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虚拟经济的形成与坍塌(2008-10-21 07:46:35)标签：财经 分类：财经信息
王中宇
当年，主流经济学家们鼓吹过一个“补课”论，主张中国的发展跳不过资本主义阶段，因而需要“补课”。事实上大量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自80年代初开始 “转轨”，这一过程在1994年到1998年间基本完成，1998年后，经济系统的动态特征迥异于1994年前的系统（见王中宇《宏观调控：向左走？向右走？》科学时报2008年9月2日 2版）。
如果假设我们的“补课”始于1998年，到如今我们上课10年，大体相当于“高一”的程度。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切身体验，据此可得出远比当年真切的客观认识。此时，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得以深入认识这个工商文明中的主流经济体系。当一个系统平稳运行时，很难认识它的内在机制，倒是它遇到扰动、危机的时期，其行为更易于显示出它真实的内涵。
“监管不力”还是“有效需求不足”？
大量的文章都将这次风波归咎于“监管不力”，这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吗？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在“主流经济中”经济增长的制约性因素不是产能，而是需求。美国的GDP统计从需求角度将GDP分解为：个人消费、私人国内投资、出口、进口、政府消费与投资等部分，其中，进口挤占了国内市场，因而降低GDP。
图一显示了美国GDP增长的构成，由于数据波动很大，对每一组数据，用多项式拟合出趋势线，以便观察长期走势。
图一：美国真实GDP年增量构成（按2000年不变价计）
数据显示：个人消费对美国GDP的增长一直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因而美国经济主要靠个人消费拉动（与之对比，中国经济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而住房对个人消费影响很大，它会带动一系列商品与服务需求。所以，那些炒外汇的人必须要关注每月公布的美国房地产销售数据。
统计上广义货币M2中流动性最强的部分是M1(现钞、信用卡及活期存款),它主要用于购买商品与服务，M2中其他部分是各种存款，它们追逐的是利润，图二表明，在美国广义货币M2中，M1的份额持续下降，说明购买商品的货币相对于追逐利润的货币持续下降。（图二：美国 M1/M2）
事实上，美国的货币构成已经从广义货币M2扩张到M5,根据美联储发布的统计数据，早在1979年1月M5的体量已经是M2的183.8%，这些五花八门的货币都需要投资机会以追逐利润。由此凯恩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常态就是有效需求不能消化过量的商品与劳务的供给，以致于形成投资不振、企业开工不足和失业。
改变导致两类货币失衡的机制，势必从根本上改变“主流经济体系”的性质，而如果不做这样的改变，一个逻辑上的选择是为不足的有效需求注入额外的货币。当年的罗斯福就是这样应对“大萧条”的。凯恩斯主义不过是事后为罗斯福政策提供的理论解释。
然而，向不足的有效需求额外注入的货币，在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同样会逐渐转化为追逐利润的货币。为了维持系统运转，只能持续进行这种注入。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另一个失衡：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间的失衡。图三的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均以1959年一季度值为1，到2008年二季度，美国以不变价计算的 GDP增加到4.90，而广义货币M2增加到26.58。这种失衡在70年代就将美国拖入了滞胀。
图三：美国货币存量与真实财富失衡
在滞胀肆虐的1973年，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问世。这个模型的思路在于，利用可得的数据，用可计算的数学模型估算某个金融产品（如股票、期货等）的合理价位。金融市场的交易涉及巨大的利益，而交易的基础是对价格的判断。于是大量的数学研究投入了这个领域，所用的工具越来越深奥，包括偏微分方程、概率统计、随机过程、鞅论、测度论、流形、分形等。数学模型与计算机的结合，使操盘手可以迅速对价位做出判断，从而确定自己的交易策略。
这样的技术背景为金融市场的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市场面对的是收益与风险，不同人群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不同，财大气粗者有能力参与高风险高收益的赌博，而升斗小民根本赌不起。于是市场创造了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供财大气粗者选用。理论上，选用衍生工具的一方是厌恶风险，希望稳定者，他们通常是生产一线的企业，而另一方是能承受风险，而追逐暴利者，索洛斯先生就是其中的翘楚。于是衍生工具市场的宏观功能就是：将风险转移给有能力承受者。从系统全局看，这是又一个聪明的制度安排。但实际上，为避险而进入这个市场的客户远少于追逐暴利者。原因很简单，这个经济体系制造着越来越多的、远超过真实财富的货币，这些货币又越来越多地积累在极少数社会成员的手中，他们承受风险的能力和对暴利的渴望远非常人可以想象。于是资本市场、衍生品市场成了他们的赌场。
