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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参谋总部中校参谋陈昭凯奔跑上前，面对从日机上下来，大摇大摆的日本人，威严挺立，厉声质问：“你是日本方面的什么人?为什么不遵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执行?你是用这种态度来投降的吗？”
亲历南京受降
口述 朱光熹
整理 汪烈九
朱光熹，现年87岁，湖北省仙桃市退休教师。抗战之始投笔从戎。参加过滇缅战役，受到何应钦的提携，亲历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京受(日)降仪式，稍后又参与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直至向我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从事教育工作到退休。朱先生以其十分清晰的头脑，惊人的记忆力，接受了我的采访。朱先生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的叙述极具史料价值。适值抗战胜利60周年，笔者将记录稿整理并经朱先生过目同意发表。
——整理者
一、艰难困苦中，我们在前线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945年3月，青年远征军在腾冲消灭了日军一个师团，击毙了一个日军师团长。远征军一名战士将日酋首级割下，抹了一斤食盐，袋装回滇，展示于大街上，让昆明的老百姓欣喜若狂，鸣放了整整一天的鞭炮。我情不自禁地将这件事情写成通讯，寄给重庆一家报纸发表。这件小事引起何应钦的关注，直接点名要我即赴青年远征军驻印(度)军的中国陆军总部。总部设在昆明市昆华师范学校内，经过两层岗哨，到达何应钦办会室内，不知怎么，这儿聚集了不少上层女士，正与何总司令谈论着什么。何总司令注目我一会，听我报告来到后，才微笑一下发问:“你来远征军多久?”我回答刚巧两个月。何再问:“令尊朱树烈先生?”我回复是。谈话就此结束。何令一位参谋引我去另一间办公室，办理调动手续，我由一名中校文职团级提升为陆军总部的上校人事参谋，主管机要。
在我们总部获知的消息说，由李汉萍率领的中国伞兵，未遇任何抵抗，竟兵不血刃地收复了南宁。李汉萍当然不放心，他派兵四出打听，仍然没有日军线索。总司令何应钦不怀疑日军的衰退，而暗暗责怪李汉萍的“不力”，他点将冷欣.让这位陆军总部的中将副参谋长披挂上阵，去前线指挥所担任指挥官，负责寻找日军在桂的主力踪迹。先冷而去广西的另外两将萧毅肃、卫立煌两部，在八桂大地也未遭遇日军的任何抵抗，只好安营扎寨于南宁四周。冷欣在广西前线“指挥”的结果，与李汉萍、萧毅肃毫无二样。到这时候，何应钦还不放心，狡诈的日军会如此善罢甘休?他召集将校大会，在会上大声疾呼:“战机难得”，必须“倾全力以赴”!于是，他命陆军总部直属各机关于8月1日，分队组团，浩浩荡荡，开出昆明。我所在的分团，经贵州，向广西进发。我这个人事参谋负责押运人事档案，随第一批辎重车队，载运大批行李，日夜兼程。南方雨多，有时又遇泥泞土路，车轮陷于烂坑之中不得自拔，只得等候天气转睛，方能赶路。不知不觉，停停走走，到达盘县，已是8月15号。这天本是日本人投降的日子，可我们是运载后勤物资的分团，没有任何通信设备，自然是惘然无所知。这儿天黑得迟，晚上8点半了，天色才暗了下来。但车队仍然不停，欲赶到盘县县城宿营。谁也没有料及，此刻，盘县县城郊外，灯笼火把，一片啊嗬之声，再行不远，传来了盘县县城方向的鞭炮声，更令人吃惊的是，苗寨里枪声大作，吼叫声不绝于耳。我们立时停车，从司机台上下来，徒步向盘县县城方向慢行，侦察四周动静。车队缓行，人在前面，这样侦察行走半小时，刚接近县城只见各处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可以判断，绝不是苗寨发生了什么，但为何有如此壮观的现象发生呢?我看到了城门边有一座吊着长串灯笼的大茶馆，串灯照映着茶招，上书“普洱茶”3个大字，分外醒目。我上前去打听。从茶馆走出一位女子，招呼后给我看座，呼叫茶博士上茶的同时，她出示戏目单，问我:“从远途来的?辛苦了，老总。是点《斩黄袍》，还是要《辕门斩子》?”我撇开这些，急切地问她：“缘何有这么密集的枪声?”女子嫣然一笑:“老总，这天大的事，怎么还不晓得!日本人投降了啊!喝茶，听戏!美国人爱放枪，就让他们放罢，人家有的是子弹。”我又问：“你知不知道这消息从哪里来?”女子认真地回答：“美国空军陈纳德在盘县县城的电台高音喇叭都叫了半天了，日本龟儿子举手投降了！”
这时候我哪有心思听戏喝茶。我突然想，我们十轮大卡车上不也有卡宾枪，我给女戏子茶博士丢下一券小钞后，带领10余名弟兄，登车取枪，用枪声渲泄我们胸中的狂喜，对天狠发枪弹，庆祝终于迎来了抗日胜利的这一天!
