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驾崩与顾命八臣

咸丰驾崩与顾命八臣

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正殿。清文宗咸丰皇帝即驾崩于此殿寝宫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皇帝的病情迅速恶化，生命垂危。但是，年仅三十一岁的青年皇帝显然不愿意面对自己真的这么快就会“弃天下”（意指皇帝的死亡）的事实，因为直到他驾崩之前，也没有遵照清朝祖宗的“家法”亲笔书写立储诏书。而是一直拖到七月十六日半夜，已进入弥留状态时，才急召随扈承德的内廷王大臣入觐，安排后事。
所召见的这些“内廷王大臣”，据现藏中国历史档案馆的《随手登记档》记载，他们分别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额驸景寿，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军机大臣、吏部左侍郎匡源，军机大臣、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太仆寺少卿焦佑瀛等八位大臣。
关于召见前后的具体情形，当时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目击者（我分析大概是一位军机章京）对这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作了详细记述：皇帝于十六日午后即进入昏迷状态，一直到晚上才醒过来，然后于子初三刻（半夜十一点到十二点间）召见上述八大臣，其间皇帝仍然时昏时醒，一旦清醒时则赶紧将后事安排向八大臣传谕清楚（这期间当然经过御医的竭力“抢救”。但以当时的情形判断，御医们所谓的“抢救”，也不外乎是给皇帝喝一些带兴奋剂性质的汤药而已，这些汤药当然不能起死回生，却可以让已经油尽灯枯的皇帝尽可能的有精力来完整的安排后事）。八大臣请皇帝按“家法”亲笔书写立储等重要的遗诏时，皇帝已经不能执笔，无奈只好命八大臣“承写”，皇帝审查批准后立即发钞。

汝佳按：这则记载见于清史研究中一份重要的史料《热河密札》，系当时在承德的恭王一派的亲信所写。这些“密札”除了日记的功能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则是为了向恭王等“留京王大臣”报告承德的情况，尤其是肃顺等人的活动。因为写这些密札的人既是“事件亲历者”，又是为了向恭王等提供准确的情报，所以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都非常的高。具体作者虽不能十分确定，但现在史学界很一致的看法是，其中相当部分可能就是出自政变成功后当上军机大臣的曹毓瑛的手笔。此公原来与焦佑瀛同为“小军机”（其时官场俗称军机大臣为“大军机”，军机章京为“小军机”），都是军机大臣的助手，而且曹的“班次”（排名）尚在焦之前。但焦佑瀛因得肃顺的奥援，得以越过曹毓瑛而当上军机大臣。

八大臣“承写”的遗诏共有两道，现录原文如下：
第一道：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皇长子御名（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
第二道：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皇长子御名（载淳）现立为皇太子，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汝佳按：原谕中既有“奉朱谕”字样，也足以说明此“朱谕”并非皇帝亲笔。这点至关重要，后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所以敢于公开否定并推翻第二道遗诏，主要的一个原因即在于此诏并非皇帝亲笔，设若此诏真的是咸丰皇帝亲笔朱谕，则肃顺等人的“合法性”固然增加不少，而皇太后与恭王至少也不敢加给八大臣以“矫诏”的罪名，既被诬以“矫诏”，则罪同篡逆，肃顺等人当时既已不能自辩其诬，也无人敢出来替他们分辨，则虽欲不亡也不可得了。

第一道遗诏是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这自然没有任何争议。前面讲过，外廷虽称载淳为“皇长子”，那也只是一种制度上的称呼，其实咸丰皇帝就只有载淳这么一个儿子，既无他子可立，则载淳父死子继，本是天经地义的成法。第二道遗诏从形式上来讲也应该没有争议。因为清朝“祖制重顾命”，凡皇位授受之际，必有先皇派定的顾命大臣辅政。

汝佳按：比如当年咸丰皇帝的父亲宣宗道光皇帝驾崩时，与立储诏书同时宣示的就还有道光皇帝的另一份亲笔朱谕，全文如下：“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这个实际上就是给当时在场王大臣的顾命诏书。
当时入受道光皇帝顾命的王大臣中，除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两人外，还有宗人府宗令（皇族的族长）定郡王载铨，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即有名的僧王，他是咸丰皇帝的表兄，当咸丰时已晋爵为科尔沁亲王），军机大臣穆张阿（其时为军机处领班）、赛上阿（咸丰初年他因剿太平军不力，被削职。到同治年间，他的女儿和孙女双双被选入宫，而且孙女晋封同治皇后，女儿则封为珣嫔，当时他尚健在。看起来是老来红，可惜好景不长，同治皇帝“天子出天花”早夭了，同治皇后亦随即薨逝，珣嫔则青年守寡。祸福旦夕，由此可知）、何汝霖、陈孚恩（此公后来也成了肃顺的“铁杆粉丝”）、季芝昌（他即是曾国藩会试时候的老师）以及总管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文庆（后来当恭王被咸丰皇帝逐出军机处时，文庆一度成为军机处的领班）等十人。

但是咸丰皇帝的这份顾命诏书所以受到很大程度的怀疑，甚至被彻底否定，除了上面提到的不是他亲笔书写以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里面没有恭亲王的名字，而代之以与恭王同母的妹夫、载淳的姑父景寿。景寿这个人很老实，根本没有什么主见，拉他来入受顾命，在咸丰皇帝当然是为了平衡恭王不在顾命之列的缺陷，在肃顺等则是为了掩盖独揽大权的事实，在景寿则是无端的做了个倒霉的“冤大头”。其时皇长子载淳虚岁方六岁，一旦即位，则成主少国疑之势。顾命大臣中没有近支亲贵（前面已经讲过，载垣、端华、肃顺等皆为“疏潢宗室”），倘若其中有人怀“不臣之心”，则“祖宗社稷”势必动摇，康熙年间鳌拜之祸可为殷鉴。
第二，诏书中有令顾命大臣“赞襄一切政务”一语，将顾命大臣的权力无限扩大化。这无异于宣布在载淳成年亲政之前，顾命大臣就是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我想肃顺等人之所以被朝野普遍猜忌，最大的原因就在这里。后来当太后与恭王发动政变之时，即在历数八大臣罪状的上谕中，以嗣皇帝载淳的名义公开否定咸丰皇帝的这道诏书说：“载垣、端华、肃顺... ...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按：指咸丰皇帝）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 ...”。
有的记载上说，咸丰皇帝的这两份遗诏均出自八大臣之一的杜翰之手。此人即是咸丰皇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在八大臣中才具仅次于肃顺。咸丰皇帝临终之际口宣末命，其实只说到令八大臣“尽心辅弼”一句，而杜翰在“承写”的时候擅自加了“赞襄一切政务”六字，以为日后揽权张目。我的分析，这个说法可能不是空穴来风：首先，“赞襄一切政务”六个字的利害关系太大了，咸丰皇帝就算对八大臣再信任，从一个帝王的基本常识上来讲，也不可能说出这几个字。其次，事实上咸丰皇帝早在此之前，就曾分别授予皇后“御赏”印章一枚、皇长子“同道堂”印章一枚（咸丰皇帝的书房名“同道堂”），以作为行使君权最终有效的凭证，其意当然也在于裁抑八大臣可能的“不臣之心”（其时载淳年幼，“同道堂”印章自然由其生母懿贵妃替他“保管”），可见他对八大臣并非完全的放心。再次，当时的情形是皇帝时昏时醒，神明虽然未衰，毕竟也是垂死之人，即便是发现杜翰“承写”的遗诏与自己的意思有很大出入，仓促之间恐怕也没有精力去纠责了，以致于让杜翰看准了这点而钻了个不小的空子。
不过，平心而论，无论这六个字是不是皇帝的本意，总之是经皇帝最后批准认可了的，应该都是有效的，强行算作“矫诏”，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第三，咸丰皇帝托付后事之时，除了八大臣以外，没有别人在场作证。首先，我同意多数研究者的看法，相信这份“顾命”的名单是咸丰皇帝此前就曾经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至少是和肃顺研究过很多次才敲定的。里面没有恭亲王等皇室近支亲贵，本身就很不合理。当然这主要是因为皇帝对恭亲王的不信任，这与早年的兄弟失和密切相关。其次是肃顺等人抓住了皇帝的这个心理，加以利用，有意排斥恭王。当时“随扈”在避暑山庄的近支亲贵还有“老五太爷”惠亲王绵愉（宣宗道光皇帝的亲兄弟，咸丰皇帝的胞叔）、皇帝的五弟惇亲王奕誴、七弟醇郡王奕譞等。按说这些人纵然不在顾命之列，作为皇帝的叔父弟兄，这么重要的时刻也应该在场。但反过来分析，若这些人在场，则一旦发现顾命大臣的名单里没有恭王，就算奕誴、奕譞兄弟或因避嫌不敢、或因无用不能提出什么异议，则“老五太爷”绵愉以皇帝亲叔父而齿德俱尊的身份，也必会站出来“主持公道”，这在皇帝和八大臣来讲，都是极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汝佳按：也有的笔记上记载说绵愉等人当时在场。我认为这是绝无可能的。绝无可能的原因，第一，上面引用的现藏中国历史档案馆的《随手登记档》，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里面所载被召见者的名单很简洁明确，连一个“等”字都没有，可见当时的确只有载垣等八大臣奉旨入觐。第二，设若绵愉等人在场，则杜翰就断不敢擅自添改皇帝口述的末命，即便发生这样事关国本的事件，在当时就势必会发生极严重的争执，也不至于等到后来发动政变时才拿出来理论。而且后来以嗣皇帝载淳名义发布的上谕里，也只是笼统的说咸丰皇帝“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此谕乃是八人“造作名目”，却并没有举出一点有力的证人证据。垂帘听政的体制本就不合“祖宗家法”，其先天的“法理基础”相当薄弱，如有一丝证据证明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身份乃是非法的，则“垂帘”的合法性自然就会增加不少，所以在上谕中势必会详细举出，既无举证，则肯定是因无证可举。

 

（十）咸丰驾崩与顾命八臣（下）

恭亲王奕訢着朝服相片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寅时初刻，传谕御膳房“伺候冰糖燕窝”，因咳嗽剧烈，皇帝没有用，又急传取鹿血进呈，但还未等到新鲜鹿血取来，皇帝就在卯时（早晨六点钟左右）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终年三十一岁，享国十一年。
同日，内阁即恭颁大行皇帝“哀诏”，相当于今天的讣告，宣告咸丰皇帝已经驾崩。七月二十日，内阁再颁“喜诏”，宣布皇太子载淳秉承大行皇帝遗命，即位为嗣皇帝。

汝佳按：此处所说的“哀诏”是由内阁、军机处或是词臣等在皇帝驾崩之际，按惯例以驾崩皇帝的名义所拟定的、向天下公开发布的诏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先帝遗诏”。其实历史上这样的“遗诏”大都为臣下所代拟，最多是经“先帝”审查过，很少由“先帝”本人亲笔书写的。事实上相当多的“遗诏”都是在先帝驾崩以后，才由皇太子来主持拟定的，所以表达的大多是皇太子的意思。遗诏的内容则主要是以先帝本人的名义对他从即位以来到驾崩之前的工作、以及生病的缘由、病情的恶化过程等进行全面的自我总结与描述，主要是让天下臣民知道朝廷“大事已出”，新旧交替已经开始，同时对即将即位的皇太子提出纲领性的政治要求。这与前面所提到的皇帝临终前本来应该由皇帝亲笔书写，而改由八大臣所“承写“的皇帝立储和顾命大臣的诏书是两码事。

汝佳按：清沿明制，凡皇帝驾崩后，在没有“恭上”庙号、谥号之前，为了区别于“今上”（指刚刚即位的嗣皇帝），统称“大行皇帝”；皇太后皇后也是如此。而当大行皇帝初崩之时，皇太子还没有正式登基，更没有年号。但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一般等皇太子在大行皇帝的灵柩前即位之后，即称之为“嗣皇帝”（意思大概和“准皇帝”差不多），其实嗣皇帝只不过是接收了皇帝的权力，严格讲起来其身份仍然只是皇太子而已，因为此时他还没有正式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由于当时具体负责典礼仪制的礼部官员大都在北京，顾命八大臣大概又因仓促之间来不及查阅“旧典”，以至于闹了一个被李慈铭（其时为大学士周祖培家的西席）讥刺为“贻笑万古”的笑话：八大臣既未在咸丰皇帝驾崩的当天（也就是七月十七日）立即奉皇太子于柩前即位，却从七月十七日咸丰皇帝驾崩当日，到七月二十日皇太子柩前即位前的三天时间里，就已经开始以“新皇帝”的身份下“上谕”，而且称“朕”，晋封嫡母（咸丰皇后钮枯禄氏）和生母（即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为皇太后（严格讲起来，由于八大臣的疏忽，在这三天里，清王朝应该是处于一个“没有皇帝”的时段里）。

为了有效的“分化离间”新皇帝的嫡母与生母，顾命八臣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方针——即尊崇新皇帝的嫡母（咸丰皇后），抑制生母（咸丰懿贵妃），这在咸丰皇帝驾崩的当天就体现出来了。本来，新皇嗣位，则皇考（即父皇）生前的皇后以皇考元配的身份，固然应该立即尊为皇太后，而母凭子贵的新皇生母，也应该同时尊为皇太后，这就是所谓的“两宫并尊”。而八大臣却偏偏在这上头耍了个花招——咸丰皇帝驾崩的当天，就以嗣皇帝的名义（实际上此时还只是皇太子）传旨：“钟粹宫皇后晋封为皇太后”，等到了第二天才又传旨：“储秀宫懿贵妃晋封为皇太后”。虽然也算是“两宫并尊”，但在时间上却有一日之差，以示嫡庶终究有别。在这一天的时间里，皇后已改称为“皇太后”，而懿贵妃却只能“循例”称为“懿贵太妃”，仍居“妃位”而非“后位”，这就是肃顺等人有意减杀懿贵妃的“威风”。

