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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 | 八百米故乡

(2020-08-15 13:58:58) 下一个

作家苏童

 

八百米故乡

 

苏童

 

八百米的世界, 对我们一家, 曾经是一种宿命。

在我的字典里,故乡常常是被缩小的,有时候仅仅缩小成一条狭窄的街道。有时候故乡是被压扁的,它是一片一片的记忆碎片,闪烁着寒冷或者温暖的光芒。所谓我的字典,是一本写作者的字典,我需要的一切词汇,都经过了打包处理,便于携带,包括“故乡”这两个沉重而庞大的字眼。

每个人都有故乡,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的故乡一直在藏匿,在躲闪,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问号。什么是故乡?故乡在哪里?问号始终存在,这么多年了,我还在想象故乡,发现故乡。

1982 年夏天,在一条名叫齐门外大街的街道上居住了二十多年之后,在把四个子女都养大成人之后,我父母乔迁新居,从苏州城最北端的那条老街上继续往北五百米,过一座桥,再穿越一条很短、很狭窄的街道,左手是我母亲工作的水泥厂,右手的工厂宿舍楼,就是他们的新家。

这次乔迁的直线距离, 没有超过八百米,当时我在北京上大学,在千里之外,对新家充满了热情的想象,因为那是新房,在三层楼上,新居的高度和抽水马桶、阳台之类的东西已经让我足够兴奋。我清楚地记得暑假回家的第一个下午,我在新居的阳台上眺望着远处的风 景,怀着一种新生的心情。远处的风景,正面方向是水泥厂工厂区白色的大烟囱和水泥窑,侧面远眺,能看见一家炭黑厂黑色的烟囱和黑色的厂房,在水泥窑的后面,有京沪铁路通过, 可惜水泥窑能看见铁路和火车,我看不见。我从小生活的旧屋, 其实就在东南方向八百米处,我视线能及的地方,但是其他的房屋挡住了那旧屋,我什么也看不见。

那是很多年来我们家的第一次搬迁,是在对环境污染一无所知的年代里,我们从一家化工厂的对面搬到一家水泥厂和一家炭黑厂之间,从被苯酐生 产污染的空气里扑向水泥粉尘和炭黑粉尘的怀抱。空气质量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并没有太多的妨碍,唯一的问题是日常生活的直径改变了。正负八百米,我父亲去市中心上班,骑自行车要多走八百米,我母亲上班少走八百米,可是去看望我外祖母和舅舅们要多走八百米。

对我来说,八百米是一次直径的扩展,美中不足的是这次扩展规模太小,我的生活从一条街到另外一条街,仅仅延伸了八百米,不能遗忘什么,也不能获得什么。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故乡”这个词,可是我所想象的故乡似乎并不存在于这八百米的世界里。

八百米成为一个象征,就像一个人发现故乡的路,很短, 也很长。

我对苏州城北再熟悉不过了。每一条街路,每一间工厂, 甚至大街小巷里的好多户人家,我都知道他们的底细。但是那个地区太拥挤了,太低矮了,我从没有机会彻底解放我的目光,我从来没有获得过登高远眺一览江山的经验。那年夏天,我意识到我对新居的期待是一场空欢喜,三层楼,视线还是被遮蔽的。我无法获得一个观察者的视线,即使是描写一条街的街景,我仍然要通过脑子里的记忆,还有想象。

但是从文学意义上说,八百米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故乡了, 只是稍显局促而已。从孩提时代到二十岁,我主要是在苏州城北的这八百米范围内活动,成长。我的写作,其实一直在利用这局促的八百米的故乡,有一些事物总是在我创作过程中浮现在脑海里,分别是河水、铁路、工厂、河里的客船、驳船和农用船。许多敞开的房屋的门洞,早晨和黄昏街上的人流和嘈杂的市声。

那八百米范围里的居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好多人脸会在我写作的时候悄悄一闪,进入我的记忆,那些事物,那些人,都以故乡的名义降临。为了写作,我有一条虚拟的抵达故乡之路,我习惯设定一个出发点,这是故乡模糊的版图中唯一清晰的地标,也就是零公里处。我设定的所谓的零公里处, 就是我二十岁以前居住的旧屋。

齐门外大街如今拆了一半,保留了一半,被拆去的是临河的房屋,127 号,这个门牌号码现在应该是消失了。那曾经是我母亲的家族很多人的旧屋,一面临街,一面临河。临街的那一侧住着我大舅一家,隔着一个小小的天井,临河的两间屋子曾经住着我们一家和我三舅一家,而在天井的耳房里住着我外祖母。

我三岁那年三舅买下了隔壁一户人家的私房,住到了我们家的隔壁。这样,一个家族的人各有门户,却又紧紧地靠在一起。我母亲这一家家境贫困,从镇江地区的扬中岛上出外谋生,移民到苏州,一直团结在我大舅的周围,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之前,在我和我哥哥出生之前,我们三家人和外婆一起住在另一条街上,东汇路南田村的一所更拥挤的房子里,很奇怪,我后来算了一下那两所房子间的距离,差不多也是八百米。

