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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百团大战的抗日英雄彭德怀之死 (转)

(2010-09-29 13:11:46) 下一个

彭德怀被批斗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副总指挥,被授予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1940年8月,彭德怀主导发动、指挥了破袭华北日本占领军交通线、据点、封锁沟为主的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但是彭也因此一度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认为彭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抗战相持时期的军事战略(即“山地游击战为主,可能条件下进行阵地战,避免决战”),打成了“消耗战”,过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牺牲了中共领导的一些抗日力量,这也成为彭德怀在多年后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的罪名之一。

【在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
指挥过百团大战和抗美援朝的彭德怀元帅在参加庐山会议前到湖南走了一趟,他去了自己的老家乌石村和毛的老家韶山冲。有人报告说大跃进后农村问题严重,他想去核实一下。彭德怀看到的是一场灾难:农民缺粮,田园荒芜,工业衰败,干部思想混乱,统计生产数字弄虚作假,按北京的命令一再加码。谁也不如彭德怀那样心直口快,他给毛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毛的反应犹如彭在他的座椅下安了一枚炸弹。

彭德怀并非唯一的受害者。一位用脑子的中国观察家认为:“一切从此完了。”在反右运动和庐山会议以后,再也无人敢对毛表示异议。人人缄口不语,说话太危险。“百花齐放运动”封住了党外人士的嘴,庐山则使党内鸦雀无声,接踵而来的便是文化大革命。

彭德怀被赶出了中南海,安排任在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正如他所写的那样:“在我的戎马生涯中,从未有过片刻的休息,现在人老了,除了种桃子别无他事可做。”一九六二年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八万字的长信,回顾了自己的历史,也说明了自己的观点。

【彭总被揪到北京】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毛泽东的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康生马上附和,王力、关锋一哄而起。有后台撑腰,戚本禹亲自给当时北京名噪一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打电话: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

1966年12月,成都的一个冬夜,永兴巷7号的彭德怀住宅,被来自北京的负有特殊使命的红卫兵包围了。红卫兵们翻墙而进,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德怀押往北京。红卫兵把彭德怀从成都押到北京火车站,立即向戚本禹报到。当时,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成员正在人民大会堂开碰头会,他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海瑞”由红卫兵押送,已经到达北京车站。

周恩来总理站了起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周总理随后离开会议室,亲自作了安排。彭总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泽东。信中写道:“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了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彭德怀1967年1月1日

【难熬的酷暑】
1967年7月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人,暗示了折磨彭德怀的信号。戚本禹口沫横飞:“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7月18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恶狠狠地训话:“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就在康生、陈伯达支持戚本禹讲话几天之后,1967年7月9日,韩爱晶有恃无恐,在北航开会揪斗彭德怀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年近七旬的彭总,被“打翻在地”7次,遍体鳞伤,前额受伤出血,第五、十肋骨骨折,惨不忍睹。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作了一个报告。不需要任何修饰和添加,让36年前的原始记录来控诉吧!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7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请看一份《关于彭德怀1967年7月19日至22日监护情况》的记录吧!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批斗会上的回敬】
在批斗时,彭德怀经常昂着头,有时露出轻蔑的冷笑。造反派批斗彭德怀,逼他承认罪行,问他为什么组织百团大战,说他的居心是为了暴露我军的势力,好给国民党蒋介石帮忙。要彭德怀交待“在抗日战争时期干了哪些坏事?”“你为什么要打百团大战?”彭德怀不承认,造反派将他打翻在地。彭德怀一边翻滚着,一边大吼:“我有罪,我的罪在于我打死了几万日本鬼子……”“你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写信?”“我在那封信上只是讲比例失调的问题。”“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只是无话不谈。”

姚文元颠倒黑白的《论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要彭总写认罪的读后感。彭总说:“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不久,他提笔给姚文元写信: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毛泽东利用黄永胜控制彭德怀专案组的权力,不惜要把这位一生戎马的元帅置于死地。在黄永胜指使下,彭德怀专案组于1970年9月17日写了一个所谓《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说什么“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在此件开头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好呈上。请审示。11月3日黄永胜大笔一挥:同意。【天低云暗的最后岁月】
1973年春末,彭总大量便血,最后诊断为直肠癌。1974年夏,彭总病危,癌细胞扩散到肺部、脑部,引起剧烈的痛楚,但是,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彭总还体贴着别人。他唯恐经常来狱中探望他的侄女受到不应有的株连,用颤抖的手,写下他一生中最后的字迹:“彭梅魁之所以在我看押期间送来粮票、衬衣、鞋袜,是因为我被仓促押来北京,成都和北京气候不大相同,我穿着单薄,到京时已感冒,到1967年1月下旬皮肤炎大发,痒疼异常,已成溃疮,后经军医注射治愈,换洗衣服和其他日用必需品也无,才向侄女求援的。”彭总还特别说明1962年6月他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有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他珍惜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信誉,甚于自己的生命,说:“我从来不怕死,现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他一再发出内心的呼喊:“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将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正确的评价。”他深知有暴君潜伏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提出“现在有人利用革命口号向党进攻”,并一再用隐晦的语句对他的侄女彭钢、彭梅魁说:“你们要记住啊!我是被特务害死的!”