汝佳按：肃顺等人的这一招的确非常厉害，对平生极要面子的懿贵妃打击非常大。以至于后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之时，明明慈禧太后决定了的事情就已经是“板上钉钉”了的，在手续上却仍然不得不征得慈安太后的同意后才能生效。甚至时不时的还有些大臣还说出“如今虽是两位太后，当初（指咸丰皇帝在生时）却只一位皇后”这样对慈禧几近侮辱的话来，无形中使得慈禧的威权受到极大的损害。
说到这里，忽然想到到另外一个流传颇广、在史学界也影响颇巨的传说，李翰祥先生的历史正剧《垂帘听政》里就采用了这个传说：据说当咸丰皇帝病重期间，想到自己死后，继位的儿子仅只六岁，而作为嫡母的皇后钮枯禄氏太老实，儿子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却偏偏又生性喜欢揽权，恐怕将来有朝一日会重演唐朝武则天的故事，咸丰皇帝彷徨无计之余，便问肃顺应该怎么办。肃顺就建议咸丰皇帝“效钩弋故事”，即仿照汉武帝处置钩弋夫人的办法：当年汉武帝想传位给幼子弗陵（即汉昭帝），却又担心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恃子为帝，临朝乱政，毁了汉家天下，于是就在自己生前将钩弋夫人处死，以绝可能的后患。这一招极其狠毒，但也极其有效。可惜咸丰皇帝禀性怯懦优柔，下不了这样重大的决心，肃顺也只好作罢。关于这件事的真伪，现在已无从考证，但以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咸丰皇帝和肃顺、懿贵妃等诸人的性格、关系来分析，皇帝与肃顺君臣有过这样的商量，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两宫皇太后的称谓上，则援用前明神宗万历年间“两宫并尊”的故事，称新皇嫡母为“母后皇太后”、生母为“圣母皇太后”。又因母后皇太后住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东暖阁，故称“东太后”，“圣母皇太后”住西暖阁，故称“西太后”（注意，此时尚无“慈安、慈禧”名号）。
从大行皇帝驾崩之时起，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就正式接收了皇帝的权力。他们给自己安了个新名目，叫做“赞襄政务王大臣”，凌驾于军机处之上。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身份很尴尬，具体的说起来，他们虽然接收了皇帝的权力，但毕竟不是皇帝，处在一种半君半臣的境地。这样，他们如果想要合法有效的行使自己手中已经掌握的权力，就必须与嗣皇帝和皇太后“合作”，因为嗣皇帝和皇太后毕竟才是“君权”的合法象征，否则，政出无名，就一切都是枉然。更何况皇帝与太后还有两件“法宝”，一是清朝祖制，皇帝的“权柄绝不能下移”；二是大行皇帝在此“法理”基础上留给东太后与嗣皇帝的两枚印章——“御赏”和“同道堂”（前已说过，“同道堂”印实际上掌握在西太后手中）。
这样，顾命八大臣与嗣皇帝和皇太后之间、实际上就是八大臣与西太后之间不得不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谈判”。开始，肃顺等提出，凡“上谕”等重要文件，均由八大臣拟定，皇太后只管盖章，不能作丝毫改动（这大概就跟所谓的“橡皮图章”一个意思了），下面各级官员的升降任免等皇太后也无权干涉，所有奏章也不必送皇太后过目。这些方案当然遭到西太后的拒绝。在经过长达四天的谈判以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如下妥协：（一）奏章送呈皇太后御览；（二）凡“上谕”皆由八大臣拟定，皇太后批准后盖章，文首盖东太后的“御赏”印，文末盖西太后“同道堂”印，缺一不可；（三）任免高级官员，由八大臣提名，皇太后裁定；一般官员的任免，则仍由八大臣提名候选人，然后在皇太后的监督下，由小皇帝用类似“抓阄”的办法决定，先抓中者为正，后抓中者为副（听起来有些象儿戏）。
皇太后与顾命八臣的权力分配，就这样暂时确定下来了——尽管这对双方来说，都觉得很委屈。事实上此时已经形成“垂帘与辅政”兼而有之的局面了。
在此期间，八大臣还于七月十七日大行皇帝驾崩当天，公布了一个由十人组成的大行皇帝“治丧委员会”（当时叫“恭理丧仪王大臣”）名单：“著派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訢、醇郡王奕譞、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尚书全庆、陈孚恩、绵森、侍郎杜翰恭理丧仪。”这十个人中，肃顺与杜翰两人原是“一伙”，自不必说，仁寿、奕譞、绵森本来就在避暑山庄，也不必说。剩下义道、奕訢、周祖培、全庆、陈孚恩等五位都在北京“留守”。肃顺等人又耍了个“花招”，除命属于肃顺一派的陈孚恩“星速前来行在”外，其余四位均“著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
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不要恭亲王奕訢来承德。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一旦恭王来承德与两宫皇太后有所接触，则难免有叔嫂联手之虞，果真那样的话，必将对他们的权力产生严重的威胁。
但是，不管怎么说，无端阻止大行皇帝的亲兄弟到哥哥灵柩前一抒痛丧手足之哀，毕竟是一件于情于理都很难讲得过去的事情，这也是肃顺跋扈的一个确证。

 

（十一）皇太后与恭亲王间的秘密联络

北京恭王府照片


尽管顾命八大臣充分的意识到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一旦联合起来，对他们来讲可能意味着将面临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也确实费尽心机的在采取各种措施手段来阻止皇太后与恭亲王之间可能的联络。但事实证明，他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与手段都是失败的。
其实，两宫太后与恭王之间一直就保持着不止一条有效联络的渠道。如前面提到的军机章京曹毓瑛等，他们就不断以“密札”的形式向恭王报告承德的情况。他们的活动相当隐秘，所写的“密札”不明底细的外人根本就看不懂：比如有的极其重要的内容，为了防止泄密，他们都用一种叫“套格”的方式——就是在一张纸上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文字，但这篇文字真正的意思绝不是你从平常字里行间能看出来的，还必须要用另外一个“辅助工具”——就是另外一张在不同位置挖满小孔的、同样大小的白纸，阅读的时候必须先将这张白纸覆盖在那篇文字上，然后再把小孔里面露出来的字连贯起来读，才能明白作者真正写了些什么。还有，这些“密札”里凡提到顾命八臣等重要人物的地方，皆不直书其名或正式的“官称”，而是用一种类似于外号的“代号”，比如他们提到顾命八臣时写作“二四”（这里用了乘法，取“二四得八”之意），称肃顺为“宫灯”（因肃顺的“肃”字用隶书写起来其状若宫灯），称怡亲王载垣为“心台”（这是用拆字法将“怡”字拆了开来），称郑亲王端华为“老郑”，称焦佑瀛为“麻翁”（因为此公脸上有麻子），而当提到东太后时则称“东边”、西太后自然就是“西边”了（此后在私下里王公大臣们对“东边”“西边”的称呼一直沿用到光绪初年慈安太后去世，只剩慈禧太后“一边”时为止），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不过这些人能掌握的也只是外廷的大局变化，或者说更多的是一些关于顾命八臣活动的情形，而对处于深宫之中的两宫皇太后和嗣皇帝的情形与想法，他们就没办法了解了。对这些情况的掌握，就必须依靠更为得力的“内线联系”了。
至于有哪些人充当了两宫太后与恭王间内线联系人，有很多种说法，比较可靠的说法主要有：醇郡王奕譞、西太后跟前的首领太监安德海、和时为御前侍卫的荣禄三人。其中尤以两宫太后的小叔子、兼恭王的同父异母弟的醇郡王奕譞这条渠道是最为主要和稳妥的。奕譞不仅和恭王一样是皇太后的小叔子，而且还是西太后的亲妹夫。咸丰九年，当时还是懿贵妃的西太后的亲妹妹，就奉旨与奕譞成婚，亲上做亲的做了醇郡王福晋（“福晋”为满语，意同汉语的“夫人”），并于第二年三月生有一女，后来穆宗同治皇帝载淳驾崩无子，醇王夫妇年仅四岁的儿子载湉，就是在西太后的蛮横主持下，过继给咸丰皇帝为子，并继统为德宗光绪皇帝的，因为在西太后想来，载湉不仅是咸丰皇帝的亲侄子，还是自己妹妹的亲儿子，一则肥水不流外人田，二则将来载湉成人亲政，自己以亲伯母、过继母兼嫡亲姨母的三重身份，自然易于掌控，可惜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光绪皇帝亲政以后并不象慈禧太后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就范，这才有后来著名的“戊戌政变”。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咸丰十年八月，当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之际，醇郡王奕譞夫妇即随同咸丰皇帝逃难承德避暑山庄。
此时，醇郡王夫妇自然就成了两宫太后与恭王之间最好的“传声筒”了。因为顾命八臣严格以“祖制礼法”来挟制太后，两宫太后自然不能召见外臣，就是连奕譞也不能随意召见，因为在礼法上来讲，叔嫂当避嫌疑，何况太后还是奕譞的寡嫂，当然不能随意召见。但奕譞的福晋是西太后的亲妹妹，亲姐妹见面聊天，却是任何人都无法提出异议的，何况是姐姐刚死了丈夫，情绪悲痛，妹妹就更应该去时时劝解安慰了。当然，这姐妹俩一旦见面，就绝不仅仅是劝解安慰那么简单了。这些，肃顺等顾命八臣当然心里清楚，可也确实是无技可施了。据王闿运在他的《祺祥故事》里记载，两宫太后有一次跟醇王福晋述说肃顺等八人如何的目无君上、跋扈不臣，西太后讲到动情处，不由得哭了起来，说：“他们八个这样欺侮我们孤儿寡母，难道我们家就没有人能出来主持公道了吗？”古训云：“君忧则臣辱，君辱则臣死”，如今居于“君位”的皇太后竟然泪眼巴巴的说出这样的话来，醇王福晋势必要对自己夫妇的“忠诚”有明确的表示，何况两宫太后中还有一位是自己的亲姐姐呢？于是，醇王福晋就代表自己的丈夫表态说：“有七爷在这里，两位太后只管放心”（醇王行七）。东太后一听这话，马上就说：“那就明天早上召见七爷吧”。
这实际上是两宫皇太后的一个激将之计。不过东太后太过忠厚老实，此计绝非是她能想得出来的，则两宫太后所以能出此举措，必是西太后的主意无疑。

汝佳按：有人说三国时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其实西太后的江山同样也是哭出来的。垂帘听政本是违背祖制的大忌，而所以能得能成功施行，与西太后的善于“煽情”，有密切关系。其实综观西太后一生，每当她在政治斗争中处于相对劣势时，几乎都要上演一番哭哭啼啼的“悲情戏”，这回除掉顾命八臣时是如此，同治年间打击恭王时也是如此，光绪年间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时更是如此。相反，当她在斗争中处于相对优势时，则必定是雷霆万钧的“乾纲独断”了——二十三年后的光绪九年（1884），政治上已经羽翼丰满的西太后，为了彻底摆脱恭王的掣肘而独揽大权，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悍然发动“甲申政变”，将以恭王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尽数革退，不但使恭王从此彻底离开权利的中枢，也使西太后的权力从此完全失去制约，清朝的国事，从此“不可为”。那个时候，她表现出来的就绝不是一个“泪眼巴巴的妇道人家”了。至于后来戊戌年（1898）她再次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时，所以又当廷痛哭，则是因为其时光绪名义上已亲裁大政数年，作为早已撤帘归政退居深宫皇太后，要公然重夺帝权临朝训政，在祖制家法面前自然又处于绝对的劣势，所以“不得不哭”，以表示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实在是因为光绪皇帝“不争气”“不孝顺”，有负自己多年抚育教导，自己出于“万不得已”才再次临朝训政。

不过，醇王夫妇的义愤与同情虽然激发出来了，可两宫真要召见醇王，也不那么容易。第二天，当醇王来到宫门口时，肃顺就问他要干什么？他说：“皇太后召见。”肃顺笑着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必是老七你弄错了，还是快回去吧”（肃顺与醇王同辈而年长许多，所以按规矩可以叫他“老七”）。醇王其实是个志大才疏的人，加上当时年纪很轻，所以连肃顺这样蛮横而简单的一句话他都不知如何应付，只是在那里磨着不走。幸好西太后料到他必定对付不了肃顺，打发了一个太监来正儿八经的“传懿旨”：两宫太后传七爷。肃顺不敢公然“忤旨”，才无可奈何的放他进去。
见面时两宫太后声情并茂的把昨天跟醇王福晋说的那些如话再复述一遍，意思是要这位“七爷”拿个主意该怎么办。这其实是在挤兑醇王，因为他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只好说一个于他来讲不是主意的主意：“这事非恭王不能办”。不过两宫太后要的也正是他这句话，所以当即命他马上回京召恭王入觐，醇王领旨后出来。
但醇王和很多少年亲贵一样，少不更事且极沉不住气，因为对肃顺跟他为难的这个“过节”一直耿耿于怀，以致于后来当太后与恭王已经达成政变的默契、并准备回京后发动政变时，他竟然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公然扬言：“一切等回京再说。”大有叫肃顺等人“走着瞧”的意思。吓得他的亲叔叔“老五太爷”惠亲王绵愉赶紧训斥他。这也是醇王不能“办大事”的一个表现。
不过醇王此次也确实不辱使命，据宫中奏事档记载：（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七日，醇王定郡王到行在（皇帝驻跸之处称行在，此处指承德避暑山庄）。定郡王为醇王的远房侄儿溥煦。前面说过，醇王本来就一直就在行在“随扈”，而此处在记载他“到行在”，则说明他之前确实离开行在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他必然是回京见他的六哥恭亲王去了。

 

（十二）恭亲王的承德之行

北京恭王府湖心亭


在与两宫皇太后达成“权力分配”之初，顾命八臣虽然对“奏折送皇太后御览”等条件不满，但他们办起事来总的感觉还是颇为顺手。最主要的当属拟定新皇年号。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二十六日，顾命八臣拟定“祺祥”二字为新皇年号，经两宫太后批准，交内阁颁上谕予正式确定。可惜这个年号还来不及等到明年使用，就在六十九天后的十月初五日，被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等以“词义重复、且不吉”为由给明令废止了，代之以“同治”二字。史学家们习惯称这次政变为“祺祥政变”，所本在此。

汝佳按：这里顺便说一下中国的年号。年号制度始于汉武帝，但历代皇帝好像都没有考虑到纪年上是否方便的因素，动辄“改元”，新皇帝登基固然要改元，皇帝或国家遇到什么大事也要改元，以资庆贺或者纪念，就是什么事没有也要改着“玩”，甚至在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前一次改元的事情天下臣民还未尽知，后一道改元的诏书又出了宫门。如唐高宗皇帝李治（女皇武则天的丈夫），他在位三十三年，改元却竟然有十四次之多，成为历史上年号最多的皇帝。一直到了明朝，才基本规范为一帝一号，不过仍有一个例外，就是明英宗皇帝朱祁镇，他的年号先为“正统”，后来因发生“土木堡之变”，英宗被蒙古瓦喇部俘虏，他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以奉太后懿旨的形式即位为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元景泰；八年后，武清侯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及司礼监太监曹吉祥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成功，拥英宗重登大位，废景泰皇帝仍为郕王，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天顺”二字遂成了英宗的第二个年号。到清朝入关后，则始终是一帝一号正常。一般新皇即位的当年，仍用旧皇年号，新年号都是从即位的明年起使用。如本年载淳已经为皇帝，但本年仍为咸丰十一年。

