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乱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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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五章 樽俎折强日内瓦
一、向毛泽东作检查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虽已签定，但远东局势并没有缓和下来。朝鲜停战协定
规定的政治会议由于美国的阻挠并未如期召开，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战争仍在继续；美国依然
封锁着台湾海峡，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此，1954年1月，苏联在苏、美、法、英四国
外长柏林会议上提议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从而缓合亚洲的紧张局势
。英法两国对此表示同意，美国虽然打心眼里反对，可两个盟国点了头，它也被迫放弃反对
态度。2月18日，柏林会议闭幕。发表的公报中建议由苏、美、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及
其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
这就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来由。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在国际事务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转折点。虽然美国人坚持在柏林会议公报上写明，中国参加会议并不含有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承认的意思，但这却从侧面反映了美国色厉内荏，十分惧怕新中国参
与国际事务，可是它怎么阻挡得了新中国如同巨人一般的步伐呢？
当时美国、法、英与中国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只有通过苏联邀请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
。3月3日，中国政府答复苏联政府，同意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4月19日，中央人民
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我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
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担任代表团秘书长，负责处理代表团的行政事务，雷任民、
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为顾问。
由于是第一次出席国际会议，缺乏经验，为了作好充分准备，周恩来在 4月初三次访问
了莫斯科。目的是向苏联学习和磋商，弄清会议召开的目的、讨论的问题以及可能解决的问
题和我们争取解决的问题等等。
4月1日，周恩来一行到达了莫斯科。中苏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协商。会议是绕着圆桌进
行的，所以赫鲁晓夫称之为圆桌会议。我方参加会谈的是周恩来和驻苏大使张闻天，苏方出
席的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
双方首先交换了有关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赫鲁晓夫只说了几句话，可能是对问题
了解不多，完全不着边际，莫洛托夫则谈了很多。
莫洛托夫是资格很老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时代苏联党政著名领袖之一。当时任外交部
长，是出席日内瓦的苏联代表团首席代表。莫洛托夫作为无产阶级的外交家，原则性异常坚
定，往往令资产阶级外交家望而生畏，因而赢得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长维奇斯拉夫·
莫洛托夫”的称号。其实他本人风度翩翩，表情冷峻，倒像个学者，曾令西方的一些少女着
迷。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有个美国人冲着莫洛托夫说，你是个“很难对付的毫不妥协的谈判
者”。莫洛托夫指着那人的鼻子自豪地说：“如果你认为我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周恩来吧
，那时你才会懂得什么叫难对付！”
莫洛托夫对日内瓦会议有自己的看法。
莫洛托夫认为日内瓦会议可能解决一两个问题，但我们也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
要力争取得一定的结果，如何争，这得看会议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采取机动灵活的策
略。莫洛托夫还对各方面作了分析，并介绍了许多经验。
周恩来介绍了中国政府的想法。周恩来指出，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日内瓦会议，
这件事本身意义就非同寻常，就是一种胜利。中国方面愿意利用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阐明
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中国的方针政策，并对有关事态作些声明、解释和澄清，这就
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得顺利，能阐明和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是有益的收获了，但对
会议不可以有过高的奢望。总之，周恩来的态度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
周恩来再三声明，中国是头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缺少国际斗争的经验和知识，希
望同苏联很好地合作，保持密切的联系，交换情报，互通消息，协同步骤。莫洛托夫对此表
示完全同意。周恩来还指出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那就是，朝鲜和印度支那和
平问题虽然与中国有切身关系，却并非是中国自身的事情，因而需要特别的小心谨慎。
双方在协商中约定，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听取苏方
向我代表团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以及在斗争中必须注意的各项事宜。
而后，苏联方面草拟了具体方案，周恩来则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
两三天后，周恩来又飞回莫斯科，中苏双方作进一步的商讨。商量之后，周恩来再次返
回国内，向中央汇报和组织代表团。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苏联方面设宴招待周恩来。周恩来的酒量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当中是
首屈一指的，但在这次宴会上，他却出人意料地醉了。
50年初期是中苏关系的黄金时代，那种同志间的情谊是十分感人的。特别是熟悉中苏历
史的周恩来，更加珍视这种平等的兄弟般的情谊。
在宴会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向周恩来敬酒，周恩来心情十分愉快，也频频与他们干杯
。祝酒、碰杯、干杯、拥抱，周恩来周旋于一大堆苏联领导人当中，不禁有些过量，突然呕
吐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了神，手足无措，唯有莫洛托夫陪同张闻天把周恩来
送上了汽车，并道歉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
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
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周恩来停止了呕吐，但还是昏昏沉沉，喝了两口浓
茶，便上床休息。这时，苏联皇宫医院的一位老名医来了。诊断之后，医生说，周恩来的肝
可能受过损伤，得过病，加上劳累过度，经不起酒精的刺激。
确实，周恩来长征途中到毛儿盖后，病倒了，确诊为病菌引起的阿米巴肝脓疡，昏迷了
三天三夜。当时根本不可能做手术，医生只得让战士到六十里外的雪山取来冰块，冷敷在肝
区上方，最后排出了半盆的绿脓，脱离险境。
肝脓疡的死亡率极高。只有极少数患者在肝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能经过
肠道排出体外而得以治疗。周恩来即是这极少数的幸运者之一，真是老天开眼。
第二天清晨，周恩来醒了过来，但仍有点头昏脑胀。他问师哲：“昨天我都说了些什么
？有没有出格的地方？我记得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师哲说：“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讲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
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
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地说成莫洛托夫而已。”
“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周恩来继续问。
“没有！确实没有！”
周恩来这才放下心，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
醒了。”
师哲说：“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
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上八点半，那位老医生又来了。检查之后，说一切正常，建议休息一天。周恩来本打
算当天回国，但医生坚持不应长途跋涉。于是在莫斯科又停留了一天。
回国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情况，同时也把自己喝醉的情况讲了，并作了自我
批评。毛泽东却不当回事，笑嘻嘻地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毛泽东还开玩笑说，
要是我，就和他们比吃辣椒。
师哲听周恩来说他跟毛泽东作检查的事，大不以为然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
报？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天向中央作检讨了。
周恩来却严肃地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在周恩来往返于中苏之间时，国内预定的代表团成员也忙开了。
中央极其重视此次会议，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国家或出于不了解，或慑于美国的
压力，不敢承认中国。中央决定利用此次会议打开外交局面，指示代表团在会议上要“加强
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并且尽力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周恩来认为，日内瓦会议应当多去一些人，应当包括各方面的专家和人士，一方面是为
了承担各方面的工作，便于和与会各国广泛接触；另一方面让更多的同志开阔眼界，增长见
识，丰富参加国际斗争的经验，培养外交人材。
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在外交部集中后，周恩来首先作了动员讲话，要求大家全面做好
各项准备。为此，代表团进行了“预演”和“彩排”。
例如，黄华和龚澎是新闻发言人。他们就在外交部礼堂举行了三次“记者招待会”，进
行战前演习。周恩来集中了懂英语的新华社记者扮演外国通讯社记者。这些“外国记者”也
真刀实枪地冲锋陷阵，提出各式各样刁钻古怪的问题，挑衅的，侮辱的，诽谤的，威胁的，
斥问的，……可以说，凡能想到的问题都提了。黄华、龚澎则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或解释
，或反驳，一一给予回答，不仅锻炼了从容大度、镇定自若的气质，而且熟悉了有关背景和
情节。在日内瓦期间，他们俩在每次会后都要召开各国记者招待会，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
西方报纸称为“出色的”、“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代表团内部作了分工。龚澎、黄华是新闻发言人；吴冷西、吴文焘本是新华社的负责人
，负责新闻报道，同国内新闻机构联系；西欧司司长宦乡和乔冠华、陈家康组成政治组，负
责起草文件，特别是周恩来的发言稿；宦乡还和杨承芳、浦寿昌组成中译英翻译小组，杨负
责笔译，浦负责口译；师哲、欧阳菲和苏联人贾化才是中译俄翻译小组，负责将周恩来的发
言、提议等会议文件翻译成俄文，与苏联代表团交换，再将苏联代表团的文件译成中文；马
列是周恩来的外事秘书，懂俄文，担任中苏代表团的联络员，负责同莫洛托夫的秘书联系，
安排中苏代表团之间的会晤；到5月底，应越方要求，中苏越三国的军事顾问组成军事参谋
会议，代表团团长中方是雷英夫，越方是谢光宝，苏方是费登科中将；陈浩负责机要和国内
的文件往来。
这样，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可谓人材济济。
二、“年轻的红色外交家”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莫斯科。代表团在莫斯科停留了两天。
利用最后的两天时间，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邀请苏联外交部的一些人，包括葛
米罗柯，到中国代表团座谈。座谈中，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提出了各种问题，苏联方面的同志
都作了认真的回答，并且介绍了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以及应注意的问题，特别保密
工作，如何防止窃听、上当、走漏消息等。
葛罗米柯介绍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不择手段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刺探我们的意
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
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密成为轻而易举的
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旅馆、公寓、沙龙或
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的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苏联同志的经验，给中国代表以很大启发和帮助。
4月24日上午，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日内瓦。当飞机在东柏林机场作短暂停留
时，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前往迎送。中国代表在机场中心大楼前进餐时，有人通知说，莫
洛托夫的专机快到了，大家加快进餐。在莫洛托夫专机到达柏林之前十多分钟，中国代表团
起飞飞往日内瓦。
上了飞机，大家发现机舱里多一个美国士兵。这个不速之客是来执行任务的。当时东西
方曾有协议，从东柏林起飞的苏联飞机，飞往西柏林和西德领空时，一律得先照会在西德的
美国驻军，美军将派一名观察员随机飞过西柏林和西德领空。这位不速之客只有20多岁，满
脸稚气。或许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黄肤黑发的东方人，脸上充满了惊奇之色。不久，机舱
内谈笑风生的气氛感染了他，他也独自地笑了。
24日下午，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机场。机场上没有特意搞什么盛大的欢迎仪式，但围
观和抢镜头的记者却有好几百。当周恩来那矫健的身躯出现在机舱口时，人群一阵骚动，记
者们纷纷拥上前，发疯似地抢镜头。作为新中国第一次派出的大型代表团，它格外引人注目
，而不亢不卑、彬彬有礼的周恩来更成了西方新闻界报道的中心人物。
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指出，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
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
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
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
亚洲的迫切问题的可能”。
迎接的人准备送中国代表团去别墅休息，但周恩来没有去，而在机场等待莫洛托夫的到
来。
大约20分钟后，苏联代表团到了。周恩来上去迎接，与刚下飞机的莫洛托夫亲切地握手
、拥抱。莫洛托夫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讲话。他说：“不能不指出这一重要事实，即：所有的
大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代表最近几年来首次共同参加一个国际会
议。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将竭力促成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以符合
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时，苏联代表团认为，尽快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保障印度支
那人民的自由和民族权利是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任务。”
随后，莫洛托夫同周恩来并肩而行。两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整个机场人山人
海，热闹极了。记者们你推我挤，各不相让。有的甚至爬上了机场通道的栏杆、墙角和窗户
，在那里大吼大叫，要求两人走慢一些，给他们留个镜头。莫洛托夫便对周恩来说，我们稍
微走慢点，停下来略谈几句话，就可以给他们留几个镜头了。于是，他们两人走走停停，谈
笑风生地进了候机厅。这时，记者们还在叫喊，莫洛托夫便拉着周恩来的手转了几个方向，
满足了记者们的愿望，然后两人分手。
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以来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从此，
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西方打交道时，有了强大的盟友和兄弟，对此，苏联方面是十分
高兴的。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第一次派大型代表出席日内瓦会议，更是震动了世界。事后
外国记者们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的创举，是
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尽管事前中国代表团作了周密的准备工作，然而百密一疏，仍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纰漏
。本来以为这样一个国际会议，大家应当穿着庄重严肃一些，因而一律着黑色中山装，戴八
角帽。有一家报纸报道说：“机门一打开，蹦出来一群足球运动员。”以后，中国代表走到
街上，不断有人脱帽致意。原来他们把中国代表当作了传教士。周恩来发现这个问题，立即
指示作了纠正。不久，中国代表团成员不仅换上了浅色服装或西装，而且笑容可掬地出现在
镜头面前。
对于中国代表团的表现，记者们评论道：“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
红色外交家。”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很多当时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赫赫有名的外交家，除了莫洛托夫，
还有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外务相南日，以及南朝鲜、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
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国的代表，会议同意
在讨论朝鲜问题时，由泰国、苏联、英国三国首席代表逐日顺序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在讨论
印度支那问题时，由苏联、英国轮流担任会议主席。
蒋介石对此次会议也异常关注，但又不能派代表团出席，于是派了中央社驻巴黎的记者
王家松到日内瓦。
当中国代表团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王家松也要求参加，却被新闻联络官熊向晖拒绝
了。熊向晖还准备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理由是：中央社是台湾的官
方机构，要警惕他在日内瓦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
当时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项原则指示：(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2)谨
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3)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
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
下来，研究后再回答；(4)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
，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熊向晖以为处理王家松的事没有过错，在事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完，皱了皱
眉头。他向熊向晖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
主义，就会给自己造成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只
是坚持“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
？瑞士早就与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哪里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
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呢？蒋介石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
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
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
理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
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熊向晖听了周恩来的话，便诚恳地说，总理批评得对，是我想错了，我不经请示，就把
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周恩来说，我是从政治角度提醒你，没有说组织
性纪律性的错误。当然，组织性纪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请示。那叫不负责任。重
