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教心学，法治德政--王志勇牧师访谈（上）

仁教心学，法治德政——王志勇牧师访谈（上）

　
余杰  

王志勇简介

王志勇牧师，一九六六年生于山东省齐河县安付屯。一九八九年获中国政法大学学士，一九九四年获北京大学法学硕士，二零零三年受邀为牛津大学威克利夫学员访问学者，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九年先后获美国加尔文神学院神学研究硕士、神学硕士学位。

自一九八五年上大学开始，王志勇就用大量时间研究自我安身立命与救世济民之道，先后修习印度教瑜伽功十年。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参加“六四”学运，深知政治和法律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政治与法律本身解决。一九九四年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深感学界黑暗，放弃在中国社科院攻读法学博士的机会，回家潜心灵修、翻译一年，深知个人修行的局限。一九九五年回北京开办律师事务所，更加体会到中国司法界的黑暗、金钱和宴乐的虚空。

一九九六年在北京家庭教会中蒙恩信主。一九九七年蒙召在北京参加宣教与教牧事奉，二零零一年在北京一家改革宗教会内被按立为牧师，二零一零年十月初开始在美国大华府地区担任美国长老会主恩基督教会主任牧师。先后在北京、上海、昆明、成都、满洲里、延吉等二十个省份、直辖市宣教，并前往俄罗斯、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地证道、讲学、培训。翻译、编写神学书籍和文章达五百万余字。二零零三年在北京创立“中国改革宗神学”网站（www.chinareformation.com）。二零一零年在香港创办“雅和博圣约书院”，致力于研究和传播以十七世纪清教徒神学为代表的古典改革宗神学，并把圣经启示、正统神学与世界观结合在一起，倡导“仁教心学，法治德政”，被称为“中国改革宗神学领军人物”之一。


采访缘起

二零零六年，我在北京第一次与王志勇牧师见面，那时他已经在美国学习神学，是回国作短期宣教。此前，我听到不少关于他的传说，有人说他是一个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见面之后，我对他的感觉是：他满脸大胡子，笑声朗朗，声如洪钟，滔滔不绝，颇有山东人的侠气。一番谈话，让我对他肃然起敬：他那深厚的法学背景和严格的神学训练，在华人教会的牧者中并不多见。先是法学家，后是神学家，这两个身份在他身上得以完美结合，与改革宗创始人加尔文的学术背景颇有相似之处。

后来，我在美国访问期间再次与王牧师见面，有了更为深入的交谈。他为人直率，在研讨会上听到别人的论文中存在明显的神学错误，即毫不遮掩地指出来。虽然让对方感到尴尬和不快，但我对这种在真理上的坚持非常敬重。再后来，王牧师再次回国内宣教，在北京短暂停留，我邀请他到方舟教会的查经班分享。他的解经让人有庖丁解牛、豁然开朗之感，很受弟兄姊妹的欢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王志勇牧师等在香港主持召开纪念加尔文诞辰五百周年的学术会议，我有幸参与会议，并与之有深入的交谈。

二零一零年九月，我赴美访问，王牧师刚刚到大华府地区的一家华人教会担任主任牧师，他亲自驱车到机场接我。我在他家中居住了四天时间，我们整整交谈了两天，在此基础上整理出这篇访谈。


在中国民间宗教和东方神秘主义中找不到人生的终极目标

余杰：王牧师，你好。很高兴再次见面，并对你作访谈。据我所知，你出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山东农村，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一度对中国民间宗教和东方神秘主义非常迷恋。能先从这个方面开始谈吗？

王志勇：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偏远而贫穷的农村，那是一九六六年，“文革”刚开始。回顾我的童年生活，首先想到的不是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而是民间宗教。宗教文化往往比政治运动对人们的影响更为直接。我母亲以及周围的邻舍，对政治运动没有多大兴趣，私人交谈的内容都与民间宗教有关。逢年过节，母亲都要祭拜天地、鬼神、祖宗，还为我拜了一个“干妈”，就是乡村碾场用的碌碡！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种泛神论的信仰，从小就很怕各种各样的鬼。后来才晓得，其实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装神弄鬼的人！