离开盘县县城，我们继续向广西方向进发。新的命令下达：车队不去广西了，改向去湖南芷江。我沿途搜集报纸，总想追寻日本人投降时的情景，从字里行间得到这些杀人魔鬼的结果。也许是我性情太急，我搜集到的报纸不少，我需要的东西却一点也无。到了芷江，有了稳定的生活环境，能够上下班，便抽时间跑芷江县政府，找文书翻阅近期各种报纸。尽管那时没有新闻纸印报，而粗糙的土纸也能印出黄纸黑字，只是照片皆尽模糊，全靠说明文字补充。
真没有料到，这次日本投降，竟与我这个偏居一隅的国民党中层军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联系。
二、从芷江到南京，我亲历受降的全过程
我确实有过一种想法，希望能目睹侵华日酋如何像一只丧家之犬，匍匐于中国老百姓脚下。以此告慰我的恋人粟君及千千万万惨死于日军铁蹄之下的中国生灵!
由总司令何应钦口授，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亲拟一份特殊电文，敦促驻南京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须在接电后，立派专机、专人来芷江中国陆军总部投降。规定：来机不得携带任何武器，机翼上须挂白色降旗；进入芷江机场上空时，须绕场飞行一周，方可取45°角度降落，以表示投降者的诚意。
日方接电后，确实不敢怠慢，立派专机专人飞芷江。但机上未挂白旗，也没有绕场飞行一圈，像一般飞行，直降芷江机场。
日本人8年的横行霸道，8年的如入无人之境的法西斯嘴脸，至今仍旧狂妄无忌，咄咄逼人?我们参谋部的全体参谋，个个义愤填膺。陆军参谋总部中校参谋陈昭凯奔跑上前，面对从日机上下来，大摇大摆的日本人，威严挺立，厉声质问：“你是日本方面的什么人?为什么不遵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执行?你是用这种态度来投降的吗？”
三、陈昭凯的高亢激愤，令在场军人莫不感到荡气回肠，扬眉吐气。
下机的日本人，面无表情，遭训斥后，表情仍无收敛，毫不在乎，慢条斯理:“我叫今井武夫。我奉冈村总司令之命，前来芷江与贵方洽降，而非投降，故一切从简，希望贵方谅解。”
陈昭凯带今井武夫去见何应钦。听了陈昭凯呈述今井在机场的表现，何根本不计较对方的傲慢，只嗯嗯两声后决定，派陈昭凯随今井武夫飞南京洽谈降事。
我们参谋部的几名参谋，对何总司令的“仁者”态度，深感失望，禁不住发些议论，当然这只是私下的。一致认为，何是亲日的。这不是猜测，而是有事实依据。他于1935年6月，与日本驻我华北的司令部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取消国民党建在河北及平津等地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及宪兵第二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消河北反日团体和压制群众反日活动。《何梅协定》表明何应钦公然放弃国家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七·七”全面侵华战争埋下隐患。这恐怕就是何应钦“谅解”今井武夫恶劣表演的最好说明:绝非偶然!
