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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王朔拒绝两次,他凭什么留下那一代人最生猛的样子(ZT)

(2020-06-27 10:59:37) 下一个

作者:叉少

  34岁的摄影师肖全壮着胆子拨通了王朔的电话,话筒那边传来了让他喜欢不起来的京腔。

  “我知道你是苏童、叶兆言的朋友,我也相信你拍得好,可我实在不愿拍照,何况咱俩又不认识,如果有机会在什么地方,一帮哥们儿吃饭喝酒,我喜欢用这样很自然的方式认识你。”

  挂了电话,站在马路边的肖全赶紧往手上哈了口热气。

  “北京的冬天真他妈冷!”

  那是1993年的2月,立志用镜头记录时代人物的成都人肖全第二次被王朔拒绝。

  1986年到1996年,肖全用自己的相机拍下了那十年里“中国文艺界最牛逼的牛鬼蛇神”,然后出了一本摄影集 《我们这一代》 ,成为摄影界的传说。

  顾城、北岛、芒克、崔健、贾平凹、三毛、史铁生、余华、窦唯、何勇、丁武、姜文、张艺谋、陈凯歌、巩俐、王朔、易知难…… 在肖全的镜头里,这些闪亮的人物都留下了自己最风华正茂的瞬间。

  在《十三邀》里,马东反问许知远:“你说现在的文化粗鄙了,那我们曾经精致过吗?”

  我相信,这个问题以后还会有人问起,而《我们这一代》里的每一张照片都可以回答: “当然,我们曾经无比向往过精致、向往过自己思考的日子。”

  1

  1986年12月,四川的《星星诗刊》举办了“中国诗歌节”,邀请了由刊物评选出的中国当代十大青年诗人,有顾城、北岛、舒婷和杨炼等,这些诗人被主办方请到了成都。

  那时候,诗人是顶级的流量明星,走到哪儿都能唤起人山人海的簇拥。跟着一帮写诗办刊物的朋友,肖全走进了这些用诗句叫醒时代的大脑。

  一听说要拍照片,顾城乐得直跳舞,他说自己最喜欢拍照了,又用手指了指头上的帽子,“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给我的”。在成都花园宾馆的一楼,肖全为顾城、谢烨拍下了一张有家的感觉的照片。

  △ 顾城与谢烨

  诗歌节的重头戏当然是诗,在四川作协大楼的会议室,十大诗人轮番上台朗读自己的诗,下面的听众除了欢呼、叫好,还会直接和诗人对呛。

  写出过《回答》《我不相信》的北岛就被四川的诗人diss了,新写的长诗被当场吐槽:“下来吧,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北岛的脸上挂不住了,站起来反击:

  “我从不认为我代表一个时代。诗人应该用作品说话,我想我真正的好作品还在后面。”

  

  △诗歌节上的北岛

  朗读会结束后,观众反而来得更多,把十大诗人堵在休息室出不来,保安抱着各种样式的笔记本,请他们签名。被困两个小时后,顾城受不了了,把门拉开冲了出去,拿胳膊肘架开了一条“血路”。

  在成都的望江公园,诗人们玩得像孩子一样,顾城和谢烨把竹藤编成花篮戴在脖子上,北岛坐在草地上让肖全拍照,舒婷给大家讲述她在美国的见闻。

  回酒店的路上,北岛在车上领着大家唱俄罗斯的老歌《三套车》,肖全等人挥舞着双手,放声歌唱。

  诗歌节结束之后,顾城给肖全邮寄了自己的诗集《黑眼睛》,内页写了一句话:那些花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那次诗歌节之后,十大诗人再也没有聚首过,肖全的镜头里也没有再出现过如此多的诗人。

  两年后,北岛去了欧洲,在波兰访问时偶然碰到了国内的老友,那次相聚让他写出了能被称为好作品的《波兰来客》,只不过诗句里感慨的是梦想的破碎。

  那时我们有梦

  关于文学

  关于爱情

  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

  杯子碰到一起

  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七年后,37岁的顾城在异国的小岛上结束了自己和妻子的生命,这个用黑色眼睛寻找光明的诗人,最终还是和那些花儿一起去了。