在基层社会，主宰人们精神世界的，仍然是传统的民间宗教文化。比如《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义气、《聊斋志异》中狐狸精的传说等等。在民间宗教里，儒教的成分也很强，它已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比如孝敬父母、夫妻忠诚、“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等。如今，我从改革宗神学的立场看，知道在这些东西中也有一些来自上帝的普遍启示的亮光，而不单单属于佛教、儒教、道教等异教，因为一切美善的东西最终都是来自众光之父，就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的上帝。
从我的成长背景看，宗教是无可逃避的。人生来就具有宗教意识，也就是加尔文所说的“宗教的种子”。对意义的寻求，对本源的寻求，对价值、责任、使命的寻求，对人本身的寻求，对自我的探索和实现，这些形而上的倾向都是人性中本来就具有的。

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来看，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站在大桥望北京”，我在学校所学的第一句话就是“毛泽东万岁”。这是一种亚宗教式的教育，多年来不断深化。表面上，我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无神论教育，但我一直觉得还是有神灵，冥冥之中有鬼神，看不见，摸不着，但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影响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任何无神论教育都不能完全将其抹杀。

余杰：无论民间宗教还是共产主义教育，都不足以填补你内心的虚空。当你进入大学之后，开始主动求索信仰，却走向东方神秘主义宗教。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王志勇：从懂事开始，我这个背景的人就有升学的压力和生存的压力，上大学之后才淡薄了一些。一九八五年大学生还由国家分配工作，所以那个时候考上大学有一种小鲤鱼跳龙门的感觉，有了干部的身份，是终身制的，是铁饭碗。生活的压力和生存的危机虽然淡化了，宗教意识反倒更强了。

那时，我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我是谁”、人生的意义等凸显出来。我从图书馆中借圣经看，也借《道德经》、《庄子》、《可兰经》和佛教经典看。那时，我很狂妄，认为所有宗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登山千条路，共仰一月高。所以，从不同路径都可以满足自己对宗教的需求，达到一定的境界。当时的思想完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本位，甚至幻想自己融合百家之长，创立更完全、更深刻的宗教。

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那时大学相当开放。当时最流行的是三种西方人本主义的现代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还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气功的形式出现，有道家气功、佛教气功等，这是中国传统宗教的反弹。当然也有基督教的宣教士，他们大都是外教，在教学之余，跟学生私下谈及一点点圣经。有一次，我希望与一位外教有进一步接触，按照约好的时间去他的宿舍拜访，门卫却阻拦说主人不在。其实，那位老师一直在房间里等我，是校方故意不让外教与学生见面。

“文革”之后十年来，共产主义作为正统思想已经崩溃，大家都在寻找新的出路。一九八零年《中国青年》杂志开展的著名的“潘晓讨论”，表现出我们“迷惘的一代”不知道路在何方，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何在。近现代两百多年，从个人的安身立命，到民族国家和文化，究竟走向何方，这样的“道路问题”其实也是信仰危机的问题。

余杰：正是在这一期间，你接触到了印度教的一位大师，这倒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因为一般的中国人不会对印度教有兴趣，虽然近年来瑜伽在中国城市白领中很流行，但大家只是将它当作一种健身方式。

王志勇：在九十年代初期，大学和社会上开通和自由的氛围是空前的。当时，紫竹院有一个英语角，有市民、大学生、外国游客和宣教士，都在这里用英语交谈。我的第一次系统的宗教经历，就是在紫竹院开始的。

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位印度教宣教士，名叫塔姆勒，是一名犹太人，原来是基督徒，是六十年代美国反越战和嬉皮士运动中的参与者。当时，印度教进入西方基督教社会，成为“新时代运动”的中坚。塔姆勒在这个东方神秘主义思潮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门徒遍及中西，具有渊博的学识和非常独特的个人魅力。

