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
古今中外历史政治
一
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交涉及由此引致的冲突和战争，是由于法国侵略中国的藩属越南，将以据越侵华为核心的远东政策加紧付诸实施的结果，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如所周知，19世纪80年代正是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即帝国主义阶段迅速过渡的重要时期，政治、经济诸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强了各种矛盾的尖锐和激化，促使列强更加狂热地向海外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以争雄长，从而“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00页。）这种形势影响到远东，各国侵华的“合作政策”解体，开始纷纷采取哄抢的形式，加紧侵夺中国的邻近藩属，以开辟通向中国腹地的道路，以为将来瓜分中国做好准备。法国对此自然不甘落后，1867年，法国就侵占了越南南部。1874年3月，法国强迫越南订立《法越和平同盟条约》试图否定中国的“宗主权”；建立法国的保护权，并由红河进入中国云南。1883年8月，法国发动全面侵越战争，迫使越南订立《法越顺化条约》，明确建立法国的保护权，否定中国的“宗主权”，“越南就完全置于法国的脚下。”（注：［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张汇文、章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87页。）法国蛮横使用武力改变越南的国际地位并企图迫使中国就范，就不能不使中法关系造成严重的危机和冲突，并影响到远东国际关系的格局，从而使“英国不论怎样努力，也无法使自己置身于中法战争之外。”（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国对华外交》，许步曾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5页。）
英国是通过鸦片战争首先打开中国国门的国家，一贯以远东霸主自居，其在对华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中具有他国无可与之争先的优势地位，因而，鉴于远东局势的变化和中国边疆危机的普遍出现，英国从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和谋求在远东与中国长远利益的要求出发，一改以往以武力侵华为主的战争政策，而代之以“调和与渐进”的方针，制订了“调解冲突与不公开地保护中国完整，同时如果中国给予其它列强任何独占的权利，那么它照例要从北京方面得到补偿”（注：［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陈衍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8页。）的具体策略，而以各种方式的“调停”作为执行这一政策的基本手法。对于传统对手法国的殖民扩张及对英国利益的影响，使英国总体上抱以不满和抑制的态度。1882年英国排斥法国侵占埃及的行动便是最明显的一个例证。英国在中法战争期间的调停活动，总的来讲也是在这一外交方针和策略指导下进行的，但每次调停的动因及提出的目标又因形势的变化与英国利益的需要而有所差异，由此对中法交涉产生不同的影响。
曾纪泽是中国对法交涉的主要外交代表，为阻遏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他闻警而动，当先上阵，筹谋划策，折冲樽俎，“与法人辨争，始终不挠”（注：《清史列传》第58卷，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34页。），但法国重视的不是外交谈判，而是对越南的战争。但法国虽然用武力确立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但其地位仍很脆弱，越南阮朝统治者虽然被迫屈服，但越南爱国军民并未停止抵抗，刘永福黑旗军和清军依然护卫着北宁、山西以北的越南领土。法国国内反对派反对批准《顺化条约》，国际上列强也担心中法爆发战争会影响其在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拟采用外交手段诱逼清政府承认其在越地位及允许开放云南，同时也是迷惑国际视听，增兵北越，为用战争手段迫使清政府完全屈服做准备。所以，1883年9月5日，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Challemel-Lacour)训令驻英大使瓦定敦(Waddington)试探英国出面斡旋，提出以建立“中立地带”为主要内容的方案：第一，自沿海北纬21°和22°之间的某处起到红河上游保胜止划一界限。界北至中国边界之间的地区为中立地带，不准设置炮台，吏治由越南官吏治理，中法双方均不得进占。遇有逃匪纷乱滋扰边境，经中法双方协商后会同或单独剿办，事竣撤出。第二，开放云南红河上的蛮耗给各国通商，条件与中国其他通商口岸相同（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档》第3册，台北精华印书馆1962年版，第1360页。）。
法国的这一方案在提交曾纪泽以前，先征求英国的意见。其目的，是假借关心英国（当然还有其他列强）在华商务利益之名，来拉拢英国帮助它逼使中国让步。9月8日，法国驻英大使瓦定敦奉命请求英国进行斡旋，在将上述方案副本交给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耳(Granville)时，说明法方的具体立场是：“关于中立地带的第一款，我们看作是我们对于这点的最后一句话，但第二款关于Nan-Kao的一款，可以更改，并可以讨论。至于中国所追究的宗主权，我声明，我们不容许我们与顺化朝廷订立的各条约有任何的变更。……主要的是，中国人不以任何方式干涉安南的行政。……同时，无论若何情形，我们将不中止向东京增送援军。”（注：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中法战争》（以下简称《中法战争》）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4页。）
瓦定敦请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耳劝说曾纪泽和北京政府接受这一方案。格兰维耳原则上接受法国提出的调停建议，基本赞同法国的方案和继续增兵北越的做法。这位外交大臣认为，为对付“中国人这样机巧的敌手求得成功”，法国不要急于通知中国人这个方案，而先由他来试探一下曾侯的态度，再做定夺。他允诺向曾纪泽声明，英国只在中国的要求“合理”并可能为法国接受的场合，才愿意出面调停，以留给法国外交更多的主动（注：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中法战争》（以下简称《中法战争》）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5页。）。
曾纪泽的态度，早在9月5日已派中国公使馆翻译马格里(Macartney)向英国外交部作了说明，认为法越缔约后，法国仍继续向北越增兵，意味着战争。9月11日，刚刚由法返英的曾纪泽收到格兰维耳的邀请，但他以身体不适为由派马格里前往探访，将8月18日提交法国外交部的六点方案转达格兰维耳。这个方案是：一、法国应勿损坏越南国邦基固有之势，并勿于壬戌(1862)、丁卯(1867)两年所占南圻六省之外，另占地方；二、越南为中国之属邦，其一切情形应仍照旧不改；三、法兵近据东京地方宜退兵，商议某城开办通商设立领事，依照中国各口通商之法办理；四、红江许各国行船，应以山西省城对岸红江左边之屯鹤关暂作各国行船界限之处，又为云南地方及下游沿江等处货物互市之所；五、中国允许用其权势使红江便于通商，亦可免用兵力以攻黑旗；六、法国与越南若定新约，须向中国商议（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档》第3册，台北精华印书馆1962年版，第1251页。）。
这六点方案是曾纪泽根据总理衙门的指示精神而拟定的，可说是中国政府第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整个方案的出发点，是要恢复越南在1874年的《法越和平同盟条约》订立前的政治态势。法国对此拒绝加以讨论。马格里反映曾纪泽的意见说：“曾侯仍等待对他的提案的答复。此外，他不作任何新提议。”（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7册，第136页。）格兰维耳所得到的唯一重要消息，是曾纪泽真正有全权，因为这在中国外交中是极其罕有的事。瓦定敦称法国8月27日照会已经拒绝此方案，认为讨论中国方案意味着放弃与越南所订条约而取得的权利，要求格兰维耳告诉中国人必须提出“合理的方案”，法国才愿接受调停。他认为，曾纪泽即使真的有全权，也必须对中国方面施加压力，包括在北京方面有所动作，才可能使曾经泽和平交涉。于是，格兰维耳在9月13日会见曾纪泽时，便危言恫吓说，他提议的不是调停，如要成功，中国必须有“节制温和的态度”。曾纪泽表示他是按政府的训令行事，中国可以让步到允许法国在北越通商口岸驻扎部分军队。格兰维耳警告说，这并非让步。战争在日益迫近，如果法国人一旦开火，势将作战到底，清王朝和中国的崩溃亦非无可能。但曾纪泽并未吓倒，他严正指出：“清朝在面对敌人时，如果因循苟安，萎靡不振，那将会同样的危险。”（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国对华外交》，第99页。）拒绝让步。格兰维耳见威胁无效，遂约瓦定敦于次日在瓦尔梅堡同曾纪泽会晤，但仍无进展。英国此次试图调停的努力归于失败。
英国此次调停所以失败，固然是由于中法双方条件相去甚远，除军事手段外难以息弥争端，但与英国的政策也密切相关。英国在法越战争前曾公开对法国的侵略扩张势头表示严重关注和不满，“法国的渗入红河流域被认为是对于英国计划上溯珠江，或在国内意见上更占重要的是由铁路经由缅甸以达云南的主要威胁。”（注：［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176页。）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耳对法国大使曾情不自禁地喊到：“占有东京是进入中国的腹部。”为此，英国通过舆论和官方接触，警告法国如一意孤行，战争结局只能是法国的军事失败，“这种失败，对于英属印度，对于俄国边境，当然不能不发生一种反响。”（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7册，第154页。）英国防遏法国野心膨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英国在亚非地区与法国的争夺日趋激烈，英国决定采取某种外交补偿来求得法国在埃及问题上的谅解，越南问题便成为这种补偿的筹码，故对法国的侵略采取了外交沉默或纵容的态度。格兰维耳与瓦定敦谈话表示愿出任调停时说：“在中国问题上，法、英两国的一致行动，将是走向对于其它各点的谅解的第一步，并将便利我们回到我们愿意重新结合的一种亲密关系。”（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7册，第184页。）而且公然支持法国向东京增派援军，认为“对于这事的一切迟疑都只能鼓励中国人的抗拒。”英国这样纵法为虐，以牺牲越南和中国利益为与法取得谅解的筹码，一是因为英国希望法国陷身越南，有助于缓解双方在埃及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二是它认为法国在越南的保护权，无论列强承认与否，对中国而言一样是既成事实，因为中国是软弱的一方。“阻挠法国人时，反会使他们在那里增强力量，甚至迫使他们把目光从印度支那转移到中国本部。”（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页。）三是法国做出的一些开放越南贸易市场的姿态，使英国商界和政界的一些人，幻想由此使英国贸易得到新的发展市场和机缘。英国这样自私自利的调停及对中国的外交讹诈，只能助长法国的侵略气焰，加速战争扩大的步伐。终于，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在法国向英国保证不对中国通商口岸采取战争行动后，英国便明确拒绝了曾纪泽建议英国调停的试探（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国对华外交》，第131页。），不理睬中国方面的和平呼吁。
二
由于清政府缺乏坚定的抵抗决心和明确的政策，在越南的清军遭到一连串失败，给李鸿章等人一度蜇伏的妥协外交带来了机会。1884年4月28日，曾纪泽被清政府应法国要求解除驻法公使职务，专驻英俄。5月11日，李鸿章与福禄诺(F. E. Foumier)在津订立《中法简明条约》，中国同意从越南北部撤军并开放边界通商，实际上满足了法国的要求。但法国以“北黎事件”为借口，蓄意扩大侵略，炮轰基隆，谋据地为质，讹诈巨额赔款，并于8月23日在福建福州偷袭福建水师和船政局，迫使清政府于8月26日下谕进兵规复北圻，战争全面爆发。这为一度被排斥于谈判大门外的曾纪泽提供了参与交涉的契机。曾纪泽对屈辱的《中法简明条约》素表不满，对法国扩大侵华战争更是极为愤慨，斥其“如此残暴”，“既违公例，又伤公道”（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档》第4册，第2149页。），“而且大败西国声名”（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档》第4册，第2238页。）。帝国主义论势不论理，曾纪泽心里明白。他坚决主张废除李福简明条约，决胜疆场，挽回劣势，订立于国家和民族有利的“公允之约”。8月26日，他致电总理衙门，指出按国际惯例，“兵交则废历来和约”。如今“法攻我，非我启衅”，必须反击，建议先命北圻我军主动进攻，并请各国严守中立（注：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45卷，北平，1931-1934年，第11页。）。9月12日，他特地电告英国友人哲卜僧所献之策，再陈前议，谓：“历来和再约，另订公允约。可力攻东京。又云，战努力，勿遽和，则各国知儆。今暂耗财，将来受其利。”（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4册，第196页。）他反对匆忙议和，在英国《帕尔慕尔报》上发表文章，驳斥法报关于中国试图重开谈判的报道。10月11日，他通过总理衙门电告李鸿章，法国统治集团内部对华政策分歧明显，“踞基淡，我不服，议绅归，茹将窘，似宜缓议和。”（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4册，第205页。）10月24日，他在得到法国宣布封锁台湾，拟增兵北越万人的情报后，建议清政府对法正式宣战，指出：“法先宣战，但以炮火宣，非以文词宣耳，逼我太甚，不能不应。”（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5册，第621页。）宣战能给法国造成中国誓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深刻印象，加深法国内部的矛盾，有利于制止第三国向法国提供补给和港口设施，保持中立，“使法沿途受局外阻滞。东京八千余兵，分防多处，我并力早剿之较易。”（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5册，第621页。）但清政府虽然为法国的卑劣行径所激怒，但并无决心正式向法宣战，关闭和议大门，这就为英国的调停提供了新的机会。