但是，不顺手的事情马上就接二连三的来了。首先是恭王置顾命八臣于咸丰皇帝驾崩当日命他“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的上谕于不顾，正式具折“奏请前赴热河叩谒梓宫”（汝佳按：皇帝的棺木称“梓宫”）。前面说过，顾命八臣无端阻止恭王赴承德叩谒梓宫，本身就于情于理都讲不过去，现在恭王又正式提出这个要求，顾命八臣虽极不情愿，也不好再强行拦阻。所以，八月初一日早上，恭王终于来到承德避暑山庄。这当然是醇王奉两宫太后密旨到北京联络的结果，否则恭王既不知太后的态度，贸然赴行在，除了徒招顾命八臣的无端猜疑外，于事丝毫无补，倒还不如不来。恭王到承德以后，首先叩谒大行皇帝梓宫，据热河“密札”记载：当天正好赶上大行皇帝的殷奠礼，恭亲王“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从七月十七日咸丰皇帝驾崩以来，还没有见过象恭王这样伤心的人。恭王所以这样伤心，我想除了出于与大行皇帝天生的手足之情以外，原因还很复杂：他可能想到了当初与这位哥哥“争夺帝位”失败的不甘心，可能想到了哥哥对自己的猜忌与疏远，更可能想到了哥哥临终给自己如此不公的政治待遇——辅政顾命大臣有八个之多，却竟然没有自己的份。
叩谒结束后，恭王就与顾命八臣见面。肃顺等人觉得此时自己的地位已十分稳固，所以认为恭王已不足畏。当谈及两宫太后有意召见恭王时，杜翰说了这样一番话：“六爷（指恭王）与皇太后乃是叔嫂，叔嫂自古当避嫌疑，何况大行皇帝宾天不久，皇太后新丧，当此之时，尤其不宜召见六爷。”杜翰这话说得既冠冕堂皇又十分厉害，以致于肃顺当时就夸他“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也。”连恭王也不得不承认此话有理。可惜恭王与两宫太后间早通过醇王等人达成默契，所以正当他们相谈甚欢之际，太后竟然当众传旨召见恭王，恭王于是作出很为难的样子，说你们看看，说着说着懿旨就来了，见又不合适，不见又是违旨，怎么办呢？要不就劳驾四哥（此指郑亲王端华，他既行四，又与恭王同族同辈，所以恭王叫他“四哥”）相陪，一起觐见如何？郑王不知所措，只看着肃顺，意思是问他怎么办。肃顺一方面是因太大意了，一方面是因知道无法阻挡，所以索性说了个漂亮话：“老六，你跟两位太后谊属至亲，既要见面，何必我辈相陪？”正因为肃顺的话说得“漂亮”过了头，恭王与两宫太后终于见面了，而且是长达一个时辰的“独对”，顾命八臣失败的命运，到此几乎就成了定局，这不能不说是肃顺的一大失策。

汝佳按：皇帝单独召见某位臣工，无须御前大臣等引见，称为“独对”，实际上就是秘密谈话

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据当时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与肃顺关系极为密切、被称为“肃门六子”之一的王闿运在他的《祺祥故事》中的记载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皇太后再次向恭王控诉了顾命八臣飞扬跋扈的情况，并取得恭王的同情与支持，一致做出了发动政变、除掉顾命八臣的决定；二是确定了发动政变的时间和地点，恭王认为“非还京不可”，因为承德已被八人控制，只能等到北京才能动手；三是恭王解除了太后的思想顾虑，当时可能是受咸丰皇帝的影响，两宫太后对洋人十分顾忌，怕洋人干预中国内政。这个担心当然不无道理，但其时恭王已经取得了洋人的绝对支持，所以他向两宫太后保证说：“外国不会有异议，如果洋人方面有什么为难的地方，请惟奴才是问。”
由于这次“独对”的时间太长，，所以肃顺等人非常紧张。但他们显然又无可奈何，只能加紧对太后与恭王的监视，使得两宫太后纵使在深宫之中谈及“秘事”时，也不得不躲在一口巨缸后面低语。
其实很多人都看出这次“独对”对于顾命八臣来讲非常不利，就连恭王的亲五哥、经常“犯糊涂”的惇亲王奕誴，这时候大约是因为站在肃顺这一边，反对太后垂帘的缘故，有一天与肃顺、恭王等人一起吃饭的时候，竟然当着弟弟恭王的面，用手提起肃顺的辫子大声说：“人家要杀你哪。”肃顺只好低着头说：“请杀，请杀。”后来醇王奕譞不满他这位五哥公然向着外人，甚至公开泄漏政变的重要信息，据此向太后参劾惇王，西太后表面上虽不做任何处理，但惇王终身不获重用，除了本身的才具有限之外，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眼见消息已经泄漏，肃顺等人已经起了极严重的戒心，恭王心里很焦急，怕夜长梦多，所以想尽快把咸丰皇帝的梓宫和皇太后皇帝恭奉回京，以便尽早发动政变。肃顺显然意识到恭王的用意，所以指使直隶总督文煜在来承德叩谒梓宫时，当着恭王的面汇报说，恭奉梓宫和皇太后皇上回京的跸道还没有修好，暂不能回京。同时，又通过文煜指使密云县令把修跸道的事情，拖到中秋后再办，有意拖延时间。
这回轮到恭王无可奈何了。他只好于八月初六日向两宫太后辞行，同时请太后无论如何要坚持已经商定的方针，并尽早想办法回京，以杜绝肃顺等人可能的“奸谋”。八月初七日，恭王启程离开承德（注意：上文已经说过，据宫中奏事档记载，醇王也正好是这一天到承德的。兄弟俩同一天内一到一走，显然是刻意规避“有所勾结”的嫌疑，目的当然是为了麻痹肃顺等人）。一路上晓行露宿，对沿途各州县为他准备的休息处所，“皆不轻居”。显然，他怕肃顺等人有于他不利的举动。

 

（十三）八大臣“痛驳”董元醇（上）

北京恭王府戏楼

在两宫太后与恭亲王“见面”之后，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内以西太后为首、外由恭亲王主持的坚固联盟，这个联盟的宗旨就是通过政变的方式，废黜咸丰皇帝临终前确立在清朝祖制基础上的、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辅政制度，代之以皇太后垂帘、恭亲王议政的全新制度。其实这种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皇太后与恭亲王之间相互交换条件的结果——皇太后以给与恭亲王极大的议政权力为条件，换取他对严重违反清朝“祖宗家法”的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必不可少的支持。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条件交换无论对西太后还是恭王来讲，实际上都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各自的政治需求，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首先，这在恭王来讲，支持垂帘听政本身，一方面是对祖宗家法和其兄咸丰皇帝的公然背叛，在自己的良知上就过意不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当然也跟肃顺一样，不愿意权力被人分享，尤其是在那种“绝对男权”的时代里，与一个极具政治野心的女流之辈分享。所以恭王当国伊始，就着手裁抑太后的权力。在垂帘听政最初的近四年时间里，其实皇太后的权力并不比顾命八臣辅政时期大多少，只不过是在不用受肃顺等人的“恶气”的同时，可以名正言顺的临朝听政，从而在政治地位上得到较大改善而已，说白了皇太后所得到的，也就是在以皇帝名义所下发的上谕开头，加上“朕钦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的字样，以及可以代表皇帝公开召见臣工、和臣工的奏折在“皇上”之前多加“皇太后”三字而已，真正用人行政大权仍然掌握在恭王的手里。当然，本性专断、权欲极强的西太后也绝不会就此满足，所以到同治四年（1865）三月，当她已经具备更加成熟的政治经验和一定政治能量的时候，就反过来裁抑恭王，以恭王被御史蔡寿祺弹劾为突破口，用一篇别字连篇的亲笔手谕，一举革了恭王的“议政王”头衔，虽然当时还不能彻底打倒恭王，但恭王与太后在权力分配上的主从之势，至此已经倒置。等到光绪九年（1884），政治上已经羽翼丰满的西太后，再次发动“甲申政变”，将恭王和他的党羽从权力中枢彻底驱除时，恭王已经到了束手无策、只能任由宰割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恭王自食其果。
这些都是后话了。此时的恭王，却正与西太后进行着积极而紧密的政治合作，他们彼此都明白，如果他们之间不进行这样的合作，则西太后固无法实现公然临朝的野心，恭王也万难当国秉政。于是，当恭王刚与两宫太后达成垂帘听政的政治默契，人还没有离开承德时，就有位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了个《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公开向顾命八臣宣战，从而引发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汝佳按：如前所述，恭王是八月初七离开承德的，董元醇的折子则是八月初六发出，八月初九送到承德的，这个的时间拿捏得非常巧妙。

董元醇，河南洛阳人，咸丰二年授翰林，十年改御史，大学士周祖培是他咸丰二年会试时的阅卷总裁，按当时官场的规矩，董元醇就算是周祖培的门生。前面讲过，周祖培在与肃顺同掌刑部的时候，肃顺很瞧不起周祖培，几乎到了一点面子都不给的地步，不但常常讥刺他是“老八股”，而且还当着周祖培的面，故意把他在文件上已经签署的意见一笔划掉，让周祖培以堂堂“相国”之尊而颜面丢尽，却又毫无办法。因而从感情上来讲，周祖培可以说与肃顺已经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所以当皇太后与恭王都露出有垂帘听政的意思时，周祖培活动得非常积极，一面请他的西席李慈铭帮他收集历朝历代女主临朝的先例，为皇太后垂帘听政寻找历史依据；另一方面就是指使董元醇上这个折子，从而打响了垂帘听政“第一枪”。垂帘听政在周祖培看来，无疑是扳倒肃顺，一舒胸中恶气的绝好时机。为泄一己私愤而置国家大局于不顾，书生意气误国，于此可见一斑。

董元醇的折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提出请皇太后垂帘听政。他首先以“事贵从权”来为自己违背祖制的主张开脱。他对于“事贵从权”的解释是，如今皇帝年幼不能亲理大政，情况特殊，应该明降谕旨，一切政务皆由皇太后“斟酌尽善”，“暂时权理朝政”，并且“左右不得干预”，从而使得“人心益知敬畏”，让文武臣工不敢稍肆蒙蔽，等皇帝长大后再“亲裁政务，躬理万机”，那时候皇太后归政而“以天下养”。并且辩解说，“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此所谓事贵从权也”。
二、以“理宜守经”为由，认为“自古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此千古不易之经也”，因此要求在现有顾命八臣辅政之外，“更当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这“一二人”与八大臣一起，来“同心辅弼一切事务”，认为如此就可以“庶、亲、贤并用，”达到“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的效果。他这里所说的“庶”显然是指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亲”则是指嗣皇帝的胞叔恭亲王奕訢，“贤”则当是指肃顺了。这一条表面看起来是一个让顾命八臣与恭王都“皆大欢喜”的建议，实际上只不过是为恭王秉政张目罢了，同时直指顾命八臣有“专擅之患”，难怪八大臣要火冒三丈了。
三、建议为嗣皇帝添派一位师傅“以扩圣聪”。这一条看似冠冕堂皇且无关紧要，实际上则是为亲近恭王的大学士们提供接近嗣皇帝途径，从而达到影响并掌控嗣皇帝的目的，所以也被八大臣一体拒绝了。

以上三条，其核心内容其实就是请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同时，另行派参与恭王辅政，说穿了就是欲以“皇太后垂帘于上，恭亲王辅政于下”，代替现行的八大臣“赞襄政务”体制。我曾仔细揣摩过肃顺等八臣的心思，他们此时之所以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垂帘听政，其实反对的恐怕不是“垂帘听政”本身，主要是反对恭王参与辅政行列。
前面讲过，事实上他们八个早在咸丰皇帝驾崩之初，就与皇太后进行了长达四天的艰苦谈判，达成了包括奏折呈皇太后“御览”在内的几条妥协条件，实际上当时就已经变相形成了一个“垂帘与辅政兼而有之”的体制。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如果不与太后进行有条件的合作，他们必将难以合法有效的行使手中的权力。并且在肃顺目空一切的眼光看来，两宫太后终究不过是女流之辈，而且东太后出了名的忠厚老实，剩下西太后一个人再怎么厉害，处于深宫之中，总也是孤掌难鸣，断无自己控制不了之理，更何况自己还有大行皇帝遗命在身？我的分析，恭王之所以能与西太后达成前面的默契，多少也有和肃顺一样的考虑在内。在对待西太后的问题上，恭王与肃顺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太小看这个女人了。等他们意识到这个错误的时候，都已经为时晚矣。而现在董元醇的这个折子却公然在太后垂帘的前提下，更提出让恭王参与辅政，这就让肃顺等人断难接受。虽然董元醇说是让恭王与八大臣“同心辅弼”，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实在只是个障眼法而已，因为一旦恭王加入辅政行列，则以他皇帝亲叔父的身份，于情于理都应该列于首位，势必成了顾命八臣的“领导”。这无异于是让顾命八臣、尤其是肃顺将已到手的权力拱手让人。而且，从董元醇上这个折子的时机，以及他与周祖培的关系、周祖培与恭王和肃顺的关系，还有这个折子本身透露出的讯息等种种迹象分析，肃顺不难得出结论，此时两宫太后与恭亲王之间，已经有了相当深的默契。因此，一贯雷厉风行的肃顺断然决定，对这个折子进行全力还击，在“以儆效尤”的同时，达到彻底打消恭王等人的“政治幻想”，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既得权力的效果。

 

 