余杰：那么，印度教中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东西呢？

王志勇：最吸引我的是印度教中深刻的神秘主义思想和修行，还有师徒之间彼此相爱的传承关系。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我从事印度教经典的翻译，比如《博迦梵歌》、《博迦瓦谭》等，还配合印度教大师传印度教，在北京各个大学举办讲座，自己也修炼一点体位方面的瑜伽。瑜伽是印度教中重要的修行方式，梵文的意思是“连结”，是大我与小我、上帝与个人之间的连结。达到个体灵魂与至高上帝的连结和契合是瑜伽修行的最高目标。体位、呼吸等方面的修行不过是控制身体和欲望的基本方法。

余杰：那么，为何印度教没有给你带来终极的安慰？作为东方神秘主义之一的印度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什么地方？

王志勇：根据我十年间的体会，像印度教这样的东方宗教，其特征在于个人的修行和体悟，是自我认识、自我拯救，不像圣经那样强调“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印度教中虽然也有上帝、有拯救观，但关键在于个人修行所能达到的境界，最终而言仍然是一种自义，是靠个人的行为和功德来自己拯救自己。所以，终极而言，基督教之外的东方宗教，与世俗的人本主义者是一丘之貉。堕落之人具有宗教意识、道德意识和律法意识，但离开圣经，靠自己的行为，都是走在一条自以为正，最终通向死亡的道路上。

以我的法律背景来观察这些现象，就更加清晰了。我修行十年，先后做过三个“大师”的翻译和秘书，发现他们的讲道和生活方式是割裂的，多有假冒伪善的地方。他们自称“大师”，将自己当作上帝的化身，当作一种偶像让人崇拜。这种偶像崇拜跟毛泽东的神话以及二十世纪的各种造神运动相比，本质上是一样的。自从亚当夏娃以来，人最大的狂妄就是想变得和上帝一样。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大师说，某某门徒的灵性很好。其实，是因为此人的父母社会地位很高，奉献的钱很多，大师才这样说。实际上，这个人被邪灵附体，处于精神分裂的边缘。她本人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想去见大师，寻求帮助。我却发现，大师在电话中说：“我不在北京！”而大师当时明明就在北京。我感到很震惊：大师怎么能说谎啊？！这些大师根本不认识、不承认自己的罪恶和软弱，永远以大师的形象出现，能说却不能行，是何等可怕！

而我自己呢？经过十余年的修行，一直努力遵行各种清规戒律，不吃肉，不吃鸡蛋，洗冷水澡等等，这一切反倒增加了我的骄傲感。后来，我按照圣经中所启示的真道细细考究，才明白人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靠自己遵行律法得救，实在是死路一条！因此，我自己从十余年修行印度教的经历来看，对各种形式自义式的律法主义深恶痛绝。

与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和印度教等东方神秘主义宗教相比，基督教为人提供了全方位的救赎之道。从我自己目前的认识来看，基督教与印度教和其他东方宗教的根本性不同，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基督教向我们所启示的是独一的创造天地的上帝；２）基督教向我们指明了上帝的圣洁的圣约和律法；３）基督教为我们提供了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４）基督教向我们指明唯有有圣灵能够改变人的心灵，使人真心归向上帝。因此，基督教有最深刻的神秘主义，也有最实际的经世致用之道，是全方位的世界观体系，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文化乃至全世界的拯救提供了唯一的出路。


共产主义是山寨版的基督教

余杰：中国人走向基督信仰，首先要打破道德的神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道德崇拜，从孔子到王阳明再到曾国藩，都认为人人都可以成圣贤，靠道德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由于人的根深蒂固的罪性，道德也是罪的一部分，没有人可以在道德上达到完善。那么，你在儒家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山东农村长大，如何看待中国人的道德观？

王志勇：我从小就有很强的道德意识，非常关注公平这个概念。我发现，中国社会在三个方面存在极大的不公平。第一，就是贫富的差异。我从小家境贫寒，容易受别人的欺负，由此深切地体验贫富悬殊所造成的的人与人之间的歧视。

