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诸葛亮——伊朗核计划的解决，看美国的战略思维
两个星期前的2015年7月13日，通过7国会谈的结果，美国和伊朗达成了解决伊朗核计划的协议。作者这样讲有违各大媒体甚至各国的官方声明，但事实的确就是，其它都是打酱油，真正的主角，只有美国和伊朗。
我们对伊朗国内的反应看到的只是片言只语，知之甚少。相对对美国了解多一些。美国从总统Obama开始，到国务卿Kerry，又到中情局副局长Cohan，每个人都在“发誓赌咒”说，这是a good deal。中文将“a good deal”翻译成“一桩好买卖”。那Obama，Kerry，和Cohan在“买”什么，又在“卖”什么？作者可以毫无悬念的说，他们早就买进（buy in）和平而非战争的方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其蛛丝马迹，可以从今年1月中，以色列总理Benjamin Netanyahu对美国的访问中看到。作为世界上以色列人最坚强的后盾的美国，在以色列总理来访时，美国总统请他吃闭门羹的时候，他坚持来访——以色列人知道，这桩买卖已快要将以色列出卖了，或者已经出卖了。
那么Obama，Kerry，和Cohan究竟在卖（兜售）什么，向谁卖（兜售）？
表面上看，Obama在向美国人民兜售“和平”，将伊朗核问题的引信拆除，其实质是将这一问题延后，让以后的总统来解决——Obama不愿这个问题在他手里没有一个结论，但又不愿发动另一场战争——所以“和平”解决伊朗问题是唯一的选项。这一方法和毛主席，邓小平的“50年后再解决”有异曲同工之柮（the author respectfully disagreed）。中国“50年后再解决”的问题，没有一个解决的，更谈不上“解决好”。习主席在一定的程度上，摒弃了这个理念，以只争朝夕的方法解决中国国内国外的问题。作者看到这一切，只能感叹，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主观上的不愿意，并不等于（没有能力）不能。作为一个“事后诸葛亮”，我们到底学会了什么？第一，2003年，当美国准备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时，美国媒体上的两个最常出现的词，其中一个是“preemption”（事先的，预防性的）。对一个无核武无化武的一个地区大国动用除了核武器以外的几乎所有的武器。但现在的伊朗，很显然，至少有核的“潜力”，美国不再需要“preemption”了。所以，我们学到的第一课是，“打，可以没有任何理由；但不打，一定有原因”。第二，那时用的多的另一个词是，“两个同时的战争”。环顾今天，美国没有参与大的地区或全球冲突，难道不能用可以“打两个同时的战争”能力，摆平一个已被美国和大多数国家制裁了快20年的国家吗（从1995年计）？那为什么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选择“和平”？英文的智慧说，“If you can not say the reason, then there is an untold reason”（“如果你说不出一个理由，那一定有一个没说的理由”）。
我们来猜一猜这个没说的理由。出身海军陆战队的Joseph Dunford上将，在国会对他将要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听证会上列出，俄国，中国，朝鲜，和伊斯兰国对美国的威胁，这不是他的个人之见，这是美国国家战略的表述。俄国在乌克兰和西线对美国和其北约的针锋相对，成为美国目前最大的威胁。但Dunford在讲中国时，说的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对美国的威胁。设想美国和伊朗进入战争，即使美国赢得战争，其国内对战争的持续能力会一落千丈，更不要说外部力量的从中作梗。一旦美国和伊朗进入战争，美国还要面对的是对伊斯兰国的战争。美国会面临一个两面作战，两面不讨好的政治不正确的境地。
如果你我是Obama或是Dunford，我们会怎样使用日益衰落的资源。和俄国干，后面由中国帮，和朝鲜干，后面好像还是有中国。如果和中国干，后面可能不会有俄国或朝鲜。所以南海问题不是一个偶然的或不得已的答案，而是一个将“日益增长”的对手扼杀在摇篮里答案。但问题是美国还没有认识到，中国已经不在摇篮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