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方励之老师逝世四周年, 转载一篇北京大学教授吴国盛的文章，谨以此纪念方励之老师。原载《北大学生报》1985年第2期，名“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转载于《今日大学生》(长沙)1985年第4期，又载于《科学与人》(武汉)1986年第1期。修改后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6期
方励之—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
1955年2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里，青年团北京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正按照排定的程序进行着，在台上讲话的是物理系团总支书记。正当他在工作报告中正面提出青年团的 工作应当在培养青年的理想方面做出成绩时，突然在代表席的西侧站起了一位尚带稚气的年轻人，只见他跳上主席台，以手示意要做即兴发言，并以年轻人特有的激 情接下总支书记的话茬发表演讲。他说，我们的团代会，首先应该讨论一下究竟要把我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培养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只会说人家说过的 话的书呆子，还是有抱负、忠于祖国、有独创精神的红色专家? 我们除了在学业上要得五分外，是不是还要增强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这个在五十年代极为难得而又极有见地的主张，打乱了会议的既定秩序，使与会者由惊愕转为赞许，进而成为人们热烈争论的主题。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急剧变迁的社会又在重新寻找新时代的理想人格。然而，“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当年十九岁的大学生提出的问题，已经由他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实践作出了回答。
他的名字叫方励之，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现在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几个学部委员之一。
1952年，方励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他的思想之敏锐让每个同他接触过的人都难以忘怀。敏锐、求真而又踏实，正是一个优秀科学家所必备的气质。只要我们的社会还缺乏科学精神，这种真正的科学家气质就会同环境发生冲突。最初的遭遇终于发生在本文开头的那一幕里。当天下午，团代会改变程序，分小组讨 论“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但是第二天，校党委制止了这种作法，指出“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无需再加讨论，党的教育方针已十 分明确地回答了。那天下午在讨论会上热烈发言的人受到了批评，报道这些讨论内容的校刊编辑部也作了公开检讨。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当时的自然科学，还被裹在政治的襁褓之中，既软弱而又无法自由地成长。在他的亲密的朋友中，有几 个敏感的年轻人，大家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压抑感。这个时期，他常常回母校，在年轻人的圈子里谈天说地，他们都觉得现在科学和民主精神不够，党和国 家应该大大提倡和活跃这种空气。这时正值党号召人民起来向它提意见时期，他们决定给党中央写一封信，把这些想法谈谈。可是信才写了一个提纲，反右斗争就开 始了，方励之被开除党籍，不带帽子，从轻发落。这是方励之在人生旅途上经历的第一个炼狱。
等待着右派和“准右派”的，是频繁的下放劳动改造，他的女友李淑娴被遣送到京郊门头沟劳动，方励之则被下放到河北省赞皇县劳动。恶劣的生活环境严重干扰了青年学者的成长，直到1961年，他们才毅然决定在这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建立那小小的家。
也正是在这一年，方励之的处女作“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电荷半径”（王允然，《物理学报》1961）在发排之前被阻，他不得不换 假名“王允然”发表。1963年，《物理学报》登出了方励之与人合作的两篇论文，报告了这一段时间他们对铁磁体的光学效应的研究成果；1964年， 《物理学报》发表了他以及他与人合作的四篇论文，涉及了固体物理和激光物理两大领域。当时激光物理在我国还是个新兴学科，他成为中国最早研究激光的物理学 家之一，特别是在受激射线线宽的量子理论及双光子过程等非线性光学理论方面，他的成果受到严济慈、钱临照和李荫远等老一辈物理学家的重视。1965年，他 发表了光学理论方面的论文两篇，1966年，他发表了两篇固体物理方面的论文。
我国青年学者的科学生涯同共和国的政治气息过于休戚相关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科研工作都归于瘫痪。方励之被作为漏网右派揪了出来，1968年6月，正值他次子出世之际，他被关进了牛棚，一年多后才被“解放”出来。这是方励之在人生旅途上经历的第二个炼狱。
驰名国际物理学界
1985年5月7日，从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方励之和日本京都大 学教授佐滕文隆合著的“类星体红移分布中的周期性是否多连通宇宙的一个证据”（方励之等，《天文学报》1983）一文，获国际引 力基金会颁发的一等奖，这是国际上这个领域的最高奖，这表明我国的天体物理研究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方励之早先并不研究天体 物理。
进入他纵横驰骋的天体物理领域也许纯属偶然。从牛棚出来以后，方励之被下放到安徽淮南谢三矿山劳动。在挖掘地球上原始的遗骸过程中，外界的喧嚣暂时被 屏蔽了。为了不使自己的学业完全荒废，工作之余，方励之经常拿起手头仅有的几本外文广义相对论著作，读着读着，就情不自禁地思考起来，研究也许就是这 样开始的。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期。 天体物理展示它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也正是在七十年代初期，方励之敏锐地抓住了这些新发现的重大意义，果断地投 身于这门新学科中。
