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很多年未联系上的“知青”时代的老友来“伊妹儿”，叙旧中提到一事，“……我们听说李铁柱在任ＸＸ市银行行长期间，为朋友私贷百万元还不上被判入狱，在狱中逢犯人暴动被挟为人质，后被暴动者用一根磨尖的竹筷刺中心脏而亡的事，令众人惊骇……”
看到这儿我心头一震，然后就是欲哭无泪的感觉。李铁柱，他曾经是我的好友。那时他是教育连长，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多，但彼此有着猩猩相惜的感觉。所以农场时的很多老友并不知道我们彼此的交往。一别三十几年，没想到……跟着，脑海里只有“铁柱，你在哪儿”这句话，久久地、久久地。那时我们是那样的相互信任，无话不谈。
后来呢？他走了，到新建农场去当个分场副主任，临走问我是否愿意通往。我沉默良久，铁柱当然知道我对前些日子他和另一青年干部争吵的事不满，也默不作声，半天才小声说：“人各有志…不过…你到时候要是想到我这里来，给我来封信。我的新地址已经给你了。到了新建点儿我会给你写信的……”
１９６９年秋我被“上山下乡”的潮水带到了黑龙江北部嫩江县的一个农场，那年刚满１６岁，我的北京同伴们大多数也都十六、七岁。最初的两、三年农场各地的男青年们时常打群架，管理也非常混乱，本来还可以搞得稍微好些的物质生活也一团糟。那时候我认识了李铁柱。他是嫩江县青年，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时该高中毕业。他比北京青年早来一年，到我们到农场时他已经是个“教育副连长”（当时农场都这么称呼）。
那年头儿，多数青年的最初想法只是在农场混日子，没几个认真考虑个人前途的，而我则希望“好好干”，以改变个人命运。我这个人是不是“很复杂”呀？好像年纪不大，思想并不单纯嘛。怎么说呢？我当时“出身”不好，父亲是“特务”加“右派”，母亲是“叛徒”，自己整个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毛泽东这样说的），在社会上倍受歧视，内心苦闷自不待言。我是多么想通过个人“好好表现”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呀！当然，通过“好好干”以改变个人命运在当时来说是意会不能言传的，况且“好好干”并非苦干，而是要有终南捷径的“巧干”。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就不敢了，也一窍不通。所以尽管我那时老老实实地干活，“好好表现”，却根本不会被“上边”赏识。对此我并不特别在意，只是自欺欺人地觉得“苦苦修行必得正果”。
李铁柱呢？他这个小干部也没什么人理，何况他这个连长还是个副的，基本没什么权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会“猩猩相惜”，毕竟不在一起干活，无法深入地相互了解嘛。我对他的印象就是，篮球打得好，像专业运动员似的，远投相当准确；人长得也精神，瘦高，胳膊腿很长，男子汉的面孔，剑眉和东北男人特有的小胡子；平日组织开会是他张罗，在地里拿个扩音器喇叭“哇拉哇拉”叫。
那年冬天到了。绝大多数青年都探亲回家，我和极少数北京青年因在北京没家（父母都去了“‘五七’干校”），便留在农场过冬，这下我们有了接触的机会和时间。他那时几乎天天晚上都到我住的宿舍来聊天。开始他好像是到各宿舍串，关心青年、“体恤民情”。后来到我这儿就不走了，往铺盖上一靠，抽着烟聊起天来。我这么讲好像李铁柱巴结我似的，其实是我俩特有的聊。当时我们具体都聊了那些话题已经记不清了，或许也就是天南海北地胡侃吧。李铁柱比我大六岁，真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有那么多共同的话题。
开始我对他是敬而远之的，觉得他老搞些“花架子”，不拼命苦干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认为他不过是个县城“土鳖”，什么世面也没见过（北京人有时就这么傻狂）。但渐渐地话就投机起来。首先他也是“出身”不好，父亲曾是“历史反革命”（共产党定的这种罪名真有艺术水平），自从他记事开始就在社会上受歧视。我俩说到这些立刻愤愤不平起来，但同时也认为，生长在这个社会里，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如何努力呢？似乎没有深入地讨论，因为我们又转话题了，或者这还是“意会不能言传”吧。
