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野的博客
朝闻道夕死可也。
红色后代与八旗子弟
玄野
看到这样的题目，大家自然会猜想我意在近期的世界大热门－－薄熙来事件，正是如此。开篇我必须明确一点，红色家庭中并非所有人都趾高气扬自命不凡。红色家庭往往是这样的特点，革命一代和建设一代往往谦逊且为传统美德教化所浸润，救亡图存的责任导致这些人更热衷于建设而非利益占有。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接受共产主义功利教育，工作时又恰值经济腾飞物欲横流时代的红色子弟则彻底不同，这些人往往程度不同地感染了八旗子弟心态。近来所谓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不能葬送，和百余年前八旗子弟们所称道的我们大清如何如何，是何其相似。因为本人家族有点淡红色，这方面感触至深。本文将从琐碎的家事开始。
一 红一代传统道德的坚守
爷爷是抗战初期入党的军政干部，曾经出生入死屡立功勋。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绝少听家人提及，尤其父亲，从来不说。后来父亲过世，与母亲和大哥大姐聊天，才知道一些事情。回想起家族门风，倒不是这些人有多高的修养，而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样的家事会给自己带来利益，或者往更深层说，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应该用这些东西来谋取利益。我爷爷最过分，他在家人面前绝口不提他革命的事情。爷爷留恋故土，早早退休回家养老，于是就成了当地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因为大哥大姐在老家上学，就有机会和同学们一起聆听爷爷的经历。这样，我们全家才知道他的些许事迹。父辈的人是另一番情景。当年，我催促我叔叔去爷爷单位给奶奶申请遗属抚恤金，他那付不情愿的窝囊样子还历历在目。父亲的一生见识颇广，算不上窝囊，用我妈的话说，是老实没出息。文革时期，父亲是当权派，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我们家没有遭到任何冲击。后来问母亲，她回答说，你爸爸那个没出息劲，作为公司经理却经常被手下的妇女顶得说不上话来，谁愿意整他，人家嫌没意思。我一直对个人家事有平平淡淡的感觉，如今对照某些高层红色家庭的荒诞行径，真为自己父辈的那股窝囊劲感到欣慰甚至自豪。虽然平庸，却没辱没了祖宗牌位。
因为年代稍近，我特别提一件二十年前的故事。我有一个稍微远房的本家爷爷，好像是抗战末期或者解放战争初期的党员。一直在北京工作，与一位小他十几岁的北京美女结婚，官位不低。大家知道，北京盛产高官，随便碰个人就可能是局级甚至部级的。我在二十年前见他的时候，他们全家住在前门外大栅栏的一个四合院里。显然这是他夫人的祖上遗产。这第一面，他夫人就跟我唠叨家里如何不和谐。说是爷爷的单位这两年盖了不少房子，爷爷虽然退休了，后勤干部在分房之前却首先找他说：老领导，咱们有房子了，不用苦了，你看需要哪一套，即你挑。他居然回答说，不要。两人因为这事吵得家里鸡犬不宁，最后老太太冠心病发作紧急住院，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说过许多以后，爷爷接过话来对我说：我是这么想，咱现在有房子住，也还不算小，麻烦单位麻烦国家干什么？还有多少人没房子住呢？当时，我不经世事，也说不上什么，只是学究气地内心判断：老人还是公有制的福利分配观念，跟不上时代了。现在回想起来，面对巨大的利益和家人的催逼，能够坚定地放弃自己应得的，岂是轻飘飘的＂观念差异＂了得。当时老人那种实实在在的表情和语气，丝毫没有觉得他自己如何清高如何功德。这曾经为许多普通人具备的传统，对中国的未来而言，是何等重要又稀缺。感慨人心不古，一方面是对社会的观察，同时也有对家族内部同辈人的体验。许多同辈人崇尚利益与荣耀，原有的家族传统被视作屈辱无能。岂不知，这是祖传宝贝。
曾有传言说，也是在八十年代中国大城市各单位开始建房分房的过程中，徐向前元帅的女儿在单位很早得到了住房，回到家后被徐帅审个底儿掉，要她确认这房子不是因为徐帅的身份，而是因为她自己的成绩。本人没有资源来考证这事的真假，只能从教化和道德的角度说事。其实，只有这样苛求子女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爱子女，这样传承下来的道德才是一个家族一个民族的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财富是任何人都偷不去抢不走的，而且会在后代的传承中持久弥深，并且会带来其他方面的所有财富。
二 红色八旗子弟的诞生
以个人所得到的信息和判断，我相信中国很多的老一辈革命者在金钱的诱惑面前能站立得住，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但主流是这样。教化第一的中国教育传统毕竟值得信赖。共和国以来的专注在物质建设上的教育理念就完全不同了，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出来的红小兵红卫兵，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又秉持着什么样的道德理念呢？物欲洪水是家庭传统无法阻挡的。家庭熏陶很重要，但是和整个社会环境的浸染和片面幼稚的全民教育理念相比，犹如杯水车薪。家庭传统中过分看重权钱的人，我们自然无法寄予任何希望。家风仁厚的，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其子女就会温良恭俭让了吗？我的判断是否定的。在老革命红一代中，崇尚传统道德的可能占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但是红二代红三代中，继承这些传统的人可能会锐减到绝对少数。一是教育和社会环境导致，另外是个人资质与佛性高低造成。
