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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的谦卑

(2017-07-24 09:05:38) 下一个

卡尔波普尔的名字我在几十年前对哲学还有太多热忱的时候就听说了。虽然后来了解了他的证伪论点而且深觉其在这一点上表现了比之前人更为深刻的对于科学本质的洞察,但是我对他的主要印象却不是直接来自他本人,而是来自一些以了解时尚的专业哲学为傲的人们, 他们常把波普尔的哲学拿来作为用科学实证攻击哲学的幌子。所以,虽然我赞同他的证伪论,却在内心中对他有一个以科学反哲学的印象。后来读了他的名著《公开社会的敌人》之后,这种印象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因为他的书让我再次体会到了职业哲学家们凭着他们对哲学史料的掌握而脱离了哲学的本质去夸夸奇谈的作风,这是职业哲学与非职业哲学是最明显的不同。一个非职业哲学人员如果能对哲学保持热忱那一定是被哲学的内在智慧所吸引,而且不但有着追求真理的渴望更有着对于存在的真理的深刻感应;而职业哲学家们往往是因为在学生时期读了太多的哲学史料,因而每每地在他们的文章中用这些史料作为向非职业人员们炫耀的资本,好像是说因为他们对于过去的故事的烂熟使得他们才是真正的哲学家一样。但非职业哲学家们显然不会买这个帐,因为那根本不是他们崇尚哲学原因,当然这里说的是真正的非职业哲学家,而不是打着喜爱哲学的幌子的业余哲学追星族。但职业哲学家与非职业的哲学追星族们喜欢那一套,从而才有了没人能说出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史做过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伟业,却一大堆人用“他的哲学非常高深难以捉摸”来将他吹捧为哲学泰斗的滑稽现象。

最近,一位朋友传给我一篇波普尔写的题为“我如何看哲学”的文章让我对波普尔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篇文章我读了两遍。第一遍是睡觉前匆匆地读了,带着对波普尔的原有的印象读了,读完之后给朋友回复了我的看法。在回复中我认为波普尔没有真正理解他所批判的柏拉图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的深度。后来因为一个特别的场合没事做,就把那篇文章又读了一遍,这次读的比较仔细,读了之后使我对波普尔的看法有所改变。我仍然不认为他对柏拉图康德与黑格尔的批判反映出了对他们的哲学的应有的深度理解,我仍然不认同他的一些观点,但是我却改变了原先间接地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关于波普尔站在职业哲学的平台傲视非职业哲学的印象。不仅如此,我又反思了他的《公开社会的敌人》一书的价值,我仍不认同他对柏拉图与黑格尔的哲学的理念的否定,但是我认为哲学家把眼光放在哲学的本质内在意义之外的社会效应是有道理的,这其实与我这两年来把哲学作为一个社会动力体系来分析其衰败的原因是一致的。

这里我要从波普尔的“我如何看哲学”一文中转摘几段我所欣赏的波普尔的原话(朋友转给我的是中译版,所以这里转摘的是别人翻译的)与大家分享也作为我对这位哲学大师的敬意的表达。

在转摘之前,再说几句相关的题外话。所谓后现代哲学被认为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反传统反权威。但是,这早已成为一个作为后现代文化的一种标志性的笑话,因为他们那些反传统的作品,哪怕是一只丑陋的马桶都已经成为传统,他们本人早已成为权威的象征。这再一次表明,人们需要的不是名人们所表达的真理,而是名人们带给他们的虚幻。这一点在波普尔的哲学被傲慢的人们用作攻击谈论哲学的他人的工具这一点再一次得到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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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的“我如何看哲学”摘选:

 

我如何看哲学

卡尔波普尔

 