春节的时候，食堂让留在农场过节的青年们自己包了饺子，并卖了白酒。李铁柱没有回家过春节，他作为教育副连长在分场里组织青年们开联欢会，吃饺子时又到各个宿舍转，陪青年们喝点酒。这一夥夥地陪喝酒，到了我和几个北京青年这儿就喝得太多了。他乾脆靠在我们的铺盖卷上说傻话，但感情非常真挚。铁柱讲他喜欢和北京青年在一起，特别是喜欢和我在一起聊天。“……小段，别看咱们在一起时间不长，可话就是那么投机。我有好多话想和你好好唠唠……”他语无伦次地说了好些，尽管已经听不出什么逻辑，但我很感动。他说一定要我到他家里作客，好好喝酒、聊天。我则希望领着他到北京玩儿。
现在回想起来，在农场度过的那个冬天我感觉不错，因为我和李铁柱有那么多的时间聊天。但春天一来，大批青年从家里回到农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少了很多。他那时一天到晚跟在分场革委会周主任后面像个马弁，简直像个狗腿子！
“这就是你说的自我努力吗？”我心里真有些失落。铁柱那时可真忙，他自己那摊工作干得十分卖力，晚上就到周主任家去，常常帮他家干活。这还有时间和我谈心聊天吗？他那时到宿舍来总是来去匆匆，有时会单独对我小声道：“以后你会明白的。”我则勉强笑一下，默默不语。其实这位姓周的干部对我们北京青年相对不错，而且人挺有人情味儿。但就因为如此，周很快倒霉了，被排挤了，被调走了。这么说李铁柱的靠山没了？是这样，但我认为李铁柱的目的部份达到了。他在那一年很快入了党。
新来的分场主任立刻带来了自己的一帮人当连队干部，李铁柱当然被排挤，虽然不会被撤职，可成了个摆设，什么事也没有。我记的来顶替李铁柱的教育连长叫李茂盛，是个很骄横的家伙，他常常冷嘲热讽只能忍耐的李铁柱。终于有一天铁柱和这个家伙在大庭广众之下相互骂起来。众人把他们劝开后，李茂盛紫着脸指着李铁柱，“你算啥东西！不就是周大板牙的跟包的嘛（说李铁柱是周主任的狗腿子）。”李铁柱冷笑了一下，“嘿嘿，我是不咋样，可党票到手了（指入党）。你还得多拍拍马屁才成。向我学习吧。”
李铁柱和李茂盛对骂的事在宿舍里被人们津津乐道。可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觉得李铁柱的表现太像个市侩。你看看，咱没什么文化竟还有点书呆子气。我毕竟把他当成自己的知心朋友呀。
此后李铁柱乾脆什么都不干了，三天两头不在分场里呆着。其实那阵子他正在农场分局活动，找关系，准备调往新建农场，而且这事很快就搞成了。一纸调令下来，李铁柱被调往一个新建农场当个分场的副主任。铁柱在调动的事情确定下来之后立刻来找我，这就是本文开始说到的那一幕。“……你去了，我马上委派你当个副连长。咱俩好好干……新建点艰苦，可咱俩是怕苦的人吗？到时候，咱们再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合伙干，一定能熬出头，干出点露脸的事让大家看看……”他说得是那样急切，好像我会毫不犹豫同意似的。当他明白我的态度后，意外和失望隐隐流露在脸上，但忍住没说什么。
铁柱默默地走了，甚至没和我道别。他到了新建农场就来了信。信上说得很简单：“……你想来就说一声，咱张开双臂迎接你……”
我没有回信。当然，以后就没了联系。现在想想很是懊悔，但一切都无可挽回了。毕竟，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恐怕有人会责问：李铁柱当银行行长干违法乱纪的事情，你还说和他的“心是相通的”。是呀，可人性中必然有着贪欲，我心灵中也不可能很纯洁，何况铁柱他生活在腐败根本无法抑制的制度下。在这种时刻，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真挚的友谊，我们人性中最好的东西。
是夜翻来覆去，于是悄悄地独自走到屋外夜幕下。苍穹如洗，只有银河和繁星，新月还未升起。默默地流了一阵眼泪，算是对好友的送别吧。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走的？请原谅我一点都不知道。别了，铁柱，甭管现在你在哪儿。愿你的灵魂安息……想到这里，心里觉得好受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