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孙姨和梅娘

孙姨和梅娘

史铁生／文

 

柳青的母亲，我叫她孙姨，曾经和现在都这样叫。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年轻时的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一九七二年年底。那时我住在医院，已是寸步难行；每天唯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快过年了，纷纷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

 

“谁是孙姨？”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

 

“一个特棒的老太太，一九五七年的右派。”

 

“右派？”

 

“现在她连工作都没有。”

 

好在那时我们对右派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

 

“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点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

 

“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

 

“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我听得出来，他们是说“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我知道，同学们在想尽办法鼓励我，刺激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

 

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不冷了，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唯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后抚着我的肩膀了。

 

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忠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障的梅娘吧。

 

她跟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说：“下午还有事，我得做饭去了。”说罢，几步跳上台阶走进院中。瑞虎说，她刚在街道上干完活回来，下午还得去一户人家帮忙呢。“帮什么忙？”“其实就是当保姆。”“当保姆？孙姨？”瑞虎说就这还得瞒着呢，所以她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当保姆，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她的什么历史？瑞虎没说，我也不问。那个年代的人都懂得，话说到这儿最好止步。“历史”，这两个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险，可能给你带来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灾难。一说起那个时代，就连“历史”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会变得阴沉、压抑。以至于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倘这时有一两个伛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不用问，那必是“黑五类”，比如右派，比如孙姨。

 

其实孙姨与瑞虎家并不是亲戚，孙姨和瑞虎的母亲是自幼的好友。孙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几十年中两家人过得就像一家。曾经瑞虎生活困难，孙姨经常给他们帮助，后来孙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顾着孙姨的孩子。这两家人的情谊远胜过亲戚。

 

 

梅娘和三个孩子

 

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去世。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小女儿早在她劳改期间就已去世。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病的名称我曾经知道，现在忘了，总之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发作。她的一儿一女都是活蹦乱跳地长到二十岁左右，忽然病倒，虽四处寻医问药，但终告不治。这样的母亲可怎么当啊！这样的孤单的母亲可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这样的在外面受着歧视、回到家里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儿女先后离去的母亲，她是靠着什么活下来的呢？靠她独自的歌声？靠那独自的歌声中的怎样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现在也不敢问。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谁能预见到右派终有一天能被平反啊。

 

如今，我经常在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想起孙姨。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地坛里寻找我，不由得就想起孙姨，那时她在哪儿并且寻找着什么呢？我现在也已年过半百，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于是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亲当年的苦难，从而越来越多地想到孙姨的当年，她的苦难唯加倍地深重。

 

我想，无论她是怎样一个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儿叫柳青。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写作的领路人。并不是说我的写作已经多么好，或者已经能够让她满意，而是说，她把我领上了这条路，经由这条路，我的生命才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

 

 

柳青、梅姨和史铁生

 

一九七三年夏天我出了医院，坐进了终身制的轮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这终身制终于会怎样结束。这时候柳青来了。她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点儿什么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写点儿什么的。”那时她在长影当导演，于是我就迷上了电影，开始写电影剧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写了三万自以为可以拍摄的文字，柳青看了说不行，说这离能够拍摄还差得远。但她又说：“不过我看你行，以我的经验看你肯定可以干写作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继续写，目标只有一个——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够出现在银幕上。我差不多是写一遍寄给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这一稿真的不错，我给叶楠看了他也说还不错。”我记得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并且从那时起，彩蛋也不画了，外语也不学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写作了。

 

大约就是这时，我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著名的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当保姆的孙姨。

 

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说得我心惊胆战。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就是短暂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作品问世呀。

 

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房子，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干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了。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亲也在国外。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旺着呢！”

 

本文选自《在家者说》，史铁生／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1月。

 

 

梅娘：一个与张爱玲齐名
却被历史湮灭的传奇女作家

来源：宸冰读书

 

01.  走进梅娘

 

梅娘，原名孙嘉瑞，1920年出生在东北长春的大户人家。父亲是东北实业巨子孙志远，他因拒绝担任“满洲国”的中央银行副总裁和“通产大臣”的职位，便携带家人搬迁到华北。母亲是偏室，在梅娘两岁时被正房赶出家门，从此生死不明。年幼无知的梅娘以为正室是自己的母亲，便喊她娘亲。

 

有一次，年幼的梅娘不小心踩坏了狐仙堂里供奉的泥塑狐仙的尾巴，她这位娘亲便用鞭子使劲地抽打她，自此以后她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世，因为她认为自己的母亲怎么可能用如此怨恨的眼神盯着自己的女儿呢？后来她知道真相，便在写作的时候取“梅娘”为笔名。梅娘即是“没娘”的谐音，她取这个名字的目的就是为了记录那段承载着太多沉痛的过往。

 

02  远渡日本

 

次年，梅娘在父亲生前好友张鸿鹄的帮助下，远渡东洋赴日留学。吉林女中的日本副校长村田琴给东京女子大学写了一封推荐信，在信中她称赞梅娘是自己教育出来的“满洲淑女”。

 

年轻时的梅娘

 

