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心情
世情险恶，人情淡薄。雨送黄昏，花谢易落。曾几何时，昨非今是。雨后黄昏，博客行乐。
正文
外来文明进入中国后大多变得不伦不类，往往徒具外在形式而失去精神内赅。
李教授在国内从事近代史研究，来加拿大探亲。趁机向他打听张君劢目前在国内的“地位”？教授告知，国内学术界已开始对张君劢作“正面的”评价......张君劢何许人也？为什么要在“众星灿烂”的历史人物中，国人今天对他重新评价?
无可奈何花落去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人才辈出的时代。在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各等人物中，张君劢却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一生充满着传奇。他先后经历过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民国政府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又与同期的梁启超、章太炎、张謇、胡适、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段祺瑞、冯国璋、蒋介石、李宗仁、陈立夫、陈济棠、张群、曾琦、李璜、梁漱溟、张东荪、黄炎培、罗隆基以及尼赫鲁、杜鲁门、李承晚等交往密切。张君劢学贯中西，一生循着一个传统儒者的德性，主张以传统中华文明为根基，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力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并毕生为这一目标而奋斗。但随着国共内战日见分晓，张君劢意识到他无法选择在国共任一方的庇护下生活，只有飘零海外，彻底地转入儒学的探究，他迄今于两岸国人仍是陌生者。
中西学俱佳
张君劢，名嘉森，字君劢，一字士森，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1887年1月18日出生于江苏嘉定县一个儒医兼商人的家庭。6岁私塾启蒙，从小读书用功，悟性过人，特用功于朱熹的《近思录》，这滋养了他温和虔敬的性情，也培育了他一生“尊德性”的信念。12岁时，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接受教育(当时风气未开，社会还以科举为正途，故一般家庭不会送孩子上这种学校)。在校每周4天上午读英文，张君劢的英文技能（童子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他大量阅读了译书局翻译的书，对西方典籍的接触，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与此同时，该校也极其注重国学教育，每周3天上午则诵习国文，国文的主要训练是读“三通”，即研究传统中国制度之学不能绕开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不仅如此，还学习策论，也就是政论，张君劢后来擅长写政论文章，最早也是在这里发蒙的。课余时间，张君劢还花了大量精力阅读《资治通鉴》、《日知录》和《曾文正(国藩)公全集》，中国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道德观也浸润到了他的血液里。张君劢学业优异，在中西学方面都得到极好的训练。老师称赞：“其必为我邑之人杰”。
留学日本和德国
1902年，张君劢在宝山应试策论，对此驾轻就熟的他轻松地就中了秀才。1906年，上海宝山选派8人赴日本留学，张君劢和他的弟弟张公权(中国"银行之父")双双入选。同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早稻田当时采用的是英文教材，因此张君劢见识了诸多英文政治和法学典籍。在日本，张君劢以立斋的笔名翻译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反对革命派的“排满”，而主张民族宽容。提倡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使国民成为真正的公民；1910年，张君劢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启程回国。不久，他参加了学部考试，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国末代翰林。随后，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于1913年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学贯中西的大师
张君劢掌握和精通三门外语，用德文和英文写有著作。国学尤其是他的长项，他发表和出版的中文论著都用文言文。就学术方面而言，先后发表《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捶、《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论》、《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主国之道》、《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大和燕大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1958年现代新儒家《文化宣言》的发起人，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
宪政先驱
从政治方面来看，他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旧政协代表，起草过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1945年，7月上,张君劢就中华民国未来宪法发表系列演讲。他认为,国家之所以需要宪法,是由国家的“目的 ”和“职能”决定的。第一,它必须保障人民的安全；第二,它必须保障人民的自由；第三,它必须造成一种法律秩序,使人民的安全和自由得到切实保障。要保护人民的安全和自由,就少不了宪法。张君劢特别强调“人权为宪政基本”。他说,所谓人权,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迁徙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信仰出版自由等种种自由。就此而言,“人权运动实在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础,因为没有人权,就没有民主政治了”。张君劢认为,要保障人权,就必须:第一,要拿人民当人,不可拿人民当奴隶；第二,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权力的限制,即所以抬高人民的地位,为国家百年大计考虑是合算的”；第三,万不可拿一部分人民作为一党之工具,去蹂躏其他人民的权利,政府如果自身采取这种卑劣手段,那只能使国家陷于混乱,而不会实现长治久安。
中华民国的“宪法之父”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国内和国际都要求民主、实现宪政的压力下，张君劢主张直接起用公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利；以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限制总统权力......在国共两大政党及其他党派的共同参与下，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通过了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第一版宪法！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政治体制亦形成半总统半内阁制，尔后进一步还政于民，成为民主社会。因此，张君劢被称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
于国人言，张君劢之最引入注目的“头衔”是中共内战胜局在望时，把他列入通缉的要犯，被毛泽东宣布为第43号“头等战犯”......