我看哲学的方式是迥然相异的。我认为,任何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哲学家,只是有程度的差别。我当然同意,存在着特异且排外的人群即学院哲学家,但是对他们的活动和方法,我远不具有魏斯曼所具有的热情。相反,我觉得对于那些怀疑学院哲学的人(在我看来,他们是某种哲学家)更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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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承认,确实有过少数几位真正伟大的哲学家,并且还有少量哲学家尽管称不上伟大,但在许多方面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思想尽管对任何学院哲学家来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是,哲学并不在下述意义上取决于他们,就像绘画取决于伟大的画家,音乐取决于伟大的作曲家一样。此外,伟大的哲学,例如前苏格拉底哲学就早于所有学院和职业哲学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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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职业哲学从来不曾做得太好,它总是迫切地需要为自己的存在权利辩护。我甚至觉得,我本人是一位职业哲学家这一事实把我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我觉得它像是一种罪名。我必须服罪,并且像苏格拉底一样提出申辩。

我求助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因为它是所有哲学文献中我最喜爱的著作。我猜想从历史角度看它是真实的——它大体上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上说了些什么。我喜欢它,因为这里说话的是一个诚实而无畏的人,而且他的申辩很简单:他坚持认为,他意识到了他的局限性,他的不明智,也许只应把他意识到自己不明智这一点除外。而且,他特别喜欢批评故作高深的行话,他还是其追随者的朋友,一位好公民。在我看来,这不但是苏格拉底的申辩,而且也是一篇感人至深的哲学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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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后者是由像我的朋友魏斯曼、费格尔和克拉夫特这样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组成的。实际上,纽拉特把我称作“公开的反对派”。也许是由于众所周知我反对实证主义的缘故,我从未被邀请参加这一学派的任何会议(我会高兴地接受邀请,不仅因为这个学派的一些成员是我的私人朋友,而且我也非常钦佩该学派的其他一些成员)。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影响下,该学派已经变得不仅反形而上学,而且也反哲学。学派领袖石里克用如下话语表达了这一点:“除了发出无意义的语词外,一无道理”的哲学将很快消失,因为哲学家们将发现,他们的听众由于厌倦了空洞的长篇大论而已经纷纷离去。多年来,魏斯曼赞同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的观点。我想我能在他对哲学的热情中觉察到一个皈依者的情感。

与维也纳学派相反,我总是捍卫哲学和形而上学,即使我不得不承认哲学家们过去总是做得不太好。因为我相信,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有许多严肃而困难程度不一的真正的哲学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并非都是不可解决的。

的确,存在着迫切而严肃的哲学问题,并且需要批判地讨论它们,在我看来,这就是为可以称作是职业的或学院的哲学所作的唯一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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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把哲学看作是一系列艺术作品,是一些引人注目、匠心独具的世界图景,或者是一些机智乖巧、非同凡响的描绘世界的方式。我认为,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看待哲学,我们对伟大的哲学家就有失公允。伟大的哲学家并不热衷于美学的追求。他们并不试图成为聪明的体系的建筑师;而是像伟大的科学家那样,他们首先是真理的追求者——真正问题的真正答案的追求者。不,我不认为哲学史本质上是寻求真理的历史的一部分,并且我反对关于哲学的纯美学观点,即使美在哲学中如同在科学中一样重要。

我完全赞同理智上的大胆。我们不可能同时既是理智上的懦夫又是真理的探求者。一个真理的探求者必须敢于成为智者——他必须敢于在思想领域中成为革命者。

(3)我不把哲学体系的悠久历史看作是一座智力大厦,其中所有可能的思想都尝试过了,真理也许只是作为副产品才显露出来。我相信,每一个过去时代的真正伟大的哲学家,假如他已确信他的体系尽管也许是辉煌的,但它并不是迈向真理的一步,他就会因此抛弃他的体系(如他应该做的那样);假如我们对此有片刻怀疑,那么我们所做的对这些伟大的哲学家来说就有失公允(顺便说一句,这就是我不把费希特或黑格尔看作真正哲学家的原因:我怀疑他们对哲学是否忠诚)。