其次，就是城乡的差异。我在县城念高中，切身感受到城市人对乡村人的歧视。农民在这个国家处于三流地位，不是人、不是公民，离开村子就是“盲流”，意思是 “文盲加流氓”！这些极其恶劣的称呼，却是中国农民实际生活的写照。农民不是人，是国家的工具，是会说话的工具，让他说就说，不让他说就不能说。一九四九年以来，在共产主义暴政下，全中国成为奴隶大本营，农民更是沦落为被奴役状态。他们没有地位、没有身份，是二十世纪全世界最大的奴隶群体，没有土地（最多不过是拥有所谓的“使用权”），没有任何生活保障，连房屋也随意被政府拿走。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丑闻和惨剧，比六百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虐杀几百万人的前苏联人古拉格、毛泽东的激进运动造成的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相比更加可怕！数亿人没有基本的自由，没有投票权，并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丑陋现象应当引起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我十九岁上大学前都生活在基层农村，对农民悲惨的身份、悲惨的命运，在绝望中的挣扎，任人鱼肉、宰割的处境，有切肤之痛。

我们怎能想像，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再经过中国自身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全世界仍然有六分之一之多的人口，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共产党极权统治之下沦为国家的奴隶。这是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考的问题。长期以来，共产主义否定上帝，追求人人平等，最终却让人人成为奴隶，其中最不自由就是中国几亿农民。这是何等大的讽刺！这是中国农民的悲剧，是中国人的悲剧，是人类的悲剧！是人的罪性带来的奴役，不管这种奴役状态是以传统文化或共产革命的形式出现，都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

第三就是掌权者与普罗大众之间的差异和不公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谓“苛政猛于虎”、官大一级压死人，少数掌权者对大多数没有权力和地位的人的奴役，枪杆子、笔杆子、印把子的结合，使穷人、农民、被统治的人没有地位，丧失了人基本的尊严和自由。

我的道德意识，让我意识到巨大的差异、歧视和不平等。对三大差异的观察和思考，痛苦常常吞噬着自己的心。但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在哪里呢？在我信主之前，一直苦于没有答案。

余杰：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那时你对未来充满希望，认为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层面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吗？

王志勇：是的。我当时报考法律专业，就是希望通过法律的手段，建设法治型的国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余杰：但是，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让你对民主和法治的膜拜也破灭了。

王志勇：一九八九年是我生命的转折点。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对共产主义体系从理论到实践全方位的打击和崩溃，一个政权用坦克和机枪来大规模地镇压、屠杀和平示威的人民，还有什么合法性可言？我是所谓“四•二零”事件的当事人。那天，我从人民大会堂走到附近的地铁站，正往前门地铁站赶，一群武警迎面而来。一开始，我们没有任何介意。忽然之间听到他们大吼一声，向我们冲来，用皮带打我。我当时被打得头破血流，冲出他们的包围之后就坐在地上。后来路过的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将我送回学校，头部缝了数针。那一次，我的眼睛差一点被打瞎，至今头上至今还留有疤痕。

事件发生之后，当局宣称没有武警打人，我感到非常愤怒。当时的情形是，学生并没有跟警察发生冲突，警察毫无道理地把学生往死里打。紧接着，谣言四起，出现了诬陷学生的各种说法，让我想到中共历次政治上的镇压都是从舆论上造势开始，大家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感。在压力之下，我仍然站出来，请同学把我的血衣挂在学校的布告栏里，并且发表公开讲话，展示伤口，在场的人写了证言，校医也为我作证，说明确实有警察无端打人之事。那时整个学校都站在我这一边。当时众人爱戴的校长江平先生也专门来看望我。经过这个事件，本来北京学生的罢课运动要结束了，但是因为“四•二零”事件的曝光，大家又开始继续游行示威。

此后，我一直积极参加学运，还到天安门广场值班。六月三日，值完班之后，我和政法大学的陈小平老师一起，从南池子离开，这时就听到了从新华门方向传来的枪声。从三日下午两点直到四日凌晨，枪声、伤痛、恐惧、义愤，这几十个小时真是长于一生！我亲眼看到两三具血迹斑斑的尸体，看到更多人甚至还有孩子的身上正在流血的伤口。长达一个月之久的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最终被共产党坦克加大炮的残酷暴力镇压下去。