陈昭凯去南京5天后回到芷江。他被指定向参谋部副参谋长冷欣报告了与日方洽谈有关受降的具体事宜。冷欣由何应钦指派率领包括我在内的整整20名上校军官，全副武装地直飞南京。
但是，冷欣一到南京地面，竟与降将之首冈村宁次握手言欢，直急得我们同时抵达南京的20名上校参谋，顿足拍胸，连呼:“丢人现眼!”一握已失中国军人的气节，冷欣竟在一握之后，还向冈村问安，这令在机场的各国记者大感惊诧:败将是冈村还是冷欣？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但记者们绝不轻饶冷欣，他们纷纷举起像机，镁光闪闪，将冷欣的丑态，冈村的傲慢，真真实实地摄入镜头。第二天各报，均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中日已经握手!》的照片。富有正义感的仁人君子、有识之士见报后，纷纷发电报打电话，质问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冷欣所作所为，谅已见晓，这究竟成何体统呢?”何应钦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迫当众责备冷欣:“忘掉了中国军人之军威，丢掉了中国的国格!”何应钦运用了扬汤止沸之法。我们几位参谋私下议论:“上梁不正，下梁才歪。”
四、受降仪式定于1945年9月19日上午9时，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礼堂举行。
包括我在内的20名上校军官，在萧毅肃短暂的训话后，整队去中央军校礼堂。一路上我感到肩上似乎挑了重担，要把中国军人的仪表，充分展现在日人面前，世界各国记者面前:中国军人绝非孬种，绝非东亚病夫！确实，我们20位中，实在没有一个对不住观众的，个个身高1米8以上，少有书卷气息，如此仪容、队列，足令冈村等日军自愧弗如。
时钟指向8点30分，我新编第六师仪仗队由驻地飞来，稍事休整，立即进入角色，列队军校门前。
9月上旬的南京，仍显闷热，但饱经日军蹂躏的南京市民不愿放弃一睹日军败将“尊容”的机会，从四面八方涌来，自觉地守候在警戒线以外，静寂无声，而城市的不远处，却传来不绝于耳的鞭炮声。
礼堂大门口是金碧辉煌的4个大字:和平永驻。厅内大屏风上缀一个硕大字母“V”，象征中国抗日胜利。
8点51分，何应钦率一行将领自右侧门进礼堂入席。何应钦居受降席正中位:左边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右边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
8点52分，日方投降代表在门外用中国话喊“报告”后，由我方领引军官引降将们从正门进入礼堂。
此时的冈村，面如黄表，毫无血色，垂头耸肩，带着他的一班丧家之辈逐渐移近席位，整齐一致地立正，向受降方行鞠躬礼，才依次就座。与一班降将相反，曾去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仍显狂傲，慢条斯理，一切行动，极带勉强。今井的表现，令我方20名上校军官射出愤怒的眼光。
9时整，何应钦向萧毅肃示意:受降仪式开始。萧毅肃居高临下，威严发令:“冈村宁次须缴验身份证明!”冈村立即站起来，向萧奉送一份文件，萧稍加浏览，又将文件掷于冈村面前，冈村恭敬接受。萧再将中方代印的“降书”抛向冈村，冈村仔细捧读降书后下意识地点头，尔后就近握竹管毛笔，移近席面上的砚台，舔墨时稍有沉思，仅一忽儿，提笔签名，搁笔后摸出图章加盖，双手伸出，递送降书给何应钦。
何应钦接降书后，冈村随之报告：“因内急，请允许我如厕!”本该由萧毅肃回答，而萧明知冈村耍无赖，默而不应。何应钦却说：“去罢!”让冈村好下台。获准后，冈村竟忘了拿文件包(后由今井武夫代收)立即离席下位。
我此时又一次热血奔涌周身，为什么让冈村早早退出降位，不能让各国记者多照几张冈村的丑态，让世界人民更看清侵略者的可耻下场?