(4)我不把哲学看作是澄清、分析或者“诠释”概念、语词或语言的一种尝试。概念或语词只是表述命题、猜想和理论的工具。概念或语词本身不可能为真;它们只是服务于人类的描述性和证明性语言。我们的目的应该不是去分析意义,而是寻求有趣且重要的真理,即真实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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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哲学家。假如他们没有意识到有哲学问题,他们至少怀有哲学成见。其中大多数成见是他们未经考察就接受下来的理论:他们从其智力环境或传统中吸收了这些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很少是被明确意识到的,在它们没有被批判地考察就被拥有的意义上,它们是成见,即使它们对人们的实际行动,甚至对他们的整个生活来说可能是十分重要的。

人们有必要批判地考察这些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的理论,这就是为职业哲学家的存在权利所作的申辩。

诸如此类的理论是所有科学和所有哲学的不可靠的起点。所有哲学都必须从可疑的并且常常是有害的未经批判的常识观开始,其目的是要达到澄明的、经过批判的常识,达到一种更接近真理并对人类生活更少有害影响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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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举一个有关哲学成见的不同例子。有一种成见认为,—个人的意见总是由其本身的利益决定的。可以将这一学说描述为休谟下述观点的变形: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激情的奴隶,但它作为规则并不适用于人们自身(休谟做到了这一点,他教导人们对我们的理性能力,包括他自己的在内,不要估计过高,并要保持怀疑);它作为规则只适用于其他人——那些其观点与我们相异的人。它妨碍我们耐心地倾听并严肃地对待反对意见,因为我们能运用他人的“利益”去解释它们。但这就使得理性的讨论不可能进行。它会损害我们天生的好奇心以及发现事物真相的兴趣。它用一个远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即“你自身的利益是什么?你隐藏的动机是什么?”,来取代“这一事件的真相是什么?”这一重要问题。它妨碍我们向那些观点与我们不同的人学习,并导致人类团结(一种基于我们共同理性的团结)的瓦解。

类似的哲学成见是下述目前仍影响巨大的论题,即理性的讨论仅仅在观点一致的人之间才有可能进行。这一有害的学说意味着,关于基本观点的理性的或批判性的讨论是不可能的,而这又会导致像先前讨论过的学说的结论一样讨厌的结论。

这些学说被许多人所坚持,但是,它们属于一直为许多职业哲学家特别关心的一个哲学领域:知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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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知识论问题构成了哲学的中心,既是未经批判的大众常识哲学的中心,又是学院哲学的中心,它们甚至对伦理学理论也是决定性的(正如雅可布·莫诺提醒我们的)。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表达,这里如同在其他哲学领域中一样,主要的问题是“认识论的乐观主义”和“认识论的悲观主义”之间的冲突。我们能够获得知识吗?我们能够知道多少?认识论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认识的可能性,而悲观主义者则相信,真正的知识是人的能力所不及的。

我是常识的赞赏者,尽管并不赞赏所有的常识;我认为,常识是我们唯一可能的出发点。但我们不应试图在它上面建立一座牢固的知识大厦,而应批判它、改进它。因而,我们是常识实在论者;我相信物质的实在性(我想物质正是“实在”一词所指称的范例);因此之故,我真应该把自己称做“唯物主义者”,要不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唯物主义”一词也指称下述信条:(1)把物质看作本质上不可还原的;(2)否认非物质的力场,当然也否认心灵或意识,以及物质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的实在性。

我根据常识认为,既存在物质(“世界1”),又存在精神(“世界2”),并且我建议还存在其它的东西,尤其是人类精神产品,它包括我们的科学猜想、理论和问题(“世界3”)。换句话说,我是一位常识多元论者。我十分乐意于这一观点受到批评并且被一种更合理的观点所取代,但是,我所知道的所有针对它的批判性论证,在我看来都是无效的(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这里描述的多元论是为伦理学所需要的)。

迄今所提出的所有反对多元实在论的证明最终都基于未加批判地接受的常识知识论,我认为,后者是常识中最弱的部分。

就其把知识和确知等同而言,常识知识论是高度乐观主义的;它坚持认为,一切猜想性知识都不是真正的“知识”。我认为这一论证纯粹是玩文字游戏。我乐于承认“知识”一词在我所知的所有语言中都具有确实性内涵。但是科学则是由假说组成的。而且,从好象是最确实的或最基本的现成知识(观察知识)出发,在此基础上建立可靠知识大厦的常识纲领是经不起批评的。

