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历史和纸莎草文件是欧洲人伪造的
古埃及金字塔是真的，木乃伊是真的——但是，所谓象形文字的解读是假的，编年史是不可信的，死者之书和众多莎草文件是假货——伪造的。
我们都知道，研究历史，第一手资料就是历史文献，无论现今考古学、检测技术多么发达，在考古中，文献史料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科学技术只是辅助。只有读懂了文献史料，才能明白某片区域到底发生过什么。
假如没有传承下来的文献史料，读不懂中国文字，日本韩国指着中国建筑说那是他们祖先留下来的，大家也无可奈何。因此就像何新说的，真正有传承的文明，唯一有系统化信史的文明是中国，因为中国的文字数千年没有断绝。后人始终读得懂3000年前的中国古文字。
而其它文明更多依赖于主观的“考古”，具有强烈的猜想性、片面性、不可靠性，更多的只能算“故事”和“神话”，而不是信史。
例如古埃及文字，早在2000年前已经属于完全无法识别的“死文字”，后来商博良之流所谓的“解读古埃及文字”运动，纯属臆造和主观猜测，所解读的也根本不是信史。可以说，近世的西方人正是通过对古埃及文字解读的伪造活动，来虚构了一部古埃及历史。
几百年间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尽剽窃之能事的同时，编造了一系列来源于“古希腊”的历史故事。
其间，在耶稣会士较深入地接触到中国历史文化之后，发现《旧约》的历史观从时间上来说站不住脚，于是通过伪造古埃及年表的形式，将古埃及的历史推向更远的过去……
米国历史学家萨依德指出：“
无论从艺术、科学、政府等方面过度饱和的意义来看，埃及的角色就是在舞台上不断成为各种具世界史意义的「行动」的对象。一个起源自现代欧洲的世界新霸权，只要攻下埃及，就很自然地可借此向世界展示力量，合法化他们的侵略行为，写下殖民的历史。一旦攻下埃及，这个非洲国家的命运就和整个欧洲结合在一起。此外，一旦进入埃及，昔日欧洲最远古的祖先不过是荷马、亚历山大大帝、凯撒、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现在则可追溯到更古老的东方先贤。简言之，东方存在的价值，不在和现代欧洲现实世界接轨，而在与欧洲遥远的过去相联接的价值。这就是我所提到过的，一个纯粹的例子：西方看东方世界的那种「文本式」、「宏观系谱式」（schematic）的态度。”（[美]爱德华?萨依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第120-121页，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湾版）
“环地中海和远至波斯湾的各民族实在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存在，是最优秀的活跃人群。在罗马帝国中，这一存在果然达成了一种统一。只在这里，精神的各个前提才得以实现；只在这里，发展才占优势，没有绝对的衰落，只有变迁。在与日耳曼民族新的融合之后，在又一个1500年或2000年之后，这一活跃的人群重新脱颖而出，它消化了美洲，而今即将彻底打开亚洲。还有多久，一切消极的存在都将被它征服和浸透？非高加索人种抵抗、屈服、灭亡。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那时已为这一征服世界的力量奠定了基础。不但通过跳跃和对立面的激发，也通过缓慢的发展，我们在精神上与他们联系在一起。我辈能够从属于这一活跃的人群，实乃幸甚。”（[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历史讲稿》中译本第2页，三联书店2014年6月第2版）
这里充斥着欧洲种族主义的论调。 这位历史评论家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学者们所熟悉的雅各布·布克哈特，
当年就是他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一书杜撰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概念。
学习古埃及历史的人，首先被接受一个从大约公元前5300年开始，到大约公元前332年的一个古埃及王朝的年表。
古王国时期，大约公元前2613-前2160年
第一中间期，大约公元前2160-前2055年
中王国时期，大约公元前2055-前1640年
第三中间期，大约公元前1550-前1069年
第二十一王朝—第二十五王朝
这样一个年表，从约公元前5300年开始，到约公元前332年之间，
实际上，古埃及本身并没有什么年表，这个所谓的“古埃及的年表”是近代西方学者自己编造出来的。
对此，西方学者并不讳言。
“在钻研古代埃及历史之前，我们必须谈谈与埃及年表的结构有关的事情，这个年表体系主要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由现代学者设计的。”（[美] 詹森?汤普森《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中译本第12页，商务印书馆 2012年7月第1版）
在十八世纪以前，世界上并没有 “古埃及文明”的概念 ，虽然早有金字塔，但是并没有人知道古埃及历史的历史和存在。相反，法国人认为：
“世界万物的自然秩序似乎无可置辩地表明，埃及古时是最晚有人定居的土地之一。”（[法]伏尔泰《风俗论》中译本上卷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第1版）