美联社记者反应敏捷，见冈村即将走出会场，怎可失去这千载难逢的采访良机，于是跨大几步，逼近冈村急问：“冈村先生对今天的签降有何感想？”冈村边走边答：“军人以服从上级为第一天职。无个人感想。”记者发第二问：“日本投降后向何处去？”冈村根本不回头地回答:“本人以为，日本可以成为东方之瑞士、海上之瑞士以自立。”临近大门，记者拦住冈村发第三问：“日本需要多少年方能实现目标?”冈村越过记者走出大门才回答:“50年!”他已走到他的防弹车前，拉开车门一头扎了进去，把美联社记者丢弃一旁，汽车便一溜烟飞驰而去。冈村根本就没有上厕所。
两旁众多记者，无不摇头叹息：“这个狡诈百出的家伙!”据当时传媒透露，冈村称病回到驻地，即召近前部属下达训示:“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之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念及我征战万里，确信必胜英勇善战之将兵，以及皇国之苦难前程，万感交集，无限悲痛……”
冈村受庇，没有受到审判，总是令我心存遗憾
投降仪式一过，萧毅肃以中国陆军总参谋长名义，命令冈村宁次的所谓“中国派遣军”必须立即更名以符合投降者身份。不得已，冈村只得摘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牌子，更名“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自封联络部长官，配合中国方面对日俘的遣返工作。冈村深居简出，对外事务一切由今井武夫代理。萧毅肃对冈村仍旧装腔作势摆架子的行径十分不满，他不怕犯上，对何应钦说“日方事无巨细，都往今井身上一推了之，实属狂妄，应予警示。”何应钦却不置可否，听之任之。
但是，总参谋长白崇禧对降将的态度鲜明，绝不吃冈村那装死卖活的一套，每以中国军队总参谋长的名义下令：“冈村来见！”令前不会加上一个请字。冈村得令，无可奈何，只得在白的面前装模作样，虚与委蛇，静听白总参长的训斥，履行他的“军人以服从为第一天职”的义务。
从《中央日报》得知，由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军事法庭，负责审理如何惩处日本甲级战犯。这11个国家包括了美、英、苏、中等国家怎样界定战犯，多少数目。事隔60年，我记得一个数字，即由澳大利亚提出日本战犯应该是100名!其它各国都提出了不同数字，已难记得，然而受害最为深重的中国，由国民党高层提出仅为21人， 斯大林坚决不同意，说少了。后由国际检察局提出，定日本战犯为26名吧!这样才勉强摆平。
1946年的春节，我是在老家湖北仙桃度过，返回南京时，受调去由周恩来、马歇尔、张群3人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刚巧，我与张群的一位参谋黄云祥同组同室，他又跟我同龄，我们以“年兄”相称。因为亲密无间，我俩无所不谈，我就提及，日本26名战犯中，冈村宁次总该算一个吧?黄云祥哈哈大笑一阵后挖苦我:“你老兄竟然比何应钦的法力还大，把冈村这头老狐狸塞进战犯中去?”我十分惊诧:指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都不是战犯，难道是那些日军校佐？
尽管我对重判冈村不抱多大希望，但仍对法官石美喻报有幻想，希望他秉公直断，得到国际法庭支持，越过中国高层的干预，给冈村应有的下场。石美喻曾在全国司法考试中获第一名，在许多国内重大案件上，他的公正受到肯定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上层人士。
后来我离开北平奔走东北，对审判冈村再无得到什么消息。但在南下的火车上，我看到一本小册子，称石美喻为审判冈村，特意找过何应钦，何说了句无边无际的话：“你们看着办吧？”石知是何应钦给他出了道难题，他在1948年8月14日预审时，向听众发出1000张旁听券，让听众于8月23日正式审理冈村时参加旁听，这就是石美喻做了件力所能及的事，为审判冈村而造势。
直至我于1948年底向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也不知冈村在中国受审后的结局。
我由人民政府安排，回家乡担任了人民教师，且教历史。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一位名叫涂子容的南下干部为我们作动员报告，讲到中国的抗战史，讲到民主人士在共产党统一战线上，为审判冈村与国民党当局所作的斗争史实。
他讲到石美喻曾在法庭上言不由衷，说冈村是在民国33年11月才被任命日军统帅的，对前段日军罪行不应负有责任。涂子容指出，冈村宁次是个“中国通”，早在1925年就是中国军阀孙传芳的顾问，1932年参加侵略上海的战争，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1937年“七.七”事变先后任日军师团长、11军军长、第六方面军司令官、驻武汉日军司令直至日军派遣军最高司令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的诉状，指出冈村宁次1939年至1945年，他指挥日军在华北、华中两地杀害军民近60万人，烧毁房屋20万间，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将冈村列为一号战犯。
