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原《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

晚年倾心出文集,不扬善,不隐恶,实事求是

1988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熊复再次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大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一天,他在家中对我说:“我已经从《红旗》这个岗位退下来了,这对我来说既是一种解脱,也是一个压力。说解脱是因为我已经73岁了,在总编辑这个岗位上对我这种年纪的老人来讲,已经力不从心,应该放担子了。说压力是因为退居二线并不是退出工作,我还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安排下搞些调研,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另外,还要请你协助我整理旧作,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内出版我的文集。长达50多年的文字工作,记录了我的思想发展过程。把文集搞出来,我就心满意足了。”

熊复边说边望着我,像是等待我的回答。作为他的秘书,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但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份工作的分量。经过几年紧张的搜集、编辑和校对,1992年11月,文集第一卷出版。1993年,文集第二卷出版。然而,就在这年8月,熊复那始终紧绷的弦终于不堪重负,因心脏小面积梗塞住进了北京医院。

病房中的熊复丝毫没有减弱他对出版文集的热切关注。尽管医生要求他完全静养,他也能遵从医生的要求,可每当我去病房探望,他总要反复询问文集编辑工作的进展情况,如“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有什么困难”等等。可以说,每一卷文集的每个篇目,他都认真审查过;每一集目录出来,他都反反复复斟酌。照他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不扬善,也不隐恶,只求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想历程。

熊复在病房中一面顽强地与疾病抗争,一面不断地指导文稿的搜集和编辑工作。1994年,文集第三卷出版。年底,文集第四卷的清样也印了出来。我还记得这年12月中旬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他对我谈起第四卷的思路,希望我把1978年至1992年他在各种不同场合的讲话编辑成第五卷。可谁也没想到,半个月后,即1995年1月3日凌晨3时3分,熊复离开了他无限爱恋并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的伟大事业。

1995年1月中旬,当印刷厂把第四卷样书送来时,比熊复逝世仅晚了10天。我多么希望他能够亲眼看见自己的又一卷文集的面世。他这样快马加鞭地工作,还是没能赶在死神的前面。

同年晚些时候,文集第五卷出版。至此,《熊复文集》一至五卷全部出齐。这套文集约300万字,收录了1936年至1992年熊复的主要文稿及讲话内容,真实反映了他56年间工作、战斗的风雨历程。

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在编辑文集的过程中,熊复始终表现出光明磊落、不扬善也不隐恶的坦荡胸怀。他说:“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正确。包括毛泽东他老人家,也在晚年犯了错误。但是,要敢于正视自己的人生,要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和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品德。那种文过饰非、居功推过的事决不能效仿。”

熊复曾对我谈过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他说:“两个凡是”的提法,“我也是1977年2月7日从‘两报一刊’社论中得知的。这个社论我没有参加起草,也没有参加讨论,甚至事先也不知道。当年3月在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同志在他的讲话中讲了‘两个凡是’。这次讲话稿是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起草的,我虽没有参加起草,但是参加了送审稿的讨论。早在这年3月,两个中央文字班子已合并成为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我已被安排为‘毛办’副主任。这时,原来的文件起草小组改称理论研究室,仍然负责起草文件和文章。所以,讲话稿是怎样起草的,我并不清楚。只是在提交‘毛办’副主任以上负责人讨论送审稿时,我参加了讨论。我对内容没有提任何不同意见。自然,思想上是接受了这个讲话稿的内容的。”

1980年11月,在中直机关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小组会上,有的同志指责熊复应对起草华国锋讲话、报告和文章负完全责任。熊复说:“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公道。”

勇于承担《红旗》杂志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上“不介入”的责任

1978年5月,熊复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后来,他曾就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一些同志坦诚地作过这样的介绍:“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1978年7月到11月期间,共5期《红旗》没有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熊复语气沉重地说:“当时,自己为什么会忠实地执行这种‘禁令’呢?自己的思想根源在哪里呢? 究其因,第一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就带有个人迷信性质,也就是有所谓‘凡是’思想。尽管‘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受到很大冲击,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还是相信毛主席的话,对‘文化大革命”叫作‘三七开’、‘三个正确对待’。这些都是从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个人迷信中来的。第二是自己长期脱离实际。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接受审查,整整9年靠边站,又是住‘牛棚’,又是下放‘五七干校’,边受劳动改造,边受群众专政,同一切社会关系都断绝了往来。1975年7月,经邓小平同志向毛主席推荐,让我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自己又一头埋进了这项工作。第五卷出版后,又整天埋头于第六卷、第七卷的准备工作。在这几年里可以说是不问世事。第三是有奴隶主义思想。几十年里,在中央机关做文字工作,写什么和怎样写,总是执行领导意图,按领导要求去做。尽管也爱提意见,爱出主意,有时还爱争论,最终还是执行,这已成为习惯。

“说老实话,我那时候心里是矛盾的、苦恼的、彷徨不安的。一面执行着主管领导的指示,一面因为受到党内外同志的责难,心里很不好受,也想有所作为。比如,1978年7月间,我就提出并组织社内同志写重温《实践论》的文章,但后来还是未被获准发表。又比如当年9月,为了配合在《红旗》上发表周恩来那篇《学习毛泽东》的文章,我们写了一篇评论,并且写进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内容。结果在送审后,电话通知我们‘不要发表’。那段时间,自己感到思想压力很大。自己有思想,有看法,但又不得不执行组织纪律,很苦恼。于是,我向耀邦同志求教。他启发我能否设法发一些从其他角度谈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之后,我产生了两种想法。一是在一些文章中写进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提法。我在编辑部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文章,我自己可以作主,不必送审。另一想法,就是照耀邦同志的主意办事,写以实事求是为内容、讲述思想解放的文章,可惜没有写成。我们还收到一篇来稿,讲地质学中的两种真理观问题,我赞成发表。不料作者一稿两投,只好放弃。”