自中法战争全面爆发以来，英国随着双方冲突规模的扩大及形势的发展，对调停一事的态度日趋积极。一是在中国本土战火的延续，对英国利益的危害和影响日趋明显和严重，英国“不希望中国市场由于长期战争而枯竭。”二是英德在太平洋和亚洲争夺殖民地交恶，俄国希望法英发生纠纷，国际局势出现变数，促使英国希望在远东结束战争。三是战场形势表明，法国已陷入“蜂蜇象背”（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7册，第286页。）的窘境。法军虽攻占基隆，但在淡水遭到失败，无力深入台湾腹地。在北越战场上，中国军队直下朗甲、宣光一线，与法军成相持之势。法国毫无最后战胜的希望。而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英国深感“战争拖得越久，中国越不会退让，也越可能发生对中国有利的事情”（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71页。），而“中国的任何胜利将普遍对欧洲人产生严重后果。”（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国对华外交》，第152页。）即对英国为首的列强在华统治秩序的稳定产生极大冲击。四是中法战争继起后，其他列强为各自利益再次掀起一股调停热，英国政府担心“中国走入德国和美国的怀抱，英国人和英国的利益将被抛到一旁去了”（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71页。），而力图独任“调停”以操纵全局。10月4日，格兰维耳对瓦定敦声称，他已受到有力敦促，要求他迫使法国同意列强的调停，并明确表示，英国愿意看到中法敌对行动的早日结束。而法国也清楚选择英国担任调停是最符合法国利益的现实需要的。法国总理茹费理电告在上海的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说：“无论如何，要紧的是不应放过任何机会。法国舆论的情况，列强的意向，以及我们在他处应照顾的重大利益等等，都要求我们，如果可能，应赶紧获取一个光荣的解决。”（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7册，第269页。）显然是急欲谋和。紧接着法国又向伦敦传递了“接受英国的调停”的信息，并将法方提案交给格兰维耳。英国调停的外交活动由此再度开始。
法国的议和条件共四条：一、中国军队撤出北圻，法国舰队停止作战；二、中国批准津约及缔结该约所预期的商约；三、法国占领基隆和淡水至津约完全履行为止；四、法国占据淡水海关和基隆煤矿。其年限甚或以付款方式缩短期限，得允许一国或数国调停（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7册，第266页。）。在上述条款中，前两条是津约已含内容，后两条则是变相的担保和赔款。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Parkes, Harry)密谋，派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Detring, G.)进京与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Hart, Sir Robert)一起谋使总理衙门接受法国条件，但总理衙门于11月6日明确加以拒绝。
清政府拒绝让步的原因，赫德在11月8日给驻伦敦的中国海关税务司英人金登干(J. D. Campbell)的信中，解释说：“天津派（指李鸿章、德璀琳等，——引者）以衙门的拒绝法方四点建议归罪于曾纪泽，据说曾来信向总理衙门报告，法国可能要索得少些。……据说曾的这个报告决定了局势。”（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76页。）事情是这样的。法国谋和心切，从各种渠道试探中国。早在10月10日，法国巴黎《勾尔瓦报》报人嘎马就致信中国驻英大使馆翻译马格里(Macartney)，以个人的名义探听中国和议条件。曾纪泽了解这些报界人士与法国政界的关系，嘱马复信，先决条件是法国放弃赔款要求，诚心议和，“然后曾侯可为两国通达情意。按此两端皆不可少，而其中兵费一端，尤关紧要。盖闻曾侯深知兵费之说，中国永远不能允许，又知谅山之役，不能归咎于中国。倘法国不除弃兵费之说，势难转请国家复开商议。而况中国受辱已多，若再令其承认兵费，是重辱之也。而即使国家谕令曾侯许此兵费，在曾侯情愿退位，不肯拜命。”（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档》第4册，第2508页。）嘎马遂于10月29日，在其第四次来函中提出四条：“一、津约仍旧施行；二、中国官兵退出东京，法国战船亦同时离开中国洋面；三、谅山之役，法国捐弃兵费；四、台湾地方，应归法军驻守，以保津约认真施行。”（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2511-2513页。）对此曾纪泽表示，须有法国官员或外交部正式向他行文作证，他才能向清政府转达这些条件，“然中朝必难尽允。”（注：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48卷，第18页。）11月1日，他密电四条给总理衙门参考时，说：“泽意第四条必不可允。”（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6册，第97页。）总理衙门表示赞同，拒绝法国四条。总理衙门持强硬态度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国行动已掀起中国爱国热潮”（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55页。）。清政府以为“若率允和议，既不足对环球各国，亦不足对中国人民。”（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6册，第97页。）而曾纪泽的立场和主张只是反映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愿望和要求而已，故总理衙门决定由曾纪泽担任对法交涉，电复曾纪泽说：“援台入越，已有胜算，廷议惟重此二者。台虽似危，彼果占据，尽有毙之之策。论理不当和，论势不当和。况津约作废，曾与美使明言，岂能计及转圜！刻下彼既密探，自系悔祸，……若法人允曾纪泽办理此事，先由彼照会曾纪泽议和，议论之际，约外不添一事，福酋之荒谬，彼果数其罪而斥之，不妨姑允议和，此外，则有战而已。”（注：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48卷，第19页。）
11月8日，总理衙门根据曾纪泽的意见拟订八条（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7册，第280页。），作为和议的基础，内容如下：一、酌改津约中界务、商务条款；二、由谅山至保胜划一直线为中国保护通商界线，线北由华军驻守；三、线外法越通商自便，线内设关通商事宜留后详议；四、中国对越南受其贡献而不预其政令。今法国亦只可在越通商，不得居保护之名，干预越南贡献中国及该国一切政令；五、法国派公正大臣与曾纪泽或文移详议，或同来华商办；六、此次订约以中文为主，以免翻译歧误；七、谈判期间，北越华军暂扎不进，法军退出基隆，撤除台湾封锁，倘以占据基隆要挟，即不开谈和议；八、中国理应向法国要求赔偿。如法允以上各条可以免索，否则法国先向中国赔偿损失，再明定和战之局（注：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48卷，第26页。）。
这是中法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首次主动提出的议和方案，实际上也是对法国提出的要求的答复。其中，第二款和第四款的内容最重要。第二款在于防止法国进犯中国边界。“换言之，中国不希望扩张边境或并吞越南土地，但是要划定一条法国人停进的线。”（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76页。）第四款则是要求法国放弃对越南的“保护权”，恢复1874年以前的政治状态。清政府提出的议和方案实际上就是要修改李福津约，拒绝法国提出的“担保”和赔款的要求，基本上反映了曾纪泽的主张。
这个方案未提及调停之事。曾纪泽认为在中法外交处于僵局的情势下，邀请局外人调停是有利的。英国早已向法国表示了愿充调停人，并采取了一些行动，但对中国拒绝法国提出的四点要求，且不同时邀其出面调停甚为不快。英国报纸也对此抱怨。曾纪泽遂派马格里向英国外交部试探其真实意图。11月10日，格兰维耳函告曾纪泽，法国愿接受英国调停，“惟中国肯受英廷调停与否，英国尚无所闻。又中国欲得何等规模，始受英国调处，英国亦尚未知，是以英国现今未肯遽向中华倡议调停之事。”（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档》第4册，第2506-2507页。）格兰维耳早已表示他愿意进行调停，但他不愿与德、美合作，力图将调停权操在自己手里，以便把握局势的发展。各方面调停的尝试未能成功，使他感到时机到了。这位外交大臣对曾纪泽的答复，就是希望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明确信号。其实，总理衙门“无所谓不愿英国调处”，所以未提及，是认为该由法国方面提出。它抱的态度是“不与之先商，来不拒，往不追，以期操纵在我”（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5册，第55页。）。这时，中国在各个战场上仍处于稳定的地位，因之清政府继续坚持不妥协的方针。11月10日，它将所拟八项议和条件电告曾纪泽，指示说：“如法悔祸，或由英外部，或由法国照会该大臣商议，即本此意，力与辩论。”（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5册，第101页。）11月13日，又将八条之二、三两条略更字句后，交巴夏礼转英国外交部，同时电示曾纪泽“斟酌妥办”（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5册，第103页。）。于是，曾纪泽写信给格兰维耳，正式表示中国政府愿意邀英国出面调停，并于11月17日送交八项议和条件文本。但格兰维耳认为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提案，“中法意相差太远，不能调停”（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5册，第141页。），竟然拒绝转达给法国方面。于是，曾纪泽根据总理衙门“惟重界、贡二事”的指示，重新拟订八条，原文如下：“一、华允越交外邦；二、越与各国订约无碍于华者可允；三、越照旧贡华；四、自谅山东某处至保胜下某处画线，依线划可分之界；五、华允派员商边界商务；六、华法越兵停战；七、约画押后若干日在北京互换，未换前撤封口法船，已换即退台北法兵；八、西历本年元旦前，中法约仍照行，此约译汉法文各三分（份）。”（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5册，第153页。）
曾纪泽所拟的八条中，第一、三两条反映了中国对越南的传统政策，第二条虽未明白提出否定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但却意味着中国不承认此类不平等条约。至于第四、八条，曾纪泽自己解释说：“第四条因界必依山川形势，故未径言按直线划界”；第八条“系暗废津约，并废法文为主之语”。曾拟方案的精神与前八条完全一致。11月23日，曾纪泽派马格里将其所拟方案文本送格兰维耳。格以此八条未明白提不允法“保护”字样，转给法驻英大使瓦定敦。瓦定敦称：“有修界事，即无和理！”拒绝正式转交巴黎。英国外交副大臣庞斯弗德(Pouncefont,J.)密告曾纪泽，“谓瓦怒未足凭，中国可坚执，不遽添让”（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5册，第153页。）。清廷接报，以曾案“所拟与前次电旨八条尚不相背”，令他坚持定见，不得轻率迁就（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5册，第154页。）。曾纪泽自然是立场坚定，认为瓦定敦不转达，可敦请格兰维耳令驻法英使李昂斯(Lyons)提交法国政府。虽然法国议会新近通过了侵华拨款，“茹益傲，必不允八条”，亦不必让步，应静待时机（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5册，第155页。）。茹费理果然拒绝所有八条，认为它是“承认了中国的宗主权”，假如签字，“那么越王将仅能订立那些适于中国的条约！那么就将把历史上属于北圻的城市划在北圻之外！那么也就是绝对而明白的否定了津约！”（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62页。）他责难曾纪泽鼓励总理衙门持强硬态度，说：“曾侯饰词以诳中朝，其实毫不知我等命意所在。法廷现仍牢守原定之议，中国若不允此议，仍战争不已。”（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7册，第213-214页。）
12月3日，格兰维耳面告曾纪泽，瓦定敦不赞同其所提八条方案，坚持10月11日方案，言：“法一索全允津约，二议久居台北，华出偿款则可早退。”他要求曾纪泽请示清廷。曾纪泽答以“津约可择允，不可全允；法台北兵，宜早退。此二事皆已奉旨，不也再渎”（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6册，第158页。），婉言拒绝。次日，他又以备忘录形式向英国外交部重申上述立场，并指出，占领基隆“只是赔款的另一种方式，而且是更加受到反对的方式”（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国对华外交》，第159页。）。清政府赞同他的立场，指示他按八条与法国方面谈判，尤其是界、贡二事，“不能迁就”（注：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6册，第163页。）。瓦定敦以战争时间延长，对英商务贸易不，利，要求英国政府继续施加压力。格兰维耳于12月10日约见曾纪泽，说瓦定敦认为谈判已经结束，英国仍愿重新调停，但中国必须做出实际的让步，并问曾纪泽考虑过国内发生动乱的可能性没有。曾纪泽回答说：“爱国的情绪全都反对让步。”（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63页。）他还向格表示：清政府不会批准津约或作出重大让步，至于“他也许宁可辞职，而不肯赞成批准津约或占据台湾”（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284页。）。格兰维耳无奈，转告瓦定敦，说：“我在曾侯处已经碰壁了，因他心意绝对坚决。”现在要改变中国的情绪已属无望。英国的调停被迫暂时中止。
曾纪泽从格兰维耳的言行意识到其“调停之念未息，在我似宜力持而静俟之”（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69页。）。12月4日，朝鲜“甲申政变”虽被清军平息，中日关系却趋于紧张。法国议会通过侵华军费案，茹费理扬言将永远占据台湾。这促使清政府想尽快解决越南问题，谈判立场开始发生动摇。12月24日，总理衙门电令曾纪泽与格兰维耳面商，以下述三条为议和基础：一、中法议津约用三种文字，各以本国文字为准，有争议时以第三种文字为准；二、议津约内威望体面字样，解释为越南照旧进贡听其自主；三、议津约内边界字样，解释为从谅山南面起，东西划线为界。如果法国同意以上三条作为附加条款，中国可批准《李福协定》（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档》第5册，第2687页。）。