大的、没有先例的问题应当事先请示。有时来不及请示，就需要当机立断，但要断得正确。
要做到这一点，不只靠水平和经验，关键在于事前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认真的准备。代表团在
北京集中以后，我要大家设想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一一提出对策，经过讨论批准作
成预案。有了这种准备，我们就比较主动。当然，不可能事事都预先料到，那不是唯物主义
。应当并且可能预料到的事而没有预料到，就是失职。你也作了预案，但你没有设想国民党
的记者到日内瓦来，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责任。现在不是追究责任，工
作中难免有失误。有了失误就追究责任，会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工作。但是，有了失误就
要认真吸取教训。我要在碰头会上讲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训。首先是联系这几天的实践
，检查有没有偏差，进一步设想还可能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拟出对策，这样，继续战
斗就更有把握。熊向晖说：我就召集新闻办公室的同志开会，按照总理的指示，进行检查和
讨论。周恩来又说，你们开会，再增加一个内容。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
”的阴谋活动，这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缺少具体分析，你们先研究一下，区分
几种情况，分别提出处理办法，写出来送给我。
周恩来又指示熊向晖，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一些解
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
。但是，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分寸，不能过头，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三、“美国历史上一次丢脸的外交失败”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隆重开幕了。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讨论朝
鲜问题，于6月15日结束；第二个阶段6月16日开始，举行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大会
于7月21日结束。
会议的第一天由艾登担任主席，他选的助手有一名土耳其人。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当主席
，莫洛托夫针锋相对，他选的助手一个是费德林，一个是师哲。其实助手根本没有什么事，
但美国人看到中国代表进了主席团，气得要命，却又无话可说。
美国代表团其实不是来开会的，而是来捣乱的。其团长便是臭名昭著的反共老手杜勒斯
。此人是资产阶级最好的代理人，西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和外交家。他在中国之所
以闻名，是因为他发表了把和平演变寄希望于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言论。
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没有笑过一次。他戴一副眼镜，面色苍白，神情忧郁，显得异常
的疲惫不堪。确实，杜勒斯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日子很不好过
，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朝鲜战争更是沉重打击了美国及其盟国，
杜勒斯为资本主义未来的命运操碎了心；此外，杜勒斯自己的日子也很不好过。日内瓦会议
有人把他叫“雷管”。倒不仅仅说此人危险，而是有双重含义。因为他患了癌症，刚做过手
术，胃里放了一支“镭管”，用于放射治疗，因而得名“雷管”。可怜的杜勒斯先生对于自
己事业的执着真让人钦佩。他不顾自己来日不多，风尘仆仆地先去朝鲜“三八线”观察，而
后又飞过半个地球赶到日内瓦，真够他受的。
然而，杜勒斯在会议召开一星期后便回国了，由副国务卿史密斯代理团长。或许是因为
中国代表团的与会给他刺激太深了吧。
杜勒斯反共似乎达成了疯狂的地步。他在会议上沉默寡言，整天阴沉着脸。他一下车便
低头走进会场，一散会便低头钻进汽车。轮到他发言时，板着脸照本宣科，念他精心推敲过
的发言稿。他甚至亲口下令，禁止任何代表团的成员同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杜勒斯发誓：
除非他同周恩来的“汽车相撞”，否则决不同中国代表打交道。
关于周恩来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拒绝的传说，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笔
者在小学时听老师是这样说的：周恩来与杜勒斯在通道相逢，总理主动伸出了手，杜勒斯傲
慢地看了总理一眼，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手，扔在地上。总理也微笑着掏出一块手帕，仔
仔细细地擦了每一个指头，然后把它塞进垃圾箱。听完老师的叙说，我们对杜勒斯充满了愤
怒之情，对总理的机智、大度油然而生敬意。
传说毕竟是传说。当年和周恩来一起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王炳南指出，“实际上没有发生
过这样的事”。
但杜勒斯有不准握手的禁令是无疑的。因为当时代理团长史密斯就竭力避免了同中国代
表团成员握手。
1958年4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明确说：“我们不能像杜勒斯那
样笨法，到了日内瓦还规定一条：不许握手。”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同尼克松总统会谈时就曾对尼克松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的诫条，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
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握手，就拉了一下我的胳膊。”引起大家哄堂大笑。
史密斯二战中是艾森豪威尔手下的一名将军，此人较开明，对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有保
留。
有一个美国记者曾当面问过史密斯：“你和杜勒斯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史密斯
风趣地回答说：“如果有接触的话，唯一的接触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手巾。”
不过，史密斯跟周恩来有过接触。
有一天，各国代表团的许多成员在酒吧中喝酒聊天。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到周
恩来的英文翻译浦寿昌闲谈，这在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交往史上是空前的。史密斯夸奖浦寿
昌英文讲得好，是地道的美国音，还问浦是在哪里学的。史密斯又对中国的文化赞扬了一通
，说了一些友好的话。
史密斯的举动在美国代表团中也是唯一的。浦寿昌立即把这件事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
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
第二天休息时，在王炳南的安排下，当史密斯一个人走到柜台去喝咖啡时，周恩来便走
了过去。此时史密斯左手拿着雪茄，看见周恩来微笑着走了过来，他立刻明白是对着他来的
。两人首次见面，总得打个招呼吧，握手是十分自然的喽，可杜勒斯有禁令呀。史密斯很机
警，他急中生智，连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两只手都不闲着，避免了和周恩来握手。他
笑容可掬地和周恩来打了招呼，两人客客气气地聊了一会，史密斯还是旧调重谈，赞扬了中
国的古老文明和美丽河山，并说他十分喜欢中国的瓷器，在他家的客厅中便陈设着许多中国
善鳌? 这一次是周恩来主动找史密斯接触，史密斯遵守杜勒斯的禁令，没有同周恩来握手，但
表现得很友好。或许是为了弥补心中的歉意，在日内瓦会议快要结束时，史密斯找了一个机
会，弥补了自己心中的歉疚之情。
这一天，正当周恩来与别人聊天时，史密斯微笑着主动找周恩来攀谈。史密斯诚恳地说
：“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上发挥了
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着，他抓住周恩来的胳
膊摇晃了几下，笑咪咪地走开了。
机智的史密斯，没有同周恩来握手，却用摇胳膊的方式达到了与握手同样的作用。握手
是违反禁令的，但摇胳膊确实不在禁令之内！
杜勒斯的禁令不但禁止不了美国代表团的成员私下与中国代表团接触，也禁止不了美国
政府与它不肯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谈判。
美国政府当时是内外交困，一方面它不承认新中国，不与新中国直接接触，另一方面它
又不得不与新中国打交道。美国有一批朝鲜战场被俘的美军官兵和在中国犯了罪的美国人尚
押在中国，美国公众舆论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认为这批在押人员的命运受到了美国政府僵硬
的对华政策的摆布，将成为这种政策的牺牲品。这批人是美国政府的心病，它既想要求中国
遣回这批在华人员，又不愿同中国直接接触。这时，英国和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关系。美国代
表团便想通过参加会议的英国驻华代办汉弗莱·杜维廉来办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
从英国方面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恩来连夜召集中国代表团研究这个问题。周恩来认为中
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僵硬，我们正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释放在华的被押人
员的愿望，开辟中美接触的渠道。
据此，周恩来告诉英国代办，既然中美双方都有代表团在日内瓦，有关中美的问题没有
必要通过英国，完全可以由中美代表团进行接触。这样，周恩来抓住美方不敢与我直接接触
的弱点，先将了美国人一军。接着，周恩来又给美国人铺了一个台阶。1954年5月27日，中
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关于美国政府无理扣押我国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发言人表示
，中国政府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与美国政府举行直接谈判。
在国内舆论和盟国的压力下，美国羞答答地同意和中国代表团直接会谈。这是新中国成
立后，中美双方首次直接接触。谁都没有料到日内瓦会议会导致中美直接会谈，但事情确实
发生了。
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写道：
“据说，由于艾登的关系，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5月的一天，艾登与周共进晚餐。席
间，两人谈到了朝鲜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进展，特别是关押在朝鲜的战俘和关押在中国的美
国人问题。美国想通过英国驻北京的代办负责处理这些问题。
周得知这一情况，立即作出明智、果断的决策，告诉英国代办，中美两国都有代表团在
日内瓦，完全可以就战俘和犯人问题举行直接的谈判。‘毕竟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英代
办向史密斯转达了此项建议。史密斯避开杜勒斯，直接获得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同意。不久
，中美两国代表之间的第一轮直接谈判开始了。王炳南和通晓英、德、法语的宦乡代表中方
，而阿列克西斯·约翰逊大使代表美方。
日内瓦会议偶然地为中美两国提供了会谈的机会，之后，会谈持续了15年。王炳南回忆
说：‘这是一条长绳的头几缕。’这些会谈使中美两国可以相互表达各自的立场和对问题的
看法。会谈接着在华沙进行。次年，王炳南成为中国驻波兰大使。会谈于1957年12月中断，
1958年9月重新开始。到1960年12月，双方已会谈了100多次。这证明双方均愿意保持接触，
因为双方可以相互交换看法。会谈开始后的一年里，周恩来和负责中国核研究的聂荣臻迎接
了返回中国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及其家眷。钱学森一家曾被扣留在美国。钱和其他从美国返回
的物理学家帮助中国在核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从1954年中美之间开始谈判，十九年间，上百次会谈，中美关系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善。
但是，迫使美国谈判，这本身便是我们的重大胜利，何况，我们还要回了钱学森。50年代末
，周恩来曾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
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有价值的。
日内瓦会议可以说是中美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外交斗争。中国代表团有理有据，灵活主
动，美国代表团则处处制造障碍，两相对照，历史早有定论。《华盛顿邮报》评论说：“美
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已遭到美国历史上一次丢脸的外交失败。”不失为中肯之语！
四、“你们早晚都会清楚，他是个... 不平凡的人”
4月27日，朝鲜外相南日发言，根据预先商定的方案，提出了一项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
建议。包括三项内容：六个月撤退外国军队、全国举行自由选举、恢复朝鲜和平统一。
4月28日，杜勒斯发言了。杜勒斯态度傲慢，出言不逊，仿佛根本不存在联合国军被中
朝军队赶到三八线附近的事实，他蛮横地指责朝、中、苏三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企图让
美国无限制地占领南朝鲜，提出了实现所谓联合国统一朝鲜的决议。
周恩来也在同一天发了言。他听了杜勒斯的发言后，即席在原来的讲话稿中增加了一大
段话，批驳杜勒斯的谬论。当代表六亿人民的周恩来用安祥沉稳的声音发言时，会场里的人
们凝神静听。这是社会主义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大型的国际会议阐述一个世界人民都极其关注
的东方国家的立场，人们怎能不予以格外的注目呢？
周恩来郑重地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实现国家统一的三项建议，谴责美
国对朝鲜的侵略行为，要求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动；周恩来呼吁亚洲国家彼此之间进行协商，
共同努力维持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周恩来呼吁所有欧洲国家在集体努力的基础上保证欧洲的
安全；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主张，停止扩军，普遍裁军，禁止使用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
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周恩来的正义之声，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鲜明的立场及寻求途径解决问题的诚意，引
起了会内外的广泛重视。会后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三百多名外国记者挤满了
“记者之家”的会议厅，听取情况介绍，索取发言稿。第二天，不但在瑞士，几乎欧洲所有
的重要报纸，都把周恩来的发言登在第一版最重要的位置，而把那天另一个发言人美国国务
卿杜勒斯的发言放在较次要的位置。《日内瓦报》的评论指出，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
的声音。文章说：“亚洲广大人民已发出了怒吼，这是历史的一个新现象。……那里的人民
已经觉醒了。”
但是，美国代表团在朝鲜问题的讨论上根本没有诚意。美国政府曾作过明确指示，一定
使会谈破裂，不许达成任何协议。因而，在美国代表团的阻挠、捣乱下，朝鲜问题的讨论没
有任何进展。
美国代表团还采取幕后活动的方式，说明和压制参加“联合国军”的16个国家同意执行
他们的这个指示。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朗宁在回忆录中说：“周恩来的讲话和建议完
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可是美国却“阻止达成和平解决”。16个国家拟定了一个“十六
国宣言”，准备在6月15日的会议上宣读。
6月15日，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当时苏联的情报工作做得不错，莫洛托夫
告诉周恩来，看样子美国要停会。
这一天的会议主席是艾登。首先发言的是朝鲜外相南日。南日提出了一个关于保证朝鲜
和平状态的新建议，真诚地希望打破会议的僵局，谋求在成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
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接着周恩来作了发言。他认为南日的六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
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而后莫洛托夫发言。莫洛托夫除表示支持南日的建议外，并提议由所有与会者发表一项
共同宣言。他接着宣读了宣言草案：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业已同意“在等待朝鲜问题建立
在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国家的基础上最后解决期间，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
平构成威胁的行动。与会者表示相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将为了和平的利
益依照本宣言而行动。”
莫洛托夫的建议客观公平合理，大出美国代表团的意料，打破了他们原来的计划，在与
会者中出现骚动。
美国代表团慌了，连忙召集“十六国”和南朝鲜代表利用会议休息时间召开了四十分钟
的秘密会议。协商，讨论，其实是美国代表团的“一言堂”，由美国人说了算，这也算取得
了统一意见。
会议宣布继续进行的，美国代表史密斯作了发言，表示美国方面僵硬而无理的立场。史
密斯既提不出什么反建议，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来反对莫洛托夫的建议，而只是理屈词穷地说
：“我拒绝莫洛托夫外长所提出的关于共同宣言的建议，因为朝鲜停战协定早有规定，没必
要再搞。”
美国人定了调子，其余国家便人云亦云，随声附和。澳大利亚、菲律宾、比利时等相继
发言拒绝南日和莫洛托夫的建议。各国代表虽然长相各异，神态不同，但话语却如出一辙，
他们根本没有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任何独立的想法，仿佛鹦鹉学舌，成为美国的应声虫。比
利时代表斯巴克的发言别具一格，在国际外交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的。斯巴克面无表情，神
色冷淡地说：“不接受这一建议的理由就是因为刚才美国代表反对这一建议。否则，这一建
议本来是可以接受的。”
听了斯巴克的话，史密斯不满地皱紧了眉头，但又不能说什么。斯巴克的话十分有意思
，一方面他拒绝了朝鲜和苏联的建议，遵循了与美国等国家“协商”的原则，一方面又说明
了自己方面本来的想法，表示了与美国的不同意见，反映了一些西欧国家迫于美国的淫威不
得已而行之的矛盾心理，真是可怜又可笑。
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代表们的发言。他明白，美国已经铁下心要使会议达不成任何
协议，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十六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可以作最后一次争取，作最后一次
努力。在刹那间，周恩来的大脑急剧地旋转着。他一面对美国代表团的破坏行径充满了愤慨
之情，一面又冷静地思考着应付的对策。在这转瞬即逝的关头，周恩来充分显示了他的睿智
，博得了与会代表的钦佩和赞赏。
周恩来真诚地说：“我完全支持莫洛托夫关于与会各国发表共同宣言的建议。很遗憾的
是，就连这样一个表示愿望的建议也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了。情况虽然如此，我
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我提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
代表们惊诧了，两句话的协议？这不可能吧？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代表们不约而同地把
目光投向了周恩来，惊异、赞赏、迷惑……只听周恩来一字一顿地说：“日内瓦与会国家达
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
朝鲜问题的协议。”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环视会场，继续说道：“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
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会场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而后是不约而同的嗡嗡声，太精辟了，太出人意
料了。
周恩来提高声音义正辞严地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
，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态度，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周恩来的真诚感染了会场中大部分人，会场气氛为之一转，沉闷的空气一扫而空。南日
外相首先大声表态支持周恩来的建议，这自然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连比利时、澳大利
亚、加拿大，甚至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哗变了。美国代表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
比利时首相斯巴克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他又作了一次有趣的表演。斯巴克说，周恩来
先生的意见很好，有很多合理建议要再研究一下。
后院起火，史密斯心中大为不满。他写了一张纸条传给后边的人交给斯巴克。斯巴克看
了条子，又当即站起来说，主席先生，对不起，我作个说明，我刚才说的意思是可以再合理
地开一次会议，但我不是说一定要开，不开最好。
最后会议主席、英国外相艾登宣布说：“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
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南朝鲜代表急了，一边举手，一边尖着嗓门大声嚷道：“比利时不能代表‘联合国军’
十六个国家，也不能代表南朝鲜！”南朝鲜代表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发言没有什么效果，急
忙眼巴巴地望着美国代表史密斯。
会场又顿时静了下来。会议的中心从周恩来转到了史密斯身上。史密斯远没有周恩来的
风度，后院起火使他十分狼狈，全身冒汗，坐立不安。
他拿出手帕胡乱在脸上抹了几下，皱着眉，小声嘀咕了几句，又转身和代表团成员低语