（十四）八大臣“痛驳”董元醇（下）

北京恭王府锡普斋

其时肃顺等顾命八臣的权力极大，他们甚至可以先于皇帝和皇太后看到臣工的所有章奏。清高宗乾隆皇帝晚年，由于皇帝“倦勤”，加上他对军机领班和珅的极度信任，曾令所有章奏在呈皇帝御览的同时，均需另录一副本送军机处，使得军机大臣（实际上大概就是和珅一人）能与皇帝同时知晓所有奏折的内容。这其实已经是严重威胁君权的举措，和珅之能成为“权臣”，这实在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惜乾隆皇帝一生自负，以为和珅万不敢蒙蔽自己，所以虑不及此。后来当仁宗嘉庆皇帝亲政，和珅事败时，这条“规矩”立即被嘉庆皇帝明令废止。其实即便是和珅，他所能看到的也只是“副本”而已，且顶多是与皇帝同时看到，而现在的顾命八臣却能先于皇帝看到奏折原件，其权之重，可见一斑。
不过此时顾命八臣在看到董元醇这个折子后，并没有立即做出非常举措，只是按先前与皇太后约定的“规矩”，将这个折子和当天的其它奏折一起，呈两宫皇太后御览。当然，他们既已知道这个折子的内容，并充分了解它的严重性，则此时必然已有一番应对的策划。
反倒是两宫太后采取了一个在八大臣看来非同一般的举措。按常规，头一天“呈览”的奏折，皇帝（此处当然是指太后了）在批阅之后或朱笔批示，或等第二天召见军机大臣商议后再作处理，但无论如何，也要赶在第二天召见军机之前将原折发给军机处，以便军机大臣事先知道内容后，好先商定好处理意见，于“见面”垂询时有所准备。汝佳按：清朝的皇帝都十分勤政，尤其是自世宗雍正起，除皇帝卧病不起外，更无一日不召见军机大臣，久而久之，这样的召见，就有了一个听起来十分亲切的说法，叫作“见面”。不过皇帝还有个从明朝传承下来的“特权”，就是把一些自己认为或内容敏感，或此时尚不便处置的折子留下来不发给军机处，以表示对这个折子不予处理或暂不处理，这有个专门的术语叫作“留中”。而在军机处，凡被“留中”的折子就叫“淹了”，意思是这个折子好像被大水淹没一样，不必去探寻下落，军机处当然也不必为此去负任何责任。这样的作法，在皇帝自然是一种特权，在臣下却难免会产生皇帝对所“淹了”的折子到底是什么态度的各种揣摩。
两宫太后采取的措施就是把董元醇的这份折子给“淹了”。
这样的做法虽说是君上的特权，但此时八大臣却万难接受。因为这份奏折的内容太敏感了，皇太后“淹了”它，在八大臣看来，一则无疑是暗示太后对董元醇的提议多少不无兴趣，可能是恪于“祖宗家法”和顾命八臣的权威才不置可否；二则若董元醇这个折子如果没有做出明确严厉的处置，大小臣工就不难揣摩出皇太后的意思，此后“效尤”者必众，一旦形成风气，则顾命八臣就难以控制局面了。
于是，他们在略作商议后，肃顺决定在这天“见面”时，无论如何也要对董元醇的折子做出明确严厉的处置，为此不惜给两宫太后、尤其是西太后一点颜色瞧瞧。
不料“见面”伊始，西太后却先声夺人，宣布全盘接受董元醇的建议：命令将董元醇所请的太后垂帘权理朝政等事宜，立即交王公大臣会议决定，还要求这个会议同时要开出简派亲王参与辅政与给嗣皇帝添派师傅的具体名单，等候皇太后裁决。肃顺等人这时才明白，原来太后不是要“淹了”董元醇的折子，而是要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当然比“淹了”更厉害。果然，不等顾命八臣有所表示，西太后即要八人按上述意思“写旨来看”（也就是“拟旨”）。怡亲王载垣大概觉得自己以首席顾命大臣的身份，此时应该对太后的懿旨有所辩驳（其实我分析以他的才具，当此突然之际，恐怕实在也不知道该如何有效辩驳），却被肃顺制止了。于是，八人假装“奉旨”，退出殿外再议。再议的结果，是决定对皇太后的懿旨完全不予理会，按既定宗旨另起炉灶，拟旨“痛驳”董元醇。
一般来讲，军机大臣负责“承旨”，而草拟谕旨却是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助手）根据军机大臣转述所承之旨的内容写就，交由军机大臣审查润饰后，再呈皇帝裁定颁行。所以顾命八臣立即找了个值班军机章京叫吴兆麟的来，由八大臣按他们的意见“述旨”，命他草拟。但吴兆麟虽然是吃这碗饭的，却毕竟是局外人，所以拟的旨在肃顺看来有些不痛不痒，远不够严厉，达不到“痛驳”的效果。于是，肃顺决定把这份旨稿弃而不用，并点名要“麻翁”焦佑瀛亲自动手。焦佑瀛本来就是军机章京出身，拟旨在行，加上此时要讨好肃顺，所以格外卖力，按肃顺的意思洋洋洒洒，一挥而就。
焦佑瀛拟的旨稿，径直以“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之理”这顶大帽子开头，索性将此前顾命八臣与皇太后之间已经达成的“顾命与垂帘兼而有之”的权力分配协议一笔勾销，说“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同时强调，“且皇考特派怡亲王载垣等赞襄政务，一切事件，应行降旨者，经该王大臣等缮拟进呈后，必经朕钤用图章始行颁发。”其实这不但是公开否认了八大臣与太后之间的协议，使得太后与皇帝重回到“橡皮图章”的地位，而且还瞪着眼睛说瞎话，因为无论是“御赏”印还是“同道堂”印两枚图章，都一直掌握在两宫太后的手里，六岁的小皇帝哪里有过什么“钤用图章”的行为？照此看来，则连皇太后“橡皮图章”的资格也给否定掉了。并据此断然驳斥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甚属非是！”
关于董元醇奏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参与辅政一节，则以”伏念皇考于七月十六日子时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皇考——汝佳按）圣心，自有深意，又何敢轻易增添？”而董元醇“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以“所奏尤不可行。”同时严肃指出，“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议！”这就是说，以后谁也不准再提垂帘听政与另简亲王辅政这两件事。
将“以上两端”予以严辞驳斥也就罢了，甚至连给小皇帝添派师傅这样冠冕堂皇的事情，也丝毫不加解释的以“亦毋庸议” 加以拒绝，就让天下臣工都难免要觉得肃顺等八人实在太过跋扈了，因为添派师傅“启沃圣聪”，到哪儿说都是不过份的。
而且焦佑瀛这道旨稿中 “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甚属非是”一语，痛快倒是痛快，却实在太过狂悖，因为这无疑是在煌煌上谕中以小皇帝的口吻训斥皇太后，这在“以孝治天下”的清朝，是绝不能容许发生的。还有“是诚何心”四字，无疑的是暗责恭王等近支亲贵有不臣之心，所以年轻的醇王在读到这四个字以后，也不仅要勃然大怒了。
当然，其时因这道旨稿而勃然大怒的，首先还不是醇王，而是西太后。八大臣与西太后之间，一场绝大的公开冲突，遂由此爆发。

 

（十五）八大臣与西太后彻底决裂

北京恭王府“蝠殿”

西太后当然会料到肃顺等不会就这样按自己的意思乖乖就范，因为起码这不是她所了解的肃顺的性格。但当八大臣将焦佑瀛执笔所拟的“上谕”呈给两宫皇太后“御览”时，西太后还是吓了一跳。吓一跳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根本不会想到肃顺等人会公然的“矫诏”，不但把自己以皇太后之尊当面交代的话当成耳旁风，而且还拟了这样一道与自己的原意背道而驰、甚至假借自己六岁儿子的名义训斥自己“甚属非是”的“上谕”。
准此，则这次两宫皇太后与顾命八臣“见面”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两宫太后理所当然的拒绝承认这道“上谕”，而顾命八臣则胁迫两宫非得在“上谕”上加盖印章，双方陷入十分激烈的争吵。在《热河密札》及后来政变成功时历数顾命八臣罪状的上谕里，对此次八大臣的“悖逆”态度均有比较详细和一致的描述，但因“为尊者讳”的缘故，对皇太后皇帝、尤其是西太后的言行记录则较略。为了便于大家能充分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形，现在我就根据《密札》及相关可靠史料的记述，结合我自己的分析判断，在不违背“历史可能性”的原则下，对这次“见面”的情况略作整理并简要叙述如下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尽可能的还原历史的真实场景，关于人物的对话语气，我都尽量按他们各自的“款式身份”和性格脾气，以及在庙堂之上君臣间奏对时的“规矩”，为他们“量身定做”，相信这是今天很多影视剧本所做不到的：
西太后先问：“这道上谕，是谁让这么写的？”（汝佳按：八臣所拟上谕，与先前两宫当面交代的意思大相径庭，所以西太后当然有此一问）
怡亲王载垣回奏：“回圣母皇太后的话，是奴才等共同拟定的。”（汝佳按：载垣乃顾命八臣之首，所以照例该由他先回话）
西太后又问：“你们拟得好！我问你们几个，什么叫‘上谕’？”
载垣回奏：“皇上说的话就叫‘上谕’。”（汝佳按：以载垣的才智，大约也只能做这样的回奏）
西太后抓住把柄，指了指偎依在旁边东太后跟前的小皇帝，说：“六岁的皇帝会说什么话？谁来替他说话？”（汝佳按：清沿明制，皇太后称皇帝就叫“皇帝”，根本不象现在很多影视剧所描述的那样也称“皇上”。这里藏在西太后的话中的潜台词，当然是应该由皇帝的母亲皇太后来替他说话）
肃顺眼看载垣招架不了，忍不住越次回奏：“回圣母皇太后的话，正为了皇上年幼，不能亲裁大政，所以大行皇帝才派定奴才几个赞襄皇上。”意思当然是该由他们几个来替皇帝说话，没有皇太后置喙的份儿。
话说到这里，肃顺的意思已经很明白，在他那里，皇太后垂帘听政已成妄想，而且隐隐然再度将此前双方已经达成的权力分配协议全盘推翻。不过肃顺到底义正词严，所以西太后不但无可辩驳也无可奈何，只好退一步转移话题：“那我问你，董元醇奏请简派近支亲王跟你们几个一起办事，也错了吗？”（汝佳按：喜欢看历史剧的朋友这里再请注意了，真正皇太后说话并不是一口一个“哀家”，就是自称“我”这么简单。西太后这句话的意思，就算你们说垂帘听政不合祖宗家法与大行皇帝的遗命，但要小皇帝的亲叔父一起秉政，总无可厚非吧？）
西太后这话问得十分厉害，厉害就厉害在她抓住董元醇奏折上的“理宜守经”一条，如董元醇所说，“自古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一句话，恭王是小皇帝的嫡亲叔父，若要“亲亲”，则无论如何也不能没有他参与辅政。载垣、端华、肃顺等以“疏潢宗室”的身份，此时自然不好回答，否则就有“揽权”的嫌疑了，所以杜翰觉得以自己的身份（他是咸丰皇帝的师傅杜受田的儿子，杜受田助咸丰皇帝与恭王夺位有功，所以他的身份自然与众不同），应该出来替他们说话：“回圣母皇太后的话，臣等奉大行皇帝的遗命赞襄政务，皇太后若听信人言，臣等不能奉诏。”（汝佳按：杜翰不是旗人，所以只能自称“臣”，不能称“奴才”，须知在清朝，只有旗人才够资格“当奴才”。他这话说得已太过激烈，“不能奉诏”云云，俨然抗旨，论律已属大逆；而“皇太后听信人言”云云，则直指恭王与皇太后有所勾结。难怪日后事败论罪，这句话成了顾命八臣“悖逆”的铁证之一）
话说到这个地步，双方已无转圜的余地，西太后就是再厉害十倍，当此情势，也不能不顾自己皇太后的脸面来与大臣相骂于殿庭之上。我的分析，当是在僵持片刻之后，由“老实人”的东太后出来“打圆场”，其实也就是没话找话：“不管怎么说，给皇帝添派师傅，总是应该办的吧？”
肃顺趁此机会赶紧接茬，其实他的意思也是想化解僵局，可惜不能见好就收：“母后皇太后说的是，奴才等也不是不想办这件事，只是给皇上添派师傅，启沃圣聪，所关匪细，容不得半点疏忽。如今又是在行在，仓促之间若所派非人，奴才等虽万死也不能辞其咎。况且皇上方当启蒙，一位师傅，也尽够了。等回銮以后，奴才等商议妥当，自当请旨，那时候就好从容办理了。”
话虽说得婉转，但到底还是给拒绝了，西太后觉得忍无可忍，大声训斥：“连给皇帝派个师傅都不行，你们八个也太跋扈了，你们眼里还有皇帝跟太后吗？”
肃顺也气往上冲，同时觉得应该借此“教训”一下这位极难对付的皇太后，所以马上声色俱厉的说：“回圣母皇太后的话，奴才等亲承大行皇帝临终付托，辅弼皇上，赞襄一切政务，不能听命于太后，就是此前请太后看折子，原本也属多余的事！”
肃顺的声音响彻殿庭，犹如平地风雷一般，情形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长于深宫之中的六岁皇帝，哪里见过这个阵势？突然吓得大哭起来，同时一泡尿撒在了东太后的身上。
肃顺等人的“悖逆无人臣之礼”，至此已表现得淋漓至尽。
两宫太后和八大臣都没料到会出现这种局面，双方的这次“见面”，就这样在君臣间惶惶然的气氛中草草结束了，而双方几天前才刚刚勉强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也同时在这煌煌然的气氛中彻底破裂了。

 

 

（十六）耸人听闻的中央政府“集体罢工”事件

北京恭王府雪景

君臣之间一番撕破脸面的激烈争吵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第二天，双方对峙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两宫太后不但依然拒绝在顾命八臣拟定的痛驳董元醇的旨稿上盖章，而且还拒绝再与八人“见面”，只是将头一天送上去的其它奏折和上谕发给军机处，却独缺“痛驳”的那道旨稿。此时肃顺对两宫太后、尤其是西太后的态度已不止是不满，简直是恼怒之极。于是，经过与其他七位会议以后，肃顺断然决定采取一个更为极端的措施，来逼迫西太后就范，那就是顾命八臣集体“搁车”。
所谓“搁车”，其实是一个极形象的比喻，指行使中的大车下闸不走，形同瘫痪，换句话说，就是顾命八臣“集体罢工”了。清朝的制度，自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以来，所有政务均出自军机处，因此军机处又有“枢廷”之称，军机大臣又称“枢臣”。现在处于深宫中的两宫太后还没有取得完全代替皇帝的权力，根本不能越过军机处直接指挥包括六部在内的中央政府的运作。而此时的军机处事实上已经完全被顾命八臣所盘踞，所以，八大臣一旦罢工，就意味着整个中央政府陷入完全瘫痪的状态。
肃顺这个举措极其狠毒，也极其厉害，好比死死的掐住了两宫太后的脖子一般。一时之间，上自皇太后皇帝、下至文武臣僚，乃至两宫太后身边的太监宫女和政府的小吏杂役，莫不人心惶惶，整个承德避暑山庄似乎都笼罩在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阴霾之中。两宫皇太后与顾命八臣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旋即公之于众。
于是，在东太后的劝解下，也是在西太后将自己与八大臣的实力对比做了一番反复权衡之后，她终于做出了痛苦的让步。西太后之所以能成功掌控清朝的最高权力达四十七年之久，就在于她能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都能对自己的权力极限有准确而清醒的判断，并能把握好自己绝不去试图超越这个极限。金庸先生说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要会适时的运用一个字，那就是“忍”字，这个字有两面，一面是非常的会“忍耐”，一面是绝对的能“残忍”。西太后就把这个字运用得很好很恰当，她现在就做到了“忍耐”。这样的忍耐不但让她在弱势之下保护了自己，而且还让她争得了朝野上下十分难得的同情，因为谁都看见了肃顺是如何跋扈不臣的，是如何欺负深宫中的孤儿寡母的。
正如醇王所言，此时西太后所抱定的宗旨，就是“一切等回京后再说。”
而肃顺之所以失败，也可以说恰恰是因为他不会运用这个字的缘故，他既无法忍耐，也不能做到绝对残忍。他的这个举措其实也是一把极其狠毒、极其厉害的双刃剑，西太后躲过去了，他却因此而受到十分沉重的伤害——尽管当时表面上看起来他是成功了，其实他是在“找死”。试想如果没有发生“搁车”这样严重的事件，则无论他与太后的关系决裂到何种程度，哪怕他曾在殿庭之上“毫无人臣之礼”的“公然咆哮”，大概都不至于会掉脑袋。因为那毕竟都是在极其机密的场合，“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既无“实迹宣扬余外”，从而造成恶劣的影响，也就易于为人所见谅。汝佳按，后来在同治四年慈禧太后打击恭亲王时，就曾亲笔写了一道上谕指责恭王“妄自尊大，诸多狂傲”，“每日召见，趾高气扬”，“（召见时）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等，恭王的五哥惇亲王奕誴针对这些指责在给皇太后上的奏折中，就曾以“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一语来替他辩护开脱，而且取得了成功加上垂帘听政本身就不合清朝“祖宗家法”，而且违背了咸丰皇帝的临终遗命，其法理基础十分薄弱，细论起来，肃顺等人还是站在有理有利一边的，如此则即使日后成了败寇，也必然能获得很大的同情，起码论罪之时，无论如何也罪不至死。现在他不计后果的搞出了这样一个令朝野震惊的事件，在皇权不振的明朝或许无所谓，在清朝则已形同公然造反，为开国二百年来所无，不但让“天下臣民共见共闻”，而且足以让“天下臣民共愤共弃”。因此，在《热河密札》当天的记载中，就有“（肃顺等）诸公之祸，肇于搁车”的政治预言。
但载垣、端华、肃顺等“诸公”，此时却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点。在罢工一天之后，两宫太后终于按八大臣的意见，在那道“痛驳”的旨稿上痛苦的盖了图章，并发交下来。八大臣以为他们胜利了，以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来挑战他们的绝对权威了，于是，他们“笑声彻远近”，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之中，全然不知杀身之祸，正在向他们步步紧逼。