上述三条系赫德所拟，它严重损害中国利益。赫称：“双方比较，法国尽得所欲，毫无所损，保有实益而以虚名惠人。”（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63页。）足证其险恶用心。赫德为英国垄断资本家在华的代理人，他通过在伦敦的金登干和工业家兼政客伦道尔(S. R. Rendel)同格兰维耳密切联系，竭力想操纵中法和议。早在11月间，格兰维耳拒绝转达总理衙门的八条方案时，他就提出以上基本内容的议案，指派金登干向格详陈，并在伦敦报纸上制造舆论，准备赴巴黎与茹费理直接交涉，因曾改拟八项条件而未遂（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64、177、179页。）。12月5日，他已表示愿意继续英国政府的调停，力促其成。12日，格兰维耳企图迫曾纪泽让步失败后，赫德又电示金登干考虑赴巴黎见茹费理。但金认为，在茹费理所欲甚奢，而曾纪泽又声言不惜辞职以反对批准津约的情况下，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失策的。他建议促使总理衙门立作决定，同意另附解释条款以批准津约，并通过英国政府重新调停（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61页。）。他特别解释说：“如果我们抛开他（曾纪泽，——引者），暗与茹接洽，他也许辞职，而变成我们的敌人。如果曾侯能严格遵守总理衙门的肯定训令——这些训令的英译文可由我们电转——调停也许是有望的，如能成功，即可为最后解决提供保证。只有在曾侯辞职后，直见茹费理，才是合理而有益的。”（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64页。）他通过伦道尔与格兰维耳计议。格同意赫德提的三条议案及金提出之办法，准备以他自己名义向法国方面重提调停，但要求赫德“保证总理衙门能训令曾侯完全按照新的基础行事”（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65页。）。赫德深感“曾侯在英国很碍事”（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80页。），遂于12月20日将其三条议案交总理衙门，电令曾纪泽遵照执行。赫并希望曾纪泽把此事全交格兰维耳去办，除非格有请求，不必参与其事，要金登干考虑将此意向曾微讽，以免妨碍他们的“成功”（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65页。）。英国人对曾纪泽费尽心机，但茹费理决心以武力迫使中国满足其全部要求，反对三条中“中国所主张的边境线和设法规定正式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67页。）。1885年1月10日，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曾纪泽，法国拒绝了赫德提出的三条议案。英国调停宣告失败（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档》第4册，第2688页。），胁迫中国屈辱求和的企图遭到了严重挫折。
三
由以上对于英国在中法战争时期几次主要调停活动及其结果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英国调停外交的主要特点是渐次递进，抓好进机，独揽调停大权，以达其适当抑制法国又压迫中国的政策目标。这种调停外交首先是为英国与其他列强在远东进行国际竞争，维护和扩大英国在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利益服务的，同时又是为推行帝国主义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维护整个帝国主义殖民压迫体系利益服务的。但英国官方调停均未能成功，个中原因我们已经作了分析，其中曾纪泽坚持捍卫中国国家利益和尊严及其对清政府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曾纪泽在英国调停中的外交活动，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曾经泽出使欧洲多年，思想开明，善于钻研，经历过中俄伊犁交涉等重大外交事件，对英法诸国基本国情和外交政策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能够在中法战争中较清楚地把握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列强关系的基本格局，并了解这些对中国本身的利益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能够较好地提出和把握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和目标。
二、曾纪泽力图利用英法诸列强的矛盾关系及英国对在华利益的特别关切，将调停作为有助于中国合理公正解决与法争端的外交手段，而不是简单地加以排斥或一味地依赖。
三、曾纪泽在外交交涉中始终在原则上保持坚定性和一贯性，一切以国家利益为旨归，反对不负责任的妥协及重大让步，求得调停外交的成功。他认为：“办洋务并非别有奥窔，遇事仍宜以吾华之情理酌之。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为威力所屈；理有不足，则见机退让，不自恃中华上国而欺陵远人。可许者开口即许，不可许者始终不移。”（注：曾纪泽：《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94-195页。）在英国调停中，他的外交活动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对清政府的外交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而在相当时期抑制了李鸿章、赫德之流损害中国利益的密谋外交，使中国在调停外交中立于主动，从而使英国以压迫中国牺牲国家利益而让步为主导倾向的调停无法顺利地实现预期目的，维护了中国的尊严。
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越南交涉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清政府对外妥协政策的失败，是清政府依赖洋人密谋外交造成的恶果，而不是曾纪泽外交的失败。他在当时的条件下开展的外交活动，“以高超的智慧，维护了中国的尊严”（注：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台北精华印书馆1966年版，第367页。）。从英国官方调停外交的失败中，我们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点。
下面简述二人意见：
一，曾：令越南派遣大员长住北京，传达中越双方情况。
李：照定制，陪臣不得住京师。
二，曾：令越南派员到中国驻法使馆，作为使馆随员，传达中法交涉情况。
李：《法越新约》第二条：法认越南有自主权，越可遣使驻法，未必肯作中国使馆随员，且法政府闻知必有责言。
三，曾：通知越南切不可再与法人轻立新约。
李：兵威胁迫，难免续立新约。
四，曾：劝越南开放红江，宣称“现遵中国之命，将红江开设通商阜头，允与西洋各国贸易”。各国见我与越南“情不隔阂，可省无数窥伺之心”。
李：中国不认法越之约，似未便明劝越南于红江开阜通商。若劝之，是认此约矣！
五，曾：法人常以红江多盗为言，无论盗之真伪，越南宜以除盗自任，力不足则求助于中国。
李：红江上游若果多盗，正可阻彼通商之意。
六，曾：《法越条约》西洋各国并未认之。
李：无各国不认之理。
七，曾：劝越南严束士民，勿与法人以口实，杀人焚屋等事皆无益而有害。
李：越境遍地教堂，杀人焚屋等事再所难免，但在临时办法若何。
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是他在西太后的支持和纵容下，主要依靠欧美列强、尤其是俄法等国，向日本帝国主义求和，因此这种策略的本质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从1894年朝鲜东学道起义而引起的中日交涉始，李鸿章就没有作到知己知彼，尤其是对日本政府蓄谋挑起战争的侵略本质没有丝毫清醒的认识，所以也就根本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备战上，而是企图依赖西方列强的调停息事宁人。他请英国出面调停，幻想英国能够“带铁甲快船赴日责问，勒令撤兵”。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资深外交家，竟有如此幼稚想法和卤莽举动，实在令人惊讶。自然，这也引起了光绪帝的高度重视。光绪帝立即对李鸿章下旨切责：
日人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即如英国处此时势，如出自彼意，派兵护商，中国亦不过问。若此议由我而发，彼将以自护之举，託言助我，将来竟以所耗兵费向我取偿，中国断不能允。李鸿章此议，非但示弱于人，仍贻后患，殊属非计，着毋庸议。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谈论，务宜格外审慎；设轻率发论，致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面对光绪帝的严厉斥责，李鸿章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依然不肯放弃求和方针，于是又转而乞求俄、法、德、美等国，也未取得任何积极成果。1895年初，李鸿章看到西太后割地求和的方针已成定局，多次公开与西方列强公使会谈和磋商，甚至不惜把国家机密告诉他们。当时的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有关李鸿章在马关条约签定前夕的言行的记载，颇给人以启迪。他说：
我们同李鸿章的会谈，常常由于他不惜暴露真相，而泄露了中国方面的许多秘密……
我们从他那里获悉了关于他屡次觐见皇上，以及为了颁发和拟就含义明确的上谕，他不的不争取的极为重要的详情。……这个措词明确、有权割让领土的上谕（按指为批准）《马关条约》而颁发的上谕）在写成文字以前，曾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多次争论和多次觐见。
（李鸿章）最后一次朝觐的情况是如此的扣人心弦，几乎是达到悲壮的程度。他是在这次朝觐中达到了目的，使皇上决定授与他包括割让领土在内的一切必要的权力。那时候，这位年老的政治家曾不得不如实地、直截了当地再次提到中国的现状：它已处于日军日舰兵临城下的境地，使中国政府与清廷陷于山穷水尽的局势。当然，由于一个强国的威逼，一个臣下在现实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幻想，向国君要求授与权力，允许他可以用主子的名义缔结条约，并在事前获得皇上的承诺与保证，这在清朝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遭。
依赖西方列强以求和；为了求和而“被迫放弃幻想”，在清朝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遭”向皇帝索取权力，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这确实就是李鸿章和他的主子西太后“以夷制夷”的本质。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引起朝野许多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和愤怒抗议。1895年8月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在一份奏折中激烈地抨击了李鸿章及其淮军在战争中的罪行，这实际上是对李鸿章“以夷制夷”策略的最好控诉。他说：
查自倭接仗以来，各军尚有一矢之遗，淮军除聂士成外，无不望风奔溃。现在刑部囚系候决之龚照玙、叶志超等，无一非淮军宿将？其足恃与否，视诸军为何如？
且淮军之溃，其故非独不能力战也，请以当日情事揆之。淮军简练有素，饷足械精，何至不足一当倭奴？特以李鸿章有“可守则守，不可则退”一言，是以前敌诸将，相率倒戈，竟敢置朝廷安危于不顾。故淮军之不能与敌战者，其患犹浅；淮军之不敢与敌战者，其患更深。盖自李鸿章授任北洋，垂三十年，所部淮军，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已非一日矣。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宣告了李鸿章“以夷制夷”策略的破产。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李鸿章不仅没有检讨他的“以夷制夷”策略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反而却因落得个徒有其名的“入阁办事”之闲差强烈不满，希图再借“以夷制夷”的策略东山再起。不过，他此时已一边倒向了俄国，专主联合俄“夷”以制其他“夷”了。李鸿章的这一想法既有历史的因素，又受现实朝野舆论的影响。
从历史因素而言。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加紧对华侵略，矛盾首先指向台湾，失败后改换策略，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入侵中国的藩属之国琉球，琉球国王向清廷求救。李鸿章认为清廷没有必要为“争小国区区之贡”而出兵援助，这就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易名为冲绳县，废其国王。于是，台湾再次成为日本觊觎的对象。李鸿章不愿让自己的北洋海军抵御日本的侵略，于是上奏疏主张联俄。奏疏中说：
倭人畏俄如虎，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
这里的“稍让于俄”，指的是中俄伊犁交涉事件。原来，沙俄军队借新疆天山北路回民反清和浩罕酋长阿古柏侵入天山南路之机，于1871年占据了伊犁，并拒绝叫还中国。1878年，清廷授予崇厚“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头衔，往俄京城圣彼得堡索还伊犁。岂料，崇厚是一名糊涂外交家，与俄政府谈判后，虽然索回了伊犁，却付出了割让大块土地和高额赔款的代价。消息传到北京，朝野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改约。但李鸿章却大唱反调，声称：
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予“全权便宜行事”字样，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
这就是说，只要“稍让与俄”，维持崇厚所订协议，才能取得俄国援助。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说：
他（李鸿章）贾胀媾?敖枰闹埔摹闭?撸?蚨苑匠鋈萌ɡ??掌鹎抗?フ??詈笙蚋?空咛峁┍ǔ辏?约旱帽４婊聪导?攀屏Α?