在西方“直至十九世纪以前，人们还认为最古的历史就是古希伯来史，这在《圣经》中有文字记载。至于古代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和波斯等地的历史，除《旧约》中偶尔有所记述外，希腊作家也保存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但这些史料加在一起，仍然非常缺乏。”（[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上卷第1分册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
按：所谓“希腊作家保存的这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大多都是后世西方学者所伪造的文献。
后来出现的“古埃及学”原来只是18——19世纪的一些西方“文人”（西方以前经常有诗人、作家参与考古，笑而不语，著名的米诺斯考古造假就是这些文人做的）构造出来的。
十八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之际，构造了“埃及学”。这也是近代西方的“东方主义”之滥觞。
1798年7月，拿破仑率法军南下开始远征埃及。据说拿破仑事先规划了征服埃及的计划， 挑选了包括化学家、史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外科医生、古董专家等组成军队中的“学术”部门。
“从一开始占领埃及，拿破仑就下令，要他的「机构」开始不断开会、实验、收罗各种埃及的「事实」，成果就是在1809年到1828年期间所出版的23巨册的《埃及描述》，他要研究人员，把在埃及看到、说的、研究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如此庞大规模的结集方式，可以说是由法国借一国之集体力量，来利用与消化另一个国家---埃及。”（[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第119页，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这就是所谓近代“埃及学”的起源。原来“埃及学”来源于法国殖民者的御用文人之手，或者毋宁说是由法国占领军带军衔的御用学者们，在对埃及进行占领的短时间内，以对自己有利的形式，构造了所谓的“埃及学”。
这样的“埃及学”可信吗？
“《埃及描述》一书因此谬误地重新措置了埃及和东方的历史。 在《埃及描述》中记录的历史，取代了埃及和东方本来的历史，而被欧洲人立即而直接认定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而其实所谓的世界史就是欧洲史的委婉说法。”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第123页，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今天所见“古埃及象形文字”来源于19世纪上半叶西方人的设计和制作。
“在19世纪的上半叶，出版社制造了第一批象形活字。 海因里希·朱利叶斯·克拉普罗特（1783-1835）定制了第一批这样的活字，用于1829年的一个出版物。在德国，第一批有系统的象形活字于1835年被莱比锡的弗里德里希·尼尔斯设计出来， 成不规则的投影状，由古斯塔夫·瑟法斯和莫里兹·G.苏特瓦兹首先使用。后来，各种类似的活字被其他国家陆续制造了出来，包括被巴黎的国立印刷局制作的样本。”
（[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6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我们今天所见“古埃及象形文字”，原来是19世纪西方人设计出来的……
“罗塞塔石碑”是“古埃及学”造假的核心物件，为古希腊造假做铺垫（关于罗塞塔石碑后面有更相信的说明）。
释读“埃及古文字”的唯一依据是“罗塞塔石碑”，而“罗塞塔石碑”是西方“古埃及学”造假的核心物件。
1．发现时间可疑
2．发现经过可疑
3．碑文内容可疑
4．碑文形式可疑
5．释读方法可疑
6．考释人员可疑
7．释读结果应用可疑
释读任何文字的基础是通晓语言。然而谁知道埃及人究竟使用什么语言？
现代埃及人使用的主要语言为阿拉伯语。西方传说，从3世纪到被阿拉伯征服之前，与基督徒接触的埃及人所使用的口语为“科普特语”。
然而，“科普特文是用变异的希腊字母写成的，并且补充了渊源于埃及象形文字的7个特殊字母。在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科普特语逐渐被阿拉伯语所代替，直至16世纪已不再作为一种方言口语。尽管直至今日，在科普特教堂还用科普特语念经，但已无人知其意义。”（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27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4月第1版2010年11月4刷）
“科普特”和“科普特人”泛指古埃及和所有埃及人。当时，科普特人大多信奉基督教雅各派科普特支派，少数人信仰基督教麦勒卡派或犹太教。（「百度百科·科普特」词条）
换句话说，古埃及人所使用的古埃及语为“科普特语”，而其书面形式竟然为“希腊字母”。
埃及文明主要是“猜”出来的。古埃及文明应该很辉煌，但是第一，这个文明灭绝后和欧洲人无关，第二，关于其历史记载包括年表可信度很低。
古埃及人，包括法老家族，DNA证实父系基本是北非黑人的基因E（最可笑的是，拿破仑，希特勒也都是基因E，哈哈哈）。