 

（十七）梓宫回銮（上）

肃顺等顾命八臣在“痛驳董元醇”一事上，采用非常极端的举措占了上风，他们有些飘飘然了，以为皇太后与恭亲王“也不过如此”。因此，尽管接下来就发生了握有兵权的都统胜保“违制”给皇太后上请安折（清朝没有大臣给皇太后递请安折的先例，无例则属“违制”），并自请来承德叩谒梓宫的事情，也没有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只是没话找话的以上谕训斥胜保在大丧期间不该擅递黄折子。清制，国丧期间大小臣工的奏折均只能用白折子，不得用黄折子，但既是请安的折子，则自应当别论，因为假如以白折子请安，显然含有诅咒“在上者”的意思，属于“大不敬”，若是在雍正、乾隆两朝，简直是杀头的罪名。所以八大臣训斥胜保的上谕除了让人觉得他们是在“故意找茬”之外，简直没有任何意义。其实这在肃顺也有“难言之隐”，虽然明知胜保给皇太后递请安折也是对垂帘听政的一种试探，而所谓的自请叩谒梓宫更是向自己炫耀武力的一种表现，但一则因为臣下给皇太后递请安折虽属“违制”，但人家既一片“孝心”给皇太后请安，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你总不能让皇太后不识抬举不近人情的给予训斥吧（前面已经讲过，其时凡上谕均须经皇太后盖章才能生效）？再则胜保的骄横跋扈也不在肃顺之下，他处处学汉朝的周亚夫和雍正年间的年羹尧，常说些什么“军中但闻有将军令，不知有天子诏”之类的话（就在肃顺等人“事败”后不久，胜保也同样因骄横跋扈被诛杀），此前甚至公然扬言要率军“清君侧”，所以肃顺对他颇为忌惮，也不敢过份的得罪他。而且在痛驳董元醇一事上取得胜利以后，肃顺自我感觉地位已经十分稳固，加上他相信正在前方与太平军作战的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等手握重兵的重量级疆臣，感于自己对他们的识拔维护之恩，一定会全力支持自己，有这些人作自己的坚强后盾，他认为此时西太后与恭王指使胜保搞这些花样已经毫无用处。
汝佳按：据王闿运的《祺祥故事》和其他可靠史料记载，当时作为“肃门六子”之一的王闿运，的确曾秉肃顺之意给曾国藩写过信，要这位份举足轻重的“前敌总指挥”亲自入朝觐见，以“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虽然曾国藩内心对垂帘听政是持反对意见的（后来他在写给两个弟弟曾国潢、曾国荃的信中，就有“皇太后垂帘听政，中外怵肃”“可怵可畏”的话），但曾国藩素来常怀忧谗畏讥之心，因此虽然明知肃顺于己有大恩，且垂帘听政也为自己内心所反对，但在收到王闿运的信以后却没有作任何表示。可惜肃顺却自以为对曾国藩谨小慎微的性格十分了解，误认为曾国藩的不作表示，其实就是与自己达成了某种默契。有了这张王牌，所以他才不把皇太后与恭王放在眼里。当然，如果曾国藩真的能公开站出来旗帜鲜明的维护祖制，反对垂帘的话，则以他的身望地位，皇太后与恭亲王的确不能有任何作为。但这样做的话他就不是曾国藩了。
西太后趁着肃顺得意忘形之际，再次提出尽快恭奉大行皇帝梓宫回銮，以便能及早在紫禁城太和殿给嗣皇帝举行登基大典，使“大位不至久虚”，从而能安定天下人心、稳定朝野大局。虽然肃顺的得力干将如侍郎黄宗汉等人清醒的意识到，如果此时仓促回京，局面将对顾命八臣很不利，希图再继续推延，但没有引起肃顺的重视。于是，在八月十三日明发上谕：定于九月初九日甲子卯时，举行嗣皇帝登基大典。第二天再发上谕：定于九月二十三日辰时，“恭奉皇考大行皇帝梓宫回京”。
这两件大事的日期确定了，对于两宫太后和恭王来讲，顾命八臣彻底失败的日期也就同时确定了，只是顾命八臣自己不知道而已。
当然，顾命八臣也并非完全没有任何布置：八月十八日，肃顺等就拟定了回銮的具体安排，由载垣、端华等人护送两宫皇太后和皇帝，在辞别大行皇帝梓宫后，由间道先行回京，以便梓宫回京后小皇帝能在东华门跪迎灵驾。而大行皇帝的梓宫，则由肃顺亲自护送，“从容回京”，以昭郑重。其实这个安排是另有目的的，一是即便回京后皇太后与恭王纵使有什么不测的举动，则顾命八臣最坏也不至于被同时一网打尽；另一层意思就是有意将皇太后皇帝与大行皇帝的遗体隔离开来，有肃顺亲自控制着先帝遗体，在他的分析，皇太后与恭王纵使事先有什么“异谋”，也断不能成功。当年清圣祖康熙驾崩于畅春园，诸皇子争夺大位十分激烈，而世宗雍正所以能顺利即位并迅速掌控局势，使得他那些满心不服的兄弟不得不就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雍正皇帝牢牢的控制住了大行皇帝康熙的遗体。
肃顺认为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之后，还做了一件让两宫皇太后皆大欢喜的事情——咸丰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也称尊号）：母后皇太后（即大行皇帝的皇后、小皇帝的嫡母“东太后”）徽号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即大行皇帝懿贵妃、小皇帝的生母“西太后”）徽号为“慈禧皇太后”。以内阁名义对这两个徽号的解释是，“慈为福本，共欣仁惠之滂流，安乃寿征，永卜康强之叶吉；绵慈晖于天上，化日方长，延禧祉于宫中，祥云普荫。”
至此，按例在我的叙述中，也就正式开始分别以“慈安太后”、慈禧太后”来称呼她们了——尽管正式上徽号的典礼是在明年（即同治元年）的四月二十四日才举行的，那时候两宫皇太后早就临朝听政，载垣、端华、肃顺三位也早就一命归西了。
这个时候，顾命八臣与两宫太后的关系表面上似乎也大大的缓和了。而肃顺大概也意识到自己先前的那出“集体罢工”的戏唱得太过火了，使得内外臣工都知道自己与皇太后公然决裂，对自己非常不利，想趁此机会有所弥补，从而再制造一个两宫太后与顾命八臣其实是上下一心、精诚团结的政治假象，以迷惑天下臣民。于是他走了一着自认为“绝妙”的好棋，可惜他遇到慈禧太后这样一个几乎天生就非常高明的政治家，以致于他的这着得意的“妙棋”在慈禧太后面前竟然变成了一着臭不可闻的“臭棋”，而且因为这一着走错，最终导至满盘皆输。

 

 

（十八）梓宫回銮（下）

肃顺自以为得意的这着棋是，先于九月初四日发一道上谕：“端华调补工部尚书，并补授步军统领，行在步军统领，亦着端华暂行署理”。这本身就是自己封自己的官，目的是为了将兵权抓在手里。但肃顺的意思尚不止于此，他还想籍此假惺惺的向两宫皇太后表功。因此第二天在与两宫太后“见面”时，他和载垣、端华二人奏称，自己三人现在所兼领的差使实在太多，简直就是日理万机，忙不过来，恳请皇太后将自己三人的部分兼职“酌量改派”，言下之意实际上是要太后下诏公开表扬他们三个，并肯定三人自入受顾命以来的工作。按照从前皇帝处理类似问题的惯例，则皇太后一定是要他们拟发一道上谕，对他们三人大加表扬和肯定，不仅要“温旨慰留”，而且上谕的末尾一定还会加上这样一句语气坚决的话：“载垣、端华、肃顺等毋庸固辞”。上谕煌煌，布告天下，这样一来，天下臣民莫不知皇太后对顾命八臣信任甚深，倚重甚深。如此，则既不会再有人再说他们八位揽权，更多少可以向外界厘清关于皇太后与顾命八臣不和的“传言”了。
谁知肃顺的这套把戏却被慈禧太后一眼看穿，她不但并没上当，反而装作“不懂规矩”，不按牌理出牌，一点都不跟他们三个“客气”，马上“着照所请”，面谕“载垣著开銮仪卫、上虞备用处事务；端华著开步军统领缺；肃顺著开管理理藩院并向导处事务。”慈禧太后的这着“将计就计”不但让肃顺等人后悔不已，而且也让他们吃惊不已——他们根本没料到这个处于深宫之中的年轻寡妇竟然会有这样厉害的政治手段。
现在肃顺等人就已经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那么简单了，因为他们蚀得实在太多了——步军统领下面管辖两镇总兵，正如雍正年间的隆科多所言，“一呼即可集两万兵”，担负保卫京城的重任，是极重要的兵权，这也正是肃顺三人为什么要自己给封自己这个官的缘故。现在没了这份兵权，顾命八臣就成了真正的赤手空拳，惟有傻呵呵任人宰割了（这个职务随即被慈禧太后委派给了她的妹夫醇郡王奕譞）。銮仪卫掌管皇帝的仪仗车驾，如台湾高阳先生所言，一旦发生政变，如果将銮仪卫抓在手里，就能摆得住场面，示臣工以“天命”所在，自己处于“正统”的一方，对方则理所当然的成了“叛逆”；管理理藩院事物是专门负责与蒙古王公打交道。在清朝，蒙古王公对朝廷的影响非常大，如果当政者没有蒙古王公的支持，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向导处专门负责皇帝出巡时“打前站”的工作，没有这个差使，难怪后来回銮时护送梓宫在后的肃顺，对前方、尤其是北京发生的事情懵然不知，甚至连北京的政变已经发动，先回京的载垣、端华已经被捕，两宫太后逮捕自己的命令已经发出这样严重的情况也一无所知，终至于他自己还在睡梦中就成了阶下囚，除了被捕时骂些于事无补、且“丧尽天良无人臣之礼”的“悖逆之言”，给自己再徒增点罪名之外，就只有让人绑到菜市口砍脑袋的份了。

肃顺等人吃惊的嘴巴还来不及合拢，预定回銮的日期就到了。九月二十三日一早，两宫皇太后率小皇帝，在大行皇帝梓宫前行完奠酒礼，就由载垣、端华等扈从，匆匆从间道先回北京。剩下肃顺、醇王奕譞、陈孚恩等护送梓宫在后面缓缓而行。顾命八臣此时已无可调之兵，所以承担沿途警戒护卫的军队，表面看起来有好几支，其实最关键的还是醇王刚刚从端华手里接掌过来的步军和胜保控制的部队。
九月二十九日，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安然抵达北京德胜门，恭亲王奕率“留京”的王公大臣和文武百官出城迎接。前面说过，去年（咸丰十年八月）秋天，英法联军打到通州，咸丰皇帝从圆明园仓惶逃往承德，当时是为了逃命，尚且花了八天时间才走完这段路途，而此时在后无追兵的情况下，两宫太后与皇帝居然只用了六天时间就赶完这段路程，可见他们回京的心情是多么急迫。
急迫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思念北京的“旧居”和百姓，而是因为他们急于要跟留京的恭王汇合，迅速除掉顾命八大臣并彻底废黜顾命大臣制度，实行皇太后垂帘于上，恭亲王秉政于下的全新制度。
就在这一天，还没有等进入紫禁城，两宫太后就迫不及待的紧急召见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前面讲过，此公是恭王的老丈人，现在位居文华殿大学士，是内阁的首辅）、贾桢、周祖培和惟一留京的军机大臣文祥等重臣。在慈禧太后的煽情感染下，两宫皇太后对着这帮重臣痛哭流涕，历数顾命八臣如何的跋扈不臣，如何的欺负孤儿寡母。本来就与肃顺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且早有预谋的周祖培，忍不住打断皇太后的话，说：“皇太后何不重治其罪？”慈禧太后要的正是他这句话，但此时她却装作不懂而且可怜的样子问：“他们既是大行皇帝的顾命大臣，又是赞襄政务王大臣，也可以治他们的罪吗？”周祖培心中早有办法，于是说：“皇太后可先降旨解除他们的职务，就可治他们的罪了。”慈禧太后点头称善。于是，第二天（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西历1861年11月2日），一场改变清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命运的政变，就正式发生了。
我真不能相信，两宫太后如此重要的一次“违规”召见“外臣”（这在以前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事情），随扈在旁的载垣、端华等人竟然既不能设法阻止于前，也没有及时向护送梓宫的肃顺报告于后，这样的政治水平，居然也能位居枢要。

 

（十九）发动政变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西历1861年11月2日），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授意下，大清朝的重量级人物，武英殿大学士贾桢、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一齐“闪亮登场”，联名上疏，公开吁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同一天，按预先的布置，两宫皇太后在按惯例召见完已到京的顾命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七人之后，立即再次越过顾命大臣，直接召见恭亲王奕訢，内阁首辅文华殿大学士桂良，以及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诸重臣。