了几句。史密斯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从周恩来的建议本身来看，他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从史
密斯自己的内心出发，他也不愿意做这件事；然而，从美国政府的立场出发，他只能做千夫
所指的事了。
史密斯干咳了一声，硬着头皮说：“在未经请示我国政府的情况下，我不准备表示意见
，也不准备参加对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会场又是一阵骚动，大家对此纷纷表示遗憾。周恩来以缓慢沉着的语气作了第四次发言
。他说：“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
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
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大会主席艾登
表示同意。
周恩来的建议虽然没有通过，却赢得了人心，中国和周恩来的声誉一刻之间得到了很大
的提高了。
周恩来的杰出表现，赢得了西方不少外交家的赞叹，引得他们开始尝试着与中国打交道
。有一次，加拿大外长对王炳南说，我要在明天的会议上讲话，我的话里可能有攻击你们的
地方，请你们不要在意，我心里是同情你们的。到了第二天开会，加拿大外长把我们大骂了
一通。会后，他又道歉说，对不起，我不得不这样做。
后来，史密斯私下里向中国代表团表示：会议结束后，他就辞职，不愿再干这个副国务
卿的差事了。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又不能根据事实真相办事。史密斯也真够为难的。
艾登更是对周恩来赞叹不已。他在向政府的报告中指出：“联合国不能指望在没有得到
中国周恩来和两个朝鲜代表同意的情况下来解决朝鲜问题。”
几天以后，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两国互派外交代办的协议。这又是日内瓦会议中国
代表团取得的重大成就。
艾登多次宴请了周恩来，在等候周恩来到来的时候，一些记者围住艾登发问。艾登郑重
其事地告诉记者们：“跟中国的周恩来打交道，我当然乐意。要知道，他可不是平凡的人，
你们早晚都会清楚，他是个不平凡的人。”
五、怒斥罗伯逊
日内瓦会议的第二个内容印度支那问题，比朝鲜问题更加复杂，而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
更富有决定性的意义。
说它问题复杂，是因为印支问题牵涉的国家多。
1946年前后，法国对越南、老挝、柬埔寨发动殖民入侵。印支三国组成了印支联军进行
英勇的抵抗。到日内瓦会议时，战争已经进行了八年多，胜负未定。法国由于拖得太久，政
治和经济上的压力太大，便想从中脱身。美国却想趁法国脱身之际，自己取而代之。一边是
法国欲脱身，一边是美国想介入，一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联盟控制的地区还不巩固，一
边老挝、柬埔寨尚未从印支联军中分离出来。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周恩来表现了一个外交
大师杰出的才能。他纵横捭阖于敌我友之间，与蓄意破坏会议的美国进行坚决斗争，对有一
定和平愿望但又态度动摇的英法又联合又斗争，对有中立倾向的老挝、柬埔寨政府采取和解
政策，与越南、苏联密切合作。在会议中，周恩来及时抓住时机，先后提出了两个重要建议
，使会议转危为安。
周恩来认为，越南独立同盟虽然已经控制了大片土地，但法军占领的范围仍比较大，而
且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主要战略交通线、海港、重要经济区域，双方控制区犬牙交错
。在此种情况下停火，越盟力量很容易被对方挤掉。因此，周恩来认为比较有利而且可行的
方案是争取以16度线为界实行停战，线北法军撤出，线南人民军撤出。从策略上考虑，应该
争取让对方提出这种方案。我方可先原则提出：在双方军事力量所决定的现实情况下，调整
出一条或几条稳定的有保证的界线，用以划定双方的占领区。
谈判的主要对手是法国。法国当时由主战派的拉尼埃主政，派主战派成员外长皮杜尔率
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法国拒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拒不承认寮国、高棉的抗战政府，而把
它们视为叛军，当作交战双方。在中苏双方的努力下，5月4日，范文同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
国代表团才到达日内瓦会议。后经越南代表团提议，在中苏越三方努力下，皮杜尔一扫过去
的派头，低头就坐，一言不发。
越南代表团中有人不由得笑了一声。这一声刺激了皮杜尔，他气急败坏地说：“这么严
肃沉重的场合，笑什么？！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你们还幸灾乐祸。同你们这些幽灵打交道，
真没有什么可讲的。”
范文同法文很好，不等翻译立即用法文反驳：“噢，难道你们是跟幽灵打仗？！”
然而，会议开始进行得很不顺利。
在5月8日开始讨论印支问题的最初三周内，除关于撤退奠边府伤员和高棉、寮国两个抗
战政府代表的席位问题外，军事停火、政治解决等实质性问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首先是
因为美国代表团竭力从中破坏；其次，法国拉尼埃政府对停火也不感兴趣；此外，越盟代表
团对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估计过高，对会前商定的方案犹豫不决，前后又不完全协调，也是原
因之一。会议开始讨论印支问题的前一天，越盟军队在韦国清协助指挥和中国火炮的支援下
攻克了奠边府。这时，越盟代表团团长范文同便认为，越南问题应以就地停战、稍加调整、
等待普选的方案为主，若对方不同意普选时再考虑南北划界，有时，他又摇摆于两种方案之
间。周恩来则认为，若就地停战，那么尚在敌人手中的红河三角洲、河内、海防等大城市便
无调整的可能，而且对西方同意通过普选统一全越南也不应抱过高期望，即使将来形势好转
能实现普选，也应该首先站稳北越和中越的根据地，不然南越的游击区和根据地被敌人挤掉
了，北越和中越的根据地又未能在交换中得到加强，对越盟是不利的。在老挝问题上，范文
同想提出与越南问题同样解决又怕对方不接受，想搞联合政府又怕己方干部太弱被溶化，想
搞靠近中国和越南的边区方案又怕对方用行政法令卡，还怕对方查出边区中有越盟军队，因
而顾虑重重，举棋不定。周恩来则认为，边区方案较好，靠近中国和北越便于保存力量以图
未来发展，要把老挝与越南一样处理是不现实的，应早作预见，早定方案。在柬埔寨问题上
，中苏越三方代表团都认为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政治情况极为复杂，我方虽可先提出区
域调查方案，最后也只能争取政治解决。但问题应该怎样提出，越南代表范文同也心中无数
。由于越中苏代表团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自然提不出具体的方案。对方则坚持不讨论老、柬
两国的停火，只讨论越南停火，而且还不包括停火后的政治解决问题。为打破僵局，周恩来
在与苏越代表团协商后于5月27日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核心是在确定印支三国同时完全停
火和区域调整原则后，实施方法可以根据三国的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这一建议绕开了我三
方未取得一致意见的具体方案问题，肯定了已有的一致意见即印支三国情况不完全相同这一
点，推动会议于5月29日达成了谈判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实质性协议。该协议接受了我方坚持
的三国完全同时停火的原则。在此前提下，决定先研究解决越南问题，从而导致了法越双方
军事代表的直接谈判。
5月29日协议将越南问题交给双方军事代表去讨论，外长会议则继续讨论老挝、柬埔寨
问题。谈判很快陷入了新的僵局。问题的症结在于是否承认越盟军队进入了老、柬。越盟自
己的电台曾播发过越南志愿军进入老、柬作战的消息，对方手中也掌握着越军部队在老、柬
的准确情报，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持强硬态度。我方则坚持否认老、柬有越盟军队。
6月中旬，会议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6月12日，法国拉尼埃内阁倒台，美国企图利用法
国政局的混乱于6月14日中断会议，幸亏那天会议轮到苏方莫洛托夫主持，苏联代表团抢先
提出关于国际保证与监督的新方案，美国的阴谋才未得逞。但是第二天，美国迫使西方16国
中断了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此事无疑给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蒙上了阴影。一般舆论都
认为会议已难以进行下去。莫洛托夫对此了也产生了动摇，他问范文同：“若会议暂缓，有
何意见？”
在这个紧要关头，周恩来再次脱颖而出，提出了第二个重要建议。
6月15日晚，越、中、苏代表团商量对策，周恩来分析形势后指出：目前谈判的关键问
题在于我方是否承认有越军在高、寮。如我坚决不承认，则不但高、寮问题无法谈下去，越
南问题也将受到牵连而陷于僵局。所以我们应当承认过去有越南志愿军在高、寮作战，但有
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处理。这才是明智之举。
莫洛托夫原来就主张这样做，范文同自己没有设想，反复考虑后也表示同意。由于周恩
来同英法代表较熟悉，三方决定不由范文同而由周恩来在会外向英法作出表示。三方还商定
，由周恩来提出关于军事问题的新建议，由范文同提出政治解决方案，由莫洛托夫提出关于
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新方案。
6月16日、17日，按预定计划，周恩来分别会见了艾登和皮杜尔，向他们表示尚在老、
柬的越盟志愿军可以撤退。16日下午的会上，他提出了关于老、柬问题的新建议。18日，范
文同又按越中苏代表团商定的口径在撤军问题上表了态。由于越中苏三方采取了这一系列建
设性步骤，会议情况显著好转，6月19日达成了双方军事代表就老、柬军事问题进行直接谈
判的协议。取得这一重要进展后，各国外长按预定计划暂时离开了日内瓦。周恩来则用这段
时间访问了印度、缅甸，并到柳州与胡志明、武元甲等举行会谈。
柳州会议经过仔细研究，于7月5日就谈判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案取得了一致意见。越南劳
动党中央以“七·五文件”的形式把文件发给了在日内瓦的范文同。文件再次规定，谈判的
指导思想是：应采取积极推动的方针，不应消极等待，并应主动地提出我方方案。具体方案
是：在越南仍争取以16度线停战，但考虑到16度线北的9号公路是老挝出海必经之地，对方
可能不会让步，因此可在16度线的基础上再作若干小调整；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
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争取政治解决。
关于柳州会议，韩素音在她的书中写道：“在胡的别墅四周郁郁葱葱的花园里，他与周
花了三天时间讨论越南的统一问题。周谈到，坚持好斗的姿态目前无助于统一，反而可能促
使美法采取联合军事措施，对付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这样就会前功尽弃。莫洛托夫已经
明确表示莫斯科不愿支持任何‘美国目前无法容忍的’军事行动。周说道：‘时机尚未成熟
。’在越南南方，法国人支持的‘皇帝’保大仍受到公众相当的支持。目前接受暂时分治比
较明智，但应坚持要求两年后就统一问题举行自由选举，同时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越南。
胡志明说：‘为了收复南方的半壁河山，我可以再多等几年，但最后必须统一。’周恩来允
诺道：‘越南将会统一。中国将是你们最可靠的朋友。’”
但范文同却踌躇着下不了决心，不愿放弃16度线以南的己方控制区来换取红河三角洲的
敌方控制区，迟迟不按“七·五文件”的精神向法方提出建议。
此时法方拉尼埃政府已于6月12日倒台，6月17日组阁的法国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曾许
诺：“四周内若实现不了和平便辞职。”这个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了。
孟戴斯·弗朗斯的上台对我们有利。当时法国政府在印支战争问题上有三派：代表北非
派利益的海外领土部长让·季诺、负责欧洲事务的前国务秘书弗朗索瓦·密特朗及国民议会
财委会主席孟戴斯弗朗斯等反对继续进行战争；代表东方汇理银行利益的总理拉尼埃、外长
皮杜尔和国防部长普利文主张继续进行战争；支持建立欧洲防务集团同时又代表东方汇理银
行利益的副总理雷诺和财政部长富尔介于两者之间，既主张以增加美援和扩充南越保大军队
来维持战争，也不反对以国际谈判方式停止战争。主和派与主派势均力敌，相互攻讦。
主战的拉尼埃政府参加谈判不过是为了应付国内的和平呼吁并给美国施加压力以求得更
为优惠的美援条件。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仍积极与拉尼埃谈判，以达到即使谈不成也
要让对方破坏谈判的意图暴露于天下的目的。由于周恩来的主动，拉尼埃政府在谈判中故意
拖延的政策日益暴露，引起了法国公众舆论的强烈不满和主和派的猛烈挟击，终于在6月12
日倒台。
孟戴斯·弗朗斯于6月17日组成新政府后，对谈判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他把恢复和
平作为其内阁继续存在的前提，积极与越盟直接谈判。但由于法国第四共和国政治结构极其
脆弱，其处境十分困难。法国代表团成员迭次向我方表示：美国对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与越
盟直接谈判一事已表示了不信任态度。拉尼埃、皮杜尔等人以反对派面目出现，攻击孟戴斯
·弗朗斯将由于停战而破坏法国与美国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是拖过孟戴斯·弗朗斯许诺的期
限，迫使孟政府辞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天主教派的舒曼或皮杜尔会重新上台，亚洲战争
会从此扩大，等等。法国代表团秘书科罗德·谢松诚恳地对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说：法国现
在所处的地位就像在天平的中心。法国希望继续站在中间，这对欧洲和亚洲都是有利的。但
是如果孟戴斯·弗朗斯被迫下台，天平就要歪了，整个世界政治力量的均衡就会变化。如果
是这样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作为一个法国人，我憎恨看见这样的结果。
审时度势，周恩来指出，孟戴斯·弗朗斯主张停战是要以和平口号来团结资产阶级议会
各党派的多数，但他与皮杜尔是不同的，若印支停战，他的内阁就能支持下去。因此，对于
孟戴斯·弗朗斯，我们应当拉他一把。
7月12日，周恩来决定以越、中、苏三党中央的共同意见来与范文同交谈。当晚，他与
范文同彻夜长谈。周恩来不急不躁，以理服人，举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结
合抗战时期“皖南事变”的教训和日本投降后我及时撤出苏南以加强东北和山东的经验说明
进和退的辩证关系。
周恩来对越南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他经常找越南同志谈话。一边谈话一边绕着别墅
的花园，一圈又一圈，走一圈大约要花30－40分钟，可见周恩来的耐心。
范文同最后同意第二天按“七·五文件”指示精神向孟戴斯·弗朗斯提出建议。在范文
同之前，周恩来先找到了孟戴斯·弗朗斯。
周恩来对孟戴斯·弗朗斯的工作自后者到达日内瓦便开始了。6月22日，周恩来同孟戴
斯·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周恩来的诚恳态度使孟戴斯·弗朗斯深受感动。他对周恩来说，
他自己是坚决主张停火的，并愿以一个月为限期，如果在此期间仍不能实现停火，他就向政
府提出辞职。他并且交了底，说道：“现在，越盟方面不必为越南南北分界线在17度线或15
度线上硬争，法国是不会长期呆在那里的，越南还是越南人的。”
这一次，经过周恩来的说明，只要法国肯作出一定让步，越盟也会让步。这样，法国放
弃了以18度线为分界线的要求，双方协议以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十几公里的天滨河为
分界线。老挝和柬埔寨也随之在“七·五文件”规定的条件内达成了停战协定。
美国对于法国政府的态度是又气又恨，却又无可奈何。杜勒斯于7月11日写信给法国新
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无可奈何地表示：“美国从4月初起就寻求与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
密切合作，以图采取一个强硬的共同立场，然而事实却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日内瓦会议达
成最后协议后，法国外交部是这样评价美国政策的：“有美国人在，问题就更困难了。几个
月来美国的印支政策惊人地变化不定。华盛顿的领导人在对外政策的考虑和选举的忧虑中左
右为难，既受到反共斗争和对红色中国进行战争的鼓吹者的压力，又要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亚
洲大陆的决定在选民中可能引起的反应，因而华盛顿的领导人从来未能制定并执行一条确定
的路线。这种情况不利于法国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因此法国除了与共产党国家进行谈判外
，还不得不与我们的海外盟友进行一场货真价实的谈判，以说服他们不与最后解决方案公开
决裂。”
利用法美、英美之间的矛盾，这只是周恩来外交斗争的一个方面，对于美国代表团的挑
衅，周恩来从来是针锋相对，给予无情的反击。
6月16日，当周恩来发表了全面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六点方案后，史密斯即席作了一个
发言。他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看来，史密斯先生又在为前一
天(6月15日)无理拒绝周恩来的建议而表示歉疚了。这个建议看上去是史密斯的个人意见，
因为第二天开会时，美国代表团又改了口。
第二天，史密斯借故离会，说是到伯尔尼拜访联邦政府去了。因为在史密斯表态后，美
国代表团内部产生了分歧，有个叫罗伯逊的代表坚决反对史密斯的发言。史密斯无可奈何，
可能不愿做出尔反尔的事，便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溜之大吉。于是罗伯逊充当了首席代表。
罗伯逊此人在抗战后曾担任过北平军调处的美方代表，而周恩来当时是和马歇尔并驾齐
驱的三人小组成员。当罗伯逊狂妄地批驳周恩来的发言，说中国代表团的意见根本不值得考
虑和讨论，一股脑地推翻史密斯的表态时，周恩来一下子发火了，他厉声怒斥罗伯逊道：“
你们美国代表团说话算不算话？你们的团长史密斯昨天表示我们的意见可以考虑，今天怎么
变卦了？”
罗伯逊期期艾艾，无言以对，周恩来指着罗伯逊继续追击道：“上次你们的代表团长表
示中国提案是有益的，今天你罗伯逊却又出来大唱反调，叫人相信谁的话才好呢？告诉你，
罗伯逊，我们过去同你是打过交道的，我了解你。你如果想要挑战，我们是能够应战的。”
周恩来的话，雷霆万钧，一下子把罗伯逊击倒了。他瘫坐在座位上，脸色青白不定，一
副沮丧的样子。
印支问题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老挝、柬埔寨问题。老挝、柬埔寨的情况与越南不同，如
果说，越南的抗法斗争更多地具有人民革命的性质，那么老、柬的斗争民族解放的性质则浓
厚得多。老、柬的王国政府仍是两国大多数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政府，而且得到了世界上三十
多个国家的承认。虽然两国抗战的局面主要是靠越盟打开的，但自印度支那共产党撤销以后
，两国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党组织、干部培养的也不多。在军事上，柬埔寨王国政府军有
一万五千人，而高棉抗战军队只有三千人，其中还包括越盟军队一千多人；老挝王国政府军
队有近二万人，而寮国抗战力量只有一万八千人，其中一万四千人是越盟军队。
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本来就十分鲜明和严格，再加上这三国具
体情况差别这么大，因此，如果不顾印支三国“显明而严格”的国家界限而提出“印度支那
联邦”，实际上损害了老、柬两国的主权和独立：如果不顾老、柬老国人民的愿望与选择而
想依靠越盟军队建立并维持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一样的政体，那实质上是输出革命。
因此，周恩来在越、中、苏三方会谈中指出，解决问题时必须严格地以三个国家来对待
，因为印度支那是三个国家组成的，越南拥护胡主席，但高、寮则不同。三个国家能否组成
联邦国家也不一定。虽然三个国家人民在反对法帝上是相同的，但在三个国家中，武装力量
、组织力量、党的力量却都有不同。周恩来的意见，得到了越、苏两国代表国的同意。
那么，对老、柬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呢？是团结他们还是强迫他们，压制他们呢？团结的
策略自然是无疑的了。周恩来指出，和平可以团结住他们，而用军事则只有使它们投向美国。
起初，老挝和柬埔寨代表对中国代表团有误解。老挝代表冯·萨纳尼空、柬埔寨代表泰
普潘第一次到会便骂中国是帝国主义。他们的行为大出中国代表团的意料之外。但周恩来并
没有发怒，反而让师哲和王炳南去做他们的工作。周恩来知道老挝、柬埔寨代表是受了法国
人的蒙蔽。
师哲和王炳南请他们到中心花园里观赏花木，喝咖啡，聊天，大家在交往中慢慢增加了
了解。而后，周恩来又请他们吃饭，和他们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地谈话。老、柬两国代表的
态度一下子改变过来，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法帝国主义者。
当日内瓦会议在老、柬问题上陷于僵局时，6月16日，周恩来会见了艾登，既表示我方
承认老、柬两个王国政府的立场：“只要是在老、柬人民能表示意志的基础上，这两个王国
的政府也是可以被承认的。但是这两个王国政府也要用民主的方法来对待两国中的民族解放
运动包括两国抗战政府在内，取得政治解决，”周恩来又指出：“我们愿意看到老、柬成为
东南亚型的国家，”这样，“首先，我们在东南亚就可以和平共处。另一方面，我们不愿意
看到老、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因为那将构成东亚南不能和平的因素，这不仅对越南不利
，而且也威胁中国的安全。”
听了周恩来的话，艾登欣喜地说：“有希望了，很有希望了。我们所要求的也正是这些
。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老、柬成为任何国家的军事基地，不论是越南的或是美国的。”
周恩来的话，充分照顾了老、柬两国的利益，大大加强了老、柬两国的中立倾向。6月1
8日，当美国代表罗伯逊表示“不能接受周恩来6月16日建议，因为他在柬埔寨与老挝集结区
的组成问题上留下疑问”时，老挝代表萨纳尼空当即发言，认为“中国的建议可以作为工作
基础，因为它包括了有益的因素，老挝方面没有任何根本反对”。老、柬的中立态度使美国
十分恼火，却又不敢公开破坏谈判。
经过多方协调，在越南划分集结区的谈判终于于7月20日下午达成协议。为解决这个问
题，周恩来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开导、说服越南同志不要在划线问题上过于纠缠，因为法国
目前只要求留个面子，以便体面地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越南还是越南人的。
签字的那天晚上，周恩来特意到苏联代表团住处访问，以便向莫洛托夫了解情况。十分
奇怪，莫洛托夫晚上九点出去，直到夜间十一点多，也没有回来。签字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呀
，大家心里都产生了疑问。
7月21日凌晨，莫洛托夫才回来，印度支那三国代表有意找麻烦，拖延时间，拒不签字
。这一招把法国人吓坏了，因为孟戴斯·弗朗斯一上台就向法国国民议会许愿，说他一定在
7月20日以前达成停战协定。印度支那三国代表这一手，使得他们坐立不安，虚惊一场。结
果，关于印支问题的签字，不是在7月20日完成的，而是在7月21日凌晨完成的，但为了不使
法国内阁垮台，签字的时间仍写为7月20日。
六、“不请示主席怎么能行？”
在日内瓦期间，周恩来充分利用国际会议的有利时机，与各方面广泛接触，开展新中国
的和平外交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这突出表现在中印关系上。
印度没有出席日内瓦大会，但周恩来在日内瓦与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会见在十次以上。
5月23日下午3时，周恩来接见了梅农。梅农转达了尼赫鲁总理对周恩来的访印邀请。周
恩来对此表示感谢。周恩来说，我还不知道这里的会要开多久，不知道时间是否允许。日内
瓦会议已经开了四个礼拜。有些人想把会议弄得无结果而散，这是我们所忧虑的。我们将尽
一切努力来达成协议，但是必需要双方都有这种愿望才行。关于朝鲜问题，你过去在这方面
