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资料
正文

大跃进"始作俑者”心理动机探秘zt

(2009-10-17 00:49:36) 下一个
大跃进始作俑者”心理动机探秘


源起于1957年底的那场大跃进,给亿万中国人带来了一场无情的大灾难!

毛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施以”机关枪、迫击炮及其他“的火力攻击时,曾经怒发戟指地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其无后乎?“

祸起于莫斯科会议后毛泽东“超英赶美”压苏联、与赫鲁晓夫争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雄心壮志”,和由此而来抢先于苏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中国社会拖进了灾难深重的苦海。

1958年1月11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大批周恩来的“反冒进”时,他气势摄人地借题发挥了一通:“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毛泽东一股作气应承下来,并以此洋洋自得地大谈起他心中的宏图伟略:大跃进!

大跃进是毛泽东狂热冲动的产物,是一场因“伟大领袖”个人好恶和性格而造成的民族大灾难!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焦虑状态!

南宁会议,体现了他不顾一切向前冲的决心;北戴河会议,正式吹响了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炼钢铁”的进军号。什么大不列颠、美利坚,统统不在话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三年建成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了毛泽东心中最富特色的口号。毛泽东的激情好象一把火,燃烧着整个神洲。中国大陆陷入一场全民狂热的激情冲动之中!

以历史的眼光,平心静气而论,就毛泽东的心理特质,遇上鲁莽而又叛逆,大刀阔斧而又敢作敢为的赫鲁晓夫,真是他命中注定的不幸!引发起毛泽东晚年心理上纠缠不息又挥之不去两大梦魇的,就是这个苏联人!

晚年毛泽东心理障碍重重,寻根刨底,基本都能溯源于赫鲁晓夫行为所造成两大刺激: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全面破产,否定斯大林而引发的接班人危机。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揭发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布达佩斯“暴乱”,愤怒的群众捣毁了斯大林铜像……

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对于斯大林神像的坍塌,毛泽东也是有些私心窃喜,这是中国人伸张民族情怀的大好机遇。他说:“孙悟空甩掉了头上的金箍咒!”他在党内发起了一场关于斯大林对中共所犯错误的清算。

毛泽东不喜欢也看不起赫鲁晓夫这位鲁莽、冲动、夸夸其谈且狂妄自大的苏联领袖,他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身后的批判,和由此将在中国引发的危机。他说:“个人崇拜还是要搞一点的。六亿多人口的中国,不搞一点个人崇拜,那还得了!”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焦虑状态!

在大唱“苏联为首”高调的同时,毛泽东以斯大林问题、国际共运中各国党的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核时代是和平过渡还是战争、社会主义建设要赶超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向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发起全面挑战。

但他心中有数,关键的问题还是经济实力。

11月7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激情洋溢地宣布,要通过和平竞赛,苏联在十五年内要赶上并超过美国。苏共领导人确定,从1959年内算起,在十二年内达到共产主义。

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毛泽东闻风而动,11月18日,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更是慷慨激昂地向世人宣布:“中国人是很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8年8月风起云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将中国大陆引向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潮。毛泽东豪情勃发,激情似火,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争雄苏联,那是为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情,为了他领袖群伦的欲望,更是为了他从青年时代痴迷的“新村”主义演绎而来的那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梦想!

“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的社会模式被创造出来后,毛泽东自认为是找到了他心中的“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被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新曙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结构”。

在两千多年历史的小农经济和皇权专制的中国,人民公社大有市场。

人民公社的“原教旨”指导思想是“一大二公穷过渡”,组织原则即军事共产主义,社会结构为共产、共食、共居的新村乌托邦。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并建立起公共食堂、托儿所、幸福院、缝纫厂,实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公社所有,建立起军事化共产主义体制。

这种军事化的国家农奴制,使得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农民,成为国家农奴,并成为其最大限度榨取农产品的源泉,成为各级干部大搞“大兵团作战”,“争上游”、“夺红旗”、大跃进的工具,“五风”如洪水猛兽横扫中国大陆。所谓“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高征购风”及“强迫命令风”下的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和生活特殊化。

