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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那两年，我在中国大陆读初中，还没有下乡。因为我的毛笔字写得工整漂亮，经常抄写我们学生组织的大字报。文革的特点就是运动多，展览会多，满城都是革命标语和大字报。你的字写得好，就有可能被当写毛笔字的抢手，大约就是现在说的“写手”。有时看街道上的大字报，就知道是谁写的。
文革造就了很多“写手”，有的后来成为书法家，画家，都是靠文革这只毛笔开始的。我的毛笔字只能是抄写大字报，根本谈不上艺术水平，但是总是和“写手”打个擦边球吧。
1969年我去土楼山区上山下乡，生产队办革命大批判专栏，都是出自我的笔下。别人干活，我在队里写字，不必一身汗水一身泥巴，觉得很开心。虽然这种机会很少，但是记忆却很深刻，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1975年，全县搞农业学大寨规划，我又被借调到大队当了半个月的“写手”。不仅是写，还要设计宏图，要爬山越岭到各个山头看地盘，难度很大。
1975年我到一个水电工地，负责一个民工排几十人的隧洞出碴工作，出碴就是隧洞爆破之后把石块运出来，非常危险，常常发现未爆炸的雷管。我们三班倒干活，我又要身先士卒，回家后大家在休息，我还要出版民工大队的宣传栏。大队领导要我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完成，有时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常常累得回到宿舍不想洗澡倒头就入睡。这“写手”实在太累人了，好在身体没有被拖垮。
水电工地任务结束后，我回到公社负责文化站工作，成了专业编制的“写手”。刻钢板，抄写文件，布置会场，出宣传栏，什么事都干。我可以把一张张一米高的红纸先贴在墙上成一排，然后用大排笔写大字，一张纸就写一字，写出来的字在百米之外都能看到，和印刷体几乎无异。最容易写的是方形笔画的黑体字，一笔就可以完成，不必像仿宋体那样起笔和落笔成倾斜形。公社领导部门很多，有党委会，革委会，武装部，共青团，妇联，每个部门都自己写材料，常常是几个部门的领导同时要我替他们抄写文件，有的是刻印，更多的是在纸张下面放蓝色的复写纸，写一张可以复写两三张，下笔要更使力，不然的话下面的纸字迹看不清楚，真正的“力透纸背”。我常常一天抄写十几个小时，手都僵硬了，不能伸直。文化站是归办公室管的，我也常常在办公室值班，办公室有主任、副主任和干事，天天收到县里的电话，要这个数字那个数字，造林多少亩？插秧多少亩？亩产多少斤？没完没了的数字。干部们接到电话之后，往往是看着天花板，就想出一个数字汇报。公社领导干部常常到县里开会，接受一大堆政治任务和生产任务，回来之后开会传达一下。一阵风过去了，数字任务完成了，总结报告写出来了，其实实际工作做不了几成，有的根本就没做。那个年代，写出来的是文革八股文废话，也造就了一大批写八股文废话的写手，我就是其一。因为那种文风必须注意到很多细节，边边角角沟沟坎坎都不能疏忽，否则的话会被人抓辫子。习惯成自然，所以直到现在我还不时写废话。
文革结束之后，我也在一家企业当过一阵子专业“写手”，那时文革遗风尚在，宣传栏林立，大事小事都上报烂。有的企事业单位不止有专业写手，还有专业美工，有事没事就画一张宣传画贴在工厂的大门口。后来我到一家大企业工作，在企业行政和工会岗位上，少不了写文章发在厂报。企业定期做宣传板报评比，年终表彰发奖品，如汗衫、提包、电子钟，我现在家里还有那时受表彰的巴掌大的电子钟。
80年代中期，每家工厂都要写厂史，市工业局开会反复强调，但是很多企业写不出来。写厂史难度比较大，我们单位是由一位办公室副主任写，因为他刚好去工业局开会，这个任务就掉在他身上了，最后这个厂史也没有写出来。那时厂领导最怕到市里开会，谁开会谁领任务回来，推来推去最后开会的人要做。
现在的写手太多了，人们常说写东西的人比读的人还多，当写手太容易了。写好写坏有时都不是一回事，我自己写的博客，有时错字病句还没有改过来就习惯发出去，常常是等别人指正才来修改，所以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大能耐，不就是写手吗？会写的人都有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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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博主经历丰富文笔朴素， 毛笔字写到这个水平也是很有造诣了， 进来膜拜一下。
你的福建知青土楼系列， 写的平实亲切很珍贵很有可读性， 可以学到不少知识， 赞赏！
文学城需要你这样脚踏实地不追求虚荣的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