1974年9月,彭德怀因患直肠癌,得不到医疗救治,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去世前他希望见离异的妻子浦安修一面,但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进行“劳动改造”的浦安修终究没去见他。10月以后,陷入昏迷状态。1974年11月29日下午14时25分在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三〇一医院”)因病去世,享年76岁。12月17日遗体进行火化,骨灰盒上的纸条上写着“王川、男”三个字。在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连敌人的子弹也长着眼睛,没敢动他一根毫毛,但今天却被文革领袖迫害致死。他惧怕彭德怀的名字,盖在他遗体上的白单上写着王川。他惧怕彭德怀的一切,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彭总的遗体被秘密焚化后,骨灰偷偷运到四川,编号327,谎称年龄32岁、成都市人。押运者奉命告诉当时四川省委的某两个负责人,只许他们两人知道这是彭总的骨灰,不准告诉第三人。令人凄然泪下的是,连火化遗体的费用,也从彭德怀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

文革中彭德怀一遍又一遍地写简历材料,以为只要说真话就可以获释。事实并非如此,他一再受到审讯,在拳打脚赐的情况下、他的肺被踢破,两根肋骨被踢断,并多次被拉出去游街示众。这一切开始时他已六十八岁,到临死前七十六岁时还没有结束。他是一条硬汉子,受审多达一百三十次,最后终于卧床不起。为了折磨他,不许他坐起来,不许他喝水,不许他上厕所,不许他翻身。他的身体全垮了,但他没有交代一个字。毛要彭德怀承认的“罪名”是什么呢?是这位老帅组织了一个阴谋推翻他的“军事俱乐部”。事实上,既不存在什么“俱乐部”,也没有所谓的阴谋。毛挖空心思,甚至在姓名上做文章,说:“你们知道彭德怀的原名是什么?叫彭得华。他从小就有野心,想得中华。”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他与彭德怀的关系说:“两人的关系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而七分分歧。”毛不但举出历史上的平江起义、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朝鲜战争等大事,也列出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高干跳舞等小事,更记恨儿子毛岸英死在了朝鲜。毛在向彭德怀发难时,居然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比作自己的两个儿子,他说:“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毛还特别举出一件小事来说明彭德怀对他的不敬,毛说:“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起床,睡晏觉,你于是拂袖而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39页、190页)

彭德怀因此被罢官、流放、迫害达十六年之久,至1971年底,彭已受审讯二百多次。他在文革中被批斗一百三十次,其中万人以上的批斗会十二次,肺被踢破,两根肋骨被踢断,并多次被拉出去游街示众,死后无葬身之地。也许他会后悔,为什么没有像左权将军那样让日军炮弹炸死,好歹落个青史留名。这正是:“恨不当日死敌手,留作今日己人羞”。

中国共产党对外一直对百团大战完全肯定,但在内部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却因历史的进程出现一定的出入。其实,彭德怀在未领元帅军衔以前,就因“百团大战”等事,受到党、军最高领导XXX的责难以及不仅一次组织的批判了,于是,他的“抗战功勋”竟变为了“反对XXX正确领导”的罪过。彭德怀一度受到XXX等人的批评,被指责没有完全执行XXX的抗战相持时期的军事战略(即“山地游击战为主,可能条件下进行阵地战,避免决战”),打成了大规模的“消耗战”,过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牺牲了中共领导的一些抗日力量。

在“百团大战”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内,党内有不少人对百团大战有不同看法。经过1944年整风运动,尤其是1945年的“七大”和华北座谈会,“百团大战”被作为一个极大的错误来批判了。

1943年1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来源:《邓小平军事生涯》第147页,作者:柳泉、鹿彦华,2004年出版)

1944年4月,XXX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说:“1940年底以前这个阶段,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这一批评虽然没有点名,但实际上主要是批评彭德怀和百团大战。

1945年5月10日,陆定一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说:“抗战时期,在华北一般地说是执行了中央路线的,但是有两次严重的错误:一次是“十二月会议”以后;一次是百团大战,是很大的错误。”

1945年5月10日,刘伯承在中共七大发言:“百团大战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团大战的打法,更不是运动战,尤其是阵地战这样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打法。”

1945年5月30日,在讨论七大军事报告时朱德也批评了百团大战。后来朱德解释:“批评百团大战,战术问题是不重要的,主要是战略上的错误。”

在1945年华北座谈会上XXX批评说:“这样的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的力量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100个团,蒋介石很恐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的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的宣传百团,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来源:《聂荣臻回忆录》第507页)

为此彭德怀被迫做了检讨:“1940年的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来源:《聂荣臻回忆录》第508页)

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文革,都因彭德怀而旧事重提,批评或批判几成压倒之势,成为彭德怀与XXX的“历史误会”之一,也是他“反XXX”的一个历史把柄。1959年庐山,在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XXX清算了彭德怀的旧账:“打蒋介石十年,都打红了眼;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林彪也承认了抗日的错误:“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XXX还指出:“主动出击日军是帮了蒋介石。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百团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军对我们力量的注意;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来源:《庐山会议实录》,作者:李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1日)

文革期间,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的《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一书指出:“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背着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拼命主义,先后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当时,清华红卫兵乃是“奉旨造反”,他们说的话许多都是XXX的心里话。在批斗会中,造反派逼彭承认罪行,问他为什么帮忙蒋介石打日本人。彭德怀不承认,造反派将他打翻在地。彭德怀一边翻滚着,一边大吼:“我有罪,我的罪在于我打死了几万日本鬼子……”(来源:《彭德怀自述》第十二章-抗日战争,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而彭德怀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没有承认百团大战的“错误”。彭德怀是中共党内罕见的还保存了部分民族气节和人格操守的高级将领,他看不惯XXX的厚黑权术,看不惯XXX的荒淫好色,看不惯XXX的专制残暴,看不惯XXX的荼毒生灵,终于被XXX以“反党”的罪名打倒。在被囚禁和折磨的最后日子里,彭德怀依然利用“交待问题”的机会,三次写出百团大战的真相。他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坚信百团大战的正确和抗日无罪的真理。然而,他的观点在中共党内却是空谷回音,他的下场也让中共各级官僚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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