也作了不少努力。南日外务相在讨论的第二天就提出了一个全面方案，而联合国方面在过去
四星期中没有提出任何方案。昨天提出的仍然是老一套，那就是由李承晚来统一朝鲜。尼赫
鲁总理曾经说，朝鲜必须统一，但是统一是不能由一方强加在另一方的。但是李承晚却正要
如此做。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对双方平等的。昨天我们提出了补充建议，由中立国监察自由
选举。把这两个方案比较一下，就知道谁在拖。美国正想以此证明协商不能解决问题。但是
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朝鲜问题可以解决。问题在于，是双方平等协商呢，还是一方把
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我同意印度支那问题是更迫切的，因为那里需要停
战。如果这一点能做到，就可以使战争集团扩大战争的企图受到挫折。问题的中心是，美国
要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弄得越小越好， 以便训练保大的军队，使他日后起而消灭越南民主共
和国。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美才愿意停战。法国政府的一部分人，包括皮杜尔，跟随美国这
一政策。
周恩来和梅农频繁接触，双方坦诚以见，广泛交流，最终促成了周恩来的访印。
6月24日上午，周恩来离开日内瓦去印度。次日晨7时15分，周恩来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
，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各界群众五千余人的热烈欢迎。
由于访印是在日内瓦会议中举行的，可谓忙里偷闲，所以周恩来的行程非常紧凑。
到达新德里后不久，上午9时，周恩来拜谒了印度圣雄甘地的火葬处并献了花圈；9时30
分，拜会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博士；10时15分，拜会印度副总统拉德哈克里希南；11时，拜会
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下午3时30分，和尼赫鲁会谈；晚7时，出席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在总
统府举行的招待会；8时45分，和尼赫鲁共进晚餐。晚餐后继续会谈。
6月26日的行程亦是如此。6月27日下午6时，周恩来在新德里总统府举行记者招待会，
向到会的印度和各国记者宣读了书面谈话。周恩来指出：今年4月间中印两国所签订的关于
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上规定的五项原则，正如尼赫鲁总理所说的，
应该成为中印两国关系的规范。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
共处的。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主权利是必须得到尊重的。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
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内
人民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如果世界各国都根据这些原则处理他们相互间的
关系，那么，这一国家对那一国家进行威胁和侵略的情形就不会发生，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
可能，就会变成现实。
50年代中期，中印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
家之一，它和新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中印虽然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
，但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是当时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楷范。这种关系对刚成立的、被
帝国主义封锁的新中国来说，是十分有利和极其宝贵的。例如，当美国干涉朝鲜内战，悍然
扩大战争时，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印度大使，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指出中国人民不会对这
一事件置之不理。这样，通过印度这条渠道，中国人民向美国提出了警告。
而中印亲密关系的建立，从中方来说，首功当然归属周恩来；从印方来说，应当功于尼
赫鲁。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导致中印关系降温的也是尼赫鲁。
访印之后，周恩来于6于28日下午飞抵仰光，对中国近邻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在缅甸呆
了一天多，6月29日晚8时30分，周恩来回国。
回国任务有二：一是和胡志明在柳州会谈；二是向中央汇报日内会议的有关情况。7月1
2日，周恩来经莫斯科、柏林返回日内瓦。
7月23日至25日，周恩来与民主德国党政领导进行了友好会谈，并出席了群众大会，还
接受了柏林胡包特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7月26日上午，周恩来到达波兰首都华沙。
驻波大使馆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二个大使馆。当时大使是曾涌泉，使馆的主要干部
也刚刚放下枪杆子。周恩来的到来，使他们既兴奋又紧张。
周恩来到达后，驻波大使馆有关人员立即把波方的活动安排报告了他，周恩来的回答是
“客从主便”。
在对外交往时，周恩来非常注意尊重对方。当他在国内会见客人时，他主张“主从客便
”；当他在国外访问时，则与之正好相反，强调“客从主便”。正因为周恩来时时处处为他
人着想，他在对外交往中赢得了一片赞赏。
波兰方面安排的一项活动是，周恩来在一个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驻波大使馆草拟
了讲话稿后，便交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了之后，首先肯定了使馆工作人员的努力。他说
：“太难为你们了，看得出来，你们还真下了一番功夫！”但周恩来觉得讲话稿中涉及波兰
与第三国的关系，不太妥当。“我们还是只讲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赞扬波兰人
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及目前为建设美好生活而奋斗这个主题好。原稿中涉及波兰与
第三国的问题，尚未研究。要知道，我们是个大国大党，又有毛主席的威望，人家对我们的
话往往看得较重一些，所以，还是慎重一些，以不提及为妥。”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驻波大使馆马上组织上修改，从午夜零时一直到凌晨四时，才把稿
子改出送交周恩来。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决定给周恩来授勋。周恩来得知后，对驻波大使馆政务参赞杨琪良
说，这件事要请示中央。随即，他给党中央拟了电报稿，让杨琪良回大使馆立即发出。杨琪
良对此不解，认为这样的事总理自己定下来就行了，回国后再报告中央也一样嘛。周恩来却
严肃地说：“这是纪律，不请示主席怎么能行？”
于是致电中央请示，毛泽东立即回了电报，表示同意接受。
7月27日，周恩来出席波兰全国阵线委员会在华沙举行的群众欢迎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周恩来回顾了日内瓦会议，指出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不仅停止了印度支
那战争，并且进一步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它证明了国际争端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
解决的。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它不仅解决了一个亚洲的迫切问题，
而且为和平解决其他国际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周恩来还高度赞扬了波兰人民反抗法西斯
的英勇斗争以及中波之间的友谊。在大会上，波兰国务委员会授予周恩来一级波兰复兴勋章。
当天晚上，中国驻波大使馆借用波方刚刚修复的一个大厅，以周恩来的名义搞了一个辞
行招待会。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落基、部长会议主席
西伦维兹等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隆重而热烈，气氛活跃，波兰贵宾都沉浸于中波兄弟般的情谊之中。而中国总理
周恩来的翩翩风度，更是征服了所有的来宾，以至发生了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情况。当周恩
来致词完毕，举杯敬酒时，酒杯竟空空如也。一旁的杨琪良一看，原来中方聘请的波兰招待
员陶醉于周恩来超人的魅力之中，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周恩来，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杨
琪良赶紧把他们从沉醉状态中唤醒，给周恩来等斟上酒。这个小小的插曲不但无损于招待会
，反而充分反映了中波人民之间的情谊，反映了中国总理周恩来巨大的声望和超人的人格魅
力。这种魅力，无论是语言障碍，还是文化障碍，亦或意识形态障碍，社会制度障碍，都无
法阻挡。
舞会开始了。客人频频请周恩来跳舞，周恩来来者不拒。他那潇洒的舞姿，在场的人无
不为之倾倒。连西方的一些大使也连连点头，赞叹说。“How wonderful! How wonderful！
(妙极了！妙极了！)”
我国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当时也在场。周恩来便动员她邀请贝鲁特跳舞。周小燕德语说得
很好，贝鲁特也会说德语，两人翩翩起舞。场内掌声阵阵，气氛达到了高潮。
招待会很晚才散，而周恩来定于次日上午8时30分离开华沙去莫斯科。杨琪良觉得总理
四天的访问，时间排得满满的，每天仅休息四五个小时，实在太累了，便建议说：“总理太
辛苦了，这样搞年轻人也够呛！建议总理10时起飞，早晨起床稍晚一会儿，不然到了莫斯科
又没法休息了。”没等杨琪良说完，周恩来立即以严肃的口吻说：“为什么要推迟起飞时间
？早已定了怎能更改？那样会给人一个什么印象？”
结果，周恩来仅休息了四个小时左右就按原定时间飞离华沙了。随后，周恩来访问了莫
斯科和乌兰巴托于8月1日下午返回北京，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林伯渠等在机场欢迎。
40多年过去了，日内瓦会议也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淡忘。但周恩来写下的光辉
的外交篇章和永恒的外交艺术却愈发光彩夺目。新中国从这里走上了国际舞台，新中国从这
里赢得了声誉。正像韩素音所说的那样：“日内瓦会议以后，通往北京之路成为平坦的外交
大道了。各国代表团和元首蜂拥而至，竞相拜会传奇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
陈老总在1954年4月送周恩来去日内瓦时就预言了这种胜利。在《满江红·送周总理赴
日内瓦》中，陈毅写道：
板门店，谈未歇；
日内瓦，话重说。
换唇枪舌剑，议倾坛席。
不管豺狼多诡计，我方事事持原则。
看我公樽俎折强权，
期赢获。
七、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周恩来不仅在会场上与美国代表团针锋相对，作坚决的斗争，在会下也做了不少工作，
交了不少朋友。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举世闻名。在参加日内瓦会议之前，周恩来就特意交待代表
团的秘书长王炳南，让他找两个有特长的名厨，以便在会议期间请客交朋友。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宴请了不少客人。宴请这种交往方式，被证明是有效的。一方面它
代替了正式的会见，使一些不易在公开场合说的话可以自然流露，双方坦诚以见，取得了正
式会谈难以达到的效果；另一方面，宴请具有较强的私人色彩，感情色彩更浓一些，通过这
种机会广泛接触，多交一些朋友，增加个人之间的情谊，这对正式工作也是极其有利的。周
恩来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非正式的外交会谈，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受到周恩来宴请的有莫洛托夫、范文同、南日、梅农、艾登、孟戴斯弗朗斯以及老挝、
柬埔寨王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周恩来还宴请了侨居瑞士的世界著名电影明星卓别林夫妇。
艾登受到邀请时，他特意请周恩来在当时印的菜单上签名，留作珍贵的纪念。80年代初
，艾登的遗孀访华时，还特地带来了那份菜单。宴请卓别林时，气氛自然十分热闹。卓别林
兴致很好，为中国代表团表演了一些独特、滑稽的走路动作，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卓别林对
中国的菜肴赞不绝口，而对茅台酒更是情有独钟。他对周恩来说，他喜欢这样的烈性酒，因
为这是真正男子汉喝的酒。周恩来便送了他一瓶，卓别林更加高兴了。
当然，这其中少不了两位名厨的功劳。周恩来赞扬他们说，你们对日内瓦会议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你俩是我们会议的特别助手。
日内瓦是全世界著名的游览胜地，湖光山色，十分迷人。日内瓦会议前后开了三个月，
工作极其紧张，但代表团也忙中偷闲，参观了列宁故居等地。
周恩来却从没有出去观光。一位负责当年周恩来安全保卫工作的瑞士朋友说，在会议期
间，周总理的工作精神至今还使他为之感动。他说：“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全神贯注会议工作
的领导人。他在会议期间表现出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使我们敬佩。”“即使在会议休息日，
他也没有出去过，有时直到深夜，还可以看见他住房的灯光。”
英国外长艾登在回忆中说：“在会谈时，周恩来先生沉着、坚定。他对细节一丝不苟。
”英国工党议员、后担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威尔逊当时就写道：“当周恩来走到他的别墅
门口向我们挥手送别时……我们都有这种印象：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世界性人物，他对他自
己、对他国家的前途抱有信心。”
对于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周恩来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他在听了关于代表团新闻发布会
的汇报后说：没出差错，只能算勉强及格。他认为接待记者的方式过于呆板，只是“守株待
兔”，效果还不很大。周恩来指示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型宴会，为一般记者举行大型冷
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吃中国菜，边吃边谈，无拘无束，可以更好地宣传
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
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代表团原先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
的要求。周恩来说，让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当代表团的顾问，就是为了这一点。他要新闻
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座谈会，由雷任民主讲并答问。
这些方式是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所未采取的。外国记者反应很好。有的说，中国人熟悉西
方记者的心理，事先准备周密，易于使人了解中国。有的说，雷任民的介绍给人印象最深的
是中国并不拒绝外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中国贸易的优先权。有的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
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有的
说，严肃和热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身上，这两种性格融洽
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
周恩来及时了解这些反应。但他更注意对我敌视的反应。美国有个记者说：在日内瓦看
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
。了解到这种反应后，周恩来让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节的纪录片。
周恩来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
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
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代表团放映了《1952年国庆节》，能容纳350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
，还有人站着看。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完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向代表团工作
人员握手祝贺。有的说，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有的说，美国不少记者也来
看，不知他们作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
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
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苏联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说，这是个创举，表示要向中国代表团
学习。
听到这些反应后，周恩来问，有没有批评意见？熊向晖说，间接地听到美国一个记者说
，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周恩来说，即使是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注意。再给
他们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拍的彩色戏曲片。当时刚刚拍出，熊向
晖也没有看过。为了便于向外国记者介绍，代表团在旅馆里先行试映，旅馆的一些瑞士职工
闻讯也来看，但放映不久，他们就一个个地走掉了，显然是看不懂。熊向晖认为，让外国人
看这部电影，真是“对牛弹琴”。但还得尽力而为，便请懂越剧的同志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
段写成一本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外文，发给外国记者。熊向晖把剧名译成英文，叫
做“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试映的情况以及所作的准备。不料周恩来批评他是在搞“党八股”
。他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
周恩来看出了熊向晖的为难之处，就帮他出主意说：“我帮你出个主意，只要你在请柬
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
了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
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
，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熊向晖半信半疑，说：“说明词写好后，请总理审定。”
周恩来哈哈一笑说：“那是你的事，我可不想越俎代庖。”
熊向晖他们很快地行动起来。为了让来宾方便停车，他们特地租了旅馆的大餐厅。放映
前10分钟，250个座位就已经没有空位了，后来的只好站着，到后来连站的地方也没有了。
国民党中央社记者王家松也来了。
影片放映时，全场肃静，众人都沉浸在这个美丽的故事之中。看到大家聚精会神地样子
，熊向晖不禁佩服周恩来的先见之明，然而更使他吃惊的是，当演到“哭坟”、“化蝶”时
，熊向晖居然听到了啜泣声，异国观众完全被中国古老的艺术感染了。
放映结束时，电灯亮了，观众们还沉浸于剧情之中，如痴如醉地坐着，沉默了大约1分
钟，大厅里响起了持久的热烈的掌声。人们兴奋地议论着，久久不肯离去。他们评价说，名
不虚传，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感人。
有的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友好
的记者为中国电影的成功而感到自豪。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
这样的片子，说明了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梁祝哀史》放映成功，人们纷纷在外面宣扬，于是根据大家的愿望，这部电影在更大
的范围又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看了之后，对之大加赞赏，色彩美，音乐美，“东方式
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了之后便要求购买拷贝。他说，应当把这部电
影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
周恩来还让人把片子拿去给卓别林看。卓别林，这位世界闻名的电影艺术大师，也为之
感染，不禁潸然泪下。原来打算放映两部片子，《梁祝哀史》之后是《白毛女》，结果《白
毛女》只好停映。卓别林对中国记者谈了他的感受，说：“你们有数千年的文化，希望你们
能充分发扬优越的文化传统，你们的成就就会吸引整个世界。”
能向晖完全没有料到一部《梁祝哀史》竟会产生如此的轰动效应。他在向周恩来汇报演
出的巨大成功时，谈了自己的感受，说这使他进一步懂得了对外宣传的重要。周恩来总结道
：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熊向晖深受启发。周恩来吩咐服务员，奖给熊向晖一瓶茅
台酒，记他的帐。
八、红叶寄相思
日内瓦会议举行之际，正逢北京春意浓时。中南海西花厅的庭院里，海棠花迎风怒放，
春雨过后，则是绿肥红瘦，别有一番风景。往年此时，周恩来工作再忙，也会和心爱的小超
一起赏花。周恩来喜爱海棠，因为它是“群花”。然而，今年情况不同，海棠依旧笑东风，
而周恩来却远在异国他乡辛勤地工作着。
邓颖超惦记着自己的人生伴侣和亲密战友，她知道周恩来的喜好。在娇艳的海棠花中，
她轻轻折下了最娇美的一枝，细心地把它压在书里。几天后，邓颖超写了一封信，信中装上
压好的海棠和去年在香山采来的红叶，让人捎给周恩来。让美丽的海棠和鲜艳的红叶寄去她
对周恩来的关切和思念。
日内瓦阳光明媚，鲜花盛开。接到邓颖超的信和海棠、红叶，周恩来不禁有些陶醉了。
他在百忙中托同志们采摘了院中争奇斗艳的芍药和蝴蝶花，细心压好，又写了一封信装上压
好的花带给邓颖超。
邓颖超高高兴兴地打开信：
“超：你的信早收到了。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如你。
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
八个小时。所幸尚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
陈浩、成元功两同志催我写信数次。现在已经深夜四时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明日信
使待发，只好草草书此，并附上托同志们收集的院花，聊寄远念。周恩来。六月十三日夜。”
看着来自遥远的日内瓦的芍药和蝴蝶花，邓颖超分明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味。她不禁回
想起三年前春天里周恩来给她写的信。