  北岛的美国诗人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嚎叫》里写道: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1993年9月,在北京昌平的精神病院,肖全见到了一位几乎被毁掉的诗人郭路生。

  1967年秋天,笔名食指的郭路生19岁,在离京插队之前,朋友在他的日记本扉页上写了四个字“相信未来”。插队间隙,郭路生把这四个字写成了《相信未来》,这首诗在绝望的年代让很多人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但是,郭路生自己差点没扛下去。1973年,因为遭受了强烈刺激,他被诊断为精神分裂,自此一直在医院生活。二十年后,肖全去看他的时候,病情已好转很多。

  在医院黑漆漆的楼道里,肖全问一个坐在地上的病人郭路生在哪儿,那个人喊了一声:“老郭,有人找!”

  一个穿着病号服的大高个热情地走了过来,肖全差点被扑倒,没等介绍完自己,郭路生就握着他的手说:“管他妈你是谁,有人来看我就高兴。”

  肖全问他,你还写诗吗,老郭从床头柜里掏出一个硬壳本子,里面有二十首没发表过的诗,然后自己忘情地背了起来,肖全赶紧拿出录音机。

  △诗人食指

  老郭背得很投入,完了又说自己不想出院。

  “出去干嘛呢,我是疯子。”

  为了请肖全吃饭,老郭找护士长开了一张假条,上面写着:郭路生外出三小时。

  在医院旁边的饭馆里,两人吃了一顿饺子。老郭问肖全,你还拍谁了。一听都是自己的朋友,就挨个问近况。凯歌最近怎么样,芒克在忙什么呢,崔健这个人可了不起,能写出“酒杯里的大海”这么有气派的话。

  2001年,中断了七年的人民文学奖再次启动评选,获得诗歌奖的有两位诗人,海子和食指。

  这结果让人欲哭无泪,海子已经在12年前去世,而食指常年住在精神病院,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一死一疯,诗歌还有未来吗。

  2013年,肖全和北岛在成都重聚,当年的情景涌到眼前,他问北岛:  “振开,还记得那时候你领着我们唱《三套车》吗?”

  在外漂泊太久的诗人摇了摇头,眼睛望着远方说:“我忘了。”

  2

  那烟盒中的云彩

  那酒杯中的大海

  统统装进我空空的胸怀

  1990年3月,崔健在四川省体育场唱起这首让食指赞叹的《从头再来》。那年,为了给亚运会集资100万,崔健开始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全国巡演。

  他从北京、郑州、武汉、西安一路唱到了成都,所到之处场场爆满。在西安那场,有个叫闫凯艳的女大学生,喊得嗓子哑了一个星期,回去之后把学退了,不当会计改学表演,后来改了个名叫闫妮。

  听说崔健到了成都,肖全和朋友们奔走相告。演出当天,三块巨大的红布高挂在体育场内,灯光刚一变暗,崔健就举着一面红旗从后台冲了出来,场内的观众都疯了,肖全被欢呼的声浪震得心脏狂跳。

  

  好多人前一秒还穿着毛衣,瞬间就脱得剩个短袖,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就这么来了。

  离舞台最近的保安面色严肃,他们后面第一排观众里有个姑娘闭着眼睛,忘我地跟着崔健喊着唱着,脸上泪光闪闪。

  当晚演出的高潮是《南泥湾》,歌声响起的时候,肖全放下相机,跟身边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手挽着手,任由泪水流淌,万人的齐声合唱让体育场“地动山摇”。

  这样的阵势让组织者震惊,有人一个电话打到了北京。“这哪儿是演出,这分明是闹革命嘛!”在那之后,崔健的巡演被叫停,一个解释是:快到6月了,亚运会的工作很紧张,就不用办活动捐助了,谢谢你们!