古埃及跟白皮猪有啥关系？
古埃及语属于什么语系呢？
十九世纪的欧洲学者虚构了“印-欧语系”与“闪-含语系”的概念，在此虚构的基础之上，欧洲学术界遂将古埃及语归于“闪-含语系”名下。“在古代埃及，口语和书面语是所谓的亚-非语系或闪-含语系的成员。 这个大语系的其他成员包括闪族语言，例如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北非的柏柏尔语和几种非洲语言。”（[美] 詹森·汤普森《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中译本第30页，商务印书馆 2012年7月第1版）
现代学者故弄虚玄，又在“闪-含语系”概念下加上“哈姆语系”或“塞-哈语系”的概念。
“1844年德国学者T.本非最先提出了埃及语属于塞姆语的看法， 所谓塞姆语集团，包括了阿卡德、乌加里特、古西奈、迦南、阿拉伯、埃塞俄比亚等语言分支。德国的P.列普修斯最先确定了哈姆语的术语，而哈姆语系则包括了远古以来居住在北非和东北非的民族语言。1887年，语言学家F.默雷尔又提出了采用「塞-哈语」的术语标明分布在广大地区的塞姆-哈姆语的综合。”（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2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4月第1版2010年11月4刷）
“哈姆语系”或“塞-哈语系”，实际上大致上还是出不了“闪-含语系”概念的范围。古埃及语不是“科普特语”，古埃及语早已消失。
古埃及语既不是科普特语，也与现在所谓的闪含语系诸语言不同，古埃及语的语音早已销声匿迹了。
“由另一方面来说，古埃及语言当中的许多特点，又和闪族语系完全找不到关联，而这些特点却很有可能来自北非早已消失的语言或方言。”（马利林纳·贝特罗《图说古埃及象形文字》中译本第15页，台湾枫书坊文化出版社2013年10月初版）
对于某种早已消失了的语言、可能通过后来的语音模拟进行破译吗？显然，“古埃及语言学”在方法上不靠谱。
是的，古埃及文明很辉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古埃及历史，也不知道许多文物的具体断代。因为古埃及文字破译只是猜测，并不是真正的破译。
古埃及人，包括法老家族，DNA证实父系基本是北非黑人的E基因。
伪造古埃及史部分是给古希腊做铺垫。“古埃及象形文字”三千年无变化！
西方 学者们说，“埃及象形文字”使用了3400年。埃及象形文字“自公元前3500年起逐渐形成，一直使用到公元2世纪。”（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古埃及象形文字」条）
这些古埃及象形文字来自何方？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
“我们仍然找不到任何迹象可以解释这些文字符号诞生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在被使用的34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为何几乎都没有什么改进的地方。”（[英]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中译本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第2版）
试问，世界上有三千年不发生变化的语言吗？
所谓的古埃及《死者之书》，实际上并不存在。
中国有句古话：文以载道；古代中文承栽了八索、九丘、六经、诸子、楚骚、汉赋……；那么“古埃及象形文字”又承载了什么样的道呢？据说“古埃及象形文字”有一种文献叫做《死者之书》！内容是所谓的咒语，是用来诅咒生者的，这就是“古埃及象形文字”所承载的唯一文献……
这算是什么“道”呢！？正所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试再追问一下：古埃及真有什么叫做《死者之书》的文献么？曰：非然也！实际上并不存在叫做《死者之书》的文献，所谓《死者之书》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十九世纪之后由西方学者们一手捏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大英博物馆所藏古埃及《死者之书》是假古董……
为何说古埃及《死者之书》是假古董呢？
道理很简单，如果是真古董，现代人一定读不懂，因为古埃及语言已经死了大约两千年了。而被现代西方学者称为《死者之书》的所谓“文献”，都是在法国人商博良之后捏造出来的， 根据商博良所编造的一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所谓“读音规则”。商博良将“古埃及象形文字”当成了“希腊拼音”，因而可以百分之百读懂。我们知道，所谓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只是一些图画，在这些图画中并没有音符，不像汉字有大量的形声字。不要说一种死了两千年的语言，就是现存活者的语言，都不可能用一种语言去破译另一种语言；就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相互之间都不能完全读懂对方的语音、语义，例如15世纪英语的南北方言之间就是如此。
《死者之书》举例
第148号咒语墨水纸莎草
高27.0cm
第二十六王朝晚期，约公元前550年到525年
出土地不明