渐渐地，整个经济体系的金融子系统分化为两层，其底层提供传统的清算、支付、存储等功能，它服务于实体经济；其高层是资本市场、证券市场、衍生品市场等，标准理论称：它在承担“配置资源”、“发现价格”的职能，而实际上大多数交易是逐利资金拥有者间的对赌。对国家的实体经济而言，金融系统的底层性命攸关，一旦清算、支付、存储业务中断，实体经济必然停摆。而金融系统的上层不过是逐利资金拥有者的赌场而已。有钱人之间瓜分利润、争夺资本的争斗从来就是鲜血淋漓的，这种赌场为疯狂的多余资金提供了娱乐场所，使有钱人之间的争斗演化为文质彬彬的电子游戏，并由一大批高学历者来操作，华尔街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之一。
本世纪初，网络泡沫破裂，股价跌去一半，并出现了大量债券违约，但没有一家大型银行倒闭。美国金融系统表现得很有弹性。究其原因，这种双层结构起了重大作用。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生存于实体经济中，并为虚拟经济提供利润。而拥有绝大多数财富的少数人，生存于虚拟经济中，他们在这里瓜分实体经济祭献的利润，并相互争夺已有的资本存量。如果将实体经济视为船，虚拟经济就是船上开设的赌场，赌局中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有一条底线：不能将船搞沉了。
由此观之，创造虚拟经济的华尔街对“主流经济”的贡献应与凯恩斯相当---为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提供了解决方案。对“主流经济”而言，凯恩斯与华尔街的贡献价值几何？不妨从与之竞争的对立体系观察。70年代末，一批老共产党员看到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其社会甚至显得比“社会主义”国家还富裕，于是纷纷带领自己的国家“转轨”、“接轨”，力图“融入”之。
现在华尔街背负着恶名，然而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华尔街，远超过真实财富的、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的货币会造成什么局面？请回想一下，70年代美国的M2与真实 GDP间的失衡远不如1995年之后严重，而那时出现了持续十多年的滞胀。相反，1995年之后整整十年，M2的增幅远远高于真实GDP，而美国的实体经济一直平稳运行。
回到图一，可以发现自2000年2季度，个人消费增量达到峰值后，美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个人消费增量持续下滑，这意味着拉动美国经济的主动力在减弱，出口增量加速上升，这意味着美国国内产能日益依赖海外市场，从趋势线看，一两年内出口将替代个人消费成为GDP增长的第一动力。至于私人国内投资的增量，1998年2季度就达到峰值，此后大趋势是下滑，2007年1季度后竟出现了负增长。这一变化意味深长。
首先，靠刺激个人消费维持国内繁荣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90年代的网络泡沫让美国快速透支了这个经济体系的可调控空间，这次房贷危机证实了这一点。美国长盛不衰的信念，其经济体制的基础已经动摇。美国人的好日子在世纪之交就迈进了“亢龙有悔”的阶段。其次，维持美国经济增长将愈来愈依赖海外。这表明，美国将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就是明证。由于其经济日益依赖海外市场与资源，仍处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将更加难于琢磨。历史证明，没有哪个大国会甘于衰落，它必然会用尽一切手段维持自己的地位。对于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它将变为一个日益危险的伙伴。
孔老夫子早就告诫我们：“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对那些企图将中国经济绑在美国战车上的说教与势力，国人应该警惕。长期以来，美国的经济机制被我们视为效仿的榜样，而今这个机制暴露出了其无法克服的深层矛盾，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是否还应“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向那万丈深渊扑去？图四与图三相似，用同样的方法比较中国的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
图四：中国货币存量与真实GDP
对比图三与图四，可看出：美国以1959年为基年，49年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基年的4.9倍，而广义货币M2增长为基年的26.57倍；与之对比，中国以1990年为基年，16年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基年的4.7倍，而M2增长为基年的22.6倍。由此估算，美国平均每年超额发行货币的速度为 3.51%，而中国为10%，是美国速度的2.8倍。
可见利润极大化机制在我们这里的作用比在美国强烈得多。美国在战后靠凯恩斯主义和“虚拟经济”走了半个世纪。我们以相当于美国2。8倍的速度追赶，还剩多少可供回旋的时间？
这不是杞人忧天，80年代初，当时的农研中心分析中美两国的资源禀赋后指出：中国无法效仿美国的“house+car”模式。而事实上的政策选择导致了汽车和房地产业的飞速膨胀，致使我国在金融、能源、环境、社会安定等方面几无回旋余地。然而至今未看到对当初产业政策选择的认真反思，一个缺乏反思能力的社会又会走向何方？
对中、美两国统计数据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王中宇
