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斯密从两个角度来把握市民社会 “人对人是狼” 人们通过交往而实现相互补充，形成普遍依赖的“需要的体系”。

赫斯对市民社会的认识有一个决定性的缺陷，这就是他完全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出发，把市民社会看作是一个原子式的、利己主义的非人世界，从而完全在否定意义上来理解市民社会。这一缺陷决定他虽然早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但是却不能像马克思那样，最终摆脱黑格尔左派固有的抽象的人本主义和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的囹圄，把对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变成科学。关于赫斯对市民社会彻底否定的态度，下面这段引文是绝好的说明。

　　“小贩世界是实际的假象和谎言的世界。——在绝对独立的假象下面是绝对的贫困；在最活跃的交往假象下面，是把每一个人同他的全体同胞死一般地隔绝；在保证每个人事有不可侵犯的财产的假象下面，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在最普遍的自由的假象下面是最普遍的奴隶制”[7]（P201）

　　“小贩世界”，这无疑是一个歧视性用语，从赫斯以此来称呼市民社会就足见他对市民社会的鄙夷态度。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中的人是失去了社会联系的孤立的人，是“实践着利己主义”的个人，由这些个人所组成的世界是“非人的世界”、“普遍的奴隶制”、“社会动物的世界”，在那里存在的是“人对人是狼”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眼前的“小贩世界”甚至连古代和中世纪都不如，因为“不仅古代，甚至连中世纪也还是合乎人性的”。与赫斯一样，当时的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大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市民社会认识。日本学者山之内曾对此有过一个精彩的概括：“在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上，赫斯和恩格斯的共同缺陷在于，他们都把市民社会仅仅理解为由孤立的利己的个人组成的肮脏的世界。在这一原子论的世界里，人把他人仅仅当作满足自己欲望和目的的手段。他们把商业看做是欺诈，把货币看做是社会的非人性的象征，市民社会在现实中是一种伦理上颓废的非人世界，因此需要以人性为基础，建构一个道德性的世界，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8]（P260）

　　那么，马克思又如何呢？前面说过，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处于同一个水平上。之所以这样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们当时对市民社会的认识相似。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也是把市民社会描绘成一个利己主义的、利欲熏心的、尔虞我诈的、犹太商人的世界，是“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4]（P196），并由此来推出消灭私有制和实现人的解放的结论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虽各有千秋，但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水平，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对市民社会还缺少客观的和辩证的认识，没能认识到市民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意义。

　　之所以对市民社会缺少客观的、辩证的认识，跟当时他们还没有真正理解、吸收斯密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有关。我们知道，自从卢卡奇发表其大作《青年黑格尔》（18） 以来，黑格尔与斯密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一直成为早期马克思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黑格尔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了斯密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在何种程度上理解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看法的改变是我们判定马克思市民社会认识水平的关键。作为一个事实，黑格尔在法兰克福和耶拿时期曾认真地研究过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斯密的《国富论》，并将其研究成果纳入到自己的哲学体系当中。而斯密对市民社会的一个根本认识，就是将其理解为一个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商业社会”（commercial society）或“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有关“市民社会”的论述明显受到了斯密的影响。他是从两个角度来把握市民社会的：一个是所谓的特殊性原理贯彻的世界，即“人对人是狼”的“原子论的体系”；另一个是普遍性原理贯彻的世界，人们通过交往而实现相互补充，形成普遍依赖的“需要的体系”。如果说特殊性原理是“正题”，普遍性原理是“反题”，而两者的统一就是“合题”。这一合题是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