当时，她正在杭州养病，采集了红叶给周恩来寄去。过了几天，周恩来就回信了。信中
说：
“超：西子湖畔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
未
一、向毛泽东作检查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虽已签定，但远东局势并没有缓和下来。朝鲜停战协定
规定的政治会议由于美国的阻挠并未如期召开，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战争仍在继续；美国依然
封锁着台湾海峡，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此，1954年1月，苏联在苏、美、法、英四国
外长柏林会议上提议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从而缓合亚洲的紧张局势
。英法两国对此表示同意，美国虽然打心眼里反对，可两个盟国点了头，它也被迫放弃反对
态度。2月18日，柏林会议闭幕。发表的公报中建议由苏、美、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及
其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
这就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来由。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在国际事务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转折点。虽然美国人坚持在柏林会议公报上写明，中国参加会议并不含有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承认的意思，但这却从侧面反映了美国色厉内荏，十分惧怕新中国参
与国际事务，可是它怎么阻挡得了新中国如同巨人一般的步伐呢？
当时美国、法、英与中国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只有通过苏联邀请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
。3月3日，中国政府答复苏联政府，同意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4月19日，中央人民
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我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
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担任代表团秘书长，负责处理代表团的行政事务，雷任民、
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为顾问。
由于是第一次出席国际会议，缺乏经验，为了作好充分准备，周恩来在 4月初三次访问
了莫斯科。目的是向苏联学习和磋商，弄清会议召开的目的、讨论的问题以及可能解决的问
题和我们争取解决的问题等等。
4月1日，周恩来一行到达了莫斯科。中苏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协商。会议是绕着圆桌进
行的，所以赫鲁晓夫称之为圆桌会议。我方参加会谈的是周恩来和驻苏大使张闻天，苏方出
席的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
双方首先交换了有关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赫鲁晓夫只说了几句话，可能是对问题
了解不多，完全不着边际，莫洛托夫则谈了很多。
莫洛托夫是资格很老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时代苏联党政著名领袖之一。当时任外交部
长，是出席日内瓦的苏联代表团首席代表。莫洛托夫作为无产阶级的外交家，原则性异常坚
定，往往令资产阶级外交家望而生畏，因而赢得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长维奇斯拉夫·
莫洛托夫”的称号。其实他本人风度翩翩，表情冷峻，倒像个学者，曾令西方的一些少女着
迷。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有个美国人冲着莫洛托夫说，你是个“很难对付的毫不妥协的谈判
者”。莫洛托夫指着那人的鼻子自豪地说：“如果你认为我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周恩来吧
，那时你才会懂得什么叫难对付！”
莫洛托夫对日内瓦会议有自己的看法。
莫洛托夫认为日内瓦会议可能解决一两个问题，但我们也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
要力争取得一定的结果，如何争，这得看会议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采取机动灵活的策
略。莫洛托夫还对各方面作了分析，并介绍了许多经验。
周恩来介绍了中国政府的想法。周恩来指出，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日内瓦会议，
这件事本身意义就非同寻常，就是一种胜利。中国方面愿意利用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阐明
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中国的方针政策，并对有关事态作些声明、解释和澄清，这就
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得顺利，能阐明和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是有益的收获了，但对
会议不可以有过高的奢望。总之，周恩来的态度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
周恩来再三声明，中国是头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缺少国际斗争的经验和知识，希
望同苏联很好地合作，保持密切的联系，交换情报，互通消息，协同步骤。莫洛托夫对此表
示完全同意。周恩来还指出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那就是，朝鲜和印度支那和
平问题虽然与中国有切身关系，却并非是中国自身的事情，因而需要特别的小心谨慎。
双方在协商中约定，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听取苏方
向我代表团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以及在斗争中必须注意的各项事宜。
而后，苏联方面草拟了具体方案，周恩来则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
两三天后，周恩来又飞回莫斯科，中苏双方作进一步的商讨。商量之后，周恩来再次返
回国内，向中央汇报和组织代表团。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苏联方面设宴招待周恩来。周恩来的酒量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当中是
首屈一指的，但在这次宴会上，他却出人意料地醉了。
50年初期是中苏关系的黄金时代，那种同志间的情谊是十分感人的。特别是熟悉中苏历
史的周恩来，更加珍视这种平等的兄弟般的情谊。
在宴会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向周恩来敬酒，周恩来心情十分愉快，也频频与他们干杯
。祝酒、碰杯、干杯、拥抱，周恩来周旋于一大堆苏联领导人当中，不禁有些过量，突然呕
吐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了神，手足无措，唯有莫洛托夫陪同张闻天把周恩来
送上了汽车，并道歉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
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
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周恩来停止了呕吐，但还是昏昏沉沉，喝了两口浓
茶，便上床休息。这时，苏联皇宫医院的一位老名医来了。诊断之后，医生说，周恩来的肝
可能受过损伤，得过病，加上劳累过度，经不起酒精的刺激。
确实，周恩来长征途中到毛儿盖后，病倒了，确诊为病菌引起的阿米巴肝脓疡，昏迷了
三天三夜。当时根本不可能做手术，医生只得让战士到六十里外的雪山取来冰块，冷敷在肝
区上方，最后排出了半盆的绿脓，脱离险境。
肝脓疡的死亡率极高。只有极少数患者在肝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能经过
肠道排出体外而得以治疗。周恩来即是这极少数的幸运者之一，真是老天开眼。
第二天清晨，周恩来醒了过来，但仍有点头昏脑胀。他问师哲：“昨天我都说了些什么
？有没有出格的地方？我记得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师哲说：“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讲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
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
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地说成莫洛托夫而已。”
“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周恩来继续问。
“没有！确实没有！”
周恩来这才放下心，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
醒了。”
师哲说：“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
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上八点半，那位老医生又来了。检查之后，说一切正常，建议休息一天。周恩来本打
算当天回国，但医生坚持不应长途跋涉。于是在莫斯科又停留了一天。
回国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情况，同时也把自己喝醉的情况讲了，并作了自我
批评。毛泽东却不当回事，笑嘻嘻地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毛泽东还开玩笑说，
要是我，就和他们比吃辣椒。
师哲听周恩来说他跟毛泽东作检查的事，大不以为然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
报？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天向中央作检讨了。
周恩来却严肃地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在周恩来往返于中苏之间时，国内预定的代表团成员也忙开了。
中央极其重视此次会议，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国家或出于不了解，或慑于美国的
压力，不敢承认中国。中央决定利用此次会议打开外交局面，指示代表团在会议上要“加强
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并且尽力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周恩来认为，日内瓦会议应当多去一些人，应当包括各方面的专家和人士，一方面是为
了承担各方面的工作，便于和与会各国广泛接触；另一方面让更多的同志开阔眼界，增长见
识，丰富参加国际斗争的经验，培养外交人材。
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在外交部集中后，周恩来首先作了动员讲话，要求大家全面做好
各项准备。为此，代表团进行了“预演”和“彩排”。
例如，黄华和龚澎是新闻发言人。他们就在外交部礼堂举行了三次“记者招待会”，进
行战前演习。周恩来集中了懂英语的新华社记者扮演外国通讯社记者。这些“外国记者”也
真刀实枪地冲锋陷阵，提出各式各样刁钻古怪的问题，挑衅的，侮辱的，诽谤的，威胁的，
斥问的，……可以说，凡能想到的问题都提了。黄华、龚澎则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或解释
，或反驳，一一给予回答，不仅锻炼了从容大度、镇定自若的气质，而且熟悉了有关背景和
情节。在日内瓦期间，他们俩在每次会后都要召开各国记者招待会，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
西方报纸称为“出色的”、“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代表团内部作了分工。龚澎、黄华是新闻发言人；吴冷西、吴文焘本是新华社的负责人
，负责新闻报道，同国内新闻机构联系；西欧司司长宦乡和乔冠华、陈家康组成政治组，负
责起草文件，特别是周恩来的发言稿；宦乡还和杨承芳、浦寿昌组成中译英翻译小组，杨负
责笔译，浦负责口译；师哲、欧阳菲和苏联人贾化才是中译俄翻译小组，负责将周恩来的发
言、提议等会议文件翻译成俄文，与苏联代表团交换，再将苏联代表团的文件译成中文；马
列是周恩来的外事秘书，懂俄文，担任中苏代表团的联络员，负责同莫洛托夫的秘书联系，
安排中苏代表团之间的会晤；到5月底，应越方要求，中苏越三国的军事顾问组成军事参谋
会议，代表团团长中方是雷英夫，越方是谢光宝，苏方是费登科中将；陈浩负责机要和国内
的文件往来。
这样，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可谓人材济济。
二、“年轻的红色外交家”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莫斯科。代表团在莫斯科停留了两天。
利用最后的两天时间，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邀请苏联外交部的一些人，包括葛
米罗柯，到中国代表团座谈。座谈中，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提出了各种问题，苏联方面的同志
都作了认真的回答，并且介绍了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以及应注意的问题，特别保密
工作，如何防止窃听、上当、走漏消息等。
葛罗米柯介绍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不择手段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刺探我们的意
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
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密成为轻而易举的
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旅馆、公寓、沙龙或
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的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苏联同志的经验，给中国代表以很大启发和帮助。
4月24日上午，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日内瓦。当飞机在东柏林机场作短暂停留
时，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前往迎送。中国代表在机场中心大楼前进餐时，有人通知说，莫
洛托夫的专机快到了，大家加快进餐。在莫洛托夫专机到达柏林之前十多分钟，中国代表团
起飞飞往日内瓦。
上了飞机，大家发现机舱里多一个美国士兵。这个不速之客是来执行任务的。当时东西
方曾有协议，从东柏林起飞的苏联飞机，飞往西柏林和西德领空时，一律得先照会在西德的
美国驻军，美军将派一名观察员随机飞过西柏林和西德领空。这位不速之客只有20多岁，满
脸稚气。或许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黄肤黑发的东方人，脸上充满了惊奇之色。不久，机舱
内谈笑风生的气氛感染了他，他也独自地笑了。
24日下午，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机场。机场上没有特意搞什么盛大的欢迎仪式，但围
观和抢镜头的记者却有好几百。当周恩来那矫健的身躯出现在机舱口时，人群一阵骚动，记
者们纷纷拥上前，发疯似地抢镜头。作为新中国第一次派出的大型代表团，它格外引人注目
，而不亢不卑、彬彬有礼的周恩来更成了西方新闻界报道的中心人物。
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指出，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
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
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
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
亚洲的迫切问题的可能”。
迎接的人准备送中国代表团去别墅休息，但周恩来没有去，而在机场等待莫洛托夫的到
来。
大约20分钟后，苏联代表团到了。周恩来上去迎接，与刚下飞机的莫洛托夫亲切地握手
、拥抱。莫洛托夫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讲话。他说：“不能不指出这一重要事实，即：所有的
大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代表最近几年来首次共同参加一个国际会
议。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将竭力促成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以符合
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时，苏联代表团认为，尽快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保障印度支
那人民的自由和民族权利是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任务。”
随后，莫洛托夫同周恩来并肩而行。两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整个机场人山人
海，热闹极了。记者们你推我挤，各不相让。有的甚至爬上了机场通道的栏杆、墙角和窗户
，在那里大吼大叫，要求两人走慢一些，给他们留个镜头。莫洛托夫便对周恩来说，我们稍
微走慢点，停下来略谈几句话，就可以给他们留几个镜头了。于是，他们两人走走停停，谈
笑风生地进了候机厅。这时，记者们还在叫喊，莫洛托夫便拉着周恩来的手转了几个方向，
满足了记者们的愿望，然后两人分手。
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以来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从此，
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西方打交道时，有了强大的盟友和兄弟，对此，苏联方面是十分
高兴的。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第一次派大型代表出席日内瓦会议，更是震动了世界。事后
外国记者们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的创举，是
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尽管事前中国代表团作了周密的准备工作，然而百密一疏，仍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纰漏
。本来以为这样一个国际会议，大家应当穿着庄重严肃一些，因而一律着黑色中山装，戴八
角帽。有一家报纸报道说：“机门一打开，蹦出来一群足球运动员。”以后，中国代表走到
街上，不断有人脱帽致意。原来他们把中国代表当作了传教士。周恩来发现这个问题，立即
指示作了纠正。不久，中国代表团成员不仅换上了浅色服装或西装，而且笑容可掬地出现在
镜头面前。
对于中国代表团的表现，记者们评论道：“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
红色外交家。”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很多当时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赫赫有名的外交家，除了莫洛托夫，
还有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外务相南日，以及南朝鲜、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
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国的代表，会议同意
在讨论朝鲜问题时，由泰国、苏联、英国三国首席代表逐日顺序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在讨论
印度支那问题时，由苏联、英国轮流担任会议主席。
蒋介石对此次会议也异常关注，但又不能派代表团出席，于是派了中央社驻巴黎的记者
王家松到日内瓦。
当中国代表团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王家松也要求参加，却被新闻联络官熊向晖拒绝
了。熊向晖还准备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理由是：中央社是台湾的官
方机构，要警惕他在日内瓦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
当时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项原则指示：(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2)谨
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3)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
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
下来，研究后再回答；(4)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
，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熊向晖以为处理王家松的事没有过错，在事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完，皱了皱
眉头。他向熊向晖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
主义，就会给自己造成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只
是坚持“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
？瑞士早就与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哪里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
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呢？蒋介石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
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
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
理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
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熊向晖听了周恩来的话，便诚恳地说，总理批评得对，是我想错了，我不经请示，就把
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周恩来说，我是从政治角度提醒你，没有说组织
性纪律性的错误。当然，组织性纪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请示。那叫不负责任。重
大的、没有先例的问题应当事先请示。有时来不及请示，就需要当机立断，但要断得正确。
要做到这一点，不只靠水平和经验，关键在于事前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认真的准备。代表团在