1972年，方励之发表了他在天体物理领域的第一篇论文：“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方励之，《物 理》，1(1972)，163。）这也是我国的第一篇宇宙学论文，它标志着现代宇宙学研究在中国的开始。但也正是这篇论文，导致了伴随着方励之科学生 涯的无数的磨难。
宇宙学的研究，在我国长期以来是个禁区。禁令首先来自苏联，1947年6月24日，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公开宣布：爱因斯坦和他的许多追 随者所提出的有限无界的宇宙是为神学提供新论证。所以在我国，宇宙学一直不敢有人问津。现在，方励之以“漏网右派”的“反动”身份，竟冒天下之大不 韪，擅闯禁区，是决不会被容忍的。姚文元直接掌握的《自然辩证法杂志》，在1973年第1期创刊号上同时发表了两篇批判文章，文章甚至大骂宇宙学是“科学的遮羞布”，是“政治上的鸦片烟”，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不可超越，而且还可以无 限地自我膨胀”。
方励之没有被吓倒。“我讲的是科学，信的是真理。数据、论证，这是驳不倒套不住的东西”。正是有这种勇气和胆识，有这种对于科学的坚定信念，现代宇宙学才在多难的中国倔强地成长起来了。方励之在险恶的环境下继续带领着他的小组开展研究。1976年8月，全国天体物理学术会议在合肥召开。方励之在会上报告了他和他的小组的近期研究成果。在致密天体问题中，他们发展了黑洞吸积的观测表观 理论，（方励之等，《科学通报》，19(1974)，561；20(1975)，465。）他第一个指出电子对产生在吸积区中的重要作用，证明了吸积 盘中可以存在迅速冷却区；（方励之等，《中国科学》(1980)，867）在类星体问题的研究中，他们用光度指示法系统地研究了类星体视星等的红移关 系，开辟了利用类星体来研究宇宙封闭性的一个新课题。
因为“一直保持着学生时代那种紧张的状态”(李淑娴语)，因为他科学地选择了一个个的突破口，至1984年底止，方励之几年来在国内外第一流的学术刊 物上共发表了130多篇学术论文。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活动也越出了国界。 1981年秋，在梵蒂冈举行了国际宇宙学讨论会，他作为25位国际知名宇宙学家之一参加了会议；1983年，由12名物理学家组成国际物理中心学术委员 会，他是其中之一；1983年他受聘担任国际性年刊《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进展》主编，1984年在波哥大召开的相对论天体物理讨论会上，担任大会主席。他 还先后被聘请为罗马大学物理系客座教授，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基础物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鉴于他的学术成就和国际影响，1978年9月，他由讲师被破格提升为教授，成为国内当时最年轻的教授。
中国社会的良心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战胜愚昧、民主战胜专制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因而，代表着科学和民主精神的知识分子便最有眼力批判现实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但那些仅仅用专业知识来谋生的脑力劳动者，与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称号并不相称。 知识分子必须是在自己选择的专业范围里严肃地追求真理者，不会仅仅因为个人利害而放弃科学的自主性和客观的准则；他们必须对有关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都深切 关怀，对国家大事和人类前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对社会的各种弊端和不合理的现象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且有勇气对其进行猛烈抨击；与此同时，他们对一切 美好的事物有着丰富的感受能力，他们大声疾呼，为人民民主，为社会正义，为科学真理而斗争。正由于此，他们才能被称为“人类社会的良心”。
在对人类历史和世界现状的考察中，方励之深深感到，在今天，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首先决不只是一个学者个人利害问题，而是标志着一个社会的进步水 准。“中国实在缺乏一种知识的意识或叫科学的意识，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知识分子没有形成一股影响社会、影响全局的力量。”(引自在北大的讲演)所以，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应该把加强知识意识，提高知识分子的决策影响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思想；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己首先要以一种真正的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 台上，行使自己的权利，关心社会问题。
方励之在思考，也在实践着这种理想。为了让自然科学得以长足发展，首要的便是要保障学术自由，方励之对此是有深切体会的，他的科学研究成就就是在力争学术自由中取得的，所以，他决心要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下，向社会呼吁学术自由。
1985年3月，方励之在浙江大学的讲演中提出，大学应该是自由研究和教学中心。他说：“议会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议会上，议员们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 约束。” “大学是一个探求真理的环境，是自然界和社会规律的发现者和探索者。因此，在这里对已有的发现、已有的成就，也可以提出异议，不受任何约束，这是 大学必须有的特征。”就是在宗教神学鼎盛的中世纪欧洲大学里，“研究神学的人可以批评神学、改变神学、发展神学。”当时欧洲的大学可以不受大学圈子外面的 教规所制约，何况我们今天呢? 没有任何新思想不可以宣讲，这就是大学讲台所必须有的特征。大学应该是出思想的地方。
1984年方励之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在他就任仪式上，老师和同学们问他准备为科大做些什么，方励之回答说：“我也不知道能干什么事， 因为我不知道手中会有多少权力，况且有了权也很难办，比如给房子，调工资都难以办到。但我想有一种最不花钱的，而且又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提倡思想上、学术 上的自由，这是只要有决心就可以实现的，我要把提倡思想自由作为我校的办校方针之一。”在对“自由”二字噤若寒蝉的当时，敢于公开把思想自由作为办校方针 是需要勇气的。