抵达日本后，梅娘进入东亚日本语学校高级班学习。该校的创办人是松本老人，他是一个中国通，并极力反对日本侵华的行为。松本老人对梅娘说：“日本进满洲，是趁菩萨瞌睡，小鬼偷吃了供奉给菩萨的油豆腐。”后来，梅娘回忆说：“侵略者造成的各种伤害，是嵌在我们的骨髓之中的。松本老人给我的启迪，至今难忘。”

 

 

03  备受瞩目

 

1942年，梅娘从日本留学回国，她受聘于北平《妇女》杂志，并在各大媒体发表小说、散文及翻译作品，其中她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水族系列小说《蚌》《蟹》《鱼》等。她这三篇小说像是跟大家族阳关三叠式的告别礼，小说中的女主角都有着梅娘过去的影子，她挣扎在小说里，像水生动物一样活着，却最终钻进那张早就铺好的网。她在《蚌》里写道：“与其卖给一个男人去做太太，还不如去做野妓。”

 

 

同年年末，北平一家书店与上海《宇宙风》杂志联合举办了“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的读者调查。最终的结果是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并列第一，于是便有了“南玲北梅”之说。那一年，梅娘才22岁。

 

 

04  丈夫离世

 

对于这段时光，梅娘的大女儿柳青曾在回忆录《未曾忘记的》写道：“弟弟是暮生，三个月前带着我和妹妹在台北等待爸爸来过春节，不幸爸爸乘坐的太平轮在台湾海峡遭海难丧生。

 

 

1962年梅娘与儿子孙翔、女儿柳青合影

 

太平轮是一艘由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货轮改造成的客轮，往返上海和台湾基隆港之间，战乱期间一票难求。轮船超载。爸爸并不是和国民党一起撤退台湾去，而是带着北方局刘仁给的特殊使命：说服他的好友，内蒙古政府陆军参谋总长乌古廷起义，为和平打通河西走廊，解放大西北而奔走。他正是陪着乌的家眷去台湾的。得知爸爸的噩耗，妈妈选择不留台湾。虽然她有可能留在那里，或者接受日本大学的聘请去教书。但是她选择回到大陆，回到新中国。这一选择，不仅决定了她的，也决定了我和妹妹，还有肚子里怀着的弟弟的命运。”

 

 

太平轮

 

05  遭受迫害

 

1950年代中期，梅娘陷入到无休止的怀疑和审查，她需要交代丈夫柳龙光的身份和去向，伪满时期她的创作和翻译作品被翻来覆去地质问，而她所获得的“大东亚文学奖”也成为了一大污点。之后，梅娘又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写作权利被剥夺，并被送到北京昌平的一处劳改农场。

 

 

1959年，她13岁的小女儿因体弱多病无人照料，不久便在救济院离世。大女儿柳青到劳改农场哭着告诉她时，她平静地安慰着女儿。后来，她唯一的儿子孙翔在“文革”中串联时染上肝病，治疗几年都不见起色，于是在23岁时就离世了。梅娘为了还医院所欠下的账，她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挑过土，和过泥。在北京的防空洞，从东四头条到十条，梅娘都挖过。后来她还学会了泥瓦匠，不用拉线就把墙砌得又快又好。在街道做绣活时，这位神户女子大学科班出身的淑女，绣得比街道大妈都漂亮。

 

十年浩劫期间，大女儿柳青也跟她划清界限，直到结束后两人才恢复母女关系，梅娘说：“我不计较柳青给过我的伤害，明白她是顺应形势。”

 

06  自我洗白

 

1996年，有关单位召开《沦陷区文学八年》座谈会。这个会本来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而准备的，但是由于涉及到沦陷区文学，主办者为了避免本不应当成为问题的误解和麻烦，一拖再拖，足足推了半年。

 

 

由于此次会议召开历经波折，在会议上梅娘的情绪十分激动，她慷慨激昂地说：“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习惯于不是黑就是白，缺少中间色，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裹读。抗战期间，中国有一半的国土沦丧，我生活的地方，它就沦丧了，个人无法选择。怎么能说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就一概是汉奸文人呢?怎么能对他们的作品统统不予理睬，不予承认呢?“、”我当时写小说，是要想在高压政策之下说点心里话。我们不拿伪政府的钱，也没有受命于任何人去写作。我所追求的，是敢于以人的良知来写作，这是文学的第一职责。我写的东西白纸黑字放在那里，可以接受检验。”

 

07  尾声

梅娘的一生像极了她笔下的鱼和蟹，挣扎在命运和时代的大网中。然而在命运挣扎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妥协，正如她所说的：“真正的淑女，不会流眼泪。在心里挖口井，充足的盐分会滋养强壮的生命。”

 

晚年的梅娘，独自居住在一所小屋里，房间临着喧闹的大街。家里摆放着一张书桌、一盏台灯，倚墙放着一张单人床。她喜欢看韩剧，每周都会打几圈麻将，喜欢和来访者坐在沙发上闲谈。

 

 

有时候，她会感慨道：“生命必然伴随七灾八难，韧才能支撑人类到达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