综合各种可靠史料记载，我现在将当时的情形大致还原如下：
载垣、端华等七个顾命大臣下朝，回到紫禁城隆宗门内的军机处“值庐”（就是军机大臣们的办公室）时，正好碰见恭亲王带领上述诸重臣经过，载垣、端华意识到非比寻常，立即上前询问缘故，恭王径直回答“奉旨觐见”。载垣至此虽已明知恭王此举乃有备而来，事态已是十分严重，却也还能故作镇静的说：“六叔（宗室排行，他比恭王小一辈，故有此称呼）这不是开玩笑吗？我朝的家法，皇太后不能召见外臣，六叔想必也是知道的。”恭王笑笑不答。正在这时，有宫内太监适时的出现，郑重传谕召见恭王等人。载垣此时已然气极败坏，顾不得自己亲王的仪制身份，一把抓住传谕太监的衣领，厉声喝问：“给我说清楚，你传的到底是皇上的‘上谕’，还是太后的‘懿旨’？”因为皇帝才六岁，自然不会传什么“上谕”，但若说传的乃是皇太后的懿旨，则就明显违反祖制，所以他情急之下次有此一问。太监自然不知所措，于是载垣一把摔开那太监，转身再次向恭王等重申：“祖宗家法，皇太后不得召见外臣，否则与垂帘听政有什么分别？”端华也用手指着恭王警告说：“外廷臣子，不得擅入宫禁！老六你可要想清楚了。”恭王冷笑着说道：“这些话，你们几位还是留着明天给皇太后当面说去。”语毕，即带领诸重臣扬长入内。载垣等七人气急败坏之余，却实在无计可施，可也不甘心就此罢手，只好一齐到军机值庐静观其变。

恭王等与皇太后见面后，慈禧太后再次对着这帮重臣痛哭流涕，历数肃顺等顾命八臣在承德飞扬跋扈，矫诏揽权的种种罪状，在获得诸重臣的一致支持后，立即颁布三道事先早已拟好的上谕，主要内容如下：
一、谕内阁及王大臣等妥议皇太后亲裁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事宜具奏；
二、谕内阁解除赞襄政务王大臣职务，并派恭亲王奕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
三、谕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革去爵职，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
四、特谕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将扈从梓宫的肃顺立即革去爵职，并即行逮捕，押解来京，同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

恭王等人奉诏出来，直接来到军机处。载垣等在屋里远远望见他们来者不善，也不甘示弱的迎了出来。此刻已是图穷匕现，恭亲王铁青着脸宣谕：“上谕，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接旨！”载垣昂然而立，冷笑着说：“凡上谕须均经我们几个承旨拟定，如今我们几个不曾承旨，六叔的这道上谕，从何而出？”端华也气势汹汹的威胁说：“未经我们几个面承的上谕不是‘乱命’就是‘矫诏’！老六，你既是宣宗成皇帝（道光）的皇子，又是大行皇帝（咸丰）的胞弟，自然知道‘乱命’跟‘矫诏’的后果！”
汝佳按：端华在这里给恭王扣了一顶大帽子：所谓的“乱命”，是指皇帝在非正常的情况下发出的、或不符皇帝本意、或违背情理逻辑的命令。而“乱命”是臣下所能拒绝执行的，当然，是否是“乱命”，也是靠执行者自己主观的判断来分析的。后来，当清朝向八国联军宣战时，慈禧太后就曾下诏命令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立即将辖区内的交战国外交人员或驱逐或逮捕，同时派兵北上护驾勤王。李鸿章等即以“此乃‘乱命’，非我皇太后皇上本意”为由，拒绝执行。并且联合起来，以清朝地方政府的名义，转而与各交战国签订《（中国）东南互保条约》，承诺中国东南地区不卷入在北方的战争，并保护各交战国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不受侵害，从而避免了使中国全面卷入战争的局面出现。清朝战败后，慈禧太后为了在各国面前推卸战争责任，保住自己在清朝的统治地位不受影响，甚至干脆将发动战争的所有上谕都说成是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等“战犯”的“乱命”，不是自己的本意。而所谓“矫诏”，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传圣旨”。不管是蒙蔽、胁迫皇帝下发“乱命”者，还是“矫诏”者，论律都是造反的罪名，只要坐实一条，恭王都是吃不消的。

恭王此时也没功夫去跟他们呈口舌之利，眼见载垣、端华并无丝毫奉诏就范的意思，为了免生事端，早有布置的恭王便不跟他们废话，甚至连上谕也不跟他们宣读，只吩咐侍卫将载垣、端华二人拿下，早就准备好的侍卫一拥而上，载垣、端华大喝：“没有王法的王八羔子，我等乃大行皇帝顾命的赞襄政务王大臣，你们哪个敢拿？”众侍卫也不理会他们，三下五除二的就将两人禠夺衣冠，拥出隆宗门，载垣、端华回头还想找寻自己的随从，却早已被驱散了。就这样，这两位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爷”，被押进宗人府关押起来。
这边，恭王回过头来再问穆荫等其他五个顾命大臣奉不奉诏，他们几位既群龙无首，也就唯有乖乖就范的份儿了，规规矩矩的跪下来仔细听恭王宣读完上谕，然后再规规矩矩的回家闭门待罪。

 

（二十）政变中的两道重要上谕

恭亲王当众宣读的这道上谕，对清朝、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都至关重要，所以我特别全文抄录于下，并就其中要紧处略作按语分析（红色字体为我的按语）：

内阁奉上谕：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此即指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犯北京。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致。这就等于是把外敌入侵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当时“在事之王大臣”，也就是载垣、端华、肃顺等。载垣等复不能静心和议，徒诱捕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这是说当时在通州主持议和的载垣、穆荫逮捕英军参赞巴夏礼一事，导至议和决裂，才有日后的“巨祸”，其实这件事责任并不完全在载垣、穆荫二人，因为一则这个事件的处置方法事先是奉有咸丰皇帝谕旨的，再则当时参与议和的还有一位大佬，就是恭王的老丈人、位居内阁首辅的文华殿大学士桂良，而事实上执行逮捕巴夏礼任务的，则是当时咸丰皇帝的姑表兄，也就是有名的“僧王”僧格林沁，如若真要秉公论罪，不能单追究载垣、穆荫二人，至少桂良跟僧王也难逃干系。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不得以之苦衷也。所谓“淀园”，即指圆明园，因为圆明园地处北京海淀，所以称“淀园”。这是把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咸丰皇帝逃难承德的责任全部栽到载垣等人头上。
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这是明显的为恭王等“留京”的王公大臣表功，也是为即将开始的新政府布局张本。
皇考屡召王大臣等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议。指载垣等三人“专权”。皇考宵旰勤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呼地抢天，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这是将咸丰皇帝驾崩这样一个重要的责任，也一并加在载垣等人身上，这在当时是最大的一款罪状，也是最“莫须有”的一款罪状。有此一条，则载垣、端华、肃顺等，就非只被黜，就是纵欲不死也不能了。
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惟思伊等系顾命之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这是强词夺理的替“朕”开脱，因为既然御极之初就已洞察顾命八臣的“罪”，则纵使宽大，也必应以上谕的形式对八臣进行“训戒”，既然根本没有这样的举措，又怎么说得上是“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即指董元醇奏请垂帘、而被八大臣拟旨痛驳的那个折子。内称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政；又请于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其实是“深合皇太后与恭王”之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这是不得不承认垂帘听政乃违背祖制之举。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这实在是为垂帘作狡辩，既明知此举是不守常例，而发此上谕者扪心自问，垂帘听政又岂是真正的以“国计民生”为念？此所谓事贵从权，还是在为垂帘狡辩。特面谕载垣等着照所请传旨。
该王大臣等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平心而论，“该王大臣等”也无非是在“坚持真理”之际，态度过火而已。但挑起这一事端的，无论如何也不是“该王大臣等”。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是诚何心”四字，正是当初顾命八臣痛驳董元醇上谕中的话，这话说得是很过份，此时正好被照搬到此，也是皇太后与恭王向世人昭示此一时彼一时的意思。世间“报应不爽”四字，于此可见一斑。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载垣等的确有此把柄，也不能全怨他人。
总因朕冲岁，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这顶帽子也不小，而且此语也有望能搏天下臣民同情之意在内。然则皇太后与恭王为达到垂帘目的而欲加之罪的企图，也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却不知公然置祖制于不顾，全盘推翻“皇考”临终末命，又何以仰对在天之灵？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这就是周祖培“老相国”的主意——先解除其职务，后治其罪。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一并具奏。
特谕！

以上是政变的第一道上谕，这道上谕虽然只是将顾命八臣解职，但因为垂帘听政本身就没有“法理基础”，所以不得不长篇大论的给八臣罗织罪状，以示“朕”实在有“不得以”的苦衷，不如此则不能挣脱祖制的束缚，不能挣脱祖制的束缚则不能解除八臣之职，不解其职则不能治其罪，不能治其罪则谈不到垂帘。所以这道上谕算是一份“长谕”。
而接下来根据周祖培的建议，恭王身上同时还有的另外一道上谕，就直截了当得多了——那是专门为载垣、端华、肃顺三个“主犯”“量身定做”的，恭王先前所以能干脆的将载垣、端华两人直接“拿问”，正是以这第二道上谕作为依据，只是因二人有“抗旨”的迹象，为了免生事端，恭王才没有当场宣读。现在，我也把这道上谕抄录于下：

内阁奉上谕：前因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种种跋扈不臣，朕于热河行宫，即命醇郡王奕譞缮就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可见前面那道上谕是早在承德就为八大臣准备好了的，可惜八大臣竟一直懵然不知兹于本日召见恭亲王奕訢，及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乃载垣等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拦阻，其肆无忌惮，何所底止？前旨仅予解任，实不足以蔽辜，着恭亲王奕、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传旨：将载垣、肃顺、端华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
特谕！

至此，政变的关键一步，也就是推翻顾命制度的主要程序实际上已经完成，接下来就应该是另外一个“重头戏”了——那就是逮捕顾命八臣的主脑人物、正护送梓宫在途的肃顺。

 

 

（二十一）逮捕肃顺

 

恭亲王奕訢在咸丰十年（1860）与英法联军议和时，摄于怡亲王载垣府中的照片

其时肃顺与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等人，正护送咸丰皇帝的梓宫行至密云县，距离北京仅有一百余里。如前所述，他完全不知北京已经发生极其严重的政变，他所代表的顾命辅政制度已被皇太后与恭亲王等人联手彻底推翻，包括他在内的顾命八大臣已被解职，他本人和他的同党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已被革去爵职，载垣、端华已锒铛入狱，而逮捕他的上谕也已快马由北京发出等重要情况。
事实上当逮捕肃顺的上谕递到密云的时候，已经是半夜，肃顺拥着他的两个小妾酣睡正甜呢（国丧期间护送梓宫而私带妾侍，是为不忠不孝，光凭这一条肃顺就是个死罪，所以这后来理所当然的成了肃顺的“大罪”之一）。根据恭王的部署，负责此次行动的正是与肃顺一同护送梓宫的睿亲王仁寿和醇郡王奕譞二人。年轻的醇王接到命他逮捕肃顺的上谕时，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大显身手的时候。于是，他立即通知睿王仁寿，兴师动众的带领大队人马将肃顺的住地包围起来（其实由于肃顺以前所犯的一系列策略性错误，加上恭王已做了很周密的布置，现在肃顺和先前的载垣、端华等人一样，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所以逮捕肃顺虽然是政变中重要的一个步骤，但到此时却已是绝无悬念之事，醇王本可不必大动干戈）。
肃顺从睡梦中被叫起来，桀骜不逊的听着比他还要紧张的醇王结结巴巴的宣完上谕，自然也跟载垣、端华一样拒不奉诏，并大肆咆哮，称此乃“乱命”、“矫诏。醇王竟有些不知所措，只好请教睿王，睿王的办法其实也跟恭王一样，就是不理他，径直将他拿下。于是，在肃顺的一片破口大骂声中，他被连夜押解回京，跟他同父异母的四哥端华以及载垣一起，被关押进宗人府。而二十一岁的醇王奕譞，也终于算是完成他人生最得意的一件“大事”。

据奕譞的孙子、末代皇帝溥仪（即宣统皇帝）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记载，终醇王奕譞一生，都把逮捕肃顺这件事视为自己最值得骄傲的手笔：醇王晚年的时候，有一天王府内演戏，演的是《铡美案》最后一场，他最小的一个儿子载洵，在看到陈世美被包公铡得鲜血淋漓时，吓得坐地大哭，醇王大怒，当众声色俱厉的斥责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国家大事吗？”

据《清史稿》和另一位与当时一些重要人物如曾国藩等均来往密切的人物薛福成的记载，肃顺被押进宗人府一见到载垣、端华二人，就骂他们是废物，并说“如果早听我的话，何至于有今日？”（由此可知，肃顺此前的确有对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的计划，只是不知何故没有被载垣、端华采纳。）载垣也正气不打一处来，回敬肃顺一句：“得了吧，若是不听你的话，我这个‘铁帽子王爷’还当得好好的呢。”端华则劝解说：“事已至此，还吵些什么？老六，你还是快想个法子挽回补救是正经。”
我分析肃顺此时虽然已沦为阶下囚，其实心里并不象他老兄跟载垣一样十分惧怕。他的办法虽然只有一个，但在他看来却是十分管用的，那就是一个字——“拖”。按惯例，审判他们这种案子，绝非三两天就能结案定罪的。此时已是十月初一日，而早有上谕明定于十月初九日举行嗣皇帝登基大典，在大典期间是万不能杀人的，何况像他们这样的顾命大臣？且如何处置像他们这样的国家重臣，料来皇太后与恭王也必定会循例征询各重要疆臣的意见，如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广总督官文等，就算皇太后与恭王必欲置自己于死地，采取非常手段，并不征询曾国藩等人的意见，则在这段时间里，罢黜顾命大臣及拿问他们的上谕也必已布告天下，以肃顺对曾、官等前方将帅的提拔维护之恩（其时湖北巡抚胡林翼刚刚去世，左宗棠虽也自领一军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但毕竟资历太浅，所以肃顺还没有考虑他们），他们在见到这道上谕后，纵使不能带兵入京实行“兵谏”，也必定会联名上一道奏折，切切实实的申明祖制，替顾命大臣辩护。其时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刚刚从太平天国手里收复长江重镇安庆，与太平天国的战事正到了决战的紧要关头，朝廷对湘军倚重之深，也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尤其曾国藩乃湘军统帅，更是总揽全局的“前敌总指挥”，他们兄弟的帐，慈禧太后与恭王无论如何不能不买。另一位湖广总督官文，更是被朝野视作旗人中的佼佼者，实际上他这个“佼佼者”完全是仰仗湘军成事，所以，假如曾国藩找他一起上疏稳定朝局，回护顾命八臣，他也不能不买曾国藩的账。若果然有此一满一汉两大重臣领衔相救，肃顺等三人纵使不能免除一切处罚，恢复昔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职务，至少也能重出与恭王等“新贵”一起“办事”，顶多就是自己做个让步，赞成垂帘听政而已，再不济也不至于会丧命。
肃顺的这些推测其实也很有道理，可惜慈禧太后与恭王，以及满朝亲贵大佬对他皆恨之入骨——他平日结怨太多了。慈禧太后是恨他把持朝政，对自己诸多“无君臣之礼”的蔑视与欺凌，恭王是恨他对自己的排斥与打击，顾命大臣有八个之多，却硬是没有自己的份，虽说是咸丰皇帝亲自裁夺的名单，但显然也是肃顺从中作梗的缘故；满朝亲贵大佬，如桂良等旗人贵族，是恨他从来瞧不起旗人，不但常常公开骂旗人都是饭桶，还借“戊午科场舞弊案”执意杀了旗人中的代表人物文渊阁大学士柏葰；而如周祖培等汉人大佬，则恨他飞扬跋扈，目中无人。有此三端合流，肃顺就非死不可了，不但他非死不可，而且还非速死不可，不给他一点翻盘的机会。而且还连带着他那位老兄郑亲王端华，以及怡亲王载垣也都跟着倒了大霉，因为在顾命八臣的名单上，他们二位的排名在肃顺之前，名义上是领头的，既要置肃顺于死地，他们也就断无活命之理。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始末（二十二）新桃换旧符

