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新书介绍《境外共和国》

　　在乔治城福德街75号门后是猎法企业服务有限公司(Huntlaw Corporate Services Ltd.)朴素而不起眼的办公室，这是开曼群岛上最大的境外公司注册代办机构之一。
　　早年，猎法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把每一家透过它注册的境外公司名称镶在铜牌上，张贴于前门的一块门板上。
　　如今，由于技术进步，再加上注册的境外公司显著增加，猎法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改在由烟雾玻璃和深色木材装潢而成的接待区设置了一台触摸萤幕式电脑系统，随你在此电脑上查询透过该公司注册的所有境外公司名称。从‘00291368 Ltd.’、‘Ultimate Joy Inc.’到‘Zug Finanz GmbH’，你大概得花上一星期的时间去浏览透过猎法公司注册的成千上万家境外公司名称。
　　在萤幕上触选字母‘E’，再把萤幕向下拉，可以看到以下部分名单：
　　Enron Algeria
　　Enron Bahamas Co. Ltd.
　　Enron BPAC Ltd.
　　Enron Brazil Power Holdings Ltd.
　　以‘Enron’开头的公司名单很长，数百家安隆公司似乎遍及全球每一个角落，奇怪的是，相同的公司名称往往重复几次，但你可以注意到这些相同名称后头各加上了不同的罗马数字，所以，你看到‘Enron Brazil Power Investment Ltd. I’一直排列到‘Enron Brazil Power Investment Ltd. XIX’，亦即有十九家公司的名称完全相同。这是怎么一回事？
　　当然，这也是降低公司税负的手法之一。二○○○年，也就是安隆公司破产的前一年，它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子公司就多达六百九十二家，另外，还有两百多家在其他租税天堂注册的子公司，包括在土克斯及开科斯群岛(Turks and Caicos Islands，在当时是最自由、管制最少的境外中心之一)注册的一百一十九家子公司，其他子公司则是在模里西斯、百慕达、巴贝多、巴拿马、根西岛(Guernsey，英国属地)等地注册。
　　安隆公司设立境外网络的主要目的是在它营运的任何国家逃避税负，实际上，安隆有一个特殊事业单位专门负责精心设计交易，使该公司把尚未实现的未来减税额入列为当期的收入。帐面上，安隆公司在一九九六年至二○○○年期间的获利近二十亿美元，但在这段期间，该公司仅有一年(一九九七年)缴交美国联邦所得税一千七百万美元。
　　在那段期间，安隆公司获得三亿八千一百万美元的美国联邦所得税退税，此外，在二○○○年，该公司的主管股票选择权还获得两亿七千八百亿美元的税负减免退税额。
　　安隆把它的避税招式发挥到淋漓尽致，但提醒你，在一九九○年代末期，安隆并非‘财星五百大企业’中唯一没有缴税的公司，由美国税赋正义公民组织(Citizens for Tax Justice)针对半数‘财星五百大企业’所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其中二十四家公司在一九九八年不需要缴税，比前一年不需缴税的公司增加了一倍。
　　即使在安隆公司破产、其庞大的境外网络曝光之后，美国能源产业企业仍然继续集体航向境外，寻求减轻税负。
　　美国副总统钱尼(Dick Cheney)先前掌舵的哈里波顿公司(Halliburton Company，译注：油田服务公司，钱尼于一九九五年至二○○○年期间担任该公司总裁)在开曼有三十家子公司。
　　该公司在德州休士顿的两个竞争对手─贝克休斯公司(Baker Hughes Inc.)和诺伯公司(Noble Corporation)─在不久前移至境外，加入全球最大的两家石油钻井业者越洋赛科佛瑞公司(Transocean Sedco Forex Inc.)和全球圣塔菲公司(GlobalSantaFe Corporation)的行列。
　　诺伯公司于二○○二年在开曼重组公司，该公司表示，在其竞争对手前进租税天堂的情况下，它别无选择，只能跟进。
　　在大规模的企业资本主义中，企业为了追求扩张成长和生存，无可避免地走向境外，因为在那里才有企业充分支配掌控的实际自由，这是企业界从过去到现在持续面临的现实。
　　伴随此行动而来的是介于企业和其竞争目标(在外面世界与其他公司竞争，期望获取利润)之间缓慢下降的心理开合桥，从这里产生出一种自卫自保的心态，这种心态显现于资本家的个人心理层面，也显现于企业结构层面。
