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国防部长的值班秘书，此时在精神上感到一种压力。一方面，我感到我这个角色的份量确实不轻。林彪受委托主管军委日常工作，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处于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要地位。他的判断是否正确，是否适当，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敌我双方的态势是否了如指掌。然而他现在远离北京，远离毛主席，远离总部的作战参谋机构；他既不看文件，又不亲自接电话。唯一能够帮助他掌握一些情况的，就是秘书值班室直通北京的电话。这电话机是由我守候的，一旦因为我值班贻误了情报的传递，就会酿成大患。另一方面，我整天和各种情报资料打交道，这些资料不能全盘端给林彪，只能经过我的判断、选择、分析和综合之后，扼要地讲给林彪听，可是我的军事素养和现代科技知识水平又很差，怎么能保证工作中不出误差呢？
我怕误事，决定将这些忧虑报告给叶群，看她说应当怎么办。
“我看照现在这样下去，很危险！”我对叶群说。
“危险什么？”叶群惊奇地问。
“现在爆发战争的迹象很多。苏、美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台湾的蒋介石都想乘机动手。对方的真正企图是什么，现在还弄不清楚。要真的敌人先动手，我们肯定要被动挨打，吃苦头。”
“你根据什么这样说？”
“我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首长是国防部长，现在远在苏州，什么情况也不能及时了解，怎么指挥打仗？”
“他不了解情况，就得怪你们。”叶群盯着我说：“你们秘书给他讲文件，报情况，误了事我就找你们是问。”
“我知道的情况，就是及时给首长讲，也已经晚了几天了。我的情况主要是来自林办留在北京值班的秘书。情报部门把情况报给总参作战部，作战部报告毛家湾，毛家湾再报苏州，我再报告首长。这样一辗转就是一两天了。苏联的飞机从蒙古起飞到北京用不了一两个小时，打导弹只要几分钟；而首长一两天后才知道情况，这不危险吗？”
“那你说怎么办？”叶群也没主意了。
“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我想起码应当保证情况传递的准确和及时。为了及时，最好减少中间环节。总参作战部向首长反映情况，再不能只靠文件传送，更不必经过毛家湾的值班秘书转来转去，而应有一个总参作战部和苏州这里直接联系的渠道。我的意思是；总参作战部应当把重大的敌情动态及时用电话传给苏州。”
“这样可以。”叶群立即表示同意。“你打个电话给总参的阎仲川，让他们及时向苏州报告情况，分秒不能误。你还可以告诉空军情报部，让他们也及时向苏州报告情况。这样双管齐下，情况就来得更及时。”
“我还有一点建议。”我继续向叶群叫苦：“在苏州值班的秘书只有我一个，我又不懂军事，这副担子使我感到有压力。”
“这不要紧。”叶群说，“你一个人不够，再从毛家湾调一个来。”
“我们办公室的几个秘书都是政治干部出身，没有一个军事上的内行，现在是抓战备的紧张时期，林办秘书中最好能调来一个懂军事的。”
“这不必要。”叶群把我意见顶了回来。“首长过去指挥打仗，从来不依赖秘书。现在就是再调一个将军来当秘书，也用不上。”
不管怎样，由于开辟了几条掌握敌军动向的渠道，我作为林彪抓战备工作的一个耳目，感到心中的压力减少了。各方面的情况，每天源源不断地从总参作战部、空军情报部和北京的“林办”值班室传到苏州来。这一下，我这个值班秘书可真有事可干了，要记录频频打来的电话，要综合各方面的情报，还要看从北京每一两天就送来的一批文件，要天天几次给林彪和叶群讲文件、讲动向，还要处理杂七杂八的零星事务，忙得团团转。不久后，叶群又从北京把于运深秘书调来苏州增援，情况才稍好了些。
林彪对我讲战备方面的情况，听得比较认真，而叶群对这些枯燥无味的情况罗列缺乏兴趣。她又让我打电话给北京的阎仲川副总长，让他选送几份香港出版的报纸给苏州，目的是想开开眼界。过后不久，总参作战部送来四种香港报纸，每种都是厚厚一堆。它们是《大公报》、《文汇报》、《晶报》和《香港时报》。我选了几张给叶群过目，她刚看上几眼，就吓得“呀呀”直叫，原因是报纸的不少版面都有蛇的图案。从此，叶群与那些港报再也无缘。
紧紧张张只是一阵子。几天之后，林立果从北京来到苏州。一天，他跑到秘书值班室。闲谈时，他向我发议论说：“我看这个仗打不起来。我们搞紧急备战，苏联也搞紧急备战。很可能是双方摸不清对方的意图，都担心对方先动手。”
我曾以为林立果的这种议论只是小孩子之见。但后来看来，他的这一见解也不无道理。从苏联的战略动向看，它关注的重点还在欧洲；它在边境外对我搞大兵压境，无非是想对我施加压力，但若真想对我发动进攻，兵力明显不足。至于美军，它在侵越战争中已经陷入泥潭，欲打无力，欲走又不甘心。远东美军和太平洋舰队进入全面戒备，可以看作是一种守势，而我方在苏美炫耀武力之时，加强战备体制也是必要的。
林彪本人大概也明白了这一点。敌人的紧急战备，可能是对我军紧急战备的一种反应。
林彪对于紧急备战的热情渐渐凉了下来。仅仅一周过后，他对听讲这一方面的情况，逐渐失去了兴趣。
我军各部队根据林彪的命令进行紧急疏散，已经有一月有余。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形势也趋缓和。但是这时正值入冬季节。部队的处境又遇到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北部几个军区的部队，有的野营在外，有的散在民间，有的隐蔽在战备工事里，有的据守在深山隘口上。部队的给养、运输、训练、管理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如果确实处在战时条件下，环境比这再艰苦，指战员们都会像当年的红军和“老八路”那样，坚持忍受。但是现在并没有更加迫切的需要，让几十万兵员在外边挨冷受冻。因此，人们对这种没完没了的疏散逐渐感到不可理解，有的甚至感到厌倦，各种“活思想”也随之增多。
对于这种情形，我根据各军区来电反映的实际困难，及时向林彪作了报告。
“部队可以回营了。”林彪表示不解：“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疏散呢？”
林彪真是大处抓得住，小处不爱管。在他看来，部队的疏散之权由他掌握，何时收兵回营就是各军区自己的事，至多由军委办事组发个通知就够了。但各军区是根据副统帅的命令进行紧急疏散的，上边不发话，他们不敢擅自作主。
我对林彪解释说；“部队是根据首长的命令疏散的。首长不发布新的指示，各军区自己不好作出部队回营的决定。”
“你给黄永胜打个电话，叫他们研究一下。我看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
林彪表态同意，这是件好事，但由于叶群的阻挠，又使部队的上百万指战员在野外多受了苦。叶群说：“首长不能发这样的指示。疏散出去没风险，过早收回来就有是非。如果现在就把部队收回来，一旦战争爆发，这个责任谁来负？”
在关键性问题上，叶群在林彪面前当大半个家，这次又是这样。
按理说，在形势已明显变缓的情况下，停止部队疏散本用不着再由林彪去发什么命令。作为军委的办事机构——军委办事组有责任、也有能力为此作出相应的安排。事实上，后来的收兵回营乃是下边自主作出的决定。军委办事组不“办事”，此乃一例。
林彪发布“一号令”的背景和经过，如此而已。说它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说它是“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更是欲加之罪。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疏散外地，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0月15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的决定，并由周恩来、汪东兴具体经办的。在10月16日、17日实施，而林彪发令是在10月18日。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