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那段时间，北京城内虽然常常没有警察值班，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却井然有序。这是在上帝的普遍启示之下，人性能够达到的美好境地。但另一方面，我更看到，让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来掌握国家民族的命运，会出现何等可怕的结果。在举世瞩目之下，这个政权居然动用坦克、机枪、飞机、大炮、野战军来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这是人性中最穷凶极恶的部分，是一种“宁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独夫民贼心态。

对我更大的震动是：人能否为自己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民主、自由和人权，是政府赐予的，还是老百姓争取来的，或是由法律保障的？我发现，所谓的“民心” 也靠不住，虽然运动以反专制、反腐败开始，但在运动的进程中，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斗争，以及在学生领袖、知识分子之间的纷争。暴力镇压之后，民众的正义感很快灰飞烟灭，告密和揭发比比皆是。

作为一名有一定政治理想的大学生，我对共产党、对民意、对五四以来甚至晚清以来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反省。我看到中国“走向共和”的失败，看到民意在现代政治中发挥的力量非常有限。专制者是少数人，却可以摧毁整个民意、践踏整个民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六四屠杀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杀，所谓的共产主义再也不能欺骗民众了。中国共产党终于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卸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公开地用残酷的暴力手段来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血腥镇压，使得共产党的统治在全世界丧失了合法性。后来“苏东坡”（苏联、东欧、波兰）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中国的六四运动乃是导火索。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六四运动也为全世界范围的民主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四•二零”事件之后，一直到整个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关于我在天安门罹难的错误消息传到了家乡。父母整天以泪洗面，派妹妹到北京来找我。从来没有出过县城的妹妹，就接受父母的嘱托，想法设法来到京城找我。发现我还活着，就回家告诉父母，但父母还是为身在北京的我担心害怕。我一九八九年六月大学本科毕业，当年秋天父亲就身患癌症，并且是晚期，一九九一年便去世了。这与六四前后那段时期他受到过度惊吓有直接关系。我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兵，也曾经在共产党的海军服役，还担任过共产党政府的乡村干部，并在“三反”、“五反”中被冤枉，受批斗，被抄家，后来虽然平反昭雪，却因失望而对生活失去了积极进取的盼望和勇气，从此抽烟、喝酒，一生潦倒。但他很爱我，一直无条件地支持我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完成学业。

“六四”前后的血腥使我心中积聚了大量的苦毒，后来我母亲告诉我，“六四”之后我的眼神都改变了，有一种可怕的成分在内。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目睹各样人性的败坏，暴力的血腥，使我在政治上突破性地清醒过来。信主之后，遇到一位曾经参加学运后来信主的挚友，就是现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张守东弟兄，他谈及他的体会，就说，如果他不是因着主的恩典悔改信主，就很有可能成了“恐怖分子”！我自己也深有同感。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发生残酷的政治性报复事件，就是因为缺乏来自上帝的爱，没有别的出路，从而导致以暴易暴，以恶胜恶，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因此，从这点上可以说，基督教乃是中国免于这种恶性循环的唯一出路。今年刘晓波先生获奖之后，我起草了《悔改与和解：目前中国社会唯一的出路--基督徒恭贺刘晓波先生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之公开信》 一文，目的就是希望向国人说明，唯有在公义基础上真正的悔改，才有在怜悯基础上真正的和解；唯有真正的和解，我们的民族才有真正的出路。

余杰：本科毕业后你选择离开北京，回家乡工作，也是有意要避开这个流血之地和伤心之地吧。

王志勇：六四之后，劫后余生，对于工作就不再看得那么重。当时特别想的就是靠老家近一些，能够看顾年老体弱的父母。因此，老家山东德州有单位要人，就匆匆返乡。我回到家乡之后，最大的幸运就是认识我的爱妻朱素云。我当时一无所有，她爱慕我好学，就接受我的求婚。我们在一九九一年十月结婚。在老家那些枯寂的日子里，她带给我诸多的慰藉和鼓励。我在不认识主的时候，一意孤行，刚愎自用，给她带去很多苦楚。信主之前，我们的婚姻渐趋死亡。信主之后，我们的婚姻逐渐重建。如今我们一同服侍上帝，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爱情和家庭，共同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上帝不仅使我从过犯罪恶的死亡中死里复活，也使我们的婚姻死里复活，主的恩典实在是浩大的。