  崔健在成都唱了三场,肖全也拍到了满意的照片,虽然没有按计划唱满四场,摇滚已经在成都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七年后,那个跟着崔健闭眼歌唱的姑娘开了一家名叫小酒馆的酒吧,不经意间成了成都摇滚青年的地标。

  2007年,有一个小伙子从拉萨来到成都,后来他为这座城市写下了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拍完崔健之后,肖全认识了更多的摇滚歌手,有窦唯、何勇和唐朝乐队。1993年9月,肖全来到北京,他住在丁武家里,抽空拍了窦唯跟何勇。

  一天,丁武跟肖全说他们要去新疆演出,你要不要一起去,肖全二话没说就上了飞机,那是摇滚乐第一次走进新疆。

  促成这场演出的是个大学生,他在北京一个地下室看过唐朝的live之后,被震得说不出话,发誓要把这个乐队带到新疆,让自己家乡的人都听听。这个大学生就是当时还在中戏上学的李亚鹏。

  要把唐朝弄到新疆,起码要花十几万,大学生哪有这么多钱。李亚鹏带着8个中学生,把《乌鲁木齐晚报》上有联系方式的广告公司找了个遍,愣是拉来了九万七千块钱的赞助,真就把唐朝送到了自己的老家。

  演出那天,乌鲁木齐唯一的体育馆人声鼎沸,四个长发男人一上台,观众的气氛就被点燃了,丁武的高音,老五的吉他,张炬的贝司和赵年的热鼓,都让下面的人前所未见又如痴如醉,就连新疆的老大爷都跟着节奏跳了起来。

  

  △唐朝乐队在乌鲁木齐

  演出结束后,肖全看见保安们把帽子一摘,让丁武他们在上面签名,他赶紧按下快门,留下这一非同寻常的时刻。直到乐队上了车,现场的男女老少仍不愿散去,几个学生追着车跑,眼看着车灯消失在夜幕中。

  1994年12月,窦唯、何勇和唐朝登上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何勇的《钟鼓楼》让全场尖叫,伴奏三弦的是他的父亲何玉生,笛子来自窦唯,他在台上喊着: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后来,张炬走了,摇滚颓了,已经唱不上高音的丁武在给肖全的信里写道: “坚持下去,咱们可不能垮,咱们一垮,就是垮了一代人。 

  3

  拍诗人和摇滚歌手的照片,让肖全在文艺圈有了点儿名气,朋友鼓励他走出四川把全国的先锋人物拍个遍。

  揣着朋友给他凑的1000块钱,肖全走出了四川,他兜里从没装过这么多钱。在长沙,作家何立伟对肖全的照片赞不绝口,他随手扯下几张长沙市文联的稿纸,给他认为值得拍的作家写推荐信,上面就一句话:这儿有个大师,来拍你们的照片。

  推荐信一封封寄出,肖全一路拍了过去。残雪在长沙,贾平凹在西安,苏童在南京,王安忆在上海,刘恒在北京……当年那个群星闪耀的文坛,常有平地惊雷,你不知道下一部轰动中国的小说会先从哪个城市爆发。

  肖全问西安的出租车司机,你们西安有个了不起的大作家?对方想都没想,“你在说俺们贾平凹吧”。

  在贾平凹家里,两个人聊起了作家三毛,因为这是他们不多的共同话题,肖全给三毛拍过照,贾平凹跟三毛神交已久,在她去世后写过《哭三毛》。

  肖全很幸运,如果再晚来两个月,就会与贾平凹擦肩而过,当时他开始构思一个长篇,马上就会外出封闭写作。

  两年后《废都》出版,铺天盖地的盗版书霸占了全国的地摊。

  地摊的盗版卖得再火,作家还得该干嘛干嘛,就像《大红灯笼高高挂》让张艺谋拿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导演,他的原著作者苏童一如往常,还得挤在南京的一间阁楼里码字。

  南京的夏天酷热,苏童在屋里就穿了个裤衩,肖全跟他相视而坐,作家的形象让他意外,这大哥凭什么那么懂封建时代的女人。

  女人不易懂,女作家更是如此,王安忆就不喜欢那种把自己拍得很漂亮的照片,后来那张让她满意的照片,就是肖全在陪她买菜的路上拍的,背景是一条很具年代感的小巷。

  多年以后,肖全办影展,王安忆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原来那条小巷并不简单。

  “向左拐,张爱玲的弟弟就住在其间,弄口则对着傅雷的家。”