再从当时朝野舆论来看：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朝野上下一时没有觉察到沙俄帝国主义险恶的阴谋，反为其在三国干涉还辽的“侠客”行为感激涕零，所以联俄以御外侮的言论充斥朝野。如1895年7月初，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得知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和获取二万万巨额赔偿后，立即给清廷呈上一份“联俄拒日以维全局”的奏折。他在奏折中首先指出，中国与各列强交涉凡三十余年，直至今日益加棘手；此次与日本议和，对日一味迁就，更会招致列强“窥伺之渐，虎视眈眈，皆思择肥而噬”。为改变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势，刘坤一提出：
我自度力不能及，不可不亟联邦交，以资将伯之助。
那么，清廷的“邦交”对象应该是谁呢？他认为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时刻觊觎东三省，要挟清政府，“此系切肤之痛”，“有识者莫不以为深忧”。但是，日本之强大，非俄所愿，而日本之“扰我东三省”又尤其为俄国所忌恨；再者，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俄与法德“勒令”日本退还辽东，更说明俄国是中国的“友邦”。为此，刘坤一正式向清廷建议：
我乘此时与之（俄）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以便宜，俄必乐于从武。纵不能保我沿海各省，而东三省与俄毗连之地，日必不敢生心，则保全之利较沿海各省奚啻万倍！倘东三省丢失，则我朝何以奠根本？皇上何以对祖宗？此臣每一虑及，不禁心惊肉颤也。
这就是说，日本是中国的首要敌人，东三省是其觊觎的对象，因此，要保全东三省，必须与俄“联邦交”，予其一些“便宜”，实际是在鼓吹与俄订立协定。这就是刘坤一的奇怪的逻辑。
令人不解的是，刘坤一在奏疏中竟公开充当俄国说客，批判起中国的一些正直官吏了：
或谓俄与中国接壤最宽，将来必为害于中国。臣前此亦以为然，今则颇知其说之谬，亦视我之抚驭何如。俄疆宇已广且信义素敦，与我修好二百数十年，绝无战事，为千古所未有。前以伊犁还我，此次与法德争还中国辽东，其为德于我更大。而顾疑其有他，不复推诚相与，则是合者离之，厚者薄之，将谓中国不足为缘，益成孤立之势。
三国干涉还辽中，俄国的目的及表演已在前面专加叙述，读者自可判断是非真相。这里只简单谈一下“伊犁还我”的问题。前已有述，崇厚与俄订约，以丧失大块土地和高额赔款为代价，赎回了伊犁空城，朝廷为此大哗，独李鸿章要维持成约。清廷未予听从，改派驻英公使曾纪泽与俄交涉改约，俄派海军向中国示威，施加压力，最后中俄重订条约，中国虽收回一些土地和权利，但对俄赔款却增加为九百万卢布。可见，俄国并不是无偿将“伊犁还我”，而是借机勒索了高额赔款。刘坤一作为中国的一名朝廷大吏，对此视而不见，反而给对俄侵略保持警惕的中国官吏扣上“不复推诚相与”、“将谓中国不足为缘”的大帽子，倒真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如果说，刘坤一是一个糊涂官吏，对沙俄侵华面目认识不清，尚有可原之处，那么满腹经纶、博学多才的张之洞的见解，更令人捉摸不透了。1895年8月，张之洞在一份题为“今日救急要策，莫如与俄立密约以结强援”的折片中，一开始即声称：
今日救急要策，莫如立密约以结强援。
接着，他也拿起了刘坤一的腔调，说：
今日中国之力，断不能兼与东西洋各国相抗，……若不急谋一纾祸患，恐无喘息自强之暇。
那么怎样才能获取“喘息自强之暇”？张之洞说，必须立刻“立约结援”，而要作到这一点，“自惟有俄国最便”。他还进一步用俄国与英、德、美诸国相对比，得出了一个令人奇怪的结论：
查俄与中国乃二百余年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抅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
为了说明俄国“举动阔大磊落”，张之洞也以俄国“慨然允从”归还伊犁为例，并重点赞扬了俄在三国干涉还辽中使中国“实受其益”，进而得出结论说：
（中国）正宜乘此力加联络（俄国），厚其交易，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如俄国用兵于东方，水师则助其煤粮，准其兵船入我坞修理；陆路则许其假道，供其资粮、车马，一切视其所资于我者，量为协济，而与之约定。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并与议定如何酬报之法。
在中国与日本或其他国家“有事”时，引入俄国势力，并“许以假道”，供其一应军需。这种情况的后果，不正与古代成语典故“假道于虢”、“渔翁得利”如出一辙吗？如果刘坤一对此不熟悉，而博学强记的张之洞是不会不知道这两个成语故事的。真不知张之洞喝了什么迷魂汤，弄得神魂颠倒，得出如此光怪离奇的结论！
1895年9月下旬，中国出使俄国大臣王之春自俄返国，王之春时任湖北布政使，久随张之洞在广东、湖北作官，以通达洋务见称。1894年冬，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尼古拉二世继位。光绪帝获此消息，立即给清驻俄使臣许景澄一道谕旨，谕旨说：
中俄交好最久，俄前主尤敦睦谊。今嗣君即位，拟遣专使赉书致贺。许景澄先告（俄）外部，俾悉邦交加密之意。
光绪还向中外宣布：
着派王之春前往俄国唁贺。
王之春返国后，面见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时，极力称赞俄国给予他头等钦差的优待，并说出自己的“肺腑语”：俄国极愿联络中国，以固邦交。翁同龢这位一向对帝国主义怀有警惕之心的持重老臣，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自有己见，立即回答说：
此机（按指联俄）胡可失哉！
由此看来仔细玩味翁同龢的语意，不难看出，翁同龢的确是把甲午战后看作联俄的宝贵时机，声称要抓住不放松。
与此同时，驻在北京的沙俄公使喀西尼更通过璞科第结交首领太监李莲英，通贿于西太后也极表赞成联俄。这样，从刘坤一、张之洞、翁同龢到光绪、西太后，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了一起，都主张联俄。有了这种舆论作坚强后盾，李鸿章的腰板更硬、更直了，说话也就更粗了，并推动着其“以夷制夷”的策略的继续实施。但是，他们之中无论是谁，也不会想到，靠俄国的力量抵御外侮，只是自己一厢情愿之事。实际上，他们的联俄主张，正适应了沙俄征服中国的需要，为其提供了勒索“借地修路”的大好机会。
1896年5月26日，俄政府在莫斯科将举行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届时将有许多外国的首脑和头面人物出席庆贺。于是，维特和沙俄政府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实现自己“借地修路”的未遂愿望，并为此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引诱清廷上钩。
这次又是维特首先上阵。他亲自出面，约见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要后者转告清廷，要清廷派专使前来祝贺。于是，许景澄于1895年11月中旬（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底），致函清总理衙门，其中说：
俄主加冕日期，传称在明年俄历五月中旬（即中历四月初旬），欧洲各国或其主自至，或遣亲藩暨大臣为专使，如期咸往致贺。中国虽已派使行聘，而此举为彼国大典，仍应宣扬诏敕，藉辑邦交。惟另简专使，或即派驻使，商俄礼官，据称向无一定，宜请中国在二三月前定办知照，俾早接洽。
光绪皇帝接到总理衙门呈递的许景澄信函后，未经仔细思索，脑子里依然闪出“例行公事”的想法，便以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次奉使俄邦，办理得体”为由，在派他为致贺俄皇加冕专使，前往莫斯科。为此，光绪帝向总理各国衙门办事大臣颁发了一道谕旨。谕旨是这样说的：
明年四月（按西历为5月）为俄君加冕之期，着派王之春为专使，齏奉国书，前往致贺，迅速起程。所有致赠俄君宝星，已饬许景澄在洋置备。
但是，沙俄政府觉得王之春身卑言轻，既无权也无力满足俄“借地修路”的要求，对清廷的任命不予接受。而与此之前，沙俄早已通过“国际侦探”璞科第，侦察到虽入阁间居、手无实权的李鸿章依然最为西太后所倚任，如能将其“请”到莫斯科，极便于俄国进行操纵贿买；况且李鸿章本人一贯专主联俄，只要他一到俄国，就是插翅也飞不出去，必会俯身听命于维特。沙俄的如意算盘既已打定，立刻分两路行动，一是要清驻俄公使许景澄给朝廷作工作；二是指令喀西尼，要他在清廷内部积极活动，千方百计地请李鸿章出山。结果均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喀西尼，他公开向清廷表示，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是俄国最为隆重的礼节，所有出席者既应是本国中位尊望高之人，又应在世界列国中享有声誉；而王之春位卑人微言轻，无法充当此任，俄国政府也难以接待他。喀西尼示意清廷，应派李鸿章前往。同时，经过璞科第——李莲英——西太后这条内线的努力，西太后也终于授意御史胡孚宸密疏奏请光绪帝，疏中说：
中俄交睦，明年俄君加冕，遣王之春前往致贺，资望太轻。宜派李鸿章前往，而以王之春辅之，方昭典重。
1896年2月23日，光绪向李鸿章发出一道敕谕，谕旨中说：
一等肃毅伯、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著授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致贺。俄君加冕，典礼隆重，故特命尔远行。尔其仰体朕意，朕络邦交，敬慎行事。参随各员，听尔调遣，以期办理妥协，毋负委任。
李鸿章接旨后，立即呈上一个《吁恳收回成命》一折，其中说：
今者，俄君加冕之礼，本非寻常交际之仪。……惟现在中外大臣，通知洋情，娴习仪节，堪膺专对者，尚不乏人。微臣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有余之海路，时逾数月，地隔三洲。凡风涛寒暑之交侵，实疾病颠连之莫保。……倘陨越于礼仪，殊有伤于国体。踌躇再四，跼躇难安。惟有吁恳圣慈，鉴臣衰疾，收回成命，别简贤员，剋期前往，感戴隆施，曷有既极！
李鸿章大概预感到，此次俄国之行，恐有办一“有伤于国体”之事，因此为逃脱罪责，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假惺惺要皇帝“收回成命，别简贤员”。当然，光绪帝不准他吁辞，谕令他“仰体朝廷慎重邦交之意，勉效驰驱”。于是，李鸿章又上了一个《使俄谢恩折》，奏折中言谈话语间表达了自己踌躇满志的心情：
今合五洲强大之区，俨同七国纵横之局，为从来所未有，实交际所宜隆。况俄国本通聘最早之邦，而加冕又异俗至崇之礼，但有益于交邻之道，何敢惮乎越国之行？臣惟有勉竭愚诚，敷宣德意，期永敦于和好，冀仰答于恩知。一息尚存，万程当赴。阻重深于山海，未改叱驭邛坂之心；梦咫尺于阙廷，犹存生入玉关之望。
李鸿章临行之前，与翁同龢就有关“朝鲜自主”和“密结外援”问题，进行了商讨，两人取得了一致意见。翁在其日记中评论李说：其“语尚结实”，而所谓的“密结外援”正式密结俄国。西太后也专门召见了李鸿章，两人密谈半日之久，确定了与俄国结盟的方针。正如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在评论清廷派李鸿章参加俄皇加冕典礼一事时所说：
他（李鸿章）是一个最卓越的人物，当时在中国身居首屈一指的高位，因此，派李鸿章来参加加冕礼，就是表示中国感谢我们的年轻皇帝给予中国的协助：正是由于我们皇帝的帮忙，才保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此外，还表示感谢我们在贷款问题上对中国的帮助。
维特的总结，确实是把西太后、李鸿章等人的心理状态勾画出来了。但是，维特没有把沙俄政府邀请李鸿章来俄的真实目的（即签订条约以“借地修路”）写出来，他在这一点上还显得羞羞答答，不愿让人知道沙俄君臣肚子里究竟卖得是什么药。倒是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的分析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他写道：
李鸿章来俄事，北京政府于（1896年）二月初即已决定。中国选派代表祝贺加冕时，实在打算想利用此次事件而解决中、俄间的问题。这已是公开的而且半官式的事实。在北京我们看到两个问题：（一）穿过满洲筑一条铁路，（二）给俄国一个不冻港以停泊军舰。中国政府觉到不能完全拒绝俄国之铁路企图与不冻港之讨索。……为什么选择北京政府中最有权威的外交专家李鸿章作赴俄特使呢？这是因为中国想同沙皇之大臣们直接交涉以解决这些问题。
显然，当时中俄关系中存在着的这两个问题，就构成了双方未来谈判的基础，由此自然也就成为清廷与沙俄结盟方针的主要内容。因此，可以认为，李鸿章出使俄国，标志着清廷已从拒绝沙俄“借地修路”的原则立场上，几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们之所以用“几乎”二字来表达，就是说，清廷此时依然未下完全允诺的决心，仍在相机而动。总之，李鸿章这次出使俄国，心中是有数的。他的“数”就在这里。
李鸿章这次出访，除了参加有贺俄新沙皇加冕典礼和与维特立约结援外，还要聘问德、法、英、美诸国，向所在国首脑亲递国书，“以固邦交”，并与各国外交部商谈增加进口洋税，“以挽回利权”。