涂说，冈村于1946年初给何应钦写信，提出他可以帮助国民党去“消灭共产党”。蒋介石看了冈村的信，指示何应钦给予冈村以优厚条件，让他写出《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一文。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冈村是这样才受到庇护的。涂还说，冈村虽受到监禁，石美喻的审判书最终说冈村既无触犯战规或其它违法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战犯居然无罪！我对石美喻心存的希望是多么的无知啊！但这又怎能单单的责怪他呢，他只不过做了蒋、何的传声筒而已。
涂子容还说，平心而论，李宗仁还是有正义感的，他担任代理总统，政局虽在飘摇之中，他还指示商震重新将宣判无罪的冈村关进监狱以待重新公正审判。然而，美国的轮船于1948年元月底，载走了冈村宁次，送他回到了日本！
涂子容的这次演讲，后来从教科书中，从史料中得到充分印证，一点都不含糊。
还应该补充的是，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邀请大战犯冈村宁次去担任“革命家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成为蒋手下的大红人。
1966年，冈村活到82岁才死去。今年，我也87岁了。一天不死，这口气我是怎么也吞不下去的。因为人家的后人，还在靖国神社祈祷战争罪犯的精神复活呢。
附：下面的，是一个删节本：
亲历南京受降
朱光熹，现年８７岁，湖北省仙桃市退休教师。其父朱树烈，曾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从床底下拖出黎元洪来，请他当都督。朱光熹抗战之始投笔从戎。参加过滇缅战役，受到何应钦的提携，亲历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京受（日）降仪式，稍后又参与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直至向我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从事教育工作到退休。
一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时，我是由何应钦任总司令的国民党陆军总部的一名上校人事参谋，主管机要。陆军总部设在湖南芷江。
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口授，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亲拟的一份特殊电文，变成了发报机上的清脆悦耳之声：“滴，滴，滴……”表达出了中国军民的威严，敦促驻南京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须在接电后，立派专机、专人来芷江中国陆军总部投降。规定：来机不得携带任何武器，机翼上须挂白色降旗；进入芷江机场上空时，须绕场飞行一周，方可取４５°角度降落，以表示投降者的诚意。
日方接电后，确实不敢怠慢，立派专机专人飞芷江。但机上未挂白旗，也没有绕场飞行一圈，像一般飞行，直降芷江机场。
噫，日本人８年的横行霸道，８年的如入无人之境的法西斯嘴脸，至今仍旧初衷不改，仍旧狂妄无忌，咄咄逼人？我们参谋部的全体参谋，个个义愤填膺。
陆军参谋总部中校参谋陈昭凯，奔跑上前，面对大摇大摆从日机上下来的日本人，威严挺立，厉声质问：“你是日本方面的什么人？为什么不遵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你是用这种态度来投降的吗？”
下机的日本人，面无表情。他矮短身材，人中上蓄短髭，鼻梁上架金丝眼镜，倒钵形的军帽戴得十分周正。他遭训斥，表情仍无收敛，毫不在乎，慢条斯理，启齿道：“我叫今井武夫。我奉冈村总司令之命，前来芷江与贵方洽降，而非投降，故一切从简，希望贵方谅解。”陈昭凯不好再行追究，满腔的怒火化作一声国骂：“老奸巨猾，吊儿郎当！”
陈昭凯带今井武夫去见何应钦。听了陈昭凯陈述今井在机场的表现，何根本不计较对方的傲慢，只嗯嗯两声后决定，派陈昭凯随今井武夫飞南京洽谈降事。
我们参谋部的几名参谋，对何总司令的“仁者”态度，深感失望，禁不住发些议论，当然这只是私下的，一致认为，何是亲日的。
二
陈昭凯去南京５天后回到芷江。他被指定向参谋部副参长、少将冷欣报告与日方洽谈有关受降的具体事宜。冷欣由何应钦指派率领包括我在内的２０名上校军官，全副武装地直飞南京。
这就是我阔别８载的南京?这就是日军屠杀过我３０万同胞的南京?派遣军总司令至今仍在作威作福的南京?我走下飞机，没有有幸参加受降仪式的兴奋，只有泪流满面，往事真不堪回首！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是一纸降书所能赔补的吗？是一个投降、受降仪式所能赔补的吗？
不知是受何应钦优待今井的影响，还是缺少了中华民族的骨气，冷欣一到南京地面，竟与日酋、降将之首冈村宁次握手言欢，直急得我们同时抵达南京的２０名上校参谋，捶胸顿足，连呼：“丢人现眼！”更过分的是，冷欣竟在一握之后，还向冈村问安，这令在机场的各国记者大感惊诧：败将是冈村还是冷欣，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但记者们绝不轻饶冷欣，他们纷纷举起相机，镁光闪闪，将冷欣的丑态，冈村的傲慢，真真实实地摄入镜头。第二天各报，均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中日已经握手！》的照片。我国富有正义感的仁人君子、有识之士见报后，纷纷发电报打电话，质问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冷欣所作所为，谅已见晓，这究竟成何体统呢？”何应钦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迫当众责备冷欣：“忘掉了中国军人之军威，丢掉了中国的国格?”何应钦运用了扬汤止沸之法。我们几位参谋私下议论：“上梁不正，下梁才歪。”