一九八三年，已故李翰祥导演执导的电影《垂帘听政》剧照。此人物即为著名演员刘晓庆饰演的慈禧皇太后

其实，皇太后与恭亲王此时还真挪不出手来处理顾命八大臣，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当务之急是组成一套新的政府班子，以便在对权力进行再分配的同时，及时接收八大臣的权力，以免形成权力真空。顾命八臣全部去职，军机处原来的五个组成人员中，除了一个文祥外，就有四个在顾命大臣之列，所以作为中央政府的行政中枢，此时的军机处事实上已经瘫痪。当然，人事安排的根本原则是早就定了的，那就是这个新政府班子必须是以恭王为首的，这正是慈禧太后与恭王之间的“交易”所在——恭王既已实现诺言，全力将顾命八臣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制度推翻，把两宫太后扶上垂帘听政的宝座，现在“革命成功”，就该两宫皇太后来兑现自己的承诺了。
因此，恭亲王无可争议的要成为新政府的首脑，也就是俗称的“军机领班”。但光是个“军机领班”，也还不足以“酬庸”他的劳绩，于是又想出个名目，那就是“加授议政王”，以示皇太后皇帝对恭王的“倚重之深”。为什么不直接封个“摄政王”呢？了解清史的人都知道，世祖顺治皇帝即位之初，皇帝的叔父多尔衮不就是封的摄政王吗（后来还被称为“皇父摄政王”）？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正是考虑到多尔衮的前车之鉴，多尔衮虽然权倾一时，是个真正的“无冕之皇”，但其身后的下场却实在太不好了。他刚死的时候甚至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可是，仅仅一个月后，他就遭到顺治皇帝的彻底“清算”——不但废黜刚给他的皇帝尊号（含庙号、谥号），还被削去原有睿亲王的封爵，甚至黜去爱新觉罗的宗籍，贬为庶人。直到乾隆年间，才被部分“平反”。有这样一个“摄政王”的先例在，恭王自己就无论如何不会对“摄政王”三个字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摄”者“代”也，摄政王是代行天子之权（肃顺就想完全代行天子之权），如今皇太后既然临朝听政，代行天子之权的自然就是皇太后了，准此，恭王也只能“议政”，不能摄政。
不过，此时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对朝廷的人事并不熟悉，几乎就是“睁眼瞎”，想插手也无从下手，满朝文武谁的资历背景怎样，谁的德行才能怎样，你都不了解啊。因此，在罢黜顾命八臣的第二天，也就是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所宣布的这个军机处新班子组成名单，可以肯定是恭王一手拟定的，他们是：

加授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和硕恭亲王奕訢
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桂良
户部尚书沈兆霖
户部右侍郎宝鋆
户部左侍郎文祥
鸿胪寺少卿曹毓瑛

其实这个名单本身也证明它是恭王主持下的“产物”：这六个人中，把恭王除外，起码有四个人跟恭王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打头一个的文华殿大学士桂良，就是恭亲王的老丈人。唯一一个由“旧班子”留任的文祥，则跟桂良同旗同族，文祥虽然也是旗人中极其少见的能员，后来还成了恭王最得力的助手，但此时受到重用，却一定是出于桂良的引荐无疑。再一个宝鋆，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他跟恭王的私交非常的好，好到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随便开玩笑的地步。至于曹毓瑛，前面讲过，至少他还在承德当军机章京的时候，就与恭王有机密书信往来，将避暑山庄肃顺等人的活动情形，及时的密报给恭王，让恭王能知己知彼，及时应对，为政变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此时恭王论功行赏，就让他取代原来“肃党”的焦佑瀛，成了“打帘子军机”（对排名最末的军机大臣的俗称）。这样，就剩下一个沈兆霖，身份还算是比较“中立”的。
当然，皇太后对恭王个人的酬庸还不止于此。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也就是小皇帝在太和殿正式即位的前一天，内阁奉上谕：恭亲王奕訢“著以亲王世袭罔替”。就是封他一个“铁帽子王”。前面讲过，清朝开国之初，只封了八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子子孙孙，袭爵永不递减，那是为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端华和肃顺哥俩的祖上济尔哈朗就是其中的一位，以太祖的侄儿而得封世袭罔替郑亲王；到雍正年间，世宗雍正皇帝与他的兄弟们因所谓“夺嫡”的缘故，关系搞得非常僵，弟兄间几乎到了以死相拼的地步，唯独世宗的十三弟怡亲王胤祥，与世宗极为相得，圣眷极隆，所以得蒙非常之恩，也被赏予世袭罔替，这已经算是难得的“异数”了。载垣就是胤祥之后，他的这个“怡亲王”的爵位就是世袭来的。因此，到恭王为止，清朝仅有九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也正因为此，恭王无论如何不敢受此非常之恩，以至于在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面前声泪俱下的坚辞不受，两宫太后没办法，只好降旨，这个事情暂行缓议，同时许诺，等皇帝亲政的时候再行办理。
尽管如此，两宫还是坚持要给恭王“赏食亲王双俸”，“以示优礼”，就是给他亲王的双份工资。到此地步，恭王也不好再不接受了，因为若再不接受的话，就成不识抬举了。
等新政府班子一确定，紧接下来，就要对肃顺等顾命八臣进行处置了。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始末（二十三）对肃顺集团的“一审判决”

2007-01-15　20: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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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已故李翰祥导演执导的电影《垂帘听政》时的拍摄现场照片。左为著名演员梁家辉饰演的咸丰皇帝，中为刘晓庆饰演的慈禧皇太后，右为陈烨饰演的慈安皇太后。新华社记者张桂玉摄，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六日新华社发 声明：新浪锐博客在首页推荐时搞错了，我这篇连载并非历史小说，而是细述和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 由于以慈禧太后和恭王为首的“胜利者”一方必欲置肃顺于死地，所以，就在新政府宣布组成的第二天，便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了对“阶下囚”的彻底清算，而且一点也不拖泥带水。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二日，谕令热河都统春佑，将肃顺在热河的财产“密速查抄”，“毋令稍有隐匿”，第二天，再传谕将肃顺“在京家产，著即派西拉布前往查抄，毋令稍有隐匿”，这只是第一步。 十月初五日，奉旨由内阁牵头，恭亲王亲自主持，召集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在宗人府开会讨论对顾命八臣的处置（汝佳按：载垣、端华、肃顺三人都系爱新觉罗家族的近支亲贵，也就是“宗人”，因此，若按律处置，这个会议应该有宗人府官员参加。但载垣被捕前是宗人府“宗令”，也就是皇族的族长，新当政者为“公正起见”，所以未令宗人府与会）。由于要处置的毕竟是大行咸丰皇帝临终顾命之臣，因此几乎所有当朝重臣都参与了这个“历史性”的会议。惟其如此，定罪和处分也久议不决。主要大概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持重。这部分人中有的是顾及祖制和大行皇帝遗命，因为无论八臣怎么跋扈，到底也是大行皇帝的托孤之臣，如今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就要杀托孤之臣，不但于心不忍，而且也显得继位的嗣君丝毫不给皇考大行皇帝留余地，不是为继者之道；有的则是念及为首的载垣、端华二人乃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符合朝廷“议亲议贵”之条，况且清朝开国至今，还没有公开杀“铁帽子王”的先例；当然，也有人颇能对肃顺看法持平，认为他虽然狂悖跋扈、目中无人，但对朝廷的莫大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他一手维持的、以曾国藩为统帅的湘军，刚刚从太平天国手里夺下长江第一重镇安庆，安庆是太平天国首都江宁（太平天国建都于此，改称天京，即今天的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夺回安庆，则打下江宁也就是指顾间的事了。此正当肃顺功劳彰显的时候，却被处以极刑，难免会让局外人想起“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话来，也说不定就会寒了前方浴血奋战的湘军将领的心，再激出什么意想不到的变故，局面就真的不好收拾了；而且要处置顾命大臣这样的重臣，不征求曾国藩等前方重要疆臣的意见，也实在很难说得过去。当然，这样的意见，此时也只是腹诽而已，当此情势，是无论如何不能拿到桌面上去讲的，否则就会有“附逆”之嫌。总之这部分人是主张从轻处罚的。 还有一种意见则是主张对顾命八臣、尤其是对载垣、端华、肃顺三人（这三人中又以肃顺为主）进行严厉处置。这部分人中大多数是不满肃顺等人的跋扈，当然，也有些人是揣摩到慈禧太后有必欲置肃顺于死地的意思，“闻风希旨”，拍皇太后的马屁，对肃顺落井下石的；更有一种人是公报私仇的，前面讲过，肃顺为政的风格严厉，得罪了很多人。如咸丰八年，肃顺处理“顺天科场舞弊案”时，就曾经坚持杀了当时的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柏葰，柏葰的门生故吏众多，这些人当然对肃顺恨之入骨，比如参加这个会议的刑部尚书赵光，就是柏葰的门生。刑部掌管“秋曹”，所以赵光的意见当然至关重要，他强硬坚持要杀掉肃顺，为他老师报仇的意思，几乎是尽人皆知的。而主持会议的恭王以及大多数王公大臣都并不反对，则那些隐隐为肃顺抱屈的人，也就无可奈何了。所以会议的结果，是给载垣、端华、肃顺三人拟了个凌迟处死的处分，也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千刀万剐”。其余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诸人，皆拟革职，并发往新疆效力赎罪。而拟定上奏的罪状则主要有下列九条： 一、载垣等在与英法联军谈判时，不能尽心和议，以至失信各国，造成圆明园被毁，咸丰皇帝逃难承德； 二、阻止咸丰皇帝回銮北京，致使咸丰驾崩于承德； 三、公开反对太后垂帘，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矫诏，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假传圣旨”； 四、肃顺请分开陛见两宫皇太后，而且在诏对时，对两宫太后互有抑扬，意在搆衅，居心叵测； 五、公开阻止皇太后召见亲王，肆无忌惮，而且时常暗中离间； 六、矫大行皇帝遗诏，捏造“赞襄政务”名目，并借此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 七、肃顺接到革职拿问的上谕时，咆哮狂肆，目无君上； 八、肃顺护送大行皇帝梓宫回銮时，私带妾侍； 九、肃顺擅坐皇帝的御位，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把持一切事务，宫内传取应用物件，肃顺不但违旨不遵，而且声称，有旨亦不能遵。 我逐条分析上述“罪状”，发现大多是很牵强的“愈加之罪”，即便真的是罪，若持平而论，以肃顺三人的身份地位，也无论如何罪不至死：首先，跟英法联军议和的宗旨是咸丰皇帝钦定的，也就是借议和来跟联军拖延时间，以便于朝廷调集军队进行抵抗，这有当时咸丰皇帝给恭王、载垣、桂良以及军机处的上谕为证。如此，则纵使造成“失信各国”和圆明园被毁、皇帝逃难的后果，主要责任也应该由咸丰皇帝来负，载垣等当事之人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错误政策的执行者”。而且当时在通州参与议和的，除了载垣跟穆荫外，还有一个位居内阁首辅的文华殿大学士桂良，就是恭王的老丈人，而具体执行逮捕英国参赞巴夏礼的，致使“失信各国”的，则是咸丰皇帝的表兄、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就是有名的“僧王”。如今“秋后算帐”，却单论载垣、穆荫的罪，其余二人不但无事，桂良甚至还沾着女婿的光进了军机处，成了名实相符的“真宰相”，其有失公允之处，自不待言。 说阻止咸丰皇帝回銮，那顾命八臣倒确实有这个意思，但咸丰皇帝本人不愿意回銮，才是不能回銮的真正原因。咸丰皇帝当时很害怕金发碧眼的洋人，甚至怕到“谈洋色变”的地步，其时战事虽然已经结束，但仍有大量金发碧眼的洋人逗留在京城，皇帝特别忌讳这个，所以极不愿回銮。而把咸丰皇帝驾崩的责任也推到顾命八臣的头上，则明显是对他们“致命的诬陷”，说因热河（承德）“口外严寒”，才导致皇帝“圣躬不豫”，其实热河的气候跟北京差不多，而且那是很休闲的行在，环境比气象森严的紫禁城更适合养病；再者，当时皇帝的病已经十分严重，谁敢说他回銮以后就能痊愈？ 至于反对垂帘听政根本就不能算是错，不但不是错，而且还是站在“维护祖宗家法”的正义立场。说顾命八臣“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矫诏”一句，显然是指八臣“痛驳”董元醇的那道上谕，前面专门讲过，这个事情本身很复杂，顾命八臣当然做得很过火，但所拟上谕最后毕竟还是经两宫太后认可盖章了的，如此则算不得“矫诏”。 说到肃顺请分见两宫太后，当然有将两宫隔离开来，以便于控制的意思。但究其实也不过是召见仪制上的问题，拿到桌面上说也不过是小节而已；而在诏对时，八大臣对两宫太后互有抑扬，虽然挑拨的意思很明显，其实也很正常，慈安太后乃小皇帝嫡母，慈禧太后是小皇帝生母，早在咸丰驾崩之初，肃顺就定下了“尊东（慈安）抑西（生母）”的方针，这其实也是封建时代“嫡庶有别”的一种体现，因此把这条算作罪状，多少也有些勉强； 关于顾命八臣是否是矫大行皇帝遗诏，捏造“赞襄政务”名目的问题，我在前文已经仔细分析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不管怎么说，“赞襄一切政务”六字既经咸丰皇帝最后审阅通过，就不能算作“矫诏”；第七、八两条乃是后来之事，也是一切失败者都逃不了的清算，此不足论；而肃顺擅坐皇帝的御位，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当然是“大不敬”的罪名，但终究也非外臣所能得见，也只好“人家怎么说就怎么算”了；至于肃顺克扣宫内传取物件，这肯定是有的，而且可以肯定他所克扣的一定是慈禧太后传取的物件，这跟慈禧太后的“需索无度”有关，后来恭王掌管内务府，也曾多次克扣慈禧太后“违例”传取的物件，同样也遭到她的绝大报复，不过远没有肃顺遭到的严厉而已。 总之，肃顺等人现在已经身陷牢笼，本来，象他们这样的高级政治犯，按例应该“出庭”，也就是所谓的“过堂”，最起码也应该让他们作个“书面辩护”，即所谓的“递亲供”，如今这些手续竟一概全免，并不给他们任何自辩其诬的机会，这也是当政者必欲置其于死地的明证。加上又没有人敢出来为他们切实辩护，所以只好按照“成王败寇”的规律，由人宰割了。 当然，严格说起来，这还只是个“一审判决”，因为最终的量刑权还在两宫皇太后那里。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始末（二十四）“顾命大臣命难顾”