  现在,那一片的旧房已经都拆掉了。

  从成都一路向北,肖全终于走到了首都。北京有太多他想要拍的人。拍谁就先爱上谁,是肖全给自己总结的“秘诀”,要不然拍不出好照片。

  可是,这条规则到王朔这儿就失了效,因为肖全实在对王朔爱不起来。《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尤其不喜欢看,再加上两次邀约失败,肖全在心里放弃了这位当红的作家。

  在建国门的华侨村,肖全见到了刘恒,这位北京作家圈的老大哥,正在给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写剧本。当知道肖全也是海军出身时,在海军当了六年兵的刘恒打开了话匣子,指着桌上吃剩的大饼说:“这是张艺谋刚剩下的,他去机场接巩俐了。”

  吃饭的时候,肖全傻傻地问刘恒,看过《菊豆》没。刘恒说看过,真他妈棒。肖全又问,知道剧本是谁写的吗。刘恒用筷子指了指自己,肖全愣了一下,然后两人一起哈哈大笑。

  聊到王朔的时候,刘恒说那小子也是海军的,待会儿你就给他打电话,我替你说。第二天下午,肖全终于走进了王朔的家门。

  王朔跟肖全想象得差不多,能侃会逗,但言谈间透着实在,肖全边听边笑,全然忘了之前有多不待见这位王老师,还留下了一张特严肃的照片。

  王朔说自己以前什么都写,没辙,为了活下去。别人给他一包钱,说来个电视剧吧,他就把自己关宾馆里闷着头攒一个剧本。

  “现在,哥们儿不写了,给多少也不写了。”

  成名之后的王朔很忙,肖全给他拍片的那个下午,就来了好几个电话。其中有一个是姜文打来的,他们正在美国拍《北京人在纽约》。挂了电话,王朔还接待了两拨来访的媒体。

  2008年,王朔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他在《跋》里写道:

  “我的问题就在于想写一个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这个十几年前的想法把我将死了。”

  在那之后,深居简出的王朔一直在找这部不一样的小说。四年前,他说自己找到了,并且已经写了23万字,只让女婿等少数几个人看过。

  这几年,偶尔能在微博上看到王朔的近照,场景多为会见红颜知己和文艺女青年。照片里的人都神采奕奕,唯独朔爷一脸平和,让人看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

  当王朔变成互联网时代自拍背景的时候,估计也没多少人再惦记他那本小说了。

  回到1993年的冬天,在肖全快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张艺谋的文化顾问王斌找到了他,请他为张导正在拍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拍摄剧照。

  在王斌家里,肖全见到了一位意料之外的作家,《活着》的作者余华。余华话不多,总以嘿嘿的笑声作为回应。

  三人从屋里出来的时候,大雪突然而至,走到43路公交车团结湖站的时候,肖全让余华停下,然后举起了相机。余华在漫天的雪花里竖起衣领,缩起脑袋看着镜头。

 

  此后,余华写了《许三观卖血记》等直面现实苦难的小说,那张大雪中的凝视成了他最有名的一张照片。

  这么多年了,我们依然在寻找这样的作家,不惧风雪,冷眼热心。

  4

  1994年,在苏州太湖的一个岛上,肖全给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拍了几个月的剧照。因为这部电影,这个岛被当地人称为巩俐岛,码头也改叫了外婆桥。

  电影开机的时候,巩俐还在为张艺谋理发,等到杀青的时候,两人已经在报纸上登了分手的消息。

  一天,田壮壮来探班,看着摄制组热火朝天地干活,他羡慕得直咬手指头。肖全在旁边问,最近在拍什么戏吗,田壮壮说《蓝风筝》之后,自己已经有两年多没干活了。

  看着田壮壮渴望拍电影而不得的样子,肖全不忍地按下了快门。

  △张艺谋与田壮壮

  到剧组的第一天夜里,肖全跟着主创去吃宵夜,大家聊起了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张艺谋说他很喜欢,姜文很懂戏,某些镜头处理得比老导演都成熟。