熊复还说:“在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受到严厉批评,也受到很大教育。会后,我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也在《红旗》社内作了检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把全部责任承担了下来。”

在《红旗》杂志“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件事情上,熊复自己承担着由于外界不了解内情而加在他身上的压力,又不便公开作出解释,可以想见他心里会有多深的苦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熊复把全部经过都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对熊复说,他已把全部经过转告了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几位老同志。

1979年3月,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些同志还就“毛办”一位年轻工作人员写的文章对熊复提出指责,说那篇文章是熊复出题目约写的,文章的内容是“影射邓小平同志”、“同中央工作会议唱反调”,是他搞的一个“理论阴谋”,是他“有计划地针对中央工作会议和小平同志的一个政治大阴谋”。这一指责为熊复所始料不及。一时间,会上部分人的发言在社会上流传,《红旗》社内极为震惊,熊复再次受到冲击。

其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位青年写的文章,“毛办”的几位同志曾帮助修改过。熊复没有主动约写,没有出题目、出主意,也没有参与写作和修改,只是文章送来后由他交给哲史组审阅。哲史组并没有把他们的意见上报领导小组,熊复也没有作最后审定,也就是说还没有决定是否发表。

熊复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如实地说明了这一经过,作者本人也给会议写了说明情况的信,可是一些同志仍然坚持他们对熊复的指责。鉴于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熊复只有要求党组织进行审查。1979年5月,“毛办”党委常委会向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冯文彬报送了长篇调查报告。报告说明了写作这篇文章的全部经过,指出文章的内容和观点有错误,同时作出结论:根据作者情况、写作经过、写作背景、写作意图等等方面看,我们认为这篇文章并不是影射什么,也不是同中央工作会议唱反调,不能说写这篇文章是一个政治阴谋。在有关熊复的责任问题上,报告说:这篇文章不是《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同志主动约的稿。……熊复同志除了去年9月底10月初看了稿子提过意见外,11月初又提出可否改写批判姚文元的“论社会基础”。改文章的同志觉得改写有困难,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报告说明熊复看过初稿后提的意见是:理论性不强,太单薄,不成熟。

邓力群看了这个报告,批道:我看情况属实可信。

胡耀邦看了报告,批写了四句话:

“务虚会上闷雷几声(也就是被打了几个闷棍),红旗社内一场虚惊(指社内签名上书中央,要求罢免熊复总编辑职务),毛著编委排难解纷(指“毛办”进行了彻底调查),文坛老将息事宁人。”

胡耀邦1979年12月对熊复解释说:批这几句话,就是要邓力群把报告的结论通知所有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同志,以澄清这件事。这个结论慢慢传开,事情就会平息了。

然而,这个报告和胡耀邦的批语并没有转发各地,而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对熊复的一些指责仍在继续扩散。真是一波未了,一波又起。好在中央了解事情的真相并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后来,《红旗》编委会向胡耀邦汇报工作时,胡耀邦说他当时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守住了两条防线。一是只承认我们党内有“凡是”思想,而不承认有“凡是派”。他说:“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凡是’思想,谁都有一点,只是多少的问题,但是不能说谁谁是什么‘凡是派’。”一是不批评《红旗》杂志。他说,“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不是《红旗》自己的责任。应该说,胡耀邦的这个结论是恰当的,符合实际的。

不过,即使如此,熊复并未避讳自己在“不介入”问题上的责任,并且从中严肃地接受了教训。这可以从他在《红旗》总编辑岗位的全部工作中充分地得到证明。

在整理《熊复文集》的过程中,我把了解到的情况都如实的记录了下来,一是想告诉那些对熊复长期持有疑问和异议的同志,希望沟通实情、消除误解;二是希望读者客观、准确、真实地认识熊复。

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 ,经过短暂的迟疑后,在熊复主持下,《红旗》杂志一方面迅速纠正了以前的“不介入”的错误,一方面着力清理陈伯达、姚文元直接控制《红旗》时期遗留下来的种种极“左”遗毒。与此同时,重新明确提出了刊物的任务,即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编辑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解释和论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和解答,探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艺、教育、自然科学、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特别是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熊复对全社编辑人员说:“我们《红旗》的责任,就是要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吸引到四化建设上来,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从理论上了解我们四化建设的意义。”

翌年,在他的领导下,红旗杂志社在管理体制上作出重大改革。经中央批准,杂志社从1980年1月实行企业化管理。也就是说,在原来的财务体制下,将根据改革情况逐步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这些步骤,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精神。同时,也逐步结束了红旗杂志社经费由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历史。

这一时期,熊复把很大的精力倾注于对改革开放问题的思考并使之成为刊物的基本主题之一。在很多场合,他曾反复讲过自己的看法:中国客观的历史进程是两个“不可逆转”。一个是社会主义不可逆转,一个是改革开放不可逆转。1980年,熊复带着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若干问题,对四川省部分国营企业进行考察。他看到了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后经济生活发生的显著变化,在文章中掷地有声地写道:“改革势在必行。要把经济搞活,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彻底摆脱那些陈旧观念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