李鸿章出访人员中，随员十七人，供事武弁十八人、仆役十人总共四十五人，可谓一个庞大的团体。随员中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儿子李经方和亲信译员罗丰禄。此二人以贪财为闻名，为世人所唾骂。因此当他们被李鸿章提名后，立即遭到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李鸿藻的强烈反对，以及一些御史的弹劾。这使李鸿章怒不可遏。他不禁想起自甲午战争至马关议和时自己所受到的窝囊气：当时有35名翰林联名上书，指责他将搜括来的赃款数百万两银子寄存在日本一家煤矿公司，其子李经方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在日本开设洋行三所，牟取暴力。以其父子在甲午战争中生怕中国获胜，自己在日财产受损，“利令智昏为日本人牵鼻，闻（中国）败则喜，闻胜则忧”。光绪派李鸿章出任中国特使的消息一公布，御史易顺鼎更把李鸿章父子比作宋明两代的权奸之相：宋代的蔡京、蔡攸父子和明代的严嵩、严世蕃父子。易顺鼎还有鼻子有眼地揭露说，李经方受命出使日本时，以己资数百万供应给日本购船备饷，并纳日皇倭仁的外甥女为妻，这是认贼为父。种种议论，不一而足。李鸿章想到这里，不禁怒从心起：自己饱受世人辱骂，凭过人雅量都忍受了，但这次必得一吐苦水。于是，他上了一道奏折，为己子李经方申诉，其中说：
臣子李经方幼曾兼习西国语言文字，嗣充驻英参赞，游历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于各国风土人物，往来道里，均所熟谙。臣年逾七十，精神步履日见衰颓，所有沿途舟车馆舍及随从仆役约束指挥，势不能处处周到，而所至之地，各国官商士庶必多闻风来谒，不胜接待之，若得李经方同行，则程途之照料，宾客之酬应，均可分劳。……吁恳天恩，俯念臣老朽多病，准令李经方一併随行。……再马关之役，势处万难，所有办理各事，皆臣相机酌夺，请旨遵行，实非李经方所能为力。局外不察，横腾谤议，应邀圣明洞鉴。
与此同时，李鸿章又亲自去找李鸿藻辩论，声称“非此二人（同行）不可”。自然，李鸿章的请求获得了皇帝的批准。
在李鸿章的随员中，还有几名外国人，这是他接受总税务司、赫德的下述建议：
远役外洋，虽带有熟悉洋情之华员，似须生长是邦者为之向导，以备顾问。
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也希望李鸿章“酌带俄员现充税务司者就地照料，更昭妥协”。由此可见，英、俄两国都想在李鸿章随员中安插自己人员，以便随时窥伺李鸿章的一举一动，为各自的侵华政策服务。
李鸿章接受了赫德和喀西尼的建议，又给光绪帝上了一份奏折，奏折中说：
臣奉命赴俄致贺并往德、法、美各国聘问，特派头等出使大臣。朝廷慎重邦交，礼义崇隆，为前此所未有。此外如荷兰、比利时各国，闻臣奉使，均来请便道诣其国都。臣与总理衙门筹商，各国皆有交涉事件，自应加意联络。……道远事繁，需才任使，应慎选深通西学，能知大体，及熟谙西国语言文字，品行端洁，足备翻译之选者，随同前往以资臂助。……
这一请求同样得到了满足。随同李鸿章出行的外国人员共有五名；五品衔副税司格罗特（或译磕乐德），俄国人，是沙俄公使喀西尼的密友，并被喀西尼介绍给维特。这样，格罗特很容易地充当了沙俄的内线；二品衔税司德璀琳，德国人；三品衔税司穆意索，法国人；花翎头品顶戴税司赫政，英国人；三品衔税司杜维德，美国人。李鸿章在奏折中告诉皇帝说：
以上五人，效力多年，均通晓中国语言文字，品行端正。臣与赫德商酌，暂作为参赞官，令其各至该本国伺应。……
李鸿章的随员中还有一个英国人伊尔文，担任李鸿章私人医生。该人从外表上看，好像是一个很“碍眼的人物”，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嗜酒如命的酒鬼，“毫无捣乱的能力”。
一切均按李鸿章的意愿办了。他在离京南下之前，给其儿女姻亲、湖北襄阳道朱少桐（李鸿章子经述的岳父）写了一封信，信中流露出自己的得意之情。其中说：
弟去岁（按1895年）入都，即寓贤良寺，本拟议约事竣，即当陈情引退。……（十二月）廿七日忽奉赴俄致贺加冕之命。……又特赏述儿三品衔随侍前往，恩意优渥，只可强行。……昨复奏明，并令方儿同行，以便照料外事。万里遐征，两儿并侍，亦差可慰老怀。弟定于（正月）二十日由旱道赴津，乘轮至沪，二月望日放洋。
按出使计划，李鸿章的第一站是到俄国，然后去欧美“联络邦交”。但沙俄政府担心欧美各国先于俄国将李抢到手，从而搅乱了中俄交涉的正常进行。因此，在李鸿章出行前，沙俄政府和沙俄公使喀西尼显得异乎寻常的热情和殷勤。俄外交部通知清驻俄公使许景澄说：
奉国主谕：李相及从僚，在俄境内，一切概由俄国供给，以表格外交谊。
（李在俄）行馆一切仆役全备，钧处但带贴身嗣候人已足。
喀西尼则同李鸿章“商定”了此行的路线，即从上海先乘法国轮船公司的邮船，到红海口阿列克三德里（即亚历山大港），改乘俄国公司的轮船至额叠萨（即敖德萨），然后乘车抵达莫斯科，避开了去法、德之路。
1896年3月3日，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其他随行人员离开北京，5日中午抵达天津，欧美各列强和日本驻津领事闻讯纷纷前来拜访，沉寂一年的李鸿章立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11日，李鸿章一行由天津乘海宴轮赴上海，14日到达，驻扎于天后宫侧的行辕。这时李鸿章一行在沪紧张地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料理行装，添购礼物，调集奏带各随”，又令“素习之西医伊尔文随行”。喀西尼听说英国人伊尔文随行，这等于在李鸿章一行人中安插了一颗英国钉子，将来在俄会谈时会保不住密，于是向李鸿章表达了不满之情。
在沪停留时，一天李鸿章翻阅各国船册，发现自己所乘法国邮船“君士但丁亲王号”吨位稍小，恐难禁黑海风浪的袭击。为保命要紧，李鸿章立即“电商”喀西尼：“可否改道”。喀西尼听后，心情十分紧张和不安。历尽千心万苦，捕来的一条“大鱼”，岂能任其从网中漏掉？于是喀西尼迅速回电，电文说：
俄廷已照本大臣之请，一切预备，必使贵爵相一路舒服，不至稍受辛苦，并另备中堂伙食轮车一辆，在阿叠萨恭候，本国轮船亦奉谕在波塞专候。倘因改道，致俄廷所已发许多之谕必须一概注销，殊属无谓，俄廷必以为非计。本大臣敢力劝贵爵相，仍照我们在北京商定之路程办理。
电文写到这里，喀西尼为了使李鸿章坚定信心，遂又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继续说：
如贵爵相因有别敌，必须改道又不便告知本大臣，即请先期径电贵国驻俄公使转达。
这一招果然立竿见影，即见成效。李鸿章阅后再也没有理由不照办了，于是又给喀西尼发了一个致歉的电文，电文说：
原知贵国暨贵大臣为本大臣此行多方筹画，无微不至，正在抱歉。今承电示，已在阿叠萨另备火食轮车一辆，又派轮船在波塞专候接替，自无庸另议改道，务请贵大臣放心。
李鸿章还把他对英国医生伊尔文所作的安排，在电文中通知了喀西尼，电文说：
至医生伊尔文，在敝处多年。于本大臣起居服食一切熟悉，过津时伊求令随行，以备医药，不令预闻他事。闻贵大臣不甚谓然，拟令乘法船到马赛，经赴伦敦静候也。
至此，李鸿章这条大“鱼”，被紧紧地挂在了沙俄的鱼钩上，而不能动弹一步；而喀西尼正为自己和尼古拉二世的俄国政府首战告捷，自鸣得意。
李鸿章在上海居住了十余天，将所带行装、礼物，陆续办妥；又为其“奉赉俄、德、法、英、美国书五道”，配制了五件“绣龙明黄缎夹包袱”，每件约见方四尺，黄缎面，黄绸里，极为精美。按西方各国礼节，祝贺新皇加冕“向不必送礼物”，但李鸿章鉴于“中俄亲厚”而“宜加礼”，为尼古拉二世赶制了配绣的大带、宝星和俄后衣料。
3月27日，所有“奏调随带各员及调派供事武弁人等均先后至齐”，自备资斧、愿同游各国的庶吉士龚心钊、分省同知黄家玮二人，也来至上海。当天午后，李鸿章率领上述人员乘小轮船出吴淞口，登上法国邮船。28日午后，李鸿章一行离开上海南行。随之又路经香港，因该地区有“疫症”，“照例不登岸”，“英人有违言”，“其水师提督仍拜晤，余则到处逢迎”。几日后到西贡，当地地方官“请稍憩息，派兵队迎护，代备行馆，款待加礼，设筵张乐，留连竟日”，随后又驶向新加坡，通过印度洋，奔向苏伊士运河。一路上，苍茫大海，寥廓天地，天水相连，在煦煦的春风之中，李鸿章不禁心旷神怡。但他决不会想到，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西太后和他的“以夷制夷”的策略，正在一步一步而又有条不紊地迈向俄国人的彀中。
在李鸿章已经离开上海、驭向苏伊士运河时，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并没有为俄国的初步胜利而自我陶醉，更没有去睡安稳觉，而是又在进行下一步的紧张策划工作。这是因为，他虽明明知道，李鸿章离开上海时即已决定取道阿叠萨（或作奥德萨、敖德萨）以趋圣彼得堡的路线，况且俄国专备的船只也在亚历山大港停泊静候，李鸿章自然要乘这条船了，否则就是外交上的失礼行为。但是，他在听到英、德等国也都在千方百计地拉拢李鸿章，希望其先去欧洲再往彼得堡时，不禁又毛骨悚然起来。对此，维特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愿望相较）我则相反，希望李鸿章在到达我们这里以前，不要到任何地方去。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他如果先到欧洲，就会受到欧洲各国人物各种阴谋诡计的影响。
维特自己就是一个玩弄阴谋诡计的能手，此时又要防止别国玩弄“阴谋诡计”了，这大概也是侵略分子的一种逻辑吧！
为了阻止“欧洲各国人物各种阴谋诡计”的发生和实现，维特立即禀奏尼古拉二世说：
如果能使李鸿章在苏伊士运河同乌赫托姆斯基（即乌赫唐斯基，下同）公爵会晤，那就太好了。因为乌赫托姆斯基公爵过去就认识李鸿章，同他关系不错。
维特认为此时就是乌赫唐斯基与李鸿章会晤的一个良机，俄国政府不仅不能错过，而且必须实现这次会晤。维特的提议，得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批准。
事实上，乌赫唐斯基也的确是与李鸿章进行首次会晤的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前面已经提及乌赫唐斯基是华俄银行的董事长、维特的亲信及沙俄侵华政策的急先锋。1896年初，他与维特多次讨论过西伯利亚铁路的延伸问题；后来在觐见沙皇尼古拉二世时，也主张把迎接李鸿章入俄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并提出“必须在李鸿章来俄的途中，即与之秘密地表示亲近”。这样，乌赫唐斯基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与清廷特使谈判的第一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之点，那就是乌赫唐斯基与清廷特使的一些随员多有“接洽”，这些随员是“特使的亲信，必能有助于若干要点之解决”。
乌赫唐斯基奉命去亚历山大港、迎接李鸿章之前，专门与维特“详细商量了（与李）会晤事宜”。维特告诉他，尼古拉二世希望这次会晤“别露痕迹”，还“说明与中国特使接谈之要点，并付之以全权，不妨以若干金钱贿买特使随员中之地位重要者”。这之后，乌赫唐斯基就带着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旨意，以及维特的指令，坐上一条快船迎着李鸿章而去。快船刚离开俄国公海时，为遮人耳目和躲避舆论的追踪，故做出驶向法国马塞的姿态。沙俄政府为把李鸿章尽快抢到手，真是绞尽了脑汁，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4月22日，李鸿章一行抵达亚历山大港，与前来迎接的乌赫唐斯基晤面。对此，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得意忘形地写道：
李鸿章尽管受到各方面的邀请要他到欧洲各处港口，他还是坐上了我们俄国航运贸易公司的轮船，我为他安排了这次会晤，他就带着自己的全部侍卫同乌赫托姆公爵抵达敖德萨。
李鸿章一行是在乌赫唐斯基的“周挚”照料之下，于4月27日抵达敖德萨这个俄国黑海港城。
在李鸿章未抵达之前，维特考虑到，由于敖德萨是李鸿章来到的第一个俄国城市，所以想为其安排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以借机“联络感情”。于是维特启奏尼古拉二世：
按照李鸿章的官衔，不妨派我军仪仗队去迎接这位显贵，使他通过这样的方式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军队。
尼古拉二世下旨照准，令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副将具体负责实施。不料，此事在沙俄统治集团中掀起了一个小波澜。据维特事后的回忆，是这样的：
万诺夫斯基副将得到我的通知后，写给我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尽管已奉旨作出了安排，但想了解一下我从什么时候起，竟就军事问题，就陆军部的问题也向陛下禀奏起来了。因为军人仪仗队的事宜属于陆军部的权限，而不归财政部管。
至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即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他希望的是李鸿章在敖德萨等待加冕礼，或者让他直接到莫斯科去等待加冕礼，或者让他直接到莫斯科去等待加冕礼，但绝不要让他到彼得堡去，因为他完全不必在举行加冕礼之前抵达彼得堡。
维特认为，万诺夫斯基和罗拔诺夫的言论都表现了“官场中所特具的妒忌之情”。他指出，必须要让李鸿章先到圣彼得堡，其理由是：
既然要进行谈判，那么就得在举行加冕礼之前着手，因为在加冕礼期间举行谈判就很困难了。到那时，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庆典。
有鉴于此，我又得向皇上启奏，请他准许李鸿章径直前来彼得堡。