 

一九八二年，已故著名导演李翰祥拍摄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剧照。照片中人物为著名演员梁家辉饰演的咸丰皇帝，和刘晓庆饰演的慈禧太后（其时尚为咸丰皇帝“兰贵人”）。

恭王主持的这次中央政府各部门联席会议的结果奏上，两宫皇太后立即批准。并在第二天，也就是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六日，正式颁布上谕，公告天下，历数会议所定的顾命八臣的罪状，并同时宣布对他们最后的“判决”。此时上距九月三十日他们被逮捕仅六天时间，下离原定的十月初九日小皇帝登基大典，也仅只三天。肃顺原来幻想拖到皇帝登基的大喜日子（因为大喜的日子朝廷照例不能杀人），然后再等曾国藩、官文等重要疆臣出面来营救他们的计划，至此完全泡汤。曾、官等人甚至根本还不知道北京已经“变了天”，更谈不上营救他们了。

汝佳按：其实，以曾国藩一向坚持明哲保身的处事风格，会不会出面来搭救肃顺，实在也还在未定之天。在曾国藩看来，无论是肃顺当国还是恭王秉政，此时都非全力仰仗他的湘军不可，因此他和他的湘系将领，都大可不必去淌这个混水。

这道上谕的开头，即采取公开否认咸丰皇帝临终遗命、污蔑顾命八臣“假传圣旨”的手段，说：

载垣、端华、肃顺，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汝佳按：“皇考”是继位的小皇帝对父皇咸丰皇帝的讳称，有如民间称故去的父亲为“显考”一样。所谓“升遐”，则是对皇帝驾崩的另一种讳称。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
然后将会议所定的九条罪状逐一公布。等公布完罪状，则惺惺作态，以示“圣德无边，皇恩浩荡”：

据该王大臣奏称：载垣、端华、肃顺跋扈不臣，均属罪大恶极，于国法无可宽宥，并无异辞。朕念载垣等均属宗人，汝佳按：所谓“宗人”，即爱新觉罗家族的人。遽以身罹重罪，悉应弃市，汝佳按：“弃市”，也就是公开处决，具体的方式则是砍头。能无泪下？惟载垣等前后一切专擅跋扈情形，实属谋危社稷，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独欺凌朕躬为有罪也。
在载垣等未尝不自恃为顾命大臣，纵使作恶多端，定邀宽宥；岂知赞襄政务，皇考并无此谕，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托之重，亦何以饬法纪而示万世？即照王大臣所拟，均即凌迟处死，实属情真罪当。
惟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尚可从量末减，姑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汝佳按：意同“弃市”。载垣、端华均着加恩赐令自尽。即派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迅即前往宗人府传旨，令其自尽。此为国体起见，非朕之有私于载垣、端华也。
至肃顺之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亟应凌迟处死，以申国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不忍，肃顺着加恩改为斩立决。汝佳按：即今天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所不同者今天是用枪毙的法子，当时则是用砍头的手段，比之千刀万剐的凌迟，毕竟人道了不少。即派睿亲王仁寿、刑部右侍郎载龄前往监视行刑，以为大逆不道者戒。

处置完载垣等三名“主犯”，接下来自然是处置其他五名“共犯”了：
至景寿身为国戎，缄默不言，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于载垣等窃权政柄，不能力争，均属辜恩溺职。穆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汝佳按：此指穆荫担任军机大臣的时间最长，是军机处的“领班”。情节尤重。该王大臣等请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均属咎有应得。惟以载垣等凶焰方张，受其钳制，均有难于争衡之势，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
御前大臣景寿，着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着即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佑瀛，均着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载垣、端华、肃顺这三个曾经权倾朝野、红极一时的“赞襄政务王大臣”，就有了另外一个称呼——“三凶”（有时又称为“三奸”）。这个称呼甚至屡屡见诸于朝廷的官方文件。

前面讲过，清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历来臣下所拟的给犯罪大臣的处罚，都要比最后该大臣所得到的实际处罚要重。这有个讲头，就是便于皇帝在做最终裁定的时候，“充好人”来减刑，以示“皇恩浩荡”，而且“恩出自上”。对顾命八臣的处罚就是玩的这个把戏：原来会议给载垣、端华、肃顺三人拟的都是凌迟处死，现在“加恩”改为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给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拟的都是发往新疆效力，现在也“加恩”改为景寿仅仅革职，仍留公爵和额驸品级，其余四人中，也仅穆荫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其余三人均免其发遣。
其实这道上谕对八臣的处置，很有些门道。最倒霉的莫过于载垣、端华二人，他们本可以不死，因为这两人都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清朝开国至今，还没有杀铁帽子王的先例，为“国体起见”，也应该赦其死罪。而且端华直到被捕前都还兼着镶蓝旗的旗主，处置稍有纰漏，清朝统治的根基——满洲八旗都可能会有分裂之虞。但慈禧太后与恭王既执意要置肃顺于死地，就不能不杀载垣、端华二人，因为在顾命八臣中，他们的排名在肃顺之前，如果免了他二人的杀身之祸，肃顺也就断无死理。所以，载垣、端华二人实在是受了肃顺的拖累。
还有一个既倒霉又幸运的人物就是景寿。说他倒霉，是因为他是个老实人，自己本没有什么主见，这个顾命大臣的职位，纯粹是被肃顺拉来凑数的，简直就是个“冤大头”。拉他凑数的目的，既是为了平衡恭王不在顾命之列的缺陷，又是为了掩盖肃顺独揽大权的事实，因为他是恭王同母的嫡亲妹夫。可以说当初他是糊里糊涂的当上顾命大臣，现在又糊里糊涂的跟着受了处罚。但也正因为他是恭王妹夫的身份，所以相对来讲他也很幸运，因为慈禧太后与恭王自然会对他网开一面，因此在八臣中他所受的处罚最轻。而且不久以后，他又复出，得了个“照料弘德殿”的差使，负责监督小皇帝读书。
还有一个倒霉的就是位列军机大臣之首的兵部尚书穆荫了。此人为官颇为谨慎懦弱，但惟其谨慎懦弱，才以军机大臣领班的身份，被肃顺一路挟持。虽然上谕中也承认他是受到肃顺等人的“钳制”，因而“有难于争衡之势”，认为“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但因他是军机大臣之首的身份，对肃顺的所作所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被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顾命八臣中最幸运的一个当数杜翰了。此人的才具并不在肃顺之下，在八大臣中的实际地位也仅次于肃顺，肃顺的很多主张其实都出自他的谋划。按理，他也应该是个“斩监候”的罪名，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至少也应该是个充军的处分。但他的父亲是咸丰皇帝的师傅杜受田，所以在皇太后与恭王来讲，都不会重惩于他。前面讲过，咸丰皇帝当年之所以能战胜六弟恭亲王登上皇位，杜受田厥功至伟，所以咸丰皇帝待“杜师傅”极厚。如今，在两宫太后、尤其是性格忠厚的慈安皇太后，念及“杜师傅”对大行皇帝的恩德，推恩及子，自然不忍治杜翰以重罪。而在恭王，为了避免给人以“打击其子以报复其父”的印象，自然也不愿重惩杜翰。所以，杜受田泽及子孙，杜翰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因此，我的分析，载垣、端华之所以受死，很大程度上是拜肃顺所赐；而匡源、焦佑瀛两人之所以获罪不重，仅只革职，并不是慈禧太后与恭王仁慈，而是多少沾了景寿、杜翰两人的光。因为如果要重治他们，则景寿与杜翰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现在，上谕明发，就标志着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彻底失败，载垣、端华、肃顺活命的妄想，也跟着成了泡影。就在发布这道上谕的当天，三人便分别毙命于宗人府和菜市口刑场了。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始末（二十五）太后临朝（完）

 

一九八二年，已故著名导演李翰祥执导的影片《垂帘听政》剧照。此照中人物为梁家辉饰演的咸丰皇帝和刘晓庆饰演的兰贵人，即后来的慈禧太后 前面讲过，早在逮捕顾命八臣的当天，也就是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三十日，朝中诸重臣如大学士贾祯、周祖培，刑部尚书赵光，都统胜保等人，就秉承恭王的意旨，公开跳出来鼓吹太后垂帘，亲王议政。这当中又以周祖培最为活跃，因为他当年与肃顺积怨甚深，现在一意要出一口“恶气”，非要打倒肃顺不可，而支持太后垂帘，显然又是打倒肃顺的不二法门。所以，凡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举措，这位“周老相国”几乎都是无条件的支持。惟其如此，所以他才早在肃顺当权之际，就指使他的门生御史董元醇上了那个恳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在亲王中另行简派一二人参与辅政的折子，从而向肃顺集团打响了垂帘听政的“第一枪”；同时还让他的家庭教师李慈铭收集整理历代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典章，为当今皇太后临朝寻找历史理论依据。 因为有了这些重臣的明确支持，所以当天内阁即奉上谕，就有关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举行高级会议，要求将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著一并会议具奏”。在这个过程中，还做了一件与罢黜顾命大臣“相配套”的工作，就是废弃了原来由顾命大臣主持拟定的新皇年号“祺祥”，理由是“祺祥”二字不但文义不顺、意思重复，而且还“不祥”。“不祥”的原因则是因为历朝历代从无一个皇帝的年号用过“祺”字，而“祥”字也仅南宋少帝用过“祥兴”二字，而宋少帝恰恰又是宋朝的亡国之君。所以“祺祥”二字就断不能用，内阁奉旨另拟用“同治”两字。 汝佳按：其实用“祥”字作年号的绝不仅宋少帝，仅在宋朝就还有真宗皇帝曾用过“大中祥符”四字做年号，而真宗却是宋朝少见的有为之君。之所以改用“同治”，据说是因为这两字不但为恭王所激赏，而且更深合慈禧皇太后之意。这个两个字光字面上的讲头就极多：首先在恭王看来，这两个字含有“上下一心、君臣同治”的意思；而在慈禧太后看来，除了上面那层意思外，更又有两宫皇太后同治天下，平起平坐，不分嫡庶的意思，她那个没有当过中宫皇后而母以子贵的“偏庶”身份，可以借此稍作抹煞。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公布了两宫皇太后如何听政，以及处理各部、省奏折和“紧急军务的程序：凡是各部、省所上应该请旨办理的文件，均先呈给两宫皇太后审阅，然后再发交议政王、军机大臣商量处理意见，再于当天“见面”时将处理意见奏报两宫太后做最后裁决；遇到紧急军务，则照例及时呈交两宫太后处理。 汝佳按：这其实就是两宫太后与恭王之间达成“权利交易”，由此，皇太后取得了国家大事的最终裁定权，恭王则取得了议政权和最高行政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垂帘听政最初的几年里，准确的说就是在同治四年以前，由于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对朝政还很陌生，想揽权也无从揽起，因此大凡恭王主持拟定的大政方略就成了最后的决策，皇太后很大程度上仍处于“橡皮图章”的地位，大权实际上还是操持在恭王手里。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六岁的嗣皇帝载淳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正式成为大清朝的第十位皇帝。此时上距载垣、端华、肃顺等“三凶”被杀仅三天，而第二天，即十月初十日，“恰巧”又是大清朝当今“圣母皇太后”（慈禧）的生日。刚刚击败政敌，取得大清朝最高权利，儿子又在头一天正式做了皇帝，第二天就过自己的生日，真是喜庆连连、春风得意，做皇太后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从古未有了。 十月二十六日，皇帝钦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布告天下，正式宣布实行垂帘听政，廷臣上垂帘章程十一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 召见大臣的章程。召见内外大臣的地点在养心殿，两宫太后、皇帝一起出席，皇太后面前垂帘并设一桌案。每次均在议政王或御前大臣中派一个人带领晋见，俗称“引见”。 二、 召见外官员的章程。地点仍在养心殿，仍是两宫太后、皇帝一起出席，垂帘及设案也均不变。而“引见”工作却必须由议政王和御前大臣同时负责，不是轮流选派。 三、 关于任免官员的章程。各级官员的任免和派放各项差使，先由议政王和军机大臣拟定名单和意见，在“见面”时呈递给两宫太后做最终的裁定。 汝佳按：恭王之所以能在同治四年以前实际操持政柄，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慈禧太后对各级官僚队伍的情况不熟悉不了解，连哪个人的操守才干怎么样都弄不清楚，当然也就无从置喙，只好由着恭王怎么说怎么算了。 今天很多影视剧在描述垂帘听政的场景时，都想当然的在太后座位前面挂一道帘子就算了事，以为既然是“垂帘听政”，只要挂个帘子就行了。真实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据曾经给同治和光绪两个皇帝当过师傅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记中记载，所谓“垂帘”，其实是在皇太后前设八扇黄色纱屏，皇帝的宝座设在纱屏前面。这八扇纱屏就是“帘子”。 关于垂帘时的真实情形，结合翁同龢和曾国藩两人的日记来分析，应该是这样的：负责“引见”的议政王（即恭王）站在养心殿阶下的左上角，如另有御前大臣与议政王一起负责“引见”，则该大臣站在右上角（翁同龢日记中所举的例是恭王跟醇王一起负责“引见”）。皇帝面朝西坐，皇帝身后纱屏里面则是两宫太后并肩坐，其中慈安太后靠南，慈禧太后靠北。 行文至此，一场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重大政变就算是结束了。不过，终慈禧太后一生，两次垂帘听政，两次“训政”（其实质跟垂帘听政是一回事），一共发动了三次大政变，这只是第一次。由于这一年（即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是中历辛酉年，所以史称“辛酉政变”；又因肃顺等顾命八臣所拟的“祺祥”年号，以肃顺集团的失败而遭废止，所以史学家们又习惯称此次政变为“祺祥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