这些牛群分别名叫：万有夫人，凯斯的广厦，静谧居士，神选的凯姆莱斯，红发的眷民，五色的生命守护者， 威名的造物者，神明头顶的风暴，以及那头公牛，诸母牛之夫。
（[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153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古埃及出土的一些纸莎草也为后世伪造：
古埃及“纸莎草文献”的特点：
1．发现晚（19世纪末叶之后）
2．数量大（不可胜数）
3．出土地点不明（大多来自古董贩子）
4．文献内容无不能释读者
5．“纸莎草文献”中有大量后世伪造的“古希腊文献”
6．见不着原本，所见者只有摹本
“纸莎草”原来是西方学术界19世纪以后捏造虚假文献的理想载体！古埃及出土的一些纸莎草也为后世伪造，所谓难以保存300年以上的纸莎草，竟然被”发现于“一个古埃及城市生活垃圾堆”。
古代“纸莎草纸文献”的70%来自一座古埃及城市的“生活垃圾堆”：
1896年，两位来自牛津大学皇后学院(The Queen's College, Oxford)的年轻研究员---伯纳德·格非(Bernard Grenfell)和亚瑟·亨特(Arthur Hunt)开始在俄克喜林库斯遗址挖掘。身为接受传统教育的英国人，格非和亨特的兴趣主要在于失落的古典希腊文学作品。 他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法（即《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Athens），就是于1890年，借着埃及纸莎草纸重现人间。
这个希望激励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在20世纪，继续筛选和详细查究一堆又一堆的俄克喜林库斯垃圾。 他们的努力获得丰厚的回报：据估计，超过70％迄今发现的纸莎草纸文学著述，来自俄克喜林库斯。
（见「维基百科俄克喜林库斯」条）
亚里士多德《雅典宪法》是英国学者于19世纪末炮制的一部伪书，受这一成功伪作的启发，另外两位英国年轻人在古埃及的一座城市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他们想要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的发现场地，既不是保管古代文献的图书馆遗址，也不是古代窖藏遗址，而是一座古埃及平民的“生活垃圾堆”。
试想，中国有句古话“纸寿千年”，即使是最好的纸张，在良好的保存环境下，也不过可以保存千年左右；
而所谓的纸莎草本来并不是“纸”，不过只是一种可以涂鸦的“草”，这样的纸莎草陆路运输时都会碎裂，
而两千年前丢在垃圾堆里，在沙漠高温的环境下，不久就应当碳化、解体、澌灭……，怎么可能被保存下来呢？
居然，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是被大批量保存下来（数量以十万为单位），还能够完全释读…… 欧洲人造假的水平也真是够呛，完全不顾及常识……
这是常识：“纸莎草纸卷虽然不容易腐烂，但是很难保存300年以上。”（[英]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浪漫灵魂：从以赛亚到朱熹》中译本第37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实际上，大多数的纸莎草文件都出处不明。
“我们要说明一下，早期的纸莎草都是通过向当地的文物贩子、旅行者和拍卖行购买得到的，因此它们往往缺乏更进一步的信息，例如，非常重要的出土信息。……大多数的纸莎草都出处不明……”（[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2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现在所能见到的纸莎草文献多为复制品、而非原件。“作为一个精通铜艺和平板印刷术的人，莱普修斯在前往埃及和努比亚的过程中，并没有为自己的普鲁士远征队配备尚不成熟的相机，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画师和艺术家，例如雅各布·弗雷，以及威登巴斯·马克思和威登巴斯·恩斯特兄弟，就是他们为图伊的死者之书制版，并且被莱普修斯特别训练过象形文字的印刷。……
在工作中，纳威尔主要是用半透明的复写纸来复制他的纸莎草文本。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则使用一种早期的缩图机（利用机械原理复写大小不一的图的机器）来制作印刷用的图纸。”
（[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5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话说十九世纪德国有一位学者名叫卡尔·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据说他继承了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法国学者商博良的衣钵，将古埃及学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成为新一代古埃及学的巨擘。
本来并不存在一本叫做《死者之书》的书，正是这位当时三十岁左右的德国年轻人列卜修斯杜撰了埃及《死者之书》的概念。“列卜修斯研究埃及古文书的初步成果是一篇关于商博良的许多发明的透辟总结和对商博良拼音字母表的修订。……
