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黄鹂四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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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鲁迅谈自己

(2007-05-20 17:51:19) 下一个
鲁迅谈自己的文字是同中他无所顾忌,敞开心扉与相识者、不相识者的谈话,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真实贴近真实,贴近心灵的鲁迅,鲁迅已从神坛上走下来……

  不能因为我现在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就把我的“五四”时期前后的作品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小说。说我是杰出的农民作家也许还是可以的,但还不能说我是无产阶级作家。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卞立强译《鲁迅传》,原文刊日本1932年4月特别号《改造》,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我现在与劳苦大众不接近,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验,都很缺乏,当然不敢创造。”
  ·与谭丕模的谈话,录自北新书局1933年8月版谭丕模著《中国文学史纲》。

  “上海像个大熔炉,只要我坐在那里,思想上就安静不下来去写小说。即使能写一篇,想必不会有出版商会有足够的胆量去出版它。这里给我提供写短评的材料及激发灵感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因而,除了继续的翻译及做短评外,我还能做点什么别的呢?”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莘农(姚克)作,许佩云译《鲁迅:他的生平和作品》,原刊1936年11月《天下月刊》3卷4期,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

  我像所译述的Kupoin的一篇小说的主人翁,是一个在明暗之间的彷徨者。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写给〈彷徨〉》,文收董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我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不曾读过一页。
  ·与日本友人的谈话,录自郭沫若《不灭的光辉》,文刊1936年11月25日《光明》(半月刊,上海)。

  我从未看过孙文的《三民主义》。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作,卞立强译《鲁迅与“光复会”,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我想骂的人不一定是国民党要骂的人,国民党要骂的人我不一定想骂,所以我不加入国民党。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文刊1940年9月1日《国民公报·星期增刊》。

  我是畏见生人的。
  ·与国风的谈话,录自国风《鲁迅怕见生人》,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有一点病,不大舒服。”
  “有病,没病,我总是不愉快的。不过也很奇怪,没有病的时候,拿起笔来,也写得叫人欢喜一点。有病,不欢喜,我想就不应当拿笔……”
  ·与黎锦明的谈话,录自黎锦明《一个印象》,文刊1945年12月15日上海《文艺春秋》月刊第2卷第1期。

  章太炎可以写,既写他前期革命业绩,亦述其晚年“渐入颓唐”。蔡元培坚持民主进步,值得写(指写传记/编者)。。至于我自己就不必写了。
  ·1936年7月27日下午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罗慧生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与许寿裳》。

  不很好看,三十年前还可以(此指自己的丰采/编者)。
  ·与于伶等人的谈话,录自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我自己容易和朋友们‘闹开’。”
  ·与川岛的谈话,录自川岛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和鲁迅相处的日子》。

  “只是……其实,我这个人,只是在文章里给了人许多忌讳,至于其他……倒并不如一般人想象中的那么使人可怕……”
  ·与冬藏老人的谈话,录自冬藏老人《雪夜访鲁迅翁记》,文刊1936年6月25日《越风》半月刊,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我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譬如这封信(指某大书局要人作寿的征文信/编者),看似很简单,而其实包含有我的地位,声望,和各方面的情况等等,才会有这样的信到来,这,是我积了多年的精力,物力,苦心所致的,所以即此一端,就看出我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

  他们(指叶灵凤等/编者)比得我太大了(指将鲁迅比成高尔基/编者),我只恐怕承当不起。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有脾气有什么不好。人嘛,总应该有点脾气的。我也是有脾气的,有时候,我还觉得有脾气也很好。
  ·与丁玲的谈话,录自丁玲《鲁迅先生于我》,文刊1981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

  “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我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在鲁迅灵前的献辞,转自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中国多几个像我一样的傻子就好了。”
  “有一百个,中国不是这样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景宋《鲁迅的日常生活》,文刊1939年10月《中苏文化》4卷3期,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

  你怎么知道我的学问好,……听别人说是靠不住的。老实告诉你,我的学问并不好,我写的文章,常要挨人骂的。
  谁说我有本事,又能干?我常常上人家的当,吃别人的亏的。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论理讲,我是没有承受这么多的攻击的资格的。我有过什么值得人们这般注意的呢,我不是总共才写过两本小说,两本小品,几本杂感吗?要我倒掉是颇容易的,假使他们也稍稍努力地作出一些实际工作来,然而就是这点点,他们都不能作,这是颇使我悲哀的。
  ·与韩侍桁的谈话,录自侍桁著,上海杂志公司1932年版《文学评论集》。

  “弄政治宣传,我到底不行的;但写点杂文,我比较顺手。”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出版社呢,让我写些国民党不禁止的好卖的小说,但是,那样的小说,我绝不能写。”
  ·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要)作,陶晓燕译《紧邻鲁迅先生》,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

  “我一个人不能样样都做到,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是需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雪峰《过去的时代——鲁迅论及其它》,转自刘一新《真的声音,美的言词》,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1辑。

  “我不是什么文士,只不过是偶尔拿起笔写写文章罢了,我不是什么文士。”
  “我是写实主义者,只是把所见到的和所听到的如实地记述下来罢了。”
  “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写不出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品。我只能算是左翼方面的一个人。”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我不能写批评,因为我不能冷静。……我把认识藏在心里,而叫自己的感情说话。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文收董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我)不能做批评,因为我向来不做批评,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党同伐异的。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文收董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说我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并不高兴。高尔基只有苏联的才是真的。被人家说成是中国的高尔基,其实就是说不如真的高尔基。我不是中国的高尔基,我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鲁迅。”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卞立强译《内山完造〈花甲录〉中有关鲁迅的资料》,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未免过誉了(指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草稿中将鲁迅比成屈原、杜甫,但是鲁迅并未将这句话涂去/编者),——对外国这样说说不要紧,此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屈原、杜甫是谁,但如果我们的文豪们一听到,我又要挨骂几年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武定河(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文刊1937年3月25日上海《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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