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八九（二）

游行过程中喊没喊过激口号已经记不得了，那会最不得人心的李鹏、袁木、袁立本绝对是应该属于被侮辱的对象，仇恨心情应该不亚于1919年的学生对待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唱国际歌，由于不知道词只能跟着瞎哼哼，但开头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被压迫的人”还都是会的，副歌好像也差不多，就是打第二段开始就忘词了，只能交汇唱第一段和副歌。而且由于起头的五音不全，可能想唱国际歌的时候变成了国歌，想起国歌的时候唱成了国际歌，反正都是“起来”打头，将错就错唱出来就成。 人虽然回来了，但大家的心还留在广场，下课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广场，不过由于游行给大家累着了，再去广场就改自行车了，此后的两天广场热闹非凡，能够看到各大国营单位的游行队伍，印象中就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社科院、总工会等等等等，游行队伍也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好像都害怕辛苦，所以通常都是单位的班车给拉到广场附近，然后再拉出队伍开始步行。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公安机关的游行队伍，要不就是警校的队伍，打头的一辆卡车？还是什么车，车上站着一个飒爽英姿的警官，口罩上面画了个拳头大的叉子，双手侧展如同第五套广播体操的伸展运动作“V”型手势，当年的北京四九城好像改变了“吃了吗”的问候方式，一律以“V”型手势替代，多年后再看到卡玛《天安门》中那个光膀子农民形象作的那个不是很正规的“V”型手势时，差点让我泪流满面。 电视和报纸变得好看了，开始有游行声援的消息，李鹏终于和学生们对上了话，但李鹏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异常恶劣的印象，根本就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乌尔凯西还吊着瓶子，说两句就要背过气去。再次看到这个场景是在卡玛的《天安门》中，奇怪的是本来让我同情多年的乌尔凯西面目却变得可憎起来，难道就是这么个人领导的这次学运吗？典型的一没头脑二没手段的一个街头小痞子，可当年还有谣言说他是什么新疆军区司令员的儿子，虽被多次指正，但这个司令员的故事好像还一直流传至今。 星期五的中午，学校里几个一贯淘气小子告诉我们，东城区的几所中学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中自联”-中学生自治联合会，下课后去广场给绝食学生募捐。于是课也不上了跑去同学家去做准备活动，募捐箱好像是纸糊的吧，还要写上毛笔的“募捐”二字，认识的没有一个会写大字的，只好委托同学的老爸给我们写。呵呵，要说这位老爸那可真是全心全意地支持我们地说，游行那次不少横幅竖幅小字报传单什么的都是出自他老人家之手，如今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怎样，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了。 募捐的地点最后选在了沙滩十字路口，因为距离广场近同时距离我们的“黑据点”也比较近吧，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天黑，可能募到了二百多元，但相信这成功的一次捐款最终是被贪污了，因为广场根本就进不到最深处，被各种纠察队层层保卫着，不管什么样的理由恐怕都难以接近学运首领。掌握最终捐款的人跟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认识，而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大头数年前曾带领我们成功地贪污了一次买足球的将近二十元人民币的捐款，这二十元人民币也没被平均分配给个人，而是捐给了路边的假新疆羊肉串摊贩，参与干坏事的后果就是回家之后上吐下泻，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急性肠炎的厉害，连那天晚上直播的中泰青年队的比赛都没有看成。我提前离开的原因已经想不起来了，可能是被同路想早回家的朋友给拉走了，总之这次捐款最终下落不明。 再去广场应该是5月20日，官方宣布的第一次戒严的那天。广场如往日一样熙熙攘攘，那天最振奋人心的消息就是在北京近郊军车被拦住了。赵紫阳的下台似乎没有改变一切，学生仍然占据着广场，只不过把绝食改成了静坐，戒严令未能如期实现。于是市井之中开始了有了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比较典型的是“多少个小时之内戒严令不能实施的话就是违法违宪行为”，“国家总理颁布戒严令就不合法”等等等等。没有学生想到自己的努力却把改革势力代表人物赵紫阳搞下台，也没有学生想到镇压的大棒已经悬在了半空，从此以后只能以流血收场。每个人都沉寂在阻拦军车所获得的巨大快感当中，即使有那么一丝一毫的阴影恐怕也被群众展现的无穷力量所驱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