最混乱的是埃及宗教部分。在他以前没有人想到要把这种纷乱的众神清理出头绪，……他把全部问题摆在历史的基础上，探索其间的关系。
在都灵进行的研究使他得出重要的结论：即在莎草纸、石棺、符箓、木乃伊裹尸布上边的那些宗教经文全部是从一部大的书上抄下来的，他很贴切地把这部书命名为《死者之书》（Book of the Dead）。……
他为《死者之书》所分各「章」，至今基本上都未改变。1842年，列卜修斯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他刚刚30岁，洪堡德和本森就说服普鲁士国王菲得烈·威廉六世仿效法国和意大利的先例，派他领导前往埃及的一个考察团。”（[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42-743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重点，开始商博良伪造释读古埃及文字了：
笑话，商博良“11岁”开始破译古埃及文字，果然西方“天才”多啊！
编造古埃及《死者之书》的人年纪轻算不了什么，第一位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人年纪更轻：商博良开始研究古埃及学时，是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儿童！ 商博良从十一岁儿童时代开始对埃及文字产生兴趣。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
在学术史上谁也不像这个才子的短暂经历那样令人惊奇。像施利曼在童年时梦想特洛伊城那样，商博良的思想转向埃及。这个十一岁的儿童认识了那个参加过法军远征的医生傅立叶以后，研究他所收集的东西，并欢喜若狂地倾听这个旅行家所讲的故事。”（[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699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商博良其人其事
商博良（1790 -1832），法国人，1790年12月23日出生于法国洛特省Figeac，神童、语言天才。
12岁开始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20岁时掌握了除法语之外的拉丁语、希腊语和许多古代东方语言，
包括希伯来语、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古印度梵文、古代伊朗的阿维斯坦语
和帕拉维语、阿拉伯语、古叙利亚语、古代小亚细亚半岛流行的迦勒底语，波斯语和汉语。
商博良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
今天学术界之所以能够认识古埃及象形文字，就是建立在商博良破译的基础之上。
用英国史学史家乔治?皮博迪?古奇的话说，
「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
1832年3月4日于巴黎辞世，享年41岁。
参考文献：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维基百科：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商博良神话，人类古代的主要语言几乎全部掌握完毕。可惜现在西方人估计集体智商大倒退，再也没有语言学上的重大进步了。
一个二十岁的法国小伙，不仅精通中古的法语、古希腊语及拉丁语，而且对于东方“四大文明古国”的语言、文字几乎都掌握了，就连非洲埃塞俄比亚的语言、以及中近东的古叙利亚语、迦勒底语、犹太语、阿拉伯语等 人类古代的主要语言几乎全部掌握完毕…… 其中，尤其是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在商博良之前无人能识；
在商博良之后、使用了商博良的方法则无字不识。
需要指出的是，商博良的方法不是对古埃及研究真的有什么心得，商博良的方法并不是考证、考据、考释，
而是像破译密码一样的“破译”、或者毋宁说是“猜谜”， 用英国史学史家乔治·皮博迪·古奇的话说，“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
如今，整个学术界对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法国小伙子心血来潮的猜谜的基础之上，
在商博良之后、使用了商博良的方法则无字不识。
“一八二二年，商博良完成了全部的破译工作。自此，人们便能阅读一切古埃及文物上的文字，包括雕像、纪念碑、木乃伊和莎草纸文献。”（[英]麦格雷戈《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译本中册第207页，新星出版社2014年1月）
所谓“无字不识”指的是商博良之后所杜撰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而对于在商博良之前所著录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依然无人能识。于是就说之前所著录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错误百出、没有用处。
如拿破仑远征随军御用学者们所发现并“抄录”的埃及“古文字资料”就是这样。“伴随法军到埃及的几个学者的观察，被记录在一系列宏伟的卷帙里，但铭文由于不可理解而被转写得错讹百出，以致对于语言学家没有什么用处。”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698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对于商博良之前的“古埃及文字资料”，不论真假，由于没有经过商博良方法的伪造，因此，用商博良方法就释读不了，于是就说是由于抄录者无知所致。