维特的两个要求都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诏准。
在奥德萨，李鸿章被当作最尊贵的国宾，享受到了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享受的待遇：一支训练有素的俄军仪仗队，列队持刀执枪向他敬礼，接受检阅；俄海陆军将领及地方文武官员对他十分恭敬。面对俄国如此隆重而又热烈的欢迎，李鸿章自以为得计，又颇受感动。他在致清廷的电文中这样写道：
顷抵倭德萨（即敖德萨），俄水陆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沿途托庇平顺，鸿体气如常。俄皇令外部电催。趁此暇日。先赴彼得堡递国书接见。明日（1896年4月27日）未正乘官车行，两三日到，在彼应酬稍毕，再往莫斯科候贺加冕。
从这封电文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李鸿章对俄国文武官吏“接待甚恭”而洋洋自得，另一方面又显示出沙俄君臣急切地利用加冕前的短暂“暇日”，将李鸿章引诱至彼得堡，以尽早实现“借地修路”、扩大对华侵略的心情。真是，一方面和风细雨，另一方面杀气腾腾，然而，可悲的是，作为大清帝国权臣和“有头脑”的外交家李鸿章，却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已入他人彀中尚无丝毫察觉。
争取李鸿章出使俄国和迎其入国门，这是尼古拉二世、维特和沙皇俄国政府侵华外交取得的第一回合的胜利，也是非常关键的胜利。李鸿章在名义和形式上是中国皇帝祝贺俄皇加冕典礼的特使，而实际上却是“签订国际重要条约之全权代表”，他的到来使沙俄外交中一个极端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变得简单化了。
主要引用书目：
刘天纯：《徐继畲和他的〈瀛寰志略〉》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1期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
魏源：《圣武记》
雷禄庆：《李鸿章新传》，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年
叶林生：《李鸿章》，黄山书社，1988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
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1983年
戚其章和罗尔纲
聂志成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在天津八里台桥阵亡的。那里还有聂志成的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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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别只喊卖国，而说不出任何东西来！回帖如果只是XXX是卖国贼，或XXX爱国云云，都请不要这样灌水了
如果说可以单纯的把历史问题归结一些根本原因，如制度问题，那很多历史问题都不需要研究了，甚至历史学就可以取消了。不禁要问，历史真的这么简单？制度决定一切？那些人物真的是我们心里所想的那样，那些人物真是我们心中的所固有的形象？
四月到五月，论坛讨论甲午和李鸿章的帖子分外热火，由于众人各执一词，导致大家剑拔弩张，在此就若干问题做一点考证，并把最近论坛上比较繁杂的资料做了整理。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一，李鸿章对日态度。
李鸿章的对日态度可以分三个阶段：联日，防日，反日。
1，联日阶段（1870-1872）
日本本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于1870年日本特使柳原前光来中国，谋求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并签定通商条约，当时国内都认为倭寇没有资格谈外交，况且，当时中日已经开始贸易通商，没必要再单独签定通商条约。
日本特使柳原前光前私下找到李鸿章表示：日本与中国同为西方列强侵略下，世界矛盾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矛盾，日本愿意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签定条约，共同对付西方殖民者。同时日本还向总理衙门施压——如果中国不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日本就要请列强了。
李鸿章考虑到：如果能与日本结盟，不失为一件好事，再着如果中国不答应，日本将会请求列强帮助，在列强的压力下，中国还是会于日本签约，到时候日本就倒向列强了。
1971年9月23日，李鸿章代表总理衙门与日本展开谈判，签定了《天津修好条约》和《通商条约》。谈判中，李鸿章拒绝了日本希望效仿美国“利益均沾”的要求，并规定日本货物不能进入中国内地，日本货物不能享受最惠国待遇。这是中日19世纪第一个条约，也是19世纪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
2，防日阶段（1872-1894）
中日条约刚签定3个月不到发生了“琉球岛事件”。1872年，日本单方面册封琉球国王，宣称琉球是日本的藩属，但琉球并没有承认和日本的关系。
1873年柳原前光再次来中国就琉球岛事件进行谈判，后谈判未果，日本正式出兵台湾。自此李鸿章开始了防日阶段。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之势，李鸿章立刻调遣一万淮军入台，做好战斗准备，同时请其好友沈葆桢去台湾督办台湾防务。激战后，中日签定《北京专约》
1882年，李鸿章母丧回家丁忧期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兵变士兵逼走朝鲜国王，杀害了日本使馆，中日同时作出反应，李鸿章派出的淮军抢先与日本进入朝鲜，恢复了朝鲜国王的王位。丁忧结束的李鸿章回京，感觉到日本的狼子野心，随即于朝鲜签定条约，取得了驻军权在内的数项特权，希望能把朝鲜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1884年，在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下，朝鲜亲日派发动“甲申政变”，国王被赶出平壤。接到李鸿章“临机专断’权的袁世凯三天之内打败政变者，收复平壤，恢复了国王王位。
3，反日阶段（1894-1900)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对日态度由防到反，甲午后，李鸿章又开始寻求联俄反日的外交渠道，《中俄密约》后文详说。
附：琉球问题。
1871年11月27日，发生了“琉球岛事件”。66名到清朝朝贡的琉球人，因为风暴，漂流到台湾，台湾高山族以为是外敌入侵，打死了54人，后交由闽粤总督将辛存琉球人送回琉球。
1872年，日本请琉球储君来日本参加，日本天皇亲政大典，并当众宣布册封琉球储君为琉球国王，琉球为日本藩属，但遭琉球政府拒绝，琉球政府宣称琉球是清朝的藩属。
1873年柳原前光再次来中国就琉球岛事件进行谈判，声称琉球是日本藩属，日本要为琉球主持公道。当时李鸿章正忙于中俄新疆问题的谈判，而没有时间顾及，与日方参与谈判的是毫无外交经验的总理衙门的大臣。中方大臣称琉球为“化外之民”，台湾是“生藩”，琉球岛事件是大清国的“化外之民”被自己的“生藩”之民误伤，所以琉球岛事件是中国内政。中方“化外之民”指的是未经教化之民，“生藩”是未经 开化的藩属。
而日本外交官员，抓主“化外之民”的歧义性，在全世界宣称中国政府否认其对琉球的主权，并于1873年迅速出兵台湾，要为琉球人“报仇”。李鸿章得知后也迅速作出反应，派淮军一万，并请沈葆桢去台湾督办台湾防务。
1874年，日军侵略遭到失败，又开始与清政府谈判。此时，中俄谈判正在最关键的时候，李鸿章无暇顾及，只得再交总理衙门官员办理。同时李鸿章给了谈判底限，日本无力在先，且兵败，和约应在不赔款不割地的平等条件下进行。日本政府企图勒索200万两白银，并请英国大使威妥玛进行外交斡旋，总理衙门的谈判官员，害怕牵扯英国进来，私自同意赔偿日本50万两，签定了《北京专约》，后报于李鸿章，李鸿章只能默认。
“琉球岛事件”这本是内政的事，转变为外交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野心，客观上清朝的外交人员的无能，只会打官腔，而不注重外交辞令的严谨性，最终给了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1875年，日军进入朝鲜，琉球国王向清政府求援，李鸿章也给清庭上疏，指出放弃琉球“遗祸后世，后患无穷”。但是，整个1870年代清政府都身陷与俄国的新疆问题中，对于琉球问题只能由李鸿章借助列强斡旋来解决。日本于1878年废除琉球国王，置冲绳县。中方一直未同意日本单方面占领琉球的行为，一直进行外交磋商，后到甲午战败，清政府对琉球更无发言权，之后不了了之。
综观整个琉球时间，李鸿章参既没有参与那卑劣的外交行动，也没有签定外交条款，李鸿章何来卖琉球之说？在琉球事件中，中堂做的最有影响的事，是调一万淮军入台防卫
二，甲午战争中的若干细节问题。
1，海军问题：
A，舰队实力
联合舰队排水量共计39491吨，大部分军舰服役都在1890年以后。一游编队航速18.5节，本队也有15节以上
北洋舰队排水量共计35139吨，1890年以后新建的只一艘“广丙”，舰型混乱，速率不一，老舰“超勇”、“扬威”服役近15年，锅炉老化速率只有坏?节。
加上北洋舰艇并非同一时间参战，在海战战场上北洋舰队和联合舰队在吨位上一直保持7000－9000吨的差距！
B，火炮实力：
火炮总数
209（中） 273（日）
300mm以上口径重炮 8 3
200mm以上口径火炮 16 8
150mm以上口径火炮 21 22
150mm左右口径火炮 23 88
120mm以下口速射炮 141 151
北洋舰队整队10分钟最多可发射120以上炮弹274发
联合舰队一游10分钟可以发射120以上炮弹880发，本队更达到1640发（没有计算三景的3门320炮）
虽然这些是纯理论的计算，但在实战中，日舰火力上达到3-5倍与北洋的优势是很容易的！
C，炮弹问题：
北洋海军用于海战打击舰艇最有效的榴弹（北洋称开花弹）严重不足，北洋由于多年没有购入国外的炮弹，随舰购入的炮弹也消耗殆尽了。而中国自制炮弹多不合格，管理也混乱（克虏伯有弹无药，阿姆斯特郎有药无弹）。海战中使用的炮弹，大都是早期从国外购买的，有的甚至是买军舰时带回来的，后来限于经费原因和户部的《停购外洋枪炮折》，几乎没有补充。剩下的数量已很有限了，而且因为年代太旧，炮弹的质量也成了问题。
日军海军使用的炮弹，为1891年日本海军工程师下濑雅允以苦味酸作为主要成分试制出了著名的下濑火药为装填的新式炮弹。装填了下濑火药的炮弹具有一系列惊人的特性，这种炮弹的灵敏度极高，即使命中细小的绳索都一样会发生爆炸，而且爆炸后不仅会产生破片和冲击波，还会伴随有“能够点燃钢铁”的大火，这种火药燃起的火龙会像汽油一样流动肆虐，即使在海水中也能持续燃烧一段时间。曾遭受火灾的至少有“超勇”、“扬威”、“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致远”等7艘,连“定镇”这样的坚甲巨舰也数度受困与火灾，而“来远”更几乎完全烧毁！
这也是为什么北洋水师的命中率高于日本，但却没有击沉一艘日船的根本原因
D，天津机器局和库存炮弹问题：
天津机器局确实属于北方洋务企业，但其有深层次背景，1870年代后，中国各地方汉族官僚开始大办洋务，慈喜等满族统治者怕全部洋务工业都落入汉人手中，遂命满族大臣崇厚主管天津机器局，并规定天津机器局为北方最重要洋务军工局，不准别的企业竞争，主要是规定全国最大的舰队——北洋海军只准使用天津机器局的产品。李鸿章虽为北洋大臣也无法插手。
这崇厚本是一无能之辈（后文还要说到他），只得委任英国帮办密妥士管理，这英国帮办除了搞钱什么都不做，直到1880年代末清政府也看不下去了，才命李鸿章接管，但仍不完全信任他，在机器局内安置了很多满族官员。此时距离甲午海战已不远，但天津机器局却无法生产出合格军工产品，缺要担负最大之海军需要。后南洋海军支援北洋的“广丙”钢胁钢壳鱼雷快船，虽同为旧炮，但更换了江南制造局造120mm速射炮，甲午海战表现不俗。
北洋舰队中装备数量最多的是天津机器局生产的炮弹，津局主要生产穿甲弹（即实心弹，北洋多用作训练弹，和现代意义的穿甲弹是两回事）。后来也生产小开花弹（即短弹）因为技术不过关，造出来的炮弹质量问题太多，而且产量不高，废品率不少。并无法为炮径特殊的“平远”提供特种炮弹，“平远”参战时只有区区35发实心炮弹（战斗中消耗10发），这门仅次与“定镇”主炮的260毫米巨炮因为炮弹问题几乎没有发挥威力。
而战后查出的北洋库房存储弹药则是完全不符合口径，所以是准备退货的报废品，并非某些人传言的李鸿章或某人卖国，有炮弹不用。
E，燃料问题：
装上北洋海军战舰的并不是块状燃烧值高的优质煤炭，而全是如同散沙的劣质碎煤。这种劣质碎煤散碎而且杂质多，燃烧值小煤烟却非常之大。北洋海军的煤炭，主要由唐山开平煤矿供应，但是久而久之，煤矿总办唐廷枢对于本就给价不高，而且还经常欠款的海军供货，失去了兴趣，改而将优质煤炭高价出售给商人牟利，而用劣势的碎煤应付海军。丰岛海战后的7月30日，丁汝昌曾激愤地致书煤矿总办张翼“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气力，兼碍锅炉……专留此种塞责海军乎？”称此后如果再运送这样的煤炭给海军，将全数退回，并禀报李鸿章。然而开平煤矿对此了不在意，虽然经过多次交涉，仍然以碎煤充数，甚至还称海军如果需要块煤，可以自己从碎煤里筛选拣用。直到9月12日，丁汝昌仍在与矿务局交涉，“迩来续运之煤仍多散碎，实非真正‘五槽’（开平煤矿出产的优质煤名称）。……俟后若仍依旧塞责，定以原船装回，次 始得分明，届时幸勿责置交谊于不问也”.而日本军舰烧的却是优质煤炭。