北京集中以后，我要大家设想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一一提出对策，经过讨论批准作
成预案。有了这种准备，我们就比较主动。当然，不可能事事都预先料到，那不是唯物主义
。应当并且可能预料到的事而没有预料到，就是失职。你也作了预案，但你没有设想国民党
的记者到日内瓦来，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责任。现在不是追究责任，工
作中难免有失误。有了失误就追究责任，会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工作。但是，有了失误就
要认真吸取教训。我要在碰头会上讲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训。首先是联系这几天的实践
，检查有没有偏差，进一步设想还可能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拟出对策，这样，继续战
斗就更有把握。熊向晖说：我就召集新闻办公室的同志开会，按照总理的指示，进行检查和
讨论。周恩来又说，你们开会，再增加一个内容。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
”的阴谋活动，这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缺少具体分析，你们先研究一下，区分
几种情况，分别提出处理办法，写出来送给我。
周恩来又指示熊向晖，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一些解
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
。但是，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分寸，不能过头，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三、“美国历史上一次丢脸的外交失败”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隆重开幕了。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讨论朝
鲜问题，于6月15日结束；第二个阶段6月16日开始，举行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大会
于7月21日结束。
会议的第一天由艾登担任主席，他选的助手有一名土耳其人。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当主席
，莫洛托夫针锋相对，他选的助手一个是费德林，一个是师哲。其实助手根本没有什么事，
但美国人看到中国代表进了主席团，气得要命，却又无话可说。
美国代表团其实不是来开会的，而是来捣乱的。其团长便是臭名昭著的反共老手杜勒斯
。此人是资产阶级最好的代理人，西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和外交家。他在中国之所
以闻名，是因为他发表了把和平演变寄希望于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言论。
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没有笑过一次。他戴一副眼镜，面色苍白，神情忧郁，显得异常
的疲惫不堪。确实，杜勒斯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日子很不好过
，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朝鲜战争更是沉重打击了美国及其盟国，
杜勒斯为资本主义未来的命运操碎了心；此外，杜勒斯自己的日子也很不好过。日内瓦会议
有人把他叫“雷管”。倒不仅仅说此人危险，而是有双重含义。因为他患了癌症，刚做过手
术，胃里放了一支“镭管”，用于放射治疗，因而得名“雷管”。可怜的杜勒斯先生对于自
己事业的执着真让人钦佩。他不顾自己来日不多，风尘仆仆地先去朝鲜“三八线”观察，而
后又飞过半个地球赶到日内瓦，真够他受的。
然而，杜勒斯在会议召开一星期后便回国了，由副国务卿史密斯代理团长。或许是因为
中国代表团的与会给他刺激太深了吧。
杜勒斯反共似乎达成了疯狂的地步。他在会议上沉默寡言，整天阴沉着脸。他一下车便
低头走进会场，一散会便低头钻进汽车。轮到他发言时，板着脸照本宣科，念他精心推敲过
的发言稿。他甚至亲口下令，禁止任何代表团的成员同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杜勒斯发誓：
除非他同周恩来的“汽车相撞”，否则决不同中国代表打交道。
关于周恩来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拒绝的传说，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笔
者在小学时听老师是这样说的：周恩来与杜勒斯在通道相逢，总理主动伸出了手，杜勒斯傲
慢地看了总理一眼，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手，扔在地上。总理也微笑着掏出一块手帕，仔
仔细细地擦了每一个指头，然后把它塞进垃圾箱。听完老师的叙说，我们对杜勒斯充满了愤
怒之情，对总理的机智、大度油然而生敬意。
传说毕竟是传说。当年和周恩来一起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王炳南指出，“实际上没有发生
过这样的事”。
但杜勒斯有不准握手的禁令是无疑的。因为当时代理团长史密斯就竭力避免了同中国代
表团成员握手。
1958年4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明确说：“我们不能像杜勒斯那
样笨法，到了日内瓦还规定一条：不许握手。”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同尼克松总统会谈时就曾对尼克松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的诫条，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
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握手，就拉了一下我的胳膊。”引起大家哄堂大笑。
史密斯二战中是艾森豪威尔手下的一名将军，此人较开明，对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有保
留。
有一个美国记者曾当面问过史密斯：“你和杜勒斯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史密斯
风趣地回答说：“如果有接触的话，唯一的接触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手巾。”
不过，史密斯跟周恩来有过接触。
有一天，各国代表团的许多成员在酒吧中喝酒聊天。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到周
恩来的英文翻译浦寿昌闲谈，这在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交往史上是空前的。史密斯夸奖浦寿
昌英文讲得好，是地道的美国音，还问浦是在哪里学的。史密斯又对中国的文化赞扬了一通
，说了一些友好的话。
史密斯的举动在美国代表团中也是唯一的。浦寿昌立即把这件事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
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
第二天休息时，在王炳南的安排下，当史密斯一个人走到柜台去喝咖啡时，周恩来便走
了过去。此时史密斯左手拿着雪茄，看见周恩来微笑着走了过来，他立刻明白是对着他来的
。两人首次见面，总得打个招呼吧，握手是十分自然的喽，可杜勒斯有禁令呀。史密斯很机
警，他急中生智，连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两只手都不闲着，避免了和周恩来握手。他
笑容可掬地和周恩来打了招呼，两人客客气气地聊了一会，史密斯还是旧调重谈，赞扬了中
国的古老文明和美丽河山，并说他十分喜欢中国的瓷器，在他家的客厅中便陈设着许多中国
善鳌? 这一次是周恩来主动找史密斯接触，史密斯遵守杜勒斯的禁令，没有同周恩来握手，但
表现得很友好。或许是为了弥补心中的歉意，在日内瓦会议快要结束时，史密斯找了一个机
会，弥补了自己心中的歉疚之情。
这一天，正当周恩来与别人聊天时，史密斯微笑着主动找周恩来攀谈。史密斯诚恳地说
：“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上发挥了
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着，他抓住周恩来的胳
膊摇晃了几下，笑咪咪地走开了。
机智的史密斯，没有同周恩来握手，却用摇胳膊的方式达到了与握手同样的作用。握手
是违反禁令的，但摇胳膊确实不在禁令之内！
杜勒斯的禁令不但禁止不了美国代表团的成员私下与中国代表团接触，也禁止不了美国
政府与它不肯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谈判。
美国政府当时是内外交困，一方面它不承认新中国，不与新中国直接接触，另一方面它
又不得不与新中国打交道。美国有一批朝鲜战场被俘的美军官兵和在中国犯了罪的美国人尚
押在中国，美国公众舆论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认为这批在押人员的命运受到了美国政府僵硬
的对华政策的摆布，将成为这种政策的牺牲品。这批人是美国政府的心病，它既想要求中国
遣回这批在华人员，又不愿同中国直接接触。这时，英国和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关系。美国代
表团便想通过参加会议的英国驻华代办汉弗莱·杜维廉来办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
从英国方面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恩来连夜召集中国代表团研究这个问题。周恩来认为中
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僵硬，我们正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释放在华的被押人
员的愿望，开辟中美接触的渠道。
据此，周恩来告诉英国代办，既然中美双方都有代表团在日内瓦，有关中美的问题没有
必要通过英国，完全可以由中美代表团进行接触。这样，周恩来抓住美方不敢与我直接接触
的弱点，先将了美国人一军。接着，周恩来又给美国人铺了一个台阶。1954年5月27日，中
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关于美国政府无理扣押我国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发言人表示
，中国政府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与美国政府举行直接谈判。
在国内舆论和盟国的压力下，美国羞答答地同意和中国代表团直接会谈。这是新中国成
立后，中美双方首次直接接触。谁都没有料到日内瓦会议会导致中美直接会谈，但事情确实
发生了。
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写道：
“据说，由于艾登的关系，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5月的一天，艾登与周共进晚餐。席
间，两人谈到了朝鲜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进展，特别是关押在朝鲜的战俘和关押在中国的美
国人问题。美国想通过英国驻北京的代办负责处理这些问题。
周得知这一情况，立即作出明智、果断的决策，告诉英国代办，中美两国都有代表团在
日内瓦，完全可以就战俘和犯人问题举行直接的谈判。‘毕竟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英代
办向史密斯转达了此项建议。史密斯避开杜勒斯，直接获得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同意。不久
，中美两国代表之间的第一轮直接谈判开始了。王炳南和通晓英、德、法语的宦乡代表中方
，而阿列克西斯·约翰逊大使代表美方。
日内瓦会议偶然地为中美两国提供了会谈的机会，之后，会谈持续了15年。王炳南回忆
说：‘这是一条长绳的头几缕。’这些会谈使中美两国可以相互表达各自的立场和对问题的
看法。会谈接着在华沙进行。次年，王炳南成为中国驻波兰大使。会谈于1957年12月中断，
1958年9月重新开始。到1960年12月，双方已会谈了100多次。这证明双方均愿意保持接触，
因为双方可以相互交换看法。会谈开始后的一年里，周恩来和负责中国核研究的聂荣臻迎接
了返回中国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及其家眷。钱学森一家曾被扣留在美国。钱和其他从美国返回
的物理学家帮助中国在核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从1954年中美之间开始谈判，十九年间，上百次会谈，中美关系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善。
但是，迫使美国谈判，这本身便是我们的重大胜利，何况，我们还要回了钱学森。50年代末
，周恩来曾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
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有价值的。
日内瓦会议可以说是中美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外交斗争。中国代表团有理有据，灵活主
动，美国代表团则处处制造障碍，两相对照，历史早有定论。《华盛顿邮报》评论说：“美
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已遭到美国历史上一次丢脸的外交失败。”不失为中肯之语！
四、“你们早晚都会清楚，他是个... 不平凡的人”
4月27日，朝鲜外相南日发言，根据预先商定的方案，提出了一项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
建议。包括三项内容：六个月撤退外国军队、全国举行自由选举、恢复朝鲜和平统一。
4月28日，杜勒斯发言了。杜勒斯态度傲慢，出言不逊，仿佛根本不存在联合国军被中
朝军队赶到三八线附近的事实，他蛮横地指责朝、中、苏三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企图让
美国无限制地占领南朝鲜，提出了实现所谓联合国统一朝鲜的决议。
周恩来也在同一天发了言。他听了杜勒斯的发言后，即席在原来的讲话稿中增加了一大
段话，批驳杜勒斯的谬论。当代表六亿人民的周恩来用安祥沉稳的声音发言时，会场里的人
们凝神静听。这是社会主义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大型的国际会议阐述一个世界人民都极其关注
的东方国家的立场，人们怎能不予以格外的注目呢？
周恩来郑重地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实现国家统一的三项建议，谴责美
国对朝鲜的侵略行为，要求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动；周恩来呼吁亚洲国家彼此之间进行协商，
共同努力维持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周恩来呼吁所有欧洲国家在集体努力的基础上保证欧洲的
安全；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主张，停止扩军，普遍裁军，禁止使用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
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周恩来的正义之声，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鲜明的立场及寻求途径解决问题的诚意，引
起了会内外的广泛重视。会后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三百多名外国记者挤满了
“记者之家”的会议厅，听取情况介绍，索取发言稿。第二天，不但在瑞士，几乎欧洲所有
的重要报纸，都把周恩来的发言登在第一版最重要的位置，而把那天另一个发言人美国国务
卿杜勒斯的发言放在较次要的位置。《日内瓦报》的评论指出，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
的声音。文章说：“亚洲广大人民已发出了怒吼，这是历史的一个新现象。……那里的人民
已经觉醒了。”
但是，美国代表团在朝鲜问题的讨论上根本没有诚意。美国政府曾作过明确指示，一定
使会谈破裂，不许达成任何协议。因而，在美国代表团的阻挠、捣乱下，朝鲜问题的讨论没
有任何进展。
美国代表团还采取幕后活动的方式，说明和压制参加“联合国军”的16个国家同意执行
他们的这个指示。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朗宁在回忆录中说：“周恩来的讲话和建议完
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可是美国却“阻止达成和平解决”。16个国家拟定了一个“十六
国宣言”，准备在6月15日的会议上宣读。
6月15日，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当时苏联的情报工作做得不错，莫洛托夫
告诉周恩来，看样子美国要停会。
这一天的会议主席是艾登。首先发言的是朝鲜外相南日。南日提出了一个关于保证朝鲜
和平状态的新建议，真诚地希望打破会议的僵局，谋求在成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
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接着周恩来作了发言。他认为南日的六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
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而后莫洛托夫发言。莫洛托夫除表示支持南日的建议外，并提议由所有与会者发表一项
共同宣言。他接着宣读了宣言草案：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业已同意“在等待朝鲜问题建立
在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国家的基础上最后解决期间，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
平构成威胁的行动。与会者表示相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将为了和平的利
益依照本宣言而行动。”
莫洛托夫的建议客观公平合理，大出美国代表团的意料，打破了他们原来的计划，在与
会者中出现骚动。
美国代表团慌了，连忙召集“十六国”和南朝鲜代表利用会议休息时间召开了四十分钟
的秘密会议。协商，讨论，其实是美国代表团的“一言堂”，由美国人说了算，这也算取得
了统一意见。
会议宣布继续进行的，美国代表史密斯作了发言，表示美国方面僵硬而无理的立场。史
密斯既提不出什么反建议，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来反对莫洛托夫的建议，而只是理屈词穷地说
：“我拒绝莫洛托夫外长所提出的关于共同宣言的建议，因为朝鲜停战协定早有规定，没必
要再搞。”
美国人定了调子，其余国家便人云亦云，随声附和。澳大利亚、菲律宾、比利时等相继
发言拒绝南日和莫洛托夫的建议。各国代表虽然长相各异，神态不同，但话语却如出一辙，
他们根本没有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任何独立的想法，仿佛鹦鹉学舌，成为美国的应声虫。比
利时代表斯巴克的发言别具一格，在国际外交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的。斯巴克面无表情，神
色冷淡地说：“不接受这一建议的理由就是因为刚才美国代表反对这一建议。否则，这一建
议本来是可以接受的。”
听了斯巴克的话，史密斯不满地皱紧了眉头，但又不能说什么。斯巴克的话十分有意思
，一方面他拒绝了朝鲜和苏联的建议，遵循了与美国等国家“协商”的原则，一方面又说明
了自己方面本来的想法，表示了与美国的不同意见，反映了一些西欧国家迫于美国的淫威不
得已而行之的矛盾心理，真是可怜又可笑。
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代表们的发言。他明白，美国已经铁下心要使会议达不成任何
协议，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十六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可以作最后一次争取，作最后一次
努力。在刹那间，周恩来的大脑急剧地旋转着。他一面对美国代表团的破坏行径充满了愤慨
之情，一面又冷静地思考着应付的对策。在这转瞬即逝的关头，周恩来充分显示了他的睿智
，博得了与会代表的钦佩和赞赏。
周恩来真诚地说：“我完全支持莫洛托夫关于与会各国发表共同宣言的建议。很遗憾的
是，就连这样一个表示愿望的建议也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了。情况虽然如此，我
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我提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
代表们惊诧了，两句话的协议？这不可能吧？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代表们不约而同地把
目光投向了周恩来，惊异、赞赏、迷惑……只听周恩来一字一顿地说：“日内瓦与会国家达
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
朝鲜问题的协议。”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环视会场，继续说道：“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
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会场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而后是不约而同的嗡嗡声，太精辟了，太出人意
料了。
周恩来提高声音义正辞严地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
，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态度，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周恩来的真诚感染了会场中大部分人，会场气氛为之一转，沉闷的空气一扫而空。南日
外相首先大声表态支持周恩来的建议，这自然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连比利时、澳大利
亚、加拿大，甚至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哗变了。美国代表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
比利时首相斯巴克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他又作了一次有趣的表演。斯巴克说，周恩来
先生的意见很好，有很多合理建议要再研究一下。
后院起火，史密斯心中大为不满。他写了一张纸条传给后边的人交给斯巴克。斯巴克看
了条子，又当即站起来说，主席先生，对不起，我作个说明，我刚才说的意思是可以再合理
地开一次会议，但我不是说一定要开，不开最好。
最后会议主席、英国外相艾登宣布说：“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
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南朝鲜代表急了，一边举手，一边尖着嗓门大声嚷道：“比利时不能代表‘联合国军’
十六个国家，也不能代表南朝鲜！”南朝鲜代表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发言没有什么效果，急
忙眼巴巴地望着美国代表史密斯。
会场又顿时静了下来。会议的中心从周恩来转到了史密斯身上。史密斯远没有周恩来的
风度，后院起火使他十分狼狈，全身冒汗，坐立不安。
他拿出手帕胡乱在脸上抹了几下，皱着眉，小声嘀咕了几句，又转身和代表团成员低语
了几句。史密斯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从周恩来的建议本身来看，他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从史
密斯自己的内心出发，他也不愿意做这件事；然而，从美国政府的立场出发，他只能做千夫
所指的事了。