我在这方面有深刻感触。某些红色家庭朋友具备一种特有的向外辐射的优越感与自信心。而同样家庭出来的另外一些人，也具备才智与美貌，给人的感觉却是谦逊甚至些许怯懦。给我打击最大的是我的一个近亲最近表达的人生哲学。他高调宣称父母在邻里关系上太过屈辱忍让，别人的要求一概无原则的满足，自己的需要却不敢跟人提起，简直就是善恶不分。他认为在工作生活中必须认清弟兄和盟友，互相间要坚定地支持，而背后拆台的敌对者则需要一概抵制。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征兆，而这一征兆在二十年前已经被父母察觉。而社会影响的强大和个人的独立性，已经不容父母左右他的人生哲学了。普通家庭如此，而中国高官家庭可能会走得更远。共产主义以来中国教育的功利化倾向和经济腾飞后各种欲望的诱惑，和中国改革过程中红色后代与超级财富超级权势之间的探囊取物般的超近距离，是冲垮道德宫殿的洪水。这一波接一波的冲击，足令大批的革命后代沦为欲望和金钱的奴隶。
另一个历史现象也更进一步强化了革命后代的个人优越感。吃小灶是大陆日常生活中极其常见的用语。这一词汇来源于中共延安时期的分灶制度。在当年的物资极其匮乏的非常时期，中共根据人员的级别不同分出大中小灶伙食分级制度，曾经是十分成功的公有制分配制度。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军队爆发出来的震惊世界的战斗力是明证。本来，人的社会贡献大小可以通过工资待遇等算清，但中共革命史中因经济状况的限制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导致公有分配成为达成最大战斗力的首选。
分灶制和日后各种同类的高官福利配给制度给中国高官子女造成了巨大的错觉。那种超越芸芸众生的优越感，几乎被刻进革命后代的骨髓，成为他们头脑中的天经地义。这些念头都是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和对红色往事的回忆中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树立起来。网友透露，某著名作家曾作文叙述她的知青生涯，＂文革中，母亲的战友的朋友 ---- 县长亲自推自行车送她到生产队。＂朋友的战友的女儿下乡，自己代为照顾一下，倒是中国传统人情。而对这种事情的叙述是否有优越感和炫耀的潜意识呢？人间冷暖苦乐谁都无法摆脱，关键在于自己如何看待，如何在虚无的浮华荣耀中锻造自己的灵魂。个人以为，在这种个人际遇和荣光之外，中国人民二十世纪的苦难历史提供了不计其数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真情素材。文学家对宏大的事件视而不见，只对自己的经历如数家珍，到底是什么原因？一部＜活着＞会打动所有国人的心，征服法国的影视界，却被中宣部系统给封杀了。文艺界这样吊诡的状况，又如何期待一个繁荣的精神文明呢？南辕北辙而已。
还有充斥当今中国文艺界的军大院文学，你会深深地感受到这些作家在价值取向上明显不把军大院与外界普通百姓放在同样的层面上看。这些知青文学中，那些远在万里之外发生在数百年前的故事会成为知青们显示文学修养和追求精神文明的象征，而作为他们下乡生活大背景的农民却只能做反面陪衬。中国农民的厚道持重毫无踪影，劳苦大众在困难中流露出的铺天盖地的感动上苍的人性被视如无物。当精神文明被固定在地位身份和相貌穿戴上时，文学就已经死亡了。而这样一个惨白毫无血色的文学现状对民族风俗的塑造又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这些文学反过来作用到红色后代与精英的身上时，无疑是强化了他们的优越与浮躁。于是，新的八旗子弟出现了。
三 中国政治应脱离主义无关颜色
八旗子弟心态在文学上的表达不过令人叹息而已，而渗透到政治经济生活中后，导致的后果则极其严重。薄熙来事件将此问题大白天下。此事件所表现出来的痼疾是某些精英的高傲与人文素质低下的魔鬼结合，简单而言就是半瓶醋现象。基督教要求人谦卑，佛道儒崇尚发自内心的温良恭俭让。
另一个祸根是辩证唯物主义。中国百年中受害于主义与颜色过甚，此处单言红色。这个流派虽有巨大价值，本身却有机械武断的大问题，其在中国世俗化以后更是贻害无穷。中国的权贵阶层则是重灾区。某些红色后代价值观念不当，因为自己的身世与通天关系而目空一切，自己学的本领除了用来搂钱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大的意义。
回忆我的人际交往历程，我发现一个极其吊诡的现象，共和国特色的教育越发达的地区，传统道德的继承越差。从思辩上考虑，这种反比关系比较容易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使人重物质而轻精神，对物质世界享乐方式了解越多眼界越开阔的人越容易被欲望俘获驱使。中国的红色后代应该是中国顶尖城市中的顶尖宠儿，其中的被欲望驱使者沉沦得很出格。如果超越了这些欲望的羁绊，城市人与红色后代所能达成的精神造诣会更高。我希望这些人里有高人出来。