余杰：然后你又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回到北京，你系统地接触基督教是在这一时期吗？

王志勇：是的。高中时，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是基督徒，因为环境局限，她从来没有谈自己的信仰，也没有表明过基督徒的身份。我虽然知道基督教的存在，具体说来是什么却不知道。在本科时候，我读过圣经，也到过缸瓦市和崇文门的教堂参加礼拜。。那时我跟一些家庭教会也有过接触。但上帝的时间没有到，勉强不得，即使自己想归信也是不能。我接触过某些传道人，他们主张信徒只要祷告就可，不用去医院看病，我对他们的无知感到震惊。还有一些传福音的人，用收买的方式，比如帮人找对象、找工作等等来吸引人信主，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传销式的“廉价恩典”式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我对这些做法都很反感。那个时期，刘小枫的《拯救逍遥》一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但并没有生命的触动，只是觉得很新奇，很有意境。因为其中并没有强调信靠上帝和耶稣基督，当然也没有强调真正认罪悔改的基督徒生活。因此，信主之前我算是接触过不少版本的“基督教”！现在有人表示不相信基督教，我就会很平静地问他到底是不相信什么样的基督教，可能他所不信的基督教我也不信。因此，关键不是信不信基督教的问题，关键是什么形式的基督教的问题。

余杰：刘小枫近二十年来的生命和学术轨迹，是一个直线堕落的过程，现在他居然宣扬“毛学”了。他不是基督徒，神学只是他的标榜和幌子。所谓“文化基督徒” 的概念，祸害不浅。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信主的过程中都会有这个阶段。那么，你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信主并受洗的呢？受洗前后的生命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那个时期你的教会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

王志勇：那时，我对基督教的理解，是一种俄国东正教中神秘主义的基督教。我自诩为“独立知识分子基督徒”，反教会，反神学，孤芳自赏，喜欢神秘主义，没有 “圣徒相通”的生活。这也是一种“文化基督徒”的方式，热衷于基督教研究，远离教会和圣经，更没有最起码的个人读经和祷告的灵修生活。

我是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决志信主、十月受洗的。那时，我在宗教方面的追求已经十年有余，内心中仍然没有平安，仍然罪中挣扎，无法自拔，常常被虚无和绝望的感觉充斥。当时，我是北大毕业的法学硕士，拥有律师资格，在东直门保利大厦有律师事务所，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在别人看来仿佛是成功人士，最起码 “钱”途无量，但心中充满虚无之感，对于当时律师所从事的各项工作也不喜欢，常常觉得自己的使命不在于此。那时，我接触到几位来自瑞士、澳大利亚的弟兄，在谈完法律方面的事务后，一起讨论信仰。虽然他们在信仰上有一定的缺陷，偏向灵恩派，但上帝也使用他们传福音。当时，我做了一次认罪悔改、决志信主的祷告。那次，是一位名叫詹妮弗的姊妹作见证的时候留下的两行眼泪深深打动了我。上帝就借着这位普普通通的姊妹的见证和眼泪，打动了我的心，使我的心归向他。

信主之后，我读圣经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如同圣经中所说的“新造的人”一样，上帝开了我的心窍。因此，这种“新”不是物质意义上的“新”，而是心灵意义上的“新”，开始从全新的角度认识上帝及其作为的奇妙。有一种《启示录》中所说的那种“起初的爱心”，非常新鲜、火热，那种感觉甚至胜过人的初恋。我看一切仿佛都不一样了，开始觉得祷告和读圣经是很幸福的事情，并找到各种的资料来研究圣经，并且热心地向人分享自己的信仰。我还常常默想和背诵很多经文。我妻子发现，我变成了一个跟以前很不一样的人，开始充满平安和喜乐。她看到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听了福音之后，也决志信主，并跟我一同受洗。与许多初信者一样，我当时在圣经真理上仍然模模糊糊，现在想来更加深信罪人的信主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哪怕当时还不明白，这种恩典也能临到，上帝的恩典确实是不可抵挡的。正如加尔文描述他归正的经历那样， 不知不觉地，上帝就赐予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使他从偶像崇拜转向敬拜真正的上帝。