  几个月后,肖全在北京三环边一栋白墙红顶的小楼里见到了姜文。当时,姜文刚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名字就叫阳光灿烂。

  看着肖全拿着相机,姜文说那咱们就练练吧,两个人先在二楼拍,后来越拍越疯。姜文像马小军一样,站在了一楼的房檐上,肖全赶紧跑到楼下,用210毫米的长焦,定格了姜文轻狂的微笑。

  三年后,姜文导演了电影《鬼子来了》并扮演男主角马大三,此后九年都没再当过导演。《让子弹飞》上映那年,姜文到《小崔说事》当嘉宾,崔永元问他:“你电影里真的有那么多暗喻吗?”

  姜文摇摇头:“没有,都是真事儿,没暗喻。”

  旁边的嘉宾接着问,如果给你三分钟时间跟中国电影的管理者提建议,你想说什么?

  姜文回了三个字:“听您的。”

  这话没毛病,在影视圈,想成事儿就得有话好好说。不过,在肖全的镜头里,有一位爷敢睥睨整个行业,这就是跟姜文演过《有话好好说》的李保田(刘罗锅扮演者)。

  1991年,45岁的李保田住在中戏招待所的一个小房间,当时他已经拿了金鸡奖,演了《菊豆》。肖全一进屋就皱了皱眉:没想到您这么厉害的演员住得这么惨。

  李保田哼了一声:“中国任何一个演员,都休想到我这儿来,我耻于与他们为伍。”

  他跟肖全说,自己演戏就是为了糊口,演一部戏能无忧无虑地在屋里呆半年,他拒绝一切重复的角色和采访。

  

  在跟肖全出去喝酒的路上,李保田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我以个人的孤独来抵抗那些有组织的欺骗。”

  肖全没说话,他那时特别想给相机换一个专业的镜头,但每次隔着器材店的玻璃看到14000元的标价,就会叹一口气。同行跟他抱怨:“我们不缺制造好图像的能力,我们就缺一样东西——钱。”

  今天,艺术家们不缺金钱,孤独反倒成了最稀缺的资源。

  5

  肖全和他镜头里的诗人、歌手、作家和艺术家,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他们品尝过苦涩,所以加倍珍惜表达的时光。

  1978年,肖全高中毕业,如愿以偿地当了兵,每月九块钱的补贴都被他省下来买摄影杂志。参军第二年,父亲给他寄了180块钱,握着这笔巨款,肖全坐火车到了北京。他在前门的一家商店里,买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台相机——169块钱的海鸥205。

  那一年,崔健在北京交响乐团吹小号。王朔在军队仓库当卫生员,写下了处女作《等待》。北岛和朋友们骑着自行车,在各大高校宣传自己办的杂志《今天》。他在创刊号里写道:“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

  复员后,肖全也选择了前进。一大把的硬座车票,无数个地下室的难眠夜晚,一瓶汽水加一个面包的北漂生活,十年青春换来了一本传世的影集——1996年,人像摄影集《我们这一代》出版。

  在理想燃烧的岁月里,肖全看着镜头里一张张青葱但充满野心的面庞,边按快门边忍不住地说: “十年后,我再来拍你! 

 

  △摄影师肖全

  如今,已经过了不止一个十年。肖全曾有过复拍的计划,但联系到的几个人都回绝了。

  “老了,还有什么可拍的。”

  肖全也想过拍今天这一代,但等来等去还是觉得“太薄”,于是他决定留在《我们这一代》。诗人赵野说,因为有八十年代托底,今天的落寞才显得那么悲情和富有诗意。

  其实,每一代人都会落寞,都有迷惘,在肖全第一次按下快门的1978年,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是垮掉还是辉煌。他只是想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孤独者身上的光芒。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注视着那些黑白照片里灼热的目光时,他们似乎在呐喊  “看什么呢,别忘了我们曾经英勇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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