这一切使得中国大陆的广大农民彻底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加上时值秋收季节,又大搞“钢铁元帅升帐”,“九千万人大炼钢铁”,致使收割时节严重缺乏劳动力,各地普遍出现“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的情景。

到1958年底,丰年不丰收的各人民公社,就普遍陷入严重的饥荒。而1959年的春荒,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据中共中央有关材料表明,至1959年4月底,全国因饥饿而发生浮肿、干瘦、胃肠道、妇女绝经、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疳积、紫绀等严重病情,将近四千万人次,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北、四川、广西、广东等15个省普遍发生饿死人的情况。

无情的现实,迫使毛泽东逐渐清醒起来。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1958年11月开始的9个月纠左工作,使得大跃进以来的社会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

1959年8月,庐山风云,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万言书中一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诘难,激起毛泽东歇斯底里的勃然大怒,一场“反右倾”、“更大跃进”势不可挡。从此,中国社会彻底改变了因面对困境而实施半年之久的调整方向,并由此陷入了长达三年之久而造成5500万人死难于斯的大饥荒和大灾难!

“反右倾”运动,在“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同时,党内370余万敢于讲真话的正直之士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这还不包括在9月“鸣放”运动中远远大于此数的被动员起来“鸣放”而治罪的广大社员群众!

但是,毛泽东决不甘心承认失败,更不愿意为他所造成的失败承担责任。

当大饥荒来临之后,河南省最早向中央报告饿死人的原因时提出,“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因吃了不卫生的食物和不注意卫生,造成一些地方发生了死人情况”,毛泽东将此批转全国后,于是心领神会而又急于推卸责任的各省省委正好以此为由,在上报材料时纷纷效尤,以此为死人的缘由。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国各省、地、县纷纷成立“防病治病领导小组”。

尽管赫鲁晓夫鉴于中国发生的严重灾难,主动提出希望中国暂缓还债的建议。面对惨败而恼羞成怒的毛泽东,记恨于赫鲁晓夫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不顾于大饥荒和大量死人的严峻现实,意气用事,硬是为了“争一口气”,还清外债。

为此,强夺饥民口中食,以高额征购任务,加重了那场灾荒的程度。毛泽东又一手挑起了中苏大论战,造成中苏交恶。“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成为“伟大领袖”用民族矛盾掩盖国内危机、转移民众视线的有效口实。

于是,“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成为推卸1960~1962年大饥荒责任的理由,成为向全国人民推诿造成苦日子原因的最好解释!

与此同时,各级干部中迷途知返者为解民于水火倒悬,开始推行的“责任田”,与农民死里求生自发的“承包制”和“单干风”相呼应。随着中央一线领导人对于“好大喜功”、“头脑发热”、“专权独断”的“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失去信心,“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路线”,实行起明智的政策调整。随着救民于水火倒悬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出台,中国大陆,终于逐渐走出困境,国计民生渐次有了起色,人民群众、尤其是亿万农民才有了填饱肚子的粮食。

然而,他人的成就必然会凸现其既往的错误,必须将以刘、邓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置于万众唾弃的绝地!

为此,“伟大领袖”刻意进一步煽动起民众新的危机感,刘、邓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渐次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联系挂钩在一起。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批“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危言耸听地对深入人心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举发难。他说,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愤愤不平地说,“赫鲁晓夫也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历来习惯于受人愚弄和臣服于强权而刚吃饱肚子的中国人民,被“两极分化”吓得胆战心惊,又将再次随着牧羊人手中的皮鞭,被轰赶紧了新的危机和灾难……

的确,大跃进是毛泽东自诩的“好大喜功”,狂热冲动的产物,也是从此以后毛泽东心中讳莫如深的疮疤。如果说此前毛泽东的心理动机,志在高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慨,要建千秋大业,立万世奇功;而自此以后,他心中感到受人以柄,危机四伏,惶惶不安,生怕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落到像斯大林那样身后被人否定的下场。

从而,一场新的运动,又在窥视着劫难丛生的中国!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