当年，主流经济学家们鼓吹过一个“补课”论，主张中国的发展跳不过资本主义阶段，因而需要“补课”。事实上大量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自80年代初开始 “转轨”，这一过程在1994年到1998年间基本完成，1998年后，经济系统的动态特征迥异于1994年前的系统（见王中宇《宏观调控：向左走？向右走？》科学时报2008年9月2日 2版）。
如果假设我们的“补课”始于1998年，到如今我们上课10年，大体相当于“高一”的程度。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切身体验，据此可得出远比当年真切的客观认识。此时，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得以深入认识这个工商文明中的主流经济体系。当一个系统平稳运行时，很难认识它的内在机制，倒是它遇到扰动、危机的时期，其行为更易于显示出它真实的内涵。
“监管不力”还是“有效需求不足”？
大量的文章都将这次风波归咎于“监管不力”，这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吗？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在“主流经济中”经济增长的制约性因素不是产能，而是需求。美国的GDP统计从需求角度将GDP分解为：个人消费、私人国内投资、出口、进口、政府消费与投资等部分，其中，进口挤占了国内市场，因而降低GDP。
图一显示了美国GDP增长的构成，由于数据波动很大，对每一组数据，用多项式拟合出趋势线，以便观察长期走势。
图一：美国真实GDP年增量构成（按2000年不变价计）
数据显示：个人消费对美国GDP的增长一直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因而美国经济主要靠个人消费拉动（与之对比，中国经济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而住房对个人消费影响很大，它会带动一系列商品与服务需求。所以，那些炒外汇的人必须要关注每月公布的美国房地产销售数据。
统计上广义货币M2中流动性最强的部分是M1(现钞、信用卡及活期存款),它主要用于购买商品与服务，M2中其他部分是各种存款，它们追逐的是利润，图二表明，在美国广义货币M2中，M1的份额持续下降，说明购买商品的货币相对于追逐利润的货币持续下降。（图二：美国 M1/M2）
事实上，美国的货币构成已经从广义货币M2扩张到M5,根据美联储发布的统计数据，早在1979年1月M5的体量已经是M2的183.8%，这些五花八门的货币都需要投资机会以追逐利润。由此凯恩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常态就是有效需求不能消化过量的商品与劳务的供给，以致于形成投资不振、企业开工不足和失业。
改变导致两类货币失衡的机制，势必从根本上改变“主流经济体系”的性质，而如果不做这样的改变，一个逻辑上的选择是为不足的有效需求注入额外的货币。当年的罗斯福就是这样应对“大萧条”的。凯恩斯主义不过是事后为罗斯福政策提供的理论解释。
然而，向不足的有效需求额外注入的货币，在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同样会逐渐转化为追逐利润的货币。为了维持系统运转，只能持续进行这种注入。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另一个失衡：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间的失衡。图三的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均以1959年一季度值为1，到2008年二季度，美国以不变价计算的 GDP增加到4.90，而广义货币M2增加到26.58。这种失衡在70年代就将美国拖入了滞胀。
图三：美国货币存量与真实财富失衡
在滞胀肆虐的1973年，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问世。这个模型的思路在于，利用可得的数据，用可计算的数学模型估算某个金融产品（如股票、期货等）的合理价位。金融市场的交易涉及巨大的利益，而交易的基础是对价格的判断。于是大量的数学研究投入了这个领域，所用的工具越来越深奥，包括偏微分方程、概率统计、随机过程、鞅论、测度论、流形、分形等。数学模型与计算机的结合，使操盘手可以迅速对价位做出判断，从而确定自己的交易策略。
这样的技术背景为金融市场的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市场面对的是收益与风险，不同人群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不同，财大气粗者有能力参与高风险高收益的赌博，而升斗小民根本赌不起。于是市场创造了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供财大气粗者选用。理论上，选用衍生工具的一方是厌恶风险，希望稳定者，他们通常是生产一线的企业，而另一方是能承受风险，而追逐暴利者，索洛斯先生就是其中的翘楚。于是衍生工具市场的宏观功能就是：将风险转移给有能力承受者。从系统全局看，这是又一个聪明的制度安排。但实际上，为避险而进入这个市场的客户远少于追逐暴利者。原因很简单，这个经济体系制造着越来越多的、远超过真实财富的货币，这些货币又越来越多地积累在极少数社会成员的手中，他们承受风险的能力和对暴利的渴望远非常人可以想象。于是资本市场、衍生品市场成了他们的赌场。