这无疑使北洋和联合舰队的航速差距更悬殊！
F，素质比较
北洋和联合舰队军官素质都较高，大部分有留洋背景。所有军官都可以用流利的英语和西洋顾问对话，这在今天的海军也是很难见到的。但是可以看到，日本舰队已没有外国顾问，而北洋各舰却还有不少洋员协助。虽然有中国留些洋员以备失败推诿责任的原因，但北洋没有离开外国顾问是确凿的。
士兵的素质，成军以久的北洋明显超出新组建的日本海军。日本海军以速射炮为主，北洋海军火炮属于旧式的架退炮，射速理论上应该有很大差距。但实际战斗中，北洋舰队的火炮面临着炮手大量减员，不断而来的破片和火灾干扰，以及火炮本身被打坏、弹药不足等诸多不利因素，而其实际射击效率竟然大大超过日本舰队的火炮，不得不说是与北洋海军官兵平时的训练程度以及战时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分不开的。
G，关于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上缴近银两的问题
我一直都说李鸿章因为没有钱，才没能力为北洋舰队购置炮弹和更换新式火炮。这里有人拿出资料——战后上缴的近三百万两白银是怎么会事？
这就要看这片文章
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的一为研究员写的http://i.6to23.com/jiawuhun/jiawu3-14.htm
《清廷1894-1895年间购舰活动始末》
其结论：
纵观清廷1894-1895年间的购舰活动，虽声势颇为浩大，足迹遍及欧洲、南美、然收效甚微，仅购入鱼雷猎舰2艘、鱼雷艇4艘，但就是这批舰，或因工期延宕，或因政府查扣，竟无一艘能回国参战！如能多购几艘军舰回国参战，虽不能说甲午战争的结果必能反转，但绝对不啻于对清廷、对北洋舰队的一剂强心针。
所以说清朝1894-1895年间，通过外交部门，北洋官员，携带巨款，跑遍了半个地球，也没买到可用之船，其中包括日本一游“吉野”号。
战后，中堂没贪污这笔钱，而是做了一个《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疏》的报告，向政府说明那笔钱那里去了！这笔钱就是后人一直诟病的，李鸿章有近三百万两白银却不买军舰的原因。
H，方伯谦问题
对于方伯谦很多人骂他贪身怕死之人，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海军史学家门通过研究有了全新的认识，这里我仅引用两篇当事人亲笔所纪之文
http://www.1history.cn/viewthread.php?tid=142752&extra=page%3D1
我个人评价方伯谦，有临阵脱逃的嫌疑，但不能否认，舰队司令有意给他下套的可能。
a，最可疑的是牙山，舰队司令丁汝昌扣了李鸿章的电文，把原来北洋大队接应方伯谦护航舰队的命令取消了，导致方伯谦以一船敌日寇三舰。
b，黄海海战一结束结束，舰船状况良好的舰艇不止方伯谦的“济远”号，但丁汝昌明令方伯谦一船前去救助搁浅舰艇，导致“济远”险些被日舰击沉。
c，方伯谦黄海海战逃脱问题，只能众人各执一词，“济远”号战斗中炮塔确实受损严重，但其擅自脱离战斗，也给了丁汝昌立斩他的借口。
d，丁汝昌未等直隶总督府调查方伯谦罪行的专员到旅顺，就直接处死了方伯谦，也有杀人灭口的嫌疑。
I，丁汝昌问题
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虽出身骑兵将领，但其在海军十五年，也算潜心研究海军军务，前面所分析北洋舰队的人员素质，就和舰队司令本人有关系，强将手下无弱兵。
大东沟海战，我北洋舰队的预定“双横队阵”，可以说是丁汝昌战前充分研究了日本海军的特点，和我北洋海军的特点，制定而成的。此阵型扬我北洋铁甲舰之优势，避我北洋弱穿小船之短。同时又使我军在战役第一阶段，割裂日舰队战列线，使我舰队处于优势地位。可惜因为舰艇老化，编队问，燃料等多方面问题，导致阵型最终未变化完成。
李鸿章认为日本“快船速炮，与之海上争锋，胜负不可知”，而应采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这“猛虎在山之势”不是为了威胁日本海军而做，而是危险日本不能轻易运送陆军入朝。
战争爆发后，清朝和日本都通过海船运送陆军入朝作战。李鸿章为振士气，下达给北洋出战电报达十数次之多，先后命令北洋巡游仁川外海，巡游汉江口等地，“寻觅倭寇与之一战”。如1894年11月日舰队曾逼近旅顺军港，丁避战威海不出。李鸿章电报呵斥丁：“寇船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12月中堂又电告丁汝昌：“倭兵轮在龙须岛渡兵上岸。…………应速带现有兵船急赴龙须岛、成山一带巡探，如日船少，则驱逐之，否则听其由后路包抄，则威海危矣，而兵船无驻足之地，弟之奈何？”又如1895年1月李鸿章连发数电命丁：“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机出击，断其归路”，“此时救急利胜，舍断其济、炮台夹击，更无别法，决无株守待攻之理！”
可丁汝昌知道以现有技术装备在海上根本不具备打败倭寇的能力，一直龟缩在港内。加上后来军机处的“船不可出京畿外海”的命令，丁汝昌更不去主动寻找日本舰队决战了，而是只为清军入朝护航而已。
可为什么李鸿章非要他来做这个水师提督？我的观点和大家一样，就是丁汝昌是李鸿章的人，李鸿章保举丁汝昌为舰队司令，就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北洋水师。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我有两个原因：一，是李鸿章怕这支军队造反，李鸿章早年在淮军，剿东捻时，因为京师危机被撤官，后他的部下就嚷嚷的要去造朝廷的反，要不是李鸿章的一个同僚阻难怕真的爆发。后李鸿章总结，淮军虽为他组建，但将领都桀骜不逊，很难驾御，所以在北洋舰队的司令任命上他吸取了过去带兵的教训，他就是怕有一天北洋咂了自己的脚。二，就是清庭翁同和一党与李鸿章一党的朋党之争。以翁同和为代表的一党，打着清流之名，行保守之实，方方面面给洋务运动下套，凡是李鸿章的都要千方百计的攻击、阻拦。北洋就是一例子，如若北洋司令不是李鸿章的人，那会不会听李鸿章，很难说，用李鸿章自己的话叫：“我就是用人为亲，难道要我用人为疏不成？要让所有的部下都不听我的不成？”
J，关于甲午海战中的其他问题
a,‘甲板晾衣，火炮灰尘’的问题。
北洋海军士兵1886年访问日本，这‘甲板晾衣，炮有灰尘’的传言就是从这年传出来的，后以讹传讹，越传越神。原版：日本海军尉官东乡平八郎（有点神奇吧？历史人物的历史遭遇）参观“定远”舰，“观其有水兵在甲板晾衣，更有甚者在主炮架上晾衣，其火炮多未擦拭，炮管内多灰尘，此水师一战可胜之。”这里有几个问题了，一当年有没有日本军官参观“定远”？答案是没有，因为原定的参观因为水兵事件而取消。那东乡平八郎是千里眼？能在多少距离看到30厘米的炮管内有灰尘？再者，水兵晾衣的问题，这是19世纪海军条件的必然，军舰上没有烘衣房，水兵当然要在甲板上晾衣服，别说中国，就算日本、英国、德国等水兵都是在甲板上晾衣服。更可笑的是“更有甚者在主炮架上晾衣”，有谁会傻到晾个衣服爬到三、四米高的主炮上晾衣服？难道空气好？
b，炮弹掺沙问题
炮弹里面掺沙子的问题（这里指弹头），不光外国人没错，任何人都没错。可以研究一下克虏伯炮的炮弹，当时确确实实有掺沙子的炮弹，而且还很规范，掺多少都有规定。还有一种阿姆斯特郎式火炮的炮弹，这种炮弹里面需要添加一种特制的水泥来固定弹头装药和引信。这种炮弹长距离运输，或在海上颠簸，里面的特种水泥就会松散，样子也像沙子。
我们的开花弹大多是当年购舰时一同购买的。当时德国和英国为了抢中国的军舰定单，都拼命把最好的产品拿出来，脾斯麦还特地给汉堡的造船厂下过命令：“一定要在中国人面前展示德国的工艺水平。”在双方竞争的巴不得拿出最好的产品质量来拴住中国定单的时候，会做假吗？
所以这两个说法都是错误的或子虚乌有
2，陆军问题
甲午战争中陆军参战部队，前期以淮军为主力，辅之以东北地方部队和宋庆所部毅军等部队；后期则又从全国调集了以湘军为主力的大量增援部队。下面从武器、兵力和士气等方面来分析下。
A，武器比较
淮军是中国最早装备近代化武器的军队，甲午战争前夕，部分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主要枪种有奥地利的曼利夏、德国的新毛瑟和中国江南制造局仿造的快利枪等。如赵怀业部即"皆系一色快枪"。在平壤战役中，据日方记载清军使用了七连发枪和十三连发枪。
在炮兵装备上，淮军主要有英国的阿姆斯特郎式、格鲁森式和德国的克虏伯式后膛炮。如1871年至1873年，李鸿章就购置了德国克虏伯后膛四磅钢炮141门，到1884年淮军配备的后膛钢炮已达370多门。1886年起，广东又陆续拨解北洋钢炮300多门。有一部分阿姆斯特郎和格鲁森式钢炮还是西方80年代末才发明的快炮(速射炮)。
由此可见，淮军的装备无论是质与量，都是堪称一流的。
与淮军相比，其他部队的装备均存在着大小不等的差距。东北练军“开斯、毛瑟等枪无多，大半皆来福枪、快枪，余则以刀矛充数”；湘军则是"湘中风气未开，所用洋枪屡修屡坏，实不足以资抵御。”“湖南并无后膛枪，湖北亦甚少，仅有林明敦部数百枝，弹太少”。湘军宿将 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率军北上，查“枪械未齐，子弹不足”，“有步队而无炮队”，“所辖下23营零3哨，仅有各种枪枝4600枝”。（每营 500人，23营就是一万多人只有各种枪枝4600枝）
日本登陆山东后，山东驻军也参战，山东巡抚李秉衡奏称：“旧存军械本属无多，现经各营纷纷请领，几无以应。且尽系旧式洋枪，难以及远”。沿海部队“后膛枪仅存千余杆，又次之次者，无以制敌”。许多部队只好“率配以旧土枪及故前膛来福枪”。
反观日军方面，当时其陆军使用的主要是国产的青铜炮和村田式单发枪(只有少量部队装备了村田式连发枪)，性能上远不如中国进口的西方新式连发枪和后膛钢炮，其全军拥有的野炮不过300门，数量更比清军少得多。但日军武器虽落后，但却是制式的统一装备，各部队没有大差别，火炮虽轻，但便于携带，适合进攻作战。
B，兵力和士气
甲午爆发后，李鸿章估计能直接参战兵力为“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二万人。”另“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20营，即使满编500人，也只有一万人。参战兵力主要有，战争爆发时首批调集了的淮军刘盛休、叶志超等部近三万人，后有东北炼军万余，湘军、山东炼军等数万。
日军第一阶段动员7个师团，近12.5万人入朝，后又陆续动员包括近卫师团在内的5万多人。
中日两国士气，可以在平壤战役中可见一斑，清军先于日军进入平壤，后日军围攻平壤，清军守军为淮军一万人，虽装备精良，但面对日军不要命的冲锋，可以说不过多久士气就垮了，随着主将聂志成阵亡后，平壤清军随即溃败，这样的士气，就算拿破仑在世也无他法。
战前，李鸿章反对开战的主要原因就是兵力不足，加之“三十年未战之兵，怎可敌那虎狼之师？”
总结：
可以说甲午战争时的北洋海军在技术装备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海军，我们仅有的优势是人员训练和素质，但决定海战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装备，而不是人力因素。
陆军则正好相反，清军装备远远领先于日军，可惜只有淮军装备较好，而日军虽然装备不行，却以数量弥补劣势，导致朝鲜清军最终崩溃。
三，左宗棠西征对甲午战争的影响
要研究左宗棠西征对甲午战争的影响，就要搞清楚一件事，清朝1870年代到1880年代的军费支出那里去了？
1870年代，清政府爆发了西部塞防和东部海防的大讨论，此时清政府刚经过太平天国，国力大衰，纵有海防塞防同举之志，也无力可为。但其却要打肿脸充胖子，力图两项并举。就注定了清政府支持一个，另一个先天不足，而这个先天不足的就是北洋海军。
引用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的观点：
“左宗棠是一位爱国者又是一个意志刚强的人，不过他似乎更长于批判主义和自我宣传。当被朝廷任命去镇压西北的回教叛乱时，他为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874年初，在花费近4000万两银子（我个人感觉高了）镇压甘肃的叛乱之后，他想继续推动他的西征以达到它逻辑上的结局——收复新疆。在左宗棠这位经验丰富的职业陆军军人看来，中国历代统治危机常出于边患，新疆危机将是未来中华帝国的核心命题。同时，由于新疆是那位令人崇敬的统治者——乾隆皇帝——所征服领土的一部分，所以这一行动也颇合朝廷的心意。左宗棠因此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中国海军史研究院的结论显然不认为西征比海防更重要，而他们的结论则是这场争论的根源在于李鸿章和左宗棠被任命负责“对立的”防御事宜。这种争论由于他们相互忽视对方承担事宜的重要性而加剧。李鸿章没有认识到新疆对蒙古和北中国安全的战略上的重要性，左宗棠则忽视了海军和海防事宜的最新进展，何况他仍不愿意谈论日本人的直接威胁。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互相对立仅仅是由于经费的严重短缺。
结论就是，在当年，“西征和海防大讨论”时左李就是对立面，中堂和左宗棠都存在片面性，由于清政府的选择，导致了1870年代中国西征胜利，而海防毫无起色，主要还是金费问题。
1，清政府于1875年中设立海防专款，按清政府海防条例规定，每年从各省厘金内扣出交给南北洋各200万两，可1880年代前从来没有达到这个数。