待述。
李教授在国内从事近代史研究，来加拿大探亲。趁机向他打听张君劢目前在国内的“地位”？教授告知，国内学术界已开始对张君劢作“正面的”评价......张君劢何许人也？为什么要在“众星灿烂”的历史人物中，国人今天对他重新评价?
无可奈何花落去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人才辈出的时代。在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各等人物中，张君劢却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一生充满着传奇。他先后经历过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民国政府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又与同期的梁启超、章太炎、张謇、胡适、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段祺瑞、冯国璋、蒋介石、李宗仁、陈立夫、陈济棠、张群、曾琦、李璜、梁漱溟、张东荪、黄炎培、罗隆基以及尼赫鲁、杜鲁门、李承晚等交往密切。张君劢学贯中西，一生循着一个传统儒者的德性，主张以传统中华文明为根基，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力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并毕生为这一目标而奋斗。但随着国共内战日见分晓，张君劢意识到他无法选择在国共任一方的庇护下生活，只有飘零海外，彻底地转入儒学的探究，他迄今于两岸国人仍是陌生者。
中西学俱佳
张君劢，名嘉森，字君劢，一字士森，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1887年1月18日出生于江苏嘉定县一个儒医兼商人的家庭。6岁私塾启蒙，从小读书用功，悟性过人，特用功于朱熹的《近思录》，这滋养了他温和虔敬的性情，也培育了他一生“尊德性”的信念。12岁时，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接受教育(当时风气未开，社会还以科举为正途，故一般家庭不会送孩子上这种学校)。在校每周4天上午读英文，张君劢的英文技能（童子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他大量阅读了译书局翻译的书，对西方典籍的接触，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与此同时，该校也极其注重国学教育，每周3天上午则诵习国文，国文的主要训练是读“三通”，即研究传统中国制度之学不能绕开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不仅如此，还学习策论，也就是政论，张君劢后来擅长写政论文章，最早也是在这里发蒙的。课余时间，张君劢还花了大量精力阅读《资治通鉴》、《日知录》和《曾文正(国藩)公全集》，中国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道德观也浸润到了他的血液里。张君劢学业优异，在中西学方面都得到极好的训练。老师称赞：“其必为我邑之人杰”。
留学日本和德国
1902年，张君劢在宝山应试策论，对此驾轻就熟的他轻松地就中了秀才。1906年，上海宝山选派8人赴日本留学，张君劢和他的弟弟张公权(中国"银行之父")双双入选。同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早稻田当时采用的是英文教材，因此张君劢见识了诸多英文政治和法学典籍。在日本，张君劢以立斋的笔名翻译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反对革命派的“排满”，而主张民族宽容。提倡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使国民成为真正的公民；1910年，张君劢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启程回国。不久，他参加了学部考试，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国末代翰林。随后，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于1913年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学贯中西的大师
张君劢掌握和精通三门外语，用德文和英文写有著作。国学尤其是他的长项，他发表和出版的中文论著都用文言文。就学术方面而言，先后发表《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捶、《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论》、《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主国之道》、《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大和燕大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1958年现代新儒家《文化宣言》的发起人，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
宪政先驱
从政治方面来看，他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旧政协代表，起草过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1945年，7月上,张君劢就中华民国未来宪法发表系列演讲。他认为,国家之所以需要宪法,是由国家的“目的 ”和“职能”决定的。第一,它必须保障人民的安全；第二,它必须保障人民的自由；第三,它必须造成一种法律秩序,使人民的安全和自由得到切实保障。要保护人民的安全和自由,就少不了宪法。张君劢特别强调“人权为宪政基本”。他说,所谓人权,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迁徙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信仰出版自由等种种自由。就此而言,“人权运动实在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础,因为没有人权,就没有民主政治了”。张君劢认为,要保障人权,就必须:第一,要拿人民当人,不可拿人民当奴隶；第二,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权力的限制,即所以抬高人民的地位,为国家百年大计考虑是合算的”；第三,万不可拿一部分人民作为一党之工具,去蹂躏其他人民的权利,政府如果自身采取这种卑劣手段,那只能使国家陷于混乱,而不会实现长治久安。
中华民国的“宪法之父”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国内和国际都要求民主、实现宪政的压力下，张君劢主张直接起用公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利；以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限制总统权力......在国共两大政党及其他党派的共同参与下，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通过了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第一版宪法！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政治体制亦形成半总统半内阁制，尔后进一步还政于民，成为民主社会。因此，张君劢被称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
于国人言，张君劢之最引入注目的“头衔”是中共内战胜局在望时，把他列入通缉的要犯，被毛泽东宣布为第43号“头等战犯”......
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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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心情
2009-02-02 04: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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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dongfangshaoer的评论: 谢您的鼓励，我得倍加努力。
dongfangshaoer
2009-01-30 19: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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