渐渐地，整个经济体系的金融子系统分化为两层，其底层提供传统的清算、支付、存储等功能，它服务于实体经济；其高层是资本市场、证券市场、衍生品市场等，标准理论称：它在承担“配置资源”、“发现价格”的职能，而实际上大多数交易是逐利资金拥有者间的对赌。对国家的实体经济而言，金融系统的底层性命攸关，一旦清算、支付、存储业务中断，实体经济必然停摆。而金融系统的上层不过是逐利资金拥有者的赌场而已。有钱人之间瓜分利润、争夺资本的争斗从来就是鲜血淋漓的，这种赌场为疯狂的多余资金提供了娱乐场所，使有钱人之间的争斗演化为文质彬彬的电子游戏，并由一大批高学历者来操作，华尔街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之一。
本世纪初，网络泡沫破裂，股价跌去一半，并出现了大量债券违约，但没有一家大型银行倒闭。美国金融系统表现得很有弹性。究其原因，这种双层结构起了重大作用。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生存于实体经济中，并为虚拟经济提供利润。而拥有绝大多数财富的少数人，生存于虚拟经济中，他们在这里瓜分实体经济祭献的利润，并相互争夺已有的资本存量。如果将实体经济视为船，虚拟经济就是船上开设的赌场，赌局中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有一条底线：不能将船搞沉了。
由此观之，创造虚拟经济的华尔街对“主流经济”的贡献应与凯恩斯相当---为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提供了解决方案。对“主流经济”而言，凯恩斯与华尔街的贡献价值几何？不妨从与之竞争的对立体系观察。70年代末，一批老共产党员看到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其社会甚至显得比“社会主义”国家还富裕，于是纷纷带领自己的国家“转轨”、“接轨”，力图“融入”之。
现在华尔街背负着恶名，然而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华尔街，远超过真实财富的、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的货币会造成什么局面？请回想一下，70年代美国的M2与真实 GDP间的失衡远不如1995年之后严重，而那时出现了持续十多年的滞胀。相反，1995年之后整整十年，M2的增幅远远高于真实GDP，而美国的实体经济一直平稳运行。
回到图一，可以发现自2000年2季度，个人消费增量达到峰值后，美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个人消费增量持续下滑，这意味着拉动美国经济的主动力在减弱，出口增量加速上升，这意味着美国国内产能日益依赖海外市场，从趋势线看，一两年内出口将替代个人消费成为GDP增长的第一动力。至于私人国内投资的增量，1998年2季度就达到峰值，此后大趋势是下滑，2007年1季度后竟出现了负增长。这一变化意味深长。
首先，靠刺激个人消费维持国内繁荣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90年代的网络泡沫让美国快速透支了这个经济体系的可调控空间，这次房贷危机证实了这一点。美国长盛不衰的信念，其经济体制的基础已经动摇。美国人的好日子在世纪之交就迈进了“亢龙有悔”的阶段。其次，维持美国经济增长将愈来愈依赖海外。这表明，美国将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就是明证。由于其经济日益依赖海外市场与资源，仍处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将更加难于琢磨。历史证明，没有哪个大国会甘于衰落，它必然会用尽一切手段维持自己的地位。对于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它将变为一个日益危险的伙伴。
孔老夫子早就告诫我们：“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对那些企图将中国经济绑在美国战车上的说教与势力，国人应该警惕。长期以来，美国的经济机制被我们视为效仿的榜样，而今这个机制暴露出了其无法克服的深层矛盾，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是否还应“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向那万丈深渊扑去？图四与图三相似，用同样的方法比较中国的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
图四：中国货币存量与真实GDP
对比图三与图四，可看出：美国以1959年为基年，49年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基年的4.9倍，而广义货币M2增长为基年的26.57倍；与之对比，中国以1990年为基年，16年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基年的4.7倍，而M2增长为基年的22.6倍。由此估算，美国平均每年超额发行货币的速度为 3.51%，而中国为10%，是美国速度的2.8倍。
可见利润极大化机制在我们这里的作用比在美国强烈得多。美国在战后靠凯恩斯主义和“虚拟经济”走了半个世纪。我们以相当于美国2。8倍的速度追赶，还剩多少可供回旋的时间？
这不是杞人忧天，80年代初，当时的农研中心分析中美两国的资源禀赋后指出：中国无法效仿美国的“house+car”模式。而事实上的政策选择导致了汽车和房地产业的飞速膨胀，致使我国在金融、能源、环境、社会安定等方面几无回旋余地。然而至今未看到对当初产业政策选择的认真反思，一个缺乏反思能力的社会又会走向何方？
对中、美两国统计数据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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