三
受降仪式定于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９日上午９时，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礼堂举行。
包括我在内的２０名上校军官，在萧毅肃短暂的训话后，整队随萧去中央军校礼堂。一路上我感到肩上似乎挑了重担，要把中国军人的仪表，充分展现在日人面前、世界各国记者面前：中国军人绝非孬种，绝非东亚病夫。确实，我们２０位中，没有一个对不住观众的，个个１米８以上，豪迈英武。
时钟指向８点３０分，新编第六师仪仗队上午７时许才由驻地飞来，稍事休整，立即进入角色，列队军校门前。
南京９月上旬的天气，仍显闷热。饱经日军蹂躏的南京市民不愿放弃一睹日军败将“尊容”的机会，从四面八方涌来，但均守纪律，自觉地守候在警戒线以外，静寂无声；城市的不远处，传来不绝于耳的鞭炮声。
礼堂入口悬了金碧辉煌的四个大字：“和平永驻”。
厅内大屏风上缀一个硕大字母“ｖ”，象征中国抗日胜利。
８点５１分，何应钦率一行将领，自右侧门进礼堂入席。何应钦居受降席正中位；左边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右边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
８点５２分，日方投降代表在门外用中国话喊“报告”后，由中方领引军官引降将们从正门进入礼堂。
此时的冈村，面如黄纸，垂头耸肩，带着他的一班丧家之辈逐渐移近席位，整齐一致地立正，向受降方行鞠躬礼，才依次就座。与一班降将相反，曾去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仍显犴傲，慢条斯理，一切行动，极为勉强。
９点钟响，何应钦向萧毅肃示意：受降仪式开始。萧毅肃居高临下，威严发令：“冈村宁次须缴验身份证明！”冈村立即站起来，向萧奉送一份文件，萧稍加浏览，又将文件掷于冈村面前，冈村恭敬接受。萧再将中方代印的“降书”抛向冈村，冈村仔细捧读降书后，下意识地点头，而后就近握竹管毛笔，移近席面上的砚台，舔墨时稍有沉思，仅一忽儿，提笔签名，搁笔后摸出图章加盖，双手伸出，递送降书给何应钦。何应钦接降书后，冈村随之报告：“因内急，请允许我如厕?”
本该由萧毅肃回答，而萧明知冈村耍无赖，默而不应。何应钦却说：“去吧?”让冈村下台。获准后，冈村竟忘了拿文件包?后由今井武夫代收?立即离席下位。
美联社记者反应敏捷，见冈村即将走出会场，大跨几步，逼近冈村急问：“冈村先生对今天的签降有何感想？”冈村边走边答：“军人以服从上级为第一天职。无个人感想。”记者发第二问：“日本投降后向何处去？”冈村根本不回头地回答：“本人以为，日本可以成为东方之瑞士、海上之瑞士以自立。”临近大门，记者拦住冈村发第三问：“日本需要多少年方能实现目标？”冈村越过记者已出大门才回答：“５０年?”他已走到他的防弹车前，拉开车门一头扎了进去，把美联社记者丢弃一旁，汽车便一溜烟飞驰而去，冈村根本就没有上厕所。
据当时传媒透露，冈村回到驻地，即召近前部属下达训示：“万感交集，无限悲痛……”
四
受降仪式一过，萧毅肃以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名义，命令冈村宁次的所谓“中国派遣军”必须立即更名以符合投降者身份。不得已，冈村只得摘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牌子，更名“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自封联络部长官，配合中国方面对日俘的遣返工作。冈村深居简出，对外事务一切由今井武夫代理。
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白崇禧对降将的态度鲜明，绝不吃冈村那装死卖活的一套，每以总参谋长的名义下令：“冈村来见?”令前不会安上一个“请”字。冈村得令，无可奈何，只得在白的面前装一番赖，静听白总长的训斥，履行他的“军人以服从为第一天职”的义务。
在国民党某些高层的庇护下，冈村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战犯居然被远东军事法庭宣布无罪！李宗仁担任代理总统期间，指示商震将宣判无罪的冈村关进监狱以待重新公正审判。然而，美国的轮船于１９４８年元月底，载走了冈村宁次，送他回到了日本。１９５０年，蒋介石在台湾邀请战犯冈村宁次去担任“革命家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冈村成为蒋手下的大红人。
１９６６年，冈村活到８２岁才死去。今年，我也８７岁了，一天不死，这口气我怎么也吞不下去！因为冈村的后人，至今还在靖国神社祈祷战争罪犯的精神复活。朱光熹／口述汪烈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