　　在市场上的个人自卫本能和防御竞争的需要导致一种‘无窗的隔绝’(windowless isolation)，若外在现实顽固地拒绝向公司及个人意图让步，他们(企业或个人)便把窗帘阖上，将外在现实隔绝在外。此后，资本家便坚信自己的权利至上，应该享有绝对的自由，不能忍受任何的阻挠，并决心对外在的一切阻力采取报复行动。
　　资本的境外内政
　　安隆追求在境外世界获得自由，却为它试图逃离的世界带来自由的反面：社会遭受重创，大众被掏空。媒体不断提醒我们，安隆不是唯一的个案：世界通讯(WorldCom)、泰科(Tyco)、环球电讯(Global Crossing)等。这些弊案丑闻涉及的庞大金额比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毛额(GDP)还要高。
　　企业在改造了事实之后，便重新发布其获利，隐匿亏损与负债、作假帐、内线交易等情事层出不穷，媒体已经告诉我们，安隆不是独特的个案，更不是卑劣地脱离岸上世界的唯一企业。
　　美国的企业集体构筑了一个反映其虚幻自负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理想，为追求此理想，任何回避利益冲突的规范都可以绕过或罔顾；为了坚持这理想，当现实明显不符理想时，可以泯灭良心去追求掩饰和保密的庇护所，以试图赢回掌控并保持赢家之姿，就好似美国资本家理当如此。当这些资本家遁逃至境外内政时，罪行便于焉展开。
　　一九九○年代的资本享有前所未见的自由，最大胆无羁地横行世界各地，太多的选择供其挑选，太多的机会供其攫取。华尔街和美国金融界敦促每一任政府(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放松管制，让他们攫取致富机会，区隔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防火墙被拆解，会计师成功游说政府当局让他们能身兼稽核人员和顾问，股票选择权被拿来激励新一代极具野心且贪婪的企业主管。
　　企业在这种更自由、更宽松的环境下营运谋利，它们变得更自治、更独立，握有更雄厚的财力。在此过程中，企业转变了，它们改变它们的财务结构方式，使用境外网络来扩张、成长、节税、逃税。在企业的财务组合中加入了复杂的金融工具和衍生性商品交易、货币买卖、和避险，在这个抽象的领域，生产与劳动的实质活动领域变得愈来愈遥远，境内的公众世界愈来愈变成一种表象，而不再是要努力奋斗的生存现实。
　　很快地，企业被其脱离境内世界的操作所迷惑而产生错觉，它们想像自己也只是一种表象，这种错觉与想像在网际网路公司热潮中再明显不过了，促成这块市场的是形象和表象，不是实体与真实。
　　不意外地，当境内世界和境外世界的区分愈来愈远时，当事实与表象的失连愈来愈扩大时，公司的官方帐目就变成造假、自由自在、脱离真实情况的东西，毕竟，帐目和稽核只不过是用来代表公司外观的语言或代码之一，于是，这就成了用来欺骗和操纵的一个现成场地。
　　公司的外表看起来愈有钱和愈成功，公司靠此欺骗之路获得的报酬就愈大；公司的股价表现得愈好，主管们的股票选择权的报酬就愈高。当现实不符期望时，企业便快速使用这个现成的操纵场地，它们认为市场具有充分的可塑性，可以依它们所愿地往任何方向弯曲而仍然上扬。
　　当然，外观与事实的抵触会对市场造成不利冲击并破坏市场，利益冲突的力量无法维持，秘密领域中以欺骗手法来保留在市场上的绝对自由度的理想把虚伪的外观膨胀得太大而终至无法支撑下去。
　　这种欺骗操纵造成多种层面的扭曲：会计师为了赢得客户的顾问服务生意而隐瞒客户的亏损；研究分析师吹捧他们的投资银行的股票，但私底下却称呼其股票为‘烂货’；办理承销业务的投资银行把首度公开上市的股票分配给它们偏好的企业客户，以期藉此赢得这些客户的投资银行业务；企业为了付给主管们高得离谱的酬庸而使其股价偏离基本面。
　　市场上充满违法利益冲突规则的情形，企业透过秘密操纵事实，使大众无法看到利益冲突的情事，让资本享有的疯狂自由度有合理化的外观。
　　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在调查安隆公司的瓦解所预示的美国企业灾难时指出：‘并不是现代人比过去世代变得更加贪婪，而是展示贪婪的途径已经扩展得无比宽阔与繁多。’
　　换言之，秘密领域呈现了太多的机会，它向疯狂的市场展现它的无政府主义面貌，在金融界和企业界煽动唆使的管制松绑下，资本松脱了境内世界的社会拘限，奔向境外世界，这使得秘密领域找到了有利的位置。
　　葛林斯班呼吁资本家自我约束节制，他说：‘就算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但我们总是容易忘记历史的教训，我们应该记取最近这段期间的教训，以期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悲剧。’葛林斯班敦促，企业可以维持境外、看不见的秘密领域精神，但必须适度、有节制，以免它毁灭了所有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