史密斯干咳了一声，硬着头皮说：“在未经请示我国政府的情况下，我不准备表示意见
，也不准备参加对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会场又是一阵骚动，大家对此纷纷表示遗憾。周恩来以缓慢沉着的语气作了第四次发言
。他说：“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
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
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大会主席艾登
表示同意。
周恩来的建议虽然没有通过，却赢得了人心，中国和周恩来的声誉一刻之间得到了很大
的提高了。
周恩来的杰出表现，赢得了西方不少外交家的赞叹，引得他们开始尝试着与中国打交道
。有一次，加拿大外长对王炳南说，我要在明天的会议上讲话，我的话里可能有攻击你们的
地方，请你们不要在意，我心里是同情你们的。到了第二天开会，加拿大外长把我们大骂了
一通。会后，他又道歉说，对不起，我不得不这样做。
后来，史密斯私下里向中国代表团表示：会议结束后，他就辞职，不愿再干这个副国务
卿的差事了。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又不能根据事实真相办事。史密斯也真够为难的。
艾登更是对周恩来赞叹不已。他在向政府的报告中指出：“联合国不能指望在没有得到
中国周恩来和两个朝鲜代表同意的情况下来解决朝鲜问题。”
几天以后，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两国互派外交代办的协议。这又是日内瓦会议中国
代表团取得的重大成就。
艾登多次宴请了周恩来，在等候周恩来到来的时候，一些记者围住艾登发问。艾登郑重
其事地告诉记者们：“跟中国的周恩来打交道，我当然乐意。要知道，他可不是平凡的人，
你们早晚都会清楚，他是个不平凡的人。”
五、怒斥罗伯逊
日内瓦会议的第二个内容印度支那问题，比朝鲜问题更加复杂，而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
更富有决定性的意义。
说它问题复杂，是因为印支问题牵涉的国家多。
1946年前后，法国对越南、老挝、柬埔寨发动殖民入侵。印支三国组成了印支联军进行
英勇的抵抗。到日内瓦会议时，战争已经进行了八年多，胜负未定。法国由于拖得太久，政
治和经济上的压力太大，便想从中脱身。美国却想趁法国脱身之际，自己取而代之。一边是
法国欲脱身，一边是美国想介入，一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联盟控制的地区还不巩固，一
边老挝、柬埔寨尚未从印支联军中分离出来。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周恩来表现了一个外交
大师杰出的才能。他纵横捭阖于敌我友之间，与蓄意破坏会议的美国进行坚决斗争，对有一
定和平愿望但又态度动摇的英法又联合又斗争，对有中立倾向的老挝、柬埔寨政府采取和解
政策，与越南、苏联密切合作。在会议中，周恩来及时抓住时机，先后提出了两个重要建议
，使会议转危为安。
周恩来认为，越南独立同盟虽然已经控制了大片土地，但法军占领的范围仍比较大，而
且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主要战略交通线、海港、重要经济区域，双方控制区犬牙交错
。在此种情况下停火，越盟力量很容易被对方挤掉。因此，周恩来认为比较有利而且可行的
方案是争取以16度线为界实行停战，线北法军撤出，线南人民军撤出。从策略上考虑，应该
争取让对方提出这种方案。我方可先原则提出：在双方军事力量所决定的现实情况下，调整
出一条或几条稳定的有保证的界线，用以划定双方的占领区。
谈判的主要对手是法国。法国当时由主战派的拉尼埃主政，派主战派成员外长皮杜尔率
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法国拒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拒不承认寮国、高棉的抗战政府，而把
它们视为叛军，当作交战双方。在中苏双方的努力下，5月4日，范文同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
国代表团才到达日内瓦会议。后经越南代表团提议，在中苏越三方努力下，皮杜尔一扫过去
的派头，低头就坐，一言不发。
越南代表团中有人不由得笑了一声。这一声刺激了皮杜尔，他气急败坏地说：“这么严
肃沉重的场合，笑什么？！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你们还幸灾乐祸。同你们这些幽灵打交道，
真没有什么可讲的。”
范文同法文很好，不等翻译立即用法文反驳：“噢，难道你们是跟幽灵打仗？！”
然而，会议开始进行得很不顺利。
在5月8日开始讨论印支问题的最初三周内，除关于撤退奠边府伤员和高棉、寮国两个抗
战政府代表的席位问题外，军事停火、政治解决等实质性问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首先是
因为美国代表团竭力从中破坏；其次，法国拉尼埃政府对停火也不感兴趣；此外，越盟代表
团对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估计过高，对会前商定的方案犹豫不决，前后又不完全协调，也是原
因之一。会议开始讨论印支问题的前一天，越盟军队在韦国清协助指挥和中国火炮的支援下
攻克了奠边府。这时，越盟代表团团长范文同便认为，越南问题应以就地停战、稍加调整、
等待普选的方案为主，若对方不同意普选时再考虑南北划界，有时，他又摇摆于两种方案之
间。周恩来则认为，若就地停战，那么尚在敌人手中的红河三角洲、河内、海防等大城市便
无调整的可能，而且对西方同意通过普选统一全越南也不应抱过高期望，即使将来形势好转
能实现普选，也应该首先站稳北越和中越的根据地，不然南越的游击区和根据地被敌人挤掉
了，北越和中越的根据地又未能在交换中得到加强，对越盟是不利的。在老挝问题上，范文
同想提出与越南问题同样解决又怕对方不接受，想搞联合政府又怕己方干部太弱被溶化，想
搞靠近中国和越南的边区方案又怕对方用行政法令卡，还怕对方查出边区中有越盟军队，因
而顾虑重重，举棋不定。周恩来则认为，边区方案较好，靠近中国和北越便于保存力量以图
未来发展，要把老挝与越南一样处理是不现实的，应早作预见，早定方案。在柬埔寨问题上
，中苏越三方代表团都认为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政治情况极为复杂，我方虽可先提出区
域调查方案，最后也只能争取政治解决。但问题应该怎样提出，越南代表范文同也心中无数
。由于越中苏代表团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自然提不出具体的方案。对方则坚持不讨论老、柬
两国的停火，只讨论越南停火，而且还不包括停火后的政治解决问题。为打破僵局，周恩来
在与苏越代表团协商后于5月27日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核心是在确定印支三国同时完全停
火和区域调整原则后，实施方法可以根据三国的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这一建议绕开了我三
方未取得一致意见的具体方案问题，肯定了已有的一致意见即印支三国情况不完全相同这一
点，推动会议于5月29日达成了谈判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实质性协议。该协议接受了我方坚持
的三国完全同时停火的原则。在此前提下，决定先研究解决越南问题，从而导致了法越双方
军事代表的直接谈判。
5月29日协议将越南问题交给双方军事代表去讨论，外长会议则继续讨论老挝、柬埔寨
问题。谈判很快陷入了新的僵局。问题的症结在于是否承认越盟军队进入了老、柬。越盟自
己的电台曾播发过越南志愿军进入老、柬作战的消息，对方手中也掌握着越军部队在老、柬
的准确情报，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持强硬态度。我方则坚持否认老、柬有越盟军队。
6月中旬，会议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6月12日，法国拉尼埃内阁倒台，美国企图利用法
国政局的混乱于6月14日中断会议，幸亏那天会议轮到苏方莫洛托夫主持，苏联代表团抢先
提出关于国际保证与监督的新方案，美国的阴谋才未得逞。但是第二天，美国迫使西方16国
中断了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此事无疑给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蒙上了阴影。一般舆论都
认为会议已难以进行下去。莫洛托夫对此了也产生了动摇，他问范文同：“若会议暂缓，有
何意见？”
在这个紧要关头，周恩来再次脱颖而出，提出了第二个重要建议。
6月15日晚，越、中、苏代表团商量对策，周恩来分析形势后指出：目前谈判的关键问
题在于我方是否承认有越军在高、寮。如我坚决不承认，则不但高、寮问题无法谈下去，越
南问题也将受到牵连而陷于僵局。所以我们应当承认过去有越南志愿军在高、寮作战，但有
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处理。这才是明智之举。
莫洛托夫原来就主张这样做，范文同自己没有设想，反复考虑后也表示同意。由于周恩
来同英法代表较熟悉，三方决定不由范文同而由周恩来在会外向英法作出表示。三方还商定
，由周恩来提出关于军事问题的新建议，由范文同提出政治解决方案，由莫洛托夫提出关于
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新方案。
6月16日、17日，按预定计划，周恩来分别会见了艾登和皮杜尔，向他们表示尚在老、
柬的越盟志愿军可以撤退。16日下午的会上，他提出了关于老、柬问题的新建议。18日，范
文同又按越中苏代表团商定的口径在撤军问题上表了态。由于越中苏三方采取了这一系列建
设性步骤，会议情况显著好转，6月19日达成了双方军事代表就老、柬军事问题进行直接谈
判的协议。取得这一重要进展后，各国外长按预定计划暂时离开了日内瓦。周恩来则用这段
时间访问了印度、缅甸，并到柳州与胡志明、武元甲等举行会谈。
柳州会议经过仔细研究，于7月5日就谈判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案取得了一致意见。越南劳
动党中央以“七·五文件”的形式把文件发给了在日内瓦的范文同。文件再次规定，谈判的
指导思想是：应采取积极推动的方针，不应消极等待，并应主动地提出我方方案。具体方案
是：在越南仍争取以16度线停战，但考虑到16度线北的9号公路是老挝出海必经之地，对方
可能不会让步，因此可在16度线的基础上再作若干小调整；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
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争取政治解决。
关于柳州会议，韩素音在她的书中写道：“在胡的别墅四周郁郁葱葱的花园里，他与周
花了三天时间讨论越南的统一问题。周谈到，坚持好斗的姿态目前无助于统一，反而可能促
使美法采取联合军事措施，对付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这样就会前功尽弃。莫洛托夫已经
明确表示莫斯科不愿支持任何‘美国目前无法容忍的’军事行动。周说道：‘时机尚未成熟
。’在越南南方，法国人支持的‘皇帝’保大仍受到公众相当的支持。目前接受暂时分治比
较明智，但应坚持要求两年后就统一问题举行自由选举，同时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越南。
胡志明说：‘为了收复南方的半壁河山，我可以再多等几年，但最后必须统一。’周恩来允
诺道：‘越南将会统一。中国将是你们最可靠的朋友。’”
但范文同却踌躇着下不了决心，不愿放弃16度线以南的己方控制区来换取红河三角洲的
敌方控制区，迟迟不按“七·五文件”的精神向法方提出建议。
此时法方拉尼埃政府已于6月12日倒台，6月17日组阁的法国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曾许
诺：“四周内若实现不了和平便辞职。”这个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了。
孟戴斯·弗朗斯的上台对我们有利。当时法国政府在印支战争问题上有三派：代表北非
派利益的海外领土部长让·季诺、负责欧洲事务的前国务秘书弗朗索瓦·密特朗及国民议会
财委会主席孟戴斯弗朗斯等反对继续进行战争；代表东方汇理银行利益的总理拉尼埃、外长
皮杜尔和国防部长普利文主张继续进行战争；支持建立欧洲防务集团同时又代表东方汇理银
行利益的副总理雷诺和财政部长富尔介于两者之间，既主张以增加美援和扩充南越保大军队
来维持战争，也不反对以国际谈判方式停止战争。主和派与主派势均力敌，相互攻讦。
主战的拉尼埃政府参加谈判不过是为了应付国内的和平呼吁并给美国施加压力以求得更
为优惠的美援条件。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仍积极与拉尼埃谈判，以达到即使谈不成也
要让对方破坏谈判的意图暴露于天下的目的。由于周恩来的主动，拉尼埃政府在谈判中故意
拖延的政策日益暴露，引起了法国公众舆论的强烈不满和主和派的猛烈挟击，终于在6月12
日倒台。
孟戴斯·弗朗斯于6月17日组成新政府后，对谈判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他把恢复和
平作为其内阁继续存在的前提，积极与越盟直接谈判。但由于法国第四共和国政治结构极其
脆弱，其处境十分困难。法国代表团成员迭次向我方表示：美国对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与越
盟直接谈判一事已表示了不信任态度。拉尼埃、皮杜尔等人以反对派面目出现，攻击孟戴斯
·弗朗斯将由于停战而破坏法国与美国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是拖过孟戴斯·弗朗斯许诺的期
限，迫使孟政府辞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天主教派的舒曼或皮杜尔会重新上台，亚洲战争
会从此扩大，等等。法国代表团秘书科罗德·谢松诚恳地对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说：法国现
在所处的地位就像在天平的中心。法国希望继续站在中间，这对欧洲和亚洲都是有利的。但
是如果孟戴斯·弗朗斯被迫下台，天平就要歪了，整个世界政治力量的均衡就会变化。如果
是这样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作为一个法国人，我憎恨看见这样的结果。
审时度势，周恩来指出，孟戴斯·弗朗斯主张停战是要以和平口号来团结资产阶级议会
各党派的多数，但他与皮杜尔是不同的，若印支停战，他的内阁就能支持下去。因此，对于
孟戴斯·弗朗斯，我们应当拉他一把。
7月12日，周恩来决定以越、中、苏三党中央的共同意见来与范文同交谈。当晚，他与
范文同彻夜长谈。周恩来不急不躁，以理服人，举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结
合抗战时期“皖南事变”的教训和日本投降后我及时撤出苏南以加强东北和山东的经验说明
进和退的辩证关系。
周恩来对越南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他经常找越南同志谈话。一边谈话一边绕着别墅
的花园，一圈又一圈，走一圈大约要花30－40分钟，可见周恩来的耐心。
范文同最后同意第二天按“七·五文件”指示精神向孟戴斯·弗朗斯提出建议。在范文
同之前，周恩来先找到了孟戴斯·弗朗斯。
周恩来对孟戴斯·弗朗斯的工作自后者到达日内瓦便开始了。6月22日，周恩来同孟戴
斯·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周恩来的诚恳态度使孟戴斯·弗朗斯深受感动。他对周恩来说，
他自己是坚决主张停火的，并愿以一个月为限期，如果在此期间仍不能实现停火，他就向政
府提出辞职。他并且交了底，说道：“现在，越盟方面不必为越南南北分界线在17度线或15
度线上硬争，法国是不会长期呆在那里的，越南还是越南人的。”
这一次，经过周恩来的说明，只要法国肯作出一定让步，越盟也会让步。这样，法国放
弃了以18度线为分界线的要求，双方协议以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十几公里的天滨河为
分界线。老挝和柬埔寨也随之在“七·五文件”规定的条件内达成了停战协定。
美国对于法国政府的态度是又气又恨，却又无可奈何。杜勒斯于7月11日写信给法国新
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无可奈何地表示：“美国从4月初起就寻求与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
密切合作，以图采取一个强硬的共同立场，然而事实却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日内瓦会议达
成最后协议后，法国外交部是这样评价美国政策的：“有美国人在，问题就更困难了。几个
月来美国的印支政策惊人地变化不定。华盛顿的领导人在对外政策的考虑和选举的忧虑中左
右为难，既受到反共斗争和对红色中国进行战争的鼓吹者的压力，又要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亚
洲大陆的决定在选民中可能引起的反应，因而华盛顿的领导人从来未能制定并执行一条确定
的路线。这种情况不利于法国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因此法国除了与共产党国家进行谈判外
，还不得不与我们的海外盟友进行一场货真价实的谈判，以说服他们不与最后解决方案公开
决裂。”
利用法美、英美之间的矛盾，这只是周恩来外交斗争的一个方面，对于美国代表团的挑
衅，周恩来从来是针锋相对，给予无情的反击。
6月16日，当周恩来发表了全面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六点方案后，史密斯即席作了一个
发言。他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看来，史密斯先生又在为前一
天(6月15日)无理拒绝周恩来的建议而表示歉疚了。这个建议看上去是史密斯的个人意见，
因为第二天开会时，美国代表团又改了口。
第二天，史密斯借故离会，说是到伯尔尼拜访联邦政府去了。因为在史密斯表态后，美
国代表团内部产生了分歧，有个叫罗伯逊的代表坚决反对史密斯的发言。史密斯无可奈何，
可能不愿做出尔反尔的事，便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溜之大吉。于是罗伯逊充当了首席代表。
罗伯逊此人在抗战后曾担任过北平军调处的美方代表，而周恩来当时是和马歇尔并驾齐
驱的三人小组成员。当罗伯逊狂妄地批驳周恩来的发言，说中国代表团的意见根本不值得考
虑和讨论，一股脑地推翻史密斯的表态时，周恩来一下子发火了，他厉声怒斥罗伯逊道：“
你们美国代表团说话算不算话？你们的团长史密斯昨天表示我们的意见可以考虑，今天怎么
变卦了？”
罗伯逊期期艾艾，无言以对，周恩来指着罗伯逊继续追击道：“上次你们的代表团长表
示中国提案是有益的，今天你罗伯逊却又出来大唱反调，叫人相信谁的话才好呢？告诉你，
罗伯逊，我们过去同你是打过交道的，我了解你。你如果想要挑战，我们是能够应战的。”
周恩来的话，雷霆万钧，一下子把罗伯逊击倒了。他瘫坐在座位上，脸色青白不定，一
副沮丧的样子。
印支问题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老挝、柬埔寨问题。老挝、柬埔寨的情况与越南不同，如
果说，越南的抗法斗争更多地具有人民革命的性质，那么老、柬的斗争民族解放的性质则浓
厚得多。老、柬的王国政府仍是两国大多数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政府，而且得到了世界上三十
多个国家的承认。虽然两国抗战的局面主要是靠越盟打开的，但自印度支那共产党撤销以后
，两国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党组织、干部培养的也不多。在军事上，柬埔寨王国政府军有
一万五千人，而高棉抗战军队只有三千人，其中还包括越盟军队一千多人；老挝王国政府军
队有近二万人，而寮国抗战力量只有一万八千人，其中一万四千人是越盟军队。
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本来就十分鲜明和严格，再加上这三国具
体情况差别这么大，因此，如果不顾印支三国“显明而严格”的国家界限而提出“印度支那
联邦”，实际上损害了老、柬两国的主权和独立：如果不顾老、柬老国人民的愿望与选择而
想依靠越盟军队建立并维持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一样的政体，那实质上是输出革命。
因此，周恩来在越、中、苏三方会谈中指出，解决问题时必须严格地以三个国家来对待
，因为印度支那是三个国家组成的，越南拥护胡主席，但高、寮则不同。三个国家能否组成
联邦国家也不一定。虽然三个国家人民在反对法帝上是相同的，但在三个国家中，武装力量
、组织力量、党的力量却都有不同。周恩来的意见，得到了越、苏两国代表国的同意。
那么，对老、柬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呢？是团结他们还是强迫他们，压制他们呢？团结的
策略自然是无疑的了。周恩来指出，和平可以团结住他们，而用军事则只有使它们投向美国。
起初，老挝和柬埔寨代表对中国代表团有误解。老挝代表冯·萨纳尼空、柬埔寨代表泰
普潘第一次到会便骂中国是帝国主义。他们的行为大出中国代表团的意料之外。但周恩来并
没有发怒，反而让师哲和王炳南去做他们的工作。周恩来知道老挝、柬埔寨代表是受了法国
人的蒙蔽。
师哲和王炳南请他们到中心花园里观赏花木，喝咖啡，聊天，大家在交往中慢慢增加了
了解。而后，周恩来又请他们吃饭，和他们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地谈话。老、柬两国代表的
态度一下子改变过来，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法帝国主义者。
当日内瓦会议在老、柬问题上陷于僵局时，6月16日，周恩来会见了艾登，既表示我方
承认老、柬两个王国政府的立场：“只要是在老、柬人民能表示意志的基础上，这两个王国
的政府也是可以被承认的。但是这两个王国政府也要用民主的方法来对待两国中的民族解放
运动包括两国抗战政府在内，取得政治解决，”周恩来又指出：“我们愿意看到老、柬成为
东南亚型的国家，”这样，“首先，我们在东南亚就可以和平共处。另一方面，我们不愿意
看到老、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因为那将构成东亚南不能和平的因素，这不仅对越南不利
，而且也威胁中国的安全。”
听了周恩来的话，艾登欣喜地说：“有希望了，很有希望了。我们所要求的也正是这些
。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老、柬成为任何国家的军事基地，不论是越南的或是美国的。”
周恩来的话，充分照顾了老、柬两国的利益，大大加强了老、柬两国的中立倾向。6月1
8日，当美国代表罗伯逊表示“不能接受周恩来6月16日建议，因为他在柬埔寨与老挝集结区
的组成问题上留下疑问”时，老挝代表萨纳尼空当即发言，认为“中国的建议可以作为工作
基础，因为它包括了有益的因素，老挝方面没有任何根本反对”。老、柬的中立态度使美国
十分恼火，却又不敢公开破坏谈判。
经过多方协调，在越南划分集结区的谈判终于于7月20日下午达成协议。为解决这个问
题，周恩来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开导、说服越南同志不要在划线问题上过于纠缠，因为法国
目前只要求留个面子，以便体面地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越南还是越南人的。
签字的那天晚上，周恩来特意到苏联代表团住处访问，以便向莫洛托夫了解情况。十分
奇怪，莫洛托夫晚上九点出去，直到夜间十一点多，也没有回来。签字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呀
，大家心里都产生了疑问。
7月21日凌晨，莫洛托夫才回来，印度支那三国代表有意找麻烦，拖延时间，拒不签字
。这一招把法国人吓坏了，因为孟戴斯·弗朗斯一上台就向法国国民议会许愿，说他一定在
7月20日以前达成停战协定。印度支那三国代表这一手，使得他们坐立不安，虚惊一场。结
果，关于印支问题的签字，不是在7月20日完成的，而是在7月21日凌晨完成的，但为了不使
法国内阁垮台，签字的时间仍写为7月20日。
六、“不请示主席怎么能行？”
在日内瓦期间，周恩来充分利用国际会议的有利时机，与各方面广泛接触，开展新中国
的和平外交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这突出表现在中印关系上。
印度没有出席日内瓦大会，但周恩来在日内瓦与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会见在十次以上。
5月23日下午3时，周恩来接见了梅农。梅农转达了尼赫鲁总理对周恩来的访印邀请。周
恩来对此表示感谢。周恩来说，我还不知道这里的会要开多久，不知道时间是否允许。日内
瓦会议已经开了四个礼拜。有些人想把会议弄得无结果而散，这是我们所忧虑的。我们将尽
一切努力来达成协议，但是必需要双方都有这种愿望才行。关于朝鲜问题，你过去在这方面
也作了不少努力。南日外务相在讨论的第二天就提出了一个全面方案，而联合国方面在过去
四星期中没有提出任何方案。昨天提出的仍然是老一套，那就是由李承晚来统一朝鲜。尼赫
鲁总理曾经说，朝鲜必须统一，但是统一是不能由一方强加在另一方的。但是李承晚却正要