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使用了怎样的方法呢？
“十四岁时，他偶然看到一本科普特语的文法，于是他专心致志地研究它，并相信它可能包含那探索未知文字的关键。在巴黎，他在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指导下，做研究工作，学习阿拉伯文和其他东方语言。当他转到罗塞塔碑问题时，他注意到：某种草纸卷开首所描写宗教场面，他也在圣书字铭文的开头看到过。他猜想原文也可能是一样的，于是他就找出了圣书字中的相同符号。在未读出一个单词以前，他已发现，草纸卷上的文字仅仅是圣书字的草书体。他就从圣书字转到钻研草书字，并以证明了下列专名：柏勒奈栖、亚历山大和克娄奥巴特拉；于是他认识了十九个字母；从而他能部分地读出埃及俗体字。他再回到圣书字，并从若干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花边里获得了发音字母。这些从铭文里探索出的字，给他一系列很象熟悉的科普特语的词。这样，埃西斯女神的面纱就被揭开了。
他曾指出：圣书字中约有十分之九是标音的，十分之一是象形的，三种书写形式：圣书字体［正体］、祭司字体［草体］、民用字体［俗体］、构成一个单个的体系。在这以后，统治者的名字可以认出来了，王朝和纪念物也可以各归本位了。达姆斯特泰尔把商博良研究工作又快又好的成绩比诸第一执政的功业。”（[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699-700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上述方法要点如下：
先学习科普特语的文法（14岁）
再学习东方语言
以莎草纸卷（伪造）与罗塞塔碑（伪造）对照
发现莎草纸卷上的文字即圣书字的草书体
于是钻研草书字
证明了专用名词（人名）：柏勒奈栖、亚历山大和克娄奥巴特拉
于是认出了19个字母
能够部分地读出埃及俗体字
再回到圣书字，从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边框内获得发音字母
然后套用科普特语的词汇
这样就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
实际上是这样的：
1．以伪造的“莎草纸卷”与伪造的“罗塞塔碑”相对照
2．以“埃及圣书字”与“埃及草书体”相对照
3．以“罗塞塔碑”中“希腊文”内容与“埃及草书体”相对照
4．埃及象形文字的不同排列，构成与希腊字母相当的辅音字母（19个字母）
5．从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边框内获得发音字母（7个特殊字母）
6．归纳得出：“埃及象形文字”就是“拼音字母”的结论
7．以这种特殊的“拼音字母”可以解读所有的“埃及象形文字”
（实际上，所谓可以解读的“埃及象形文字”文献全部是按照这套方法伪造的）
对于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当时就有学者提出怀疑 。
“克拉普罗特痛斥他伪造原文。‘这样的一个奇迹不是人的批判精神而只是神的直觉才能做到； 而我们竟被要求相信：一个学者在几年以内能单独做出了理性和常识证明是不可能的事情’”。（[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701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对象物---罗塞塔石碑，而罗塞塔石碑为伪造，为其杜撰古希腊古典历史的需要服务。
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也译作罗塞达碑），不列颠博物馆镇馆三宝之一，世界级文物。高1.14米，宽0.73米，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是解密古埃及文的钥匙。
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罗塞塔石碑最早是在1799年时由法军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在一个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发现，但在英法两国的战争之中辗转到英国手中，自1802年起保存于大英博物馆中并公开展示。（「百度百科·罗塞达石碑」）
其实。所谓的罗塞塔石碑是精心伪造的一件假古董。
据说碑文上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 的登基诏书，而所谓“古埃及托勒密王国”其实并不存在。
“古埃及托勒密王国”的故事来自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而所谓“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则来源于一则阿拉伯传说。换句话说，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亚历山大帝国”，因而也不存在作为其继承者之一的“托勒密王国”，