明确一点，世界上权贵招摇是常态，西方人也有这个问题。关键是看你的人文修养能否镇得住财富和权力在自己内心中造成的浮躁与自大，在多大程度上镇得住。美国政治贵族的荒唐事也有很多，但似乎还在控制和容忍范围内，而薄熙来那边已经完全失控了。可怕的是，这样的红色后代已不是个例，而是或重或轻的普遍现象，虽然不是每个红色家庭都这样。坊间有许多由来已久的传说，如某些红二代三代与港台商人及内地先富群体合作，最后却迫人性命夺人资产，甚至于杀人越货，闹得满城风雨。我觉得这铺天盖地的丑闻很难掩盖住。中共自身正在面临一个救亡图存的关键点。
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体制不透明，吏治不健康是中共面临的难题。作为国家最高层的人选，由少数几个人来确定要比由普罗大众都参与意见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当然，专制与寡头政治会更有效地发挥人的善行本质。而一旦有乔装伪扮的人骗过几位决策人，将有着极其严重的后果。关于薄熙来问题，似乎又不是民主可以解决的。如果搞一个类似美国大选那样的民主选举，薄熙来上位的可能性最大。薄熙来式的人在美国不可能制造混乱，因为制衡元素很多，而在单纯迷信民主的地方却很容易出事。所以说，主义害死人，政治上没有灵丹妙药。体制方面的制衡是必须的，民主宪政之外还有人权，自由，和政治透明等等。虽然说这种制衡会大大降低决策效率，从而导致对民众有益的善举无法顺利实施，但防止了崩溃与独裁堕落的危险。所以有人说，民主宪政是最不坏的选择。好的政体需要多种元素的配合，而当前的中西方政治文明资源已经有足够多的选择了。中国不能迷信民主，应该全方位实事求是地研讨民主宪政人权民本等政治原则。虽说民主政治不完美，有待发展改善，但无论如何政治不能向后走，必须继承已经有的好经验向前发展。
至于薄熙来的作为，可能连向后走效法毛泽东都算不上，主要还是权力欲膨胀，虚荣心作祟，喜欢让人山呼万岁，要做救世主。其实，救世主不能成为追求的目标，而只能是人在明确的信仰指导下舍己救人而来。真正的救世主级别的人物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客观效果出来以后人们会赋予一个合适的称号。古代中国的追谥习惯是不错的做法。救世主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名词，追求这种效果的人追求不到，真正有这名头的人对这名头毫无兴趣，不过听天命尽人事而已。上有皇天下有后土，冥冥中是天道，何必僭称救世主呢？
从道德层面和人性本善说，中国这一代领导层整体上还可以接受。中共在毛泽东那一代的道德水平是好的，其导致的灾难主要在共产主义和狂热民粹，一部分是政体脆弱的原因，还有就是毛泽东信仰迷失的原因。好心办坏事的说法有一定的真实性，所以我提倡将中共和共产主义分开讨论，后者更大程度上是祸乱之源。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高层道德也不错。日后的高层道德能否保证？我表示怀疑。中共六十年的教育基本是技能教育和愚民教育，完全没有教化，这种教育体制下出来的人，谁敢放心？我对自己以前思想的反思，尤其最近对我在道德情操上曾经十分信任的国内亲友的观察，我十分疑惑。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未来的执政团体在道德水准上比毛周时代，邓胡赵时代和胡温时代为差。一个整体上道德退步的团体运作一个有缺陷不透明的政治，这种危险很现实。暂时的对策是，中组部在人员选拔上将道德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上。长期的方案只有大幅度吸收民主宪政三权分立的优点，并全方位启动中国传统民本理念。
早期的共产党是中国传统教化和共产主义结合的产物，而当代的共产党则是发展了的经济和共产主义结合的产物。
多谢仁兄的补充，都是我想说的。
谢谢楼主，很受益。
我想中国历史文化上有“德治”的传统，
从大方面讲：
中国文化有一个特征就是对土地和疆土的“大一统”，分久必合，
但是地域有很大的贫富差别，只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调配资源时才能通盘考虑，做到合理公平。上层中央政府的处事的公平公正性，才能让下面的地方政府服气，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
从小方面讲：
长期的农耕经济方式，决定了家族，家庭的人与人关系的稳定，这种稳定是要靠年长者以身作则，以德服人来维持的。
我想这就是儒家的“仁”，道家的“无为不扰民”和佛家的“行善积德”在中华大地扎根的基础。
其实这很合天道：人生有限，别占用太多的东西，你用不完，至少得给别人条活路，你好他也好，社会稳定和谐，这是的共赢，这是相生的道。
民不患寡，患不均，文革中虽破四旧，其实文化传统还是很强大的，加上执政的共产党就是以“为人民服务”获得民心而得天下的， 所以在对待财富和待遇上，大多数普便的干部都能保持较好的个人品德，不贪，所以民怨也小，因为上面自律，下面也效法。
上位有德，上行下效，风气良好；
上位无德，上梁不正，下梁就歪。
上位者，下位者，都是人，都有人性之恶的地方，
但是风气不好，责在上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