如此做。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对双方平等的。昨天我们提出了补充建议，由中立国监察自由
选举。把这两个方案比较一下，就知道谁在拖。美国正想以此证明协商不能解决问题。但是
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朝鲜问题可以解决。问题在于，是双方平等协商呢，还是一方把
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我同意印度支那问题是更迫切的，因为那里需要停
战。如果这一点能做到，就可以使战争集团扩大战争的企图受到挫折。问题的中心是，美国
要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弄得越小越好， 以便训练保大的军队，使他日后起而消灭越南民主共
和国。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美才愿意停战。法国政府的一部分人，包括皮杜尔，跟随美国这
一政策。
周恩来和梅农频繁接触，双方坦诚以见，广泛交流，最终促成了周恩来的访印。
6月24日上午，周恩来离开日内瓦去印度。次日晨7时15分，周恩来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
，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各界群众五千余人的热烈欢迎。
由于访印是在日内瓦会议中举行的，可谓忙里偷闲，所以周恩来的行程非常紧凑。
到达新德里后不久，上午9时，周恩来拜谒了印度圣雄甘地的火葬处并献了花圈；9时30
分，拜会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博士；10时15分，拜会印度副总统拉德哈克里希南；11时，拜会
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下午3时30分，和尼赫鲁会谈；晚7时，出席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在总
统府举行的招待会；8时45分，和尼赫鲁共进晚餐。晚餐后继续会谈。
6月26日的行程亦是如此。6月27日下午6时，周恩来在新德里总统府举行记者招待会，
向到会的印度和各国记者宣读了书面谈话。周恩来指出：今年4月间中印两国所签订的关于
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上规定的五项原则，正如尼赫鲁总理所说的，
应该成为中印两国关系的规范。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
共处的。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主权利是必须得到尊重的。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
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内
人民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如果世界各国都根据这些原则处理他们相互间的
关系，那么，这一国家对那一国家进行威胁和侵略的情形就不会发生，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
可能，就会变成现实。
50年代中期，中印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
家之一，它和新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中印虽然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
，但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是当时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楷范。这种关系对刚成立的、被
帝国主义封锁的新中国来说，是十分有利和极其宝贵的。例如，当美国干涉朝鲜内战，悍然
扩大战争时，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印度大使，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指出中国人民不会对这
一事件置之不理。这样，通过印度这条渠道，中国人民向美国提出了警告。
而中印亲密关系的建立，从中方来说，首功当然归属周恩来；从印方来说，应当功于尼
赫鲁。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导致中印关系降温的也是尼赫鲁。
访印之后，周恩来于6于28日下午飞抵仰光，对中国近邻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在缅甸呆
了一天多，6月29日晚8时30分，周恩来回国。
回国任务有二：一是和胡志明在柳州会谈；二是向中央汇报日内会议的有关情况。7月1
2日，周恩来经莫斯科、柏林返回日内瓦。
7月23日至25日，周恩来与民主德国党政领导进行了友好会谈，并出席了群众大会，还
接受了柏林胡包特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7月26日上午，周恩来到达波兰首都华沙。
驻波大使馆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二个大使馆。当时大使是曾涌泉，使馆的主要干部
也刚刚放下枪杆子。周恩来的到来，使他们既兴奋又紧张。
周恩来到达后，驻波大使馆有关人员立即把波方的活动安排报告了他，周恩来的回答是
“客从主便”。
在对外交往时，周恩来非常注意尊重对方。当他在国内会见客人时，他主张“主从客便
”；当他在国外访问时，则与之正好相反，强调“客从主便”。正因为周恩来时时处处为他
人着想，他在对外交往中赢得了一片赞赏。
波兰方面安排的一项活动是，周恩来在一个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驻波大使馆草拟
了讲话稿后，便交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了之后，首先肯定了使馆工作人员的努力。他说
：“太难为你们了，看得出来，你们还真下了一番功夫！”但周恩来觉得讲话稿中涉及波兰
与第三国的关系，不太妥当。“我们还是只讲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赞扬波兰人
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及目前为建设美好生活而奋斗这个主题好。原稿中涉及波兰与
第三国的问题，尚未研究。要知道，我们是个大国大党，又有毛主席的威望，人家对我们的
话往往看得较重一些，所以，还是慎重一些，以不提及为妥。”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驻波大使馆马上组织上修改，从午夜零时一直到凌晨四时，才把稿
子改出送交周恩来。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决定给周恩来授勋。周恩来得知后，对驻波大使馆政务参赞杨琪良
说，这件事要请示中央。随即，他给党中央拟了电报稿，让杨琪良回大使馆立即发出。杨琪
良对此不解，认为这样的事总理自己定下来就行了，回国后再报告中央也一样嘛。周恩来却
严肃地说：“这是纪律，不请示主席怎么能行？”
于是致电中央请示，毛泽东立即回了电报，表示同意接受。
7月27日，周恩来出席波兰全国阵线委员会在华沙举行的群众欢迎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周恩来回顾了日内瓦会议，指出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不仅停止了印度支
那战争，并且进一步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它证明了国际争端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
解决的。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它不仅解决了一个亚洲的迫切问题，
而且为和平解决其他国际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周恩来还高度赞扬了波兰人民反抗法西斯
的英勇斗争以及中波之间的友谊。在大会上，波兰国务委员会授予周恩来一级波兰复兴勋章。
当天晚上，中国驻波大使馆借用波方刚刚修复的一个大厅，以周恩来的名义搞了一个辞
行招待会。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落基、部长会议主席
西伦维兹等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隆重而热烈，气氛活跃，波兰贵宾都沉浸于中波兄弟般的情谊之中。而中国总理
周恩来的翩翩风度，更是征服了所有的来宾，以至发生了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情况。当周恩
来致词完毕，举杯敬酒时，酒杯竟空空如也。一旁的杨琪良一看，原来中方聘请的波兰招待
员陶醉于周恩来超人的魅力之中，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周恩来，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杨
琪良赶紧把他们从沉醉状态中唤醒，给周恩来等斟上酒。这个小小的插曲不但无损于招待会
，反而充分反映了中波人民之间的情谊，反映了中国总理周恩来巨大的声望和超人的人格魅
力。这种魅力，无论是语言障碍，还是文化障碍，亦或意识形态障碍，社会制度障碍，都无
法阻挡。
舞会开始了。客人频频请周恩来跳舞，周恩来来者不拒。他那潇洒的舞姿，在场的人无
不为之倾倒。连西方的一些大使也连连点头，赞叹说。“How wonderful! How wonderful！
(妙极了！妙极了！)”
我国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当时也在场。周恩来便动员她邀请贝鲁特跳舞。周小燕德语说得
很好，贝鲁特也会说德语，两人翩翩起舞。场内掌声阵阵，气氛达到了高潮。
招待会很晚才散，而周恩来定于次日上午8时30分离开华沙去莫斯科。杨琪良觉得总理
四天的访问，时间排得满满的，每天仅休息四五个小时，实在太累了，便建议说：“总理太
辛苦了，这样搞年轻人也够呛！建议总理10时起飞，早晨起床稍晚一会儿，不然到了莫斯科
又没法休息了。”没等杨琪良说完，周恩来立即以严肃的口吻说：“为什么要推迟起飞时间
？早已定了怎能更改？那样会给人一个什么印象？”
结果，周恩来仅休息了四个小时左右就按原定时间飞离华沙了。随后，周恩来访问了莫
斯科和乌兰巴托于8月1日下午返回北京，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林伯渠等在机场欢迎。
40多年过去了，日内瓦会议也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淡忘。但周恩来写下的光辉
的外交篇章和永恒的外交艺术却愈发光彩夺目。新中国从这里走上了国际舞台，新中国从这
里赢得了声誉。正像韩素音所说的那样：“日内瓦会议以后，通往北京之路成为平坦的外交
大道了。各国代表团和元首蜂拥而至，竞相拜会传奇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
陈老总在1954年4月送周恩来去日内瓦时就预言了这种胜利。在《满江红·送周总理赴
日内瓦》中，陈毅写道：
板门店，谈未歇；
日内瓦，话重说。
换唇枪舌剑，议倾坛席。
不管豺狼多诡计，我方事事持原则。
看我公樽俎折强权，
期赢获。
七、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周恩来不仅在会场上与美国代表团针锋相对，作坚决的斗争，在会下也做了不少工作，
交了不少朋友。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举世闻名。在参加日内瓦会议之前，周恩来就特意交待代表
团的秘书长王炳南，让他找两个有特长的名厨，以便在会议期间请客交朋友。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宴请了不少客人。宴请这种交往方式，被证明是有效的。一方面它
代替了正式的会见，使一些不易在公开场合说的话可以自然流露，双方坦诚以见，取得了正
式会谈难以达到的效果；另一方面，宴请具有较强的私人色彩，感情色彩更浓一些，通过这
种机会广泛接触，多交一些朋友，增加个人之间的情谊，这对正式工作也是极其有利的。周
恩来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非正式的外交会谈，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受到周恩来宴请的有莫洛托夫、范文同、南日、梅农、艾登、孟戴斯弗朗斯以及老挝、
柬埔寨王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周恩来还宴请了侨居瑞士的世界著名电影明星卓别林夫妇。
艾登受到邀请时，他特意请周恩来在当时印的菜单上签名，留作珍贵的纪念。80年代初
，艾登的遗孀访华时，还特地带来了那份菜单。宴请卓别林时，气氛自然十分热闹。卓别林
兴致很好，为中国代表团表演了一些独特、滑稽的走路动作，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卓别林对
中国的菜肴赞不绝口，而对茅台酒更是情有独钟。他对周恩来说，他喜欢这样的烈性酒，因
为这是真正男子汉喝的酒。周恩来便送了他一瓶，卓别林更加高兴了。
当然，这其中少不了两位名厨的功劳。周恩来赞扬他们说，你们对日内瓦会议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你俩是我们会议的特别助手。
日内瓦是全世界著名的游览胜地，湖光山色，十分迷人。日内瓦会议前后开了三个月，
工作极其紧张，但代表团也忙中偷闲，参观了列宁故居等地。
周恩来却从没有出去观光。一位负责当年周恩来安全保卫工作的瑞士朋友说，在会议期
间，周总理的工作精神至今还使他为之感动。他说：“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全神贯注会议工作
的领导人。他在会议期间表现出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使我们敬佩。”“即使在会议休息日，
他也没有出去过，有时直到深夜，还可以看见他住房的灯光。”
英国外长艾登在回忆中说：“在会谈时，周恩来先生沉着、坚定。他对细节一丝不苟。
”英国工党议员、后担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威尔逊当时就写道：“当周恩来走到他的别墅
门口向我们挥手送别时……我们都有这种印象：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世界性人物，他对他自
己、对他国家的前途抱有信心。”
对于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周恩来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他在听了关于代表团新闻发布会
的汇报后说：没出差错，只能算勉强及格。他认为接待记者的方式过于呆板，只是“守株待
兔”，效果还不很大。周恩来指示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型宴会，为一般记者举行大型冷
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吃中国菜，边吃边谈，无拘无束，可以更好地宣传
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
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代表团原先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
的要求。周恩来说，让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当代表团的顾问，就是为了这一点。他要新闻
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座谈会，由雷任民主讲并答问。
这些方式是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所未采取的。外国记者反应很好。有的说，中国人熟悉西
方记者的心理，事先准备周密，易于使人了解中国。有的说，雷任民的介绍给人印象最深的
是中国并不拒绝外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中国贸易的优先权。有的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
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有的
说，严肃和热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身上，这两种性格融洽
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
周恩来及时了解这些反应。但他更注意对我敌视的反应。美国有个记者说：在日内瓦看
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
。了解到这种反应后，周恩来让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节的纪录片。
周恩来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
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
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代表团放映了《1952年国庆节》，能容纳350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
，还有人站着看。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完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向代表团工作
人员握手祝贺。有的说，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有的说，美国不少记者也来
看，不知他们作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
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
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苏联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说，这是个创举，表示要向中国代表团
学习。
听到这些反应后，周恩来问，有没有批评意见？熊向晖说，间接地听到美国一个记者说
，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周恩来说，即使是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注意。再给
他们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拍的彩色戏曲片。当时刚刚拍出，熊向
晖也没有看过。为了便于向外国记者介绍，代表团在旅馆里先行试映，旅馆的一些瑞士职工
闻讯也来看，但放映不久，他们就一个个地走掉了，显然是看不懂。熊向晖认为，让外国人
看这部电影，真是“对牛弹琴”。但还得尽力而为，便请懂越剧的同志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
段写成一本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外文，发给外国记者。熊向晖把剧名译成英文，叫
做“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试映的情况以及所作的准备。不料周恩来批评他是在搞“党八股”
。他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
周恩来看出了熊向晖的为难之处，就帮他出主意说：“我帮你出个主意，只要你在请柬
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
了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
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
，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熊向晖半信半疑，说：“说明词写好后，请总理审定。”
周恩来哈哈一笑说：“那是你的事，我可不想越俎代庖。”
熊向晖他们很快地行动起来。为了让来宾方便停车，他们特地租了旅馆的大餐厅。放映
前10分钟，250个座位就已经没有空位了，后来的只好站着，到后来连站的地方也没有了。
国民党中央社记者王家松也来了。
影片放映时，全场肃静，众人都沉浸在这个美丽的故事之中。看到大家聚精会神地样子
，熊向晖不禁佩服周恩来的先见之明，然而更使他吃惊的是，当演到“哭坟”、“化蝶”时
，熊向晖居然听到了啜泣声，异国观众完全被中国古老的艺术感染了。
放映结束时，电灯亮了，观众们还沉浸于剧情之中，如痴如醉地坐着，沉默了大约1分
钟，大厅里响起了持久的热烈的掌声。人们兴奋地议论着，久久不肯离去。他们评价说，名
不虚传，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感人。
有的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友好
的记者为中国电影的成功而感到自豪。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
这样的片子，说明了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梁祝哀史》放映成功，人们纷纷在外面宣扬，于是根据大家的愿望，这部电影在更大
的范围又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看了之后，对之大加赞赏，色彩美，音乐美，“东方式
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了之后便要求购买拷贝。他说，应当把这部电
影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
周恩来还让人把片子拿去给卓别林看。卓别林，这位世界闻名的电影艺术大师，也为之
感染，不禁潸然泪下。原来打算放映两部片子，《梁祝哀史》之后是《白毛女》，结果《白
毛女》只好停映。卓别林对中国记者谈了他的感受，说：“你们有数千年的文化，希望你们
能充分发扬优越的文化传统，你们的成就就会吸引整个世界。”
能向晖完全没有料到一部《梁祝哀史》竟会产生如此的轰动效应。他在向周恩来汇报演
出的巨大成功时，谈了自己的感受，说这使他进一步懂得了对外宣传的重要。周恩来总结道
：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熊向晖深受启发。周恩来吩咐服务员，奖给熊向晖一瓶茅
台酒，记他的帐。
八、红叶寄相思
日内瓦会议举行之际，正逢北京春意浓时。中南海西花厅的庭院里，海棠花迎风怒放，
春雨过后，则是绿肥红瘦，别有一番风景。往年此时，周恩来工作再忙，也会和心爱的小超
一起赏花。周恩来喜爱海棠，因为它是“群花”。然而，今年情况不同，海棠依旧笑东风，
而周恩来却远在异国他乡辛勤地工作着。
邓颖超惦记着自己的人生伴侣和亲密战友，她知道周恩来的喜好。在娇艳的海棠花中，
她轻轻折下了最娇美的一枝，细心地把它压在书里。几天后，邓颖超写了一封信，信中装上
压好的海棠和去年在香山采来的红叶，让人捎给周恩来。让美丽的海棠和鲜艳的红叶寄去她
对周恩来的关切和思念。
日内瓦阳光明媚，鲜花盛开。接到邓颖超的信和海棠、红叶，周恩来不禁有些陶醉了。
他在百忙中托同志们采摘了院中争奇斗艳的芍药和蝴蝶花，细心压好，又写了一封信装上压
好的花带给邓颖超。
邓颖超高高兴兴地打开信：
“超：你的信早收到了。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如你。
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
八个小时。所幸尚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
陈浩、成元功两同志催我写信数次。现在已经深夜四时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明日信
使待发，只好草草书此，并附上托同志们收集的院花，聊寄远念。周恩来。六月十三日夜。”
看着来自遥远的日内瓦的芍药和蝴蝶花，邓颖超分明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味。她不禁回
想起三年前春天里周恩来给她写的信。
当时，她正在杭州养病，采集了红叶给周恩来寄去。过了几天，周恩来就回信了。信中
说：
“超：西子湖畔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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