当时，在我们在律师事务所有一个查经班。信主之后不久，带领查经班的传道人就开始让我带领分享。那时，我是现学现卖，随学随教，传道人先给我讲，我记录下来，就去给别人讲；或者是查阅资料，很快就能照着资料传讲。不久，我们开始从团契向教会发展。我也在一九九七年年初蒙召进入全职侍奉。这是一个由海外宣教士建立的教会，有四、五个聚会点，一共两、三百人，同工培训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我们成立了一家婚姻家庭咨询公司，由我来担任董事长和主要讲员，通过举办讲座和咨询在社会上传福音。

那时，我们租用宾馆的会议室用于主日聚会，地点经常变化。有一次，正在聚会，邻居打电话举报，说这里有一个非法聚会。立即有两辆车载着武警赶来，包围了我们聚会的地方。当时教会有一个会友曾经是当地黑社会的头子，他熟悉此种情况，便自告奋勇地出去应付，这才度过难关。

余杰：东方神秘主义的诱惑、“六四”的冲击、教会的弊端等，让你的信仰之路走得分外艰难。但是，山重水复之后找到的信仰，往往更为坚定。

王志勇：是的，“六四”之后，我对政治、法律、人性、文化、民意都有一番反省。从基督教的角度，晓得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不是国家赐予的，甚至不是人争取的，而是上帝的恩赐。起初，上帝按他的形象造我们，受造物本身就有上帝的形象，这是根基的根基。这就脱离了抽象的以自然法理论为依据的“天赋人权”观念。人权的根基是上帝按照每个人的形象造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个体之人，都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尊严与自由。正是这个原因，中西人权对话的时候，大家使用的词汇虽然表面上相同，但出处和内涵则有着本质性的不同，根本无法达成真正的沟通。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共产主义”其实在本质上是一种来自基督教的异端，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受过洗的基督徒，斯大林曾经是神学生。他们想在地上实现天国，却不愿意尊上帝为大，不愿意以耶稣基督为独一的救主，更不原意顺服上帝所启示的律法，所以基督搞出一套“无法无天”的体系来。

值得深思的是，德国的路德宗在一战和二战中，俄国的东正教在斯大林时代之前，有没有发生像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堕落和蜕化？从圣经来看，许多教会确实背离了圣经启示，背离了使徒的正传，背离了真正的先知精神，不再强调上帝的律法，当然也不再强调对社会公义的关注。没有明确的律法，就没有任何公义可言。因此，这种宗教就成了鸦片，为人提供一种虚幻的安慰，却不能帮助人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比如，作为新派神学之一的“解放神学”，就是天主教与马克思结合的怪胎；再比如，中国的“三自”神学，以丁光训为首，就是向“解放神学”看齐，宣扬“宗教同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这就是罪人自己虚构的上帝、虚构的教会、虚构的福音，而不是圣经中所默示的上帝、公义和慈爱并重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完美呈现的上帝。

共产主义从基督教中吸取了一些成分、内容和形式，却颠覆了基督教的纯正信仰，是山寨版的伪基督教。所以，共产主义兴起初期，吸引了不少仁人志士为之献身，甚至也使得一些不明白真理的基督徒觉得共产主义就是圣经中所描述的天国。当然，共产主义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版本的基督教。其实，人有多少私心杂念、多少诡诈，就有多少版本的基督教。但是，诸如此类精神鸦片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内心的疾病、家庭婚姻的疾病、社会的疾病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还有今天那些仍然打着各种旗号强奸民意的独裁者们，不管是否贴上宗教的标签，在本质上都是用各种形式的鸦片来麻醉民众，搞愚民政策，最后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