”。
另外一方面，围绕爱德华．Ｏ．维尔松铸造出的“ sociobiology” 一词出现了一些新的对话和新的争论。就像在所有刚刚开发的新领域里，存在着众多有待开发的东西一样。但是，生物学与社会学之间，大脑和社会之间，自然和文化之间，先天固有的和后天得到的之间的这些种种关系，都是关键的基本的课题，而我们仅仅还停留在认知水平的石器阶段。这本书也满篇都是这些内容并充斥这个问题。
在牛津的一次午餐会上，我跟里查德．Ｄ AWKINS 以及阿雷克斯 . KACELNIK 约定举行一次国际研讨会。这个活动最后在马德里举行，题目是“大脑与社会”，拉蒙 . 阿雷塞斯基金会和 THE EUROPEAN DECADE OF THE BRAIN RESEARCH 一起合作，委托我主持那次会议。这是一次跨学科的活动，各个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充分研讨了这个问题。里查德．Ｄ AWKINS 作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评论：“咱们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人，除了在一个非常有限的领域之外，都是蒙昧无知的。” 里查德．Ｄ AWKINS 的这段评语 ---- 以及达尔文的这位不仅在姓氏上而且在事业上当之无愧的继承者的其他很多评论 ---- 都令我深思良久。
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以苏格拉底式的极大的谦虚和真诚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的征程：除了在一个非常有限的领域之外，我们是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蒙昧无知的 ----laymen---- 。由此而来这种需要，需要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耐心地和严谨地研究探寻，然后，我们聚集到一起来进行对话并且来玩这种游戏，就是我们所有从不同角度接触研究这同一个天书或是难题的人都是有道理的。
我的初始学业是哲学。那是在罗马的格雷高丽雅纳大学完成的，在那里，我跟一些大师 ---- 其中有 Coppleston 神父 ---- 学习哲学，在那个时候，我们用希腊文阅读柏拉图和用拉丁文阅读塞内加。所有的课业和考试都用拉丁文：《 Sicut Darwinius dixit … 》。选修课的社会人类学令我着迷随后我就着陆在牛津大学（ Balliol ）。 在牛津，我十分荣幸地得到爱德华 . 伊文 . 伊文斯 - 普利查德爵士的特许，做我的导师。爱德华爵士提名我作他的助教，从而我在牛津大学挣得了第一份工资。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陪同爱德华爵士在密特拉或别的餐厅里小酌几杯或是用午餐。除了领我进入社会人类学的世界，指导我的论文外，就是在这些非正式的漫谈和午餐上 ---- 有时有 Levis-Strauss 或 Isaiah Berlin 爵士相伴 ---- ，我欠下了这位杰出的人类学家和我的灵魂密友无法偿还的学术之债。
此外，我是在马德里孔布鲁腾塞大学拿到的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因此， 我的学业，我的局限性，我的理念，我的判断或是偏见就源于这三个学科：哲学，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我每天（作为必修课）坚持不懈地用希腊文阅读柏拉图和亚历士多德和用拉丁文阅读塞内加（我工作的工具就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双语版的 LOEB 文选，那是个非常出色的文选）。
几年过去了，有关这个题目，人们出了一些新书和发表了一些文章。我想我这本书同出第一版的时候一样仍然保持着同样的兴致，当现在出英文版时，我非常高兴能够提出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的解法和我自己的疑问以便和更多学科的新同行们进行对话和友好的论争。
《情感计算机》 的这一书名跟西班牙文版的《大脑计算机 》是不一样的。我儿子埃杜瓦尔多对我建议：“ 我认为你应该用情感计算机来作书名，因为你的理论的全部核心就在于此。你的理论也是和另外一些企图破解这些难题的人的论点是迥然不同的：大脑是一部独特的计算机，它通过事前用 DNA 或文化途径输入的程序，向我们发送情感邮件，提示什么时候应该吃喝和做爱，每天如此， 另外它又向我们施压去完成身体和社会所需的任务，用惬意的感觉回报我们或是用难受的感觉对我们进行讹诈。你应该以 The emotional computer, 情感计算机 来做书名，因为这就是你的关键论点，就是你的理论”。
（译者自Quito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