顺便说一下,它导致两种不合常识的实在观,它们相互处于直接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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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心灵存在的行为主义现在很流行。虽然它赞美观察,但它不仅有违所有的人类经验,而且还试图从其理论中演绎出道德上可怕的理论——条件反射学说;尽管实际上没有任何伦理学理论可以从人的本性中演绎出来(莫诺已经正确地强调这一点;也可参看我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人们希望,基于未加批判地接受的常识知识论这一时髦(我已经证明它是站不住脚的),有一天将失去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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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哲学从不应该、实际上也绝不可能与各门科学脱节。从历史上看,所有西方科学都是希腊人关于宇宙、世界秩序的哲学思辨的产物。所有科学家和所有哲学家的共同祖先是荷马、赫西奥德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对于他们来说,中心问题是探索宇宙的结构和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包括有关我们的宇宙知识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对全部哲学来说仍是决定性的)。并且对各门科学及其发现和方法的批判性研究仍旧是哲学研究的特色所在,即使在各门科学已经脱离哲学之后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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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哲学中存在着一些非常微妙却很重要的问题,例如,数理逻辑的问题,以及更一般地说,数学哲学问题,这些问题在学院哲学中有它们自然的并且的确独一无二的地位。这些领域在本世纪所取得的令人震惊的进步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但是,就一般学院哲学而论,我为贝克莱常常称为“琐细哲学家”的影响而忧虑。批判确实是哲学的血液。不过我们应该避免吹毛求疵。不去理解有关宇宙论、人类知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大问题,不去严肃认真地尝试解决这些问题,而热衷于对琐细之点做琐细的批判,在我看来是致命的。情况似乎是,每一段经过某些努力之后仍可能被误解和曲解的文字,就足以证明写作另一篇批判性哲学论文是合理的。琐细哲学,就这个词的最坏意义来说,大量存在着: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淹没在文字的滔滔洪流之中。同时,一种在过去的哲学文献中很少见的傲慢自负和粗率无礼,似乎已被许多杂志的编辑作为思想的大胆和富于独创的证据而接受。

我认为,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是每一位知识分子的职责。他有义务写得尽可能简单和清晰,并且用尽可能文明的方式;既不要忘了困扰人类的需要既新颖大胆又耐心细致思考的大问题,也不要忘了那种自认所知甚少的苏格拉底式的谦逊。与讨论琐细问题的琐细哲学家相反,我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判地思考宇宙以及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包括我们的认识能力以及行善和作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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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用一些明显非学院哲学的论述来结束本文。

一位参加了首次登月飞行的宇航员,由于在归程中说了一句简单而聪明的话而赢得声誉(我凭记忆引用):“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已经看到了好些星球,但每次都让我想到地球。”我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哲学的智慧。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会生活在这奇妙的星球上——或者为何这里会有生命一类的东西,从而使得我们的星球如此美丽。但是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有一切理由对它们感到惊奇,并对它充满感激。全部科学告诉我们,宇宙几乎缺乏物质,哪里有物质,哪里的物质就几乎处于一种混沌、骚动状态,并且是不适于居住的。可能很多其它的星球上也有生命,然而如果我们随意地在宇宙中选取一个地方,那么,在那儿发现生命载体的概率(根据我们可怀疑的当代宇宙学来估算)将是零,或接近于零。因此,生命无论如何具有稀有东西的价值,它是珍贵的。我们总是易于忘记这一点,轻率地对待生命,也许是出于缺乏思考,或者,也许是因为我们美丽的星球无庸置疑是过分拥挤了些。

人人都是哲学家,因为任何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生死采取一种态度。有些人认为,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必将终结。他们看到也可以提出相反的论证:如果生命没有终结,那么生命将没有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才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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