1985年11月4日晚，方励之应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学生会之请作了题为“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的讲演。这次讲演表现方励之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他那充满激情的讲演，听众被带到了一个崇高的精神世界。 方励之说：“中国以前总是希望知识分子做些具体事情，少管社会问题，你只管拉车，别的不要管。这是不对的。在西方，战后四十年来知识分子的力量越来越 强，越来越充分地影响着社会发展，比如六十年代的环境污染危机，七十年代的能源危机，八十年代的核战争问题，都是知识分子呼吁社会、政府注意的，他们的知 识分子的确是在尽自己的社会责任。”
“在我们国家实际上也是有危机的，我们知识分子要看到这种危机，而且要说出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教育，就是一个危机。虽说发了教育改革文件，报纸上也是轰轰 烈烈地说得非常好，可是并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给教育多少经费。可我们现在还只是玄学式的重视。”
“现在我们经常讲理想抓不到，纪律太混乱，什么原因呢? 重要的是一些领导人就不遵守纪律，作风不正，有的甚至达到了腐败的程度!大家以后接触社会，会发现 这种腐败现象还是不少的。要整顿纪律、整顿作风先得从上面整起。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党风不正是最根本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本身作风不正。所以需要我 们知识分子在这里起作用，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不能放过。有的人不敢说，其实大家都说，他就没有办法。”
整个教室全都沉浸在一片严肃而又轻快的气氛中，方励之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青年学生们由衷地为这位著名物理学家人格所倾倒。一位博士生感叹地说：“我仿佛面对着一座大山一样，在这位真正的知识分子面前，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在方励之几年来无数次的大小演讲中，他宣传自己的社会理想，热情关注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敏锐地指出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他强调我们的决策应该定 量化、科学化，指出国家调资以及使用外汇储备时，都因为缺乏定量观念而出现失误；他结合自己对国外经济发展的了解，对国内的经济改革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他对社会弊端的无情抨击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1985年4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出了“新格局与高效益”一文，完全不符合事实地报道合肥联合大学 “只用普通大学五分之一的经费，培养出了质量与普通大学相近的人才。”方励之当即写信《人民日报》主编，指出这种“计算法是大跃进式的计算，即把十亩 地上的产量算到了一亩地上”，并要求该文作者访问联合大学以澄清事实。他严肃地指出：“这种大跃进式的新闻对社会的危害，难道我们还没有尝够吗?”在浙江 大学的讲演中，他尖锐地指出了现在正在滋长的一种不正之风，就是利用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并存，而在这两种“热源”之间来回循环做“热机”，谋取私利。这 部分掌握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人极有可能成为新一代官僚买办资本家。他希望新一代大学生在将来走向社会后，共同面对这些社会的阴暗面，去揭露它们，清除 它们。
方励之对社会政治的“说三道四”是更不能为某些人所容的。由于他在浙江大学的讲演，他被有些人宣布为应被逐出教门的异端，有的大学立即闻风而动，对他 展开批判，有几家报纸也随声附和。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结束不久，就有人打电话给中国科技大学党委，要求方励之作检查。1985年底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之 请赴美讲学之行，也被有关部门借故阻挠，不能如期出国。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觉醒了的人民决不会允许历史开倒车。在这场风暴中，方励之最终安然无损。 1986年春天，禁令解除，他赴美讲学。在美国讲学期间，所到之处，都是当地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热情的海洋，民心向背，可见一斑。
“清除精神污染”时期，虽然他处境险恶，但在中国科技大学还被评为优秀党员。这一切给 了他很大的力量。当有些朋友为他担心，劝他少说几句时，方励之回答说：“如果这么说话有罪的话，那么我的罪状早就达到了饱和，多说几句和少说几句是一 回事儿。”
记得爱因期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曾经说过：“居里夫人的品德和热忱，那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现在我 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象方励之那样，勇敢地正视自己的社会责任，关心社会问题，关心科学与真理的传 播，那么中华民族科学进步的速度就会大大加快。
“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人们普遍意识到学者对于共和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共和国需要什么样的学者仍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让我写下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真诚的心声：共和国需要象方励之这样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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