八百米的世界,对我们一家,曾经是一种宿命。唯一不同的是1982 年夏天的搬迁,让我母亲与这个家族分开了,分开八百米,不算很远,但也不近。这使我母亲在腌咸菜的季节里格外头痛,腌菜的大缸没法搬到新居里去,而且,我母亲特别信任我二舅的脚,认为只有他踩出来的腌菜才好吃。现在,缸没有了,踩缸的“脚”也不在身边,只好放弃腌菜了。

搬家也给我造成了麻烦,且明显大于腌菜的麻烦。我要听从母亲的吩咐走亲戚,暑假或者春节,每年最起码两次,要走八百米的路,回到旧屋去,见过我的外祖母,见过我的大舅大舅母和二舅二舅母,我从127 号一个大家庭的一员,变成了一个亲戚,一个客人。这种新的身份让我感到新奇,又很不自在。

而我家的房子由于是公房,已经被调配给了一个陌生的家庭。我好奇地打量过从前的家,非常怅然地发现,那确实不是我的家了,那户人家粉刷了墙壁,改变了房子的格局,也改变了我母亲家族聚居的格局,不是陌生人融入了这个家族,就是这个家族融入了陌生人的生活。

而我们这个家族,最初就是这个街区的陌生人。我父母是从镇江地区扬中岛上来到苏州的移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所有的身份资料上的籍贯一栏,填写的都是扬中县,改写成苏州是八十年代以后的要求,这个要求忽略了父辈的来历, 强调了出生地的重要。自此,我的身份才与苏州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

我们这个家庭有点特别,几家人聚拢在一起,在一个新的居留地过着家族式的生活,似乎就是要为下一代更改故乡的名字。但故乡的名字是不容易改变的,我们家周围的邻居大多是苏州的老居民,他们早已接纳了我们这个家族,但是,对于我们127 号和 125 号的日常生活,毕竟是有点好奇的。而语言问题首当其冲,语言在我们这个家族里无法统一,我外祖母不会说苏州话,我大舅母不会说扬中话,我的父母和舅舅们则交替使用家乡方言和苏州话——他们互相之间用家乡话交流,对孩子们、对外人都说流利的苏州话。

长辈们的家乡方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们这些孩子感到恐惧,就像一个隐私,唯恐给外人听到,可惜的是,这隐私无法藏匿,因为长辈们从不以他们的家乡为耻。

扬中岛的方言听起来接近苏北话,而苏州这个城市的市民文化与上海相仿,地域歧视从来都是存在的,苏北话历来被众人所不齿。尤其是我的姐姐和表姐们,一旦与别的女孩子发生口水仗,必然会因为长辈们的口音受牵连。无论她们怎么强调扬中岛位于扬子江江心,属于镇江地区,镇江地区是在江南,与苏北无关,都无济于事,通常她们得到的回答是 :镇江话也是苏北话,不管你们的老家在江南还是江北,反正你们不是苏州人,是苏北人!

我们家的下一代都为上一代的家乡辩解过,为地理位置辩解,为口音所属方言辩解,出于虚荣心,或者就是出于恼怒。当你为父母的口音感到恼怒时,你如何体会“故乡”这两个字带来的荣耀?相反,下一代体验的是一种隔绝故乡和遗忘故乡的艰难。说到底,孩子们是没有故乡的,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农村移民的孩子。

失散,团聚,再失散,是我母亲的家族在扬中、苏州两地迁徙生息的结局,没有土地的家族将永远难逃失散的命运。我母亲的家族在几十年的艰难时世里一直聚合在一起,是一个亲密的家族圈的生活,但最终,在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里,一切烟消云散,这个家族的第一代、第二代,还有第三代,最后还是失散了。

五年前,随着苏州齐门外大街的拆迁重建,我的大舅和三舅妈都被安置在了别的居民小区。同样的,由于亲戚关系不可避免地日渐疏远,我甚至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的新家。我在苏州城里有好多表姐表哥,但我不知道他们住在哪个地方, 他们的孩子纷纷到南京来求学,我设法找到他们,把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叫到家里来,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过后,接到那些表姐表哥的电话,是致谢的电话,之后,又恢复漫长的疏远,联系中断了。

我童年时代热闹的家族圈生活完全萎缩了, 家族对于我来说,仅仅是由直系亲属组成,每次回到苏州,我的足迹仅限于我父亲的家和我兄弟姐妹的家,甚至他们都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每两家之间的距离都很遥远,远远超过八百米。对我来说,超过八百米,故乡便开始模糊,开始隐匿,至此, 我的八百米的故乡已经飘忽不见了。

摘自苏童散文集《活着,不着急》,书中收录了包括《女儿红》《船》《女人的声音》等八十余篇苏童散文名篇。描写了作者对故乡生活的细腻回忆,还有作者对童年往事和过往生活的感悟和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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