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次年访康有为，被这为今文经学大师所折服，于是依毅然退出学海堂，从学康三年，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戊戌政变后，出亡日本，广读西书。1902年创《新民丛报》。
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
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7岁。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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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1900年2月10日）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刺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 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拏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 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 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 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 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 人怀中之肉，西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 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 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 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 或为诸候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 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 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 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 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 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 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 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馀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 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 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 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 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 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 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 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摺，非 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 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 既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 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 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摺、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
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 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 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 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 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地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 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箠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 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 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 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 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 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 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作者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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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重审梁启超的启蒙思想》
令人惊讶的是，从梁启超思想出发的各种分道扬镳的思潮，比如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政治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破坏主义与保守主义等等，在梁启超那里，却得到了某种调和。对于这一现象，克武在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具新意的解释：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乃是一种调适思想。
本书是台湾中国思想史学者黄克武先生的代表作，研究的主题是梁启超。梁启超思想的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历久而弥新，如同欧洲的洛克、约翰·密尔、卢梭这些古典思想家研究，几乎每年都有新著问世。如果要谈中国的现代性，谈中国的启蒙思想，梁启超是少数几个无法绕开的伟大智者。他留下的历史身影，笼罩着整个20世纪中国，他的思想已被公认为中国思想的经典。
我的专业是研究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过去我受到一个比较流行的观念的影响，将五四视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在研究上很少接触晚清。之所以如此，如今检讨，乃是背后有一个未曾言明的思想预设：中国的现代性来自西方，五四是思想上大规模面向西方的开始，要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只要追溯到五四就可以了。这一以西方为中心的思想史视野，近十年来受到严峻的挑战。这几年，不少研究现代中国思想的学者，都将寻根的目光内转，从海外回到本土。如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都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中解释现代中国思想的崛起。这一观察视野的大转换，意味着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晚清思想家的思想，就不是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而是中国思想内在演变脉络中非常核心的一段。王德威教授有一句名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要寻找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不能仅仅回溯到五四，晚清是一段比五四更重要的“转型时代”。
梁启超的思想，在这样的视野大转换里面，就显现出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梁启超的一生，精力过人，著作等身。在其上千万字的遗作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02~1903年期间发表的《新民说》。克武的这部力作，正是以《新民说》为核心文本，研究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
穿越一个世纪的历史沧桑，重新阅读梁启超的《新民说》，我有一个异常强烈的感觉，《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是充满原始气象的混沌之作。惟其混沌，气象和格局之大，后来者无人可比。《新民说》内中洋溢着各种思想的紧张：破坏主义与保守主义，权利与义务、功利与义理、知识与德性、民权与国权、君子与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法律共同体与道德共同体……现代中国各种各样对立的思潮，都可以从梁启超那里寻找到最初的源头，五四的思想家们在接受了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之后，各自循着其思想中的一条路径，走向偏锋，最终发生不可调和之分化。
令人惊讶的是，从梁启超思想出发的各种分道扬镳的思潮，比如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政治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破坏主义与保守主义等等，在梁启超那里，却得到了某种调和。在后人看来是如此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冲突，在《新民说》里面，却获得了一种奇妙的张力。
对于这一现象，克武在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具新意的解释：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乃是一种调适思想。所谓调适，来自于墨子刻先生的“转化”（transformative approach）与“调适”（accommodative approach）的思想分析架构。简单地说，转化思想模式相信历史的发展是突变的，跳跃的，要从黑暗的现实跨越到理想的未来，需要人的意志力和革命精神来促成这一转化。而调适思想则认为，新与旧之间没有截然区别的鸿沟，历史的发展是各种思想和历史合力的产物，是在传统脉络中渐进的、局部的改革。在晚清的启蒙者中，谭嗣同和梁启超分别是转化思想和调适思想的两位典范。
以转化思想作为参照，研究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成为本书的中心旨趣。梁启超的《新民说》之所以包罗新旧，有容为大，乃是其调适思想模式使然。李欧梵先生曾经说过，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最难，因为要背负“十字架”，既要熟悉西方文化，又要了解中国的传统。以我个人20年的研究生涯，深刻感受到李先生道出我们这一行的个中甘苦。晚清以来的思想，就是中西思想相交的那个“十字架”中点。要对梁启超、严复、胡适、鲁迅、陈独秀、张君劢这些思想家有深入的探究，不得不将他们的思想与西方思想作比较，观察其横向移植过程中的观念蜕变——假如其中经过近代日本的过滤，还要对东亚的思想脉络有所了解；另一方面，还须将近代的思想放在中国自身的思想谱系中观其流变，寻找本土的文化传统。一般学者在上述某一脉络中有所心得，已属不易，惶论其它！
偏偏克武自觉地担当起学术的“十字架”，他对《新民说》的研究，正是放在中西两条思想脉络同时展开。比如，关于《新民说》中个人与群体、自由与国家关系的论述，梁启超究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还是个人主义者，学界多有纷争，至今尚无定论。克武对此没有作化约主义式的简单处理，而是将梁启超的自由思想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作比较，同时又放在明代王学思想传统脉络之中加以理解。他同意萧公权先生的看法，认为梁氏思想中不少观念与约翰·密尔十分类似，“虽然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下的个人主义者，但也绝不是一些学者所谓的集体主义者或权威主义者”。但又进一步指出，梁氏所强调的自由又是一个“非密尔主义式的自由”（non-Millian emphasis on individual liberty）,“这种个人仍是以保障个人为基础，但同时以为个人与群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有时强调以保障群体价值作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方法”。显然，这种“非密尔主义式的自由”只有放在儒家的思想脉络中才能获得其自身的意义。
我认识克武已有十多年，作为与我同龄的中国思想史学者，我对他的研究充满了由衷的敬意，每每从他的成果中获得意外的启迪。在克武身上我常常感受到台湾学者那种既具国际视野、又有国学根基的深厚素质。作为思想史学者，背负“十字架”的另一重含义，乃是须兼有史学家的严谨与思想家的宽阔。克武恰恰同时具有这两种气质，这也是我推崇这本书的理由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