“1876年初期，就是专款设立后半年多时，李鸿章仅接到约20万两银子占预期数目的十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源于海关收入。”
“1876，清政府开始从各省厘金中划拨专款为海防建设费用，在专款设立的头一年间，只有70万两银子到位，仅占全部预算400万两的17.5%。”
“从1879年秋天开始，持续增加的压力也使李鸿章将一部分专款用于对陕西、河南和直隶的赈灾事宜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李不得不从专款中提出70万两银子用于赈灾。”
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祯，他二人都是曾国藩的旧部，对于海军都有一个梦想，就是“铁甲舰梦想”，这“铁甲舰”梦和今天的航母梦差不多，可当时的财力无法支撑南北洋同时购买铁甲舰。为了能够铁甲舰梦，南洋大臣沈宝祯把前五年的海防款，悉数交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可就算南北洋大臣这样齐心协力也没能在1870年代搞出我们的海军。沈宝祯这个南洋大臣是带着“中华铁甲舰”的梦想死去的。
2，而同时间上马的“西征”计划就开始瓜分海防款，其中湘系左宗棠派各省督抚以各种理由克扣，交于左宗棠用于西事不计其数。
自1876年8月起左宗棠被批准举借一笔数额为500万两的外债。至于另外500万两，200万两先由户部解送，而后由原本指定用于海防专款的海关收入“逐步”归还；剩下的300万两从各省已经许诺向左承担的款项提前解送。这样左有理由感到高兴，他尤其感谢“皇恩”允许他拥有了同时期海防专款的一半。后陆续拨款、借款总计近三千万两。
直到中法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我中国不败而败后。西征结束，光绪皇帝下了“大力阔充海防”的旨意，从此1880年代后，海防费用才有保证，自此北洋海军才得以购买铁甲舰。1888年北洋成军后，清庭再次以各种理由挪用海军经费，可以说北洋水师的主题是1880年到1888年八年间打造而成的。
战争是靠钱的，尤其是海军这种咂钱的军种，中国近代海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法战争，中日流球事件和甲午失败都与左宗棠西征有深层次关系。
四，李鸿章和中法战争的问题
1，李鸿章对于中法战争的态度
1882年4月开始的中法之争终于1885年5月，1884年4月为转折点，1884年4月之前，中堂大人属于主战派，之后却变成了主和派。之前他积极协调各方面，定下了：“先以兵船壮声势，而后以和谈解决，要做好战和的两手准备任命云贵总督为前敌总指挥，两广负责粮弹，他自己划拨淮军先进枪炮给桂军等等，还有其他大量的工作。之后他则是积极的去和谈。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为什么同一个人会有这样的变化？很简单——中央皇权的更替是根本原因
1884年4月慈喜对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进行大改组。以奕儇集团取代了奕忻集团，奕忻集团可以说是清末最有希望的改革集团，他们对外主张抵抗加学习，力图自强，而奕儇集团则是完全的后党，是极力避战自保的一群。
在皇权交替的情况下，很明显朝廷的主和派压倒了主战派，保守党代替了改革党。对于一个宦海沉浮这么多年的李鸿章还会看不出来？他成功的就是做出了正确的的选择，试想此时中堂站在主战强硬派的立场上，唯一结果就是下台。李鸿章下台的直接结果，就是没有后来的北洋海军！中堂他是明白的，站在这个位置上，他对中国还是有帮助的，要是下去了，就空有报国之心了。
2，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为什么不救援福建水师？
A，首先要了解到中法战争时的中法海军实力
1884年的中国海军有四支舰队——北洋、南洋、福建、广东
其中北洋只有1300吨的巡洋舰超勇、扬威两船和若干蚊炮船。1885年10月——中法战争结束6个月后，定远、镇远等六艘军舰陆续回国（战争期间各国都是军事封锁）。南洋水师主力是数艘蚊炮船和数艘鱼雷艇。广东水师尚在筹建中。
马尾海战中的福建水师实力
扬武 木肋巡洋舰(吨) 1560
飞云 木肋兵船 (吨) 1258
振威 木肋兵船 (吨) 572
济安 木肋兵船 (吨) 1258
艺新 木肋兵船 (吨) 245
伏波 木肋兵船 (吨) 1258
福星 木肋兵船 (吨) 515
福胜 炮舰 (吨) 256
建胜 炮舰 (吨) 256
永保 运船 (吨) 1258
琛航 运船 (吨) 1258
总吨位9200吨
1884年法国远东舰队在亚洲的全部实力 红色为参加马尾海战的舰艇其他都在执行包围台湾任务中
阿塔朗特号（ATALANTA） Alma级铁甲舰3828吨
巴雅号（BAYARD）巴雅级铁甲舰5915吨
拉加利桑尼亚号（LA GALISSONNIERE）拉加利桑尼亚级铁甲舰4645吨
凯旋号（TRIOMPHANTE）拉加利桑尼亚级铁甲舰4645吨
胜利号（VICTORIEUSE）拉加利桑尼亚级铁甲舰4645吨
窝尔达号（VOLTA）LIMIER级巡洋舰1300吨
阿米林号（HAMELIN）LIMIER级巡洋舰1300吨
德斯丹号（D'ESTAING）拉佩鲁兹级巡洋舰2363吨
拉佩鲁兹号（LAPEROUSE）拉佩鲁兹级巡洋舰2363吨
尼埃利号（NIELLY）拉佩鲁兹级巡洋舰2363吨
费勒斯号（VILLARS）费勒斯级巡洋舰2382吨
梭尼号（sane）梭尼级巡洋舰2017吨
杜沙佛号（DUCHAFFAULT）BOURAYNE级巡洋舰1330吨
凯圣号（KERSAINT）BOURAYNE级巡洋舰1330吨
侦察号（ECLAIREUR）RIGAULT DE GENOUILLY级巡洋舰1722吨
香伯兰号（CHAMPLAN）INFERNET级巡洋舰2042吨
杜居土路因号（Duguay-Trouin）二等巡洋舰3479吨
都威尔号（TOURVILLE）一等巡洋舰5698吨
黎峨号（linois）黎峨级巡洋舰1191吨
雷诺堡号（CHATEAURENAULT）雷诺堡级巡洋舰1820吨
益士弼号（I'ASPIC）：排水量471吨，火炮9门，乘员120人。
腹蛇号（VIPERE）：排水量471吨，火炮9门，乘员120人。
野猫号（LYNX）：排水量471吨，火炮9门，乘员120人。
鲁汀号（LUTIN）：140mm炮2门，100mm炮2门，机关炮2门。
法国远东舰队总吨位56962，5艘铁甲舰、15艘巡洋舰、4艘炮艇。其中参加马尾海战的总吨位17000吨，3艘铁甲舰、3艘巡洋舰、2艘炮艇
中法海军的总吨位比是15000比56000，中国海军和法国马尾海战分舰队的吨位比是15000比17000。这只是量的对比，中国海军1884年仅有巡洋舰档次的舰艇勉强达到6艘，而其他船只基本都是炮艇和鱼雷艇，而法国的远东舰队24艘舰艇中的铁甲舰和巡洋舰达到20艘！
B，李鸿章的行动
有很多人问过，李鸿章为什么不派北洋舰队去支援福建水师？而历史上则是李鸿章确实命令过：北洋水师仅有的两艘巡洋舰“超勇”号、“扬威”号，会同南洋水师5艘性能最好的蚊炮船，共同南下增援福建水师，可惜后被法军击退。但时间却是1885年初，而福建水师则于前一年在马尾全军覆没。但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还要从1884年说起，此年中在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下，朝鲜亲日派发动“甲申政变”，国王被赶出平壤。李鸿章一方面下达命令给驻军朝鲜的袁世凯以“临机专断’之权。同时又派北洋全体主力前全朝鲜。虽然日军也往朝鲜派兵，但在李鸿章雷霆手段，水陆并进的情况下，加之袁世凯的才能，清军收复平壤，恢复了朝鲜国王的王位。
也就是说在1884年的“甲申政变”妥善解决前，北洋水师不可能南下。在南北方同时爆发外国侵略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实力又无法两面同时作战，只能作出取舍。因为朝鲜关系到大清国的京师安全，所以对日本的挑衅清朝以强硬的态度处理，对法之战只能听之任之。
1885年初，作为完成对南洋大臣的承诺，李鸿章派出了北洋水师的主力为主的援军，在被法军击退后，台湾被围，形式危急。1885年3月老将冯子才收回镇南关，清军占据了陆战主动权。在“陆胜海败”的情况下，李鸿章利用形式和法国政府签定了不割地不赔款的条约。
如若不签条约，继续打下去，会怎样？在李鸿章调兵遣将下，很有可能收回越南，最不济也能收回北部越南。但无海军的清朝能解台湾之围吗？无法向台湾派援军的情况下，台湾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五，慈喜和甲午的关系
清廷挪用经费为慈喜修颐和园的具体数额由于种种原因已无法知晓，但大体还是可以估算出来的。
首先就是“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创办。1886年 奕儇从340万的海军经费中拨出67万8千两作为“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开办费，而水师学堂所培养的学生竟然是为了驾驶两艘小拖船拖带慈禧的御船在昆明湖中游玩。
其次从1886年起的3年中海军340万两海军开办经费几乎全部被挪用。而每年400万的常年经费以“挪拨”等名义每年至少提取30万两用于修园子。
1885年户部和海军衙门以筹措海军经费为名卖官鬻爵，美其名曰“海防报效捐”共筹措300万两最后也被挪用。
再有就是李鸿章以办海军名义让各省督抚认交的款子，其中两广总督张之洞认筹100万；两江总督曾国荃认筹70万；湖广总督裕禄认筹40万；四川总督刘秉璋认筹20万；江西巡抚德馨认筹20万；直隶总督李鸿章认筹20万总计270万两陆续解往天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供颐和园工程使用。
以上各笔款项总共不下2000万。如购买“定远”这样的铁甲舰可买11艘；如购买“来远”这样的巡洋舰可买24艘。难怪李鸿章后来也说：“如果海军经费如数拨给，不过10年，北洋军舰甲地球矣”。
六，翁同和甲午的关系
翁同和家族与李鸿章家族是世仇，虽位居庙堂之高，翁同和还是不遗余力的打击排挤李鸿章一党。翁同和一派打着清流的名义行保守派之实，盲目排外，可以说翁同和是真正意义上的愤青。翁同和一接过阎敬铭的户部尚书之职，立刻上了一道《停购外洋枪炮折》，停了北洋海军的所有外购项目，自1888年开始北洋海军的经费除了勉强维持运转，其他全投进了颐和园的无底洞。
1894年，李鸿章上疏，欲请户部拨150万两白银购置先进的速射炮，另60万两白银去外购炮弹，可翁同和却以颐和园工程的理由搪塞。这也是我在前面所说的1894年北洋无开花弹（榴弹）可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七，关于李鸿章签定《中俄秘约》的问题
我国盛传李鸿章签定《中俄秘约》时收受俄国三百万的政治贿赂，俄国人为此并设立了银行帐号“李鸿章基金”。其资料大致引自《沙皇东宫档案》和《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两书。
我以前看过关于李鸿章的书多多少少都有这个事情，但很少是肯定的叙述，大多是“据说”而已。在这里只说两点
1，李鸿章到底有没有收过这个俄国的政治贿赂？
首先没有正史的记载，那是不是被有意隐瞒了？
本人特地恳请战场社区和中国拿破仑论坛的几位斑竹（经常上俄罗斯办的1812网，所以懂的俄文）帮我查了下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网站。据查：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无《沙皇东宫档案》、《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二书！再搜遍国内网战，台湾网战，也未见《沙皇东宫档案》和《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二书。
如果国内盛传的李鸿章访俄签定《中俄秘约》时，收受俄国财政大臣300万卢布政治贿赂一事的资料，是出自这两本俄罗斯书籍，为什么中俄两国的网站都没这两本书的内容，甚至目录？
最可能的原因是，国内某些无聊人士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故意捏造这两本书，进而达到诋毁李鸿章或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更有可笑的是俄国人贿赂的帐号，居然叫“李鸿章基金”，有人行贿这么公开吗？有人受贿这么公开吗？
2，李鸿章为什么热衷于与俄国结盟？
可以说，甲午战败后，“联俄拒日”便成为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其中以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张之洞最为代表。
刘坤一曾说过：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张之洞也做过类似言论。
张之洞也说过：（中国）正宜乘此力加联络（俄国），厚其交易，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如俄国用兵于东方，水师则助其煤粮，准其兵船入我坞修理；陆路则许其假道，供其资粮、车马，一切视其所资于我者，量为协济，而与之约定。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并与议定如何酬报之法。
正是在这种满朝高喊“联俄拒日”的背景下，李鸿章开始饿访问俄国的行程，和俄国签定《中俄秘约》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以上资料选自
中国海军历史研究会
北洋水师论坛
甲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