“古埃及托勒密王国”最多不过是一则西方人编撰的故事。 伪造罗塞塔石碑是为了给“亚历山大帝国”做一个证据，证明西方人所编故事是有历史根据的。之所以说是“精心伪造”，因为西方学者们在杜撰故事时，是有策划的。
伪造这样一件假古董，用这件假古董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内容，为其杜撰古希腊古典历史的需要服务。
越来越多的真相终将浮出水面！ 伪造的古埃及历史谎言如何继续下去？
话说在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之后，古埃及研究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
“这门新科学的领导地位现在已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落到了卡尔·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手里。”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41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1．汇编资料
“列卜修斯在柏林大学任教40年。他第一项任务就是把考察中发现的资料编成《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古文物》（1859年）共12巨册，附有一千幅图片。……”（同上744页）
列卜修斯所编的资料，不同于拿破仑学术团队汇编的资料……
2．编排年代
“编辑上出现的许多问题直接引起他撰写《埃及编年史》（1859年），这部书讨论了按年代研究古代情况的一切学术工作方法，以主要篇幅进行对资料来源的批判分析。”（同上745页）
古埃及本无纪年，欧洲人何以编年？
3．杜撰谱系
“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埃及列王记》（1859年）提供了在一切地方曾经列举过的所有埃及统治者的姓名，并附有年月和参考资料，常常还有详细的引证。这样，埃及的年代编排便被放置在一个比较牢固的基础上了。”（同上745页）
4．补充伪证
“1866年他第二次访问埃及的结果是在塔尼斯的遗址中幸运地发现了卡诺斯城的石刻铭文。这是第二块罗塞塔石刻；毫无疑问，它的三种语言的铭文证明了商博良的方法十分正确……” （同上745页）
5．学术界串供
“整整50个学术团体选他为会员，列卜修斯是德国埃及学的真正鼻祖；除布鲁格施外，德国所有的埃及学大师都是向他请教的。”（同上745页）
由罗塞塔石碑引出“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百分之百出于伪造，只是神话故事。
亚历山大大帝从没到达过中亚，也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希腊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王国”，这一切伪造历史都是西方人杜撰出来的！
“巴克特里亚王国”（所谓的大夏王国）为所谓“古希腊殖民地”的说法出现甚晚。
在伪造古希腊的过程中，十九世纪德国人德罗森提出“希腊化时代”的概念，为此有必要在中亚找到“古希腊殖民地”。
于是，学者们将“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说法附会成了中国古籍中的“大夏国”。而“大夏”本是一个中亚地区的佛教国家，在中文中又作“吐火罗国”，玄奘《大唐西域记》译作“睹货逻国”，与所谓的“古希腊”并不相干。
近世关于中国古籍中“大秦”之地望一直异说纷纭 。“条枝、黎轩和大秦的地望，是东西史学界颇感兴趣的问题之一，讨论已持续了三个多世纪。问题的核心是汉魏时代的大秦之地望。诸说可大别为五类：
一指大秦为罗马，二指大秦为马其顿，三指大秦为叙利亚，四指大秦为埃及，五指大秦为阿拉比亚。”
（余太山《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第5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第1版）
案：近三百年来，正是西方学者伪造欧洲及西亚、埃及历史的高峰时期，因此，关于中国古文献中“大秦”的地望异说纷纭，丝毫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国学者为各种异说所惑，却还觉得非常正常。
古埃及“纸莎草文献”的特点：
1．发现晚（19世纪末叶之后）
2．数量大（不可胜数）
3．出土地点不明（大多来自古董贩子？）
4．文献内容无不能释读者！
5．“纸莎草文献”中据说有大量的“古希腊文献”？！
6．今人根本见不着任何原本，所见者只有藏于西方博物馆的摹本——即伪造物！
大量所谓“纸莎草”文件原来是西方学术界18——19世纪系统化地伪造的！……
JY公知经常拿“纸莎草纸”当证据，嘲笑中国发明纸是中国人在意淫。
我就一直在想。汉字有直接的传承，3000年前的甲骨文还是有大部分字无法识读。
反倒是消亡了2000~3000年的古埃及文字能轻易地被一个12岁的法国天才彻底解读了——这是怎样的一个神话啊！
西方学术造假是传统啊，唉！50年以前，西方考古就是扯淡。文人、诗人、画家都可以考古惯用猜测、造假、臆想甚至打赌的方式进行考古。
西方故事学和考古学毫无严谨的学术态度，如果用中国的考古标准要求西方，西方历史80%以上都要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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