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 | 甲午战前，清廷高层对日军战斗力的荒唐评估zt

来源: 头发与财富成反比于 2018-03-21 17:36:02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9787 bytes)

李鸿章访问德国

文 | 谌旭彬

距甲午战争爆发尚有七年之久，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已向天皇提交《征讨清国策案》，对清国内部弊病及战力实情，有相当切实的调查与分析。其结论是：清国不堪一战，无资格做日本的“唇齿相依之国”；现今“乃豺狼世界”，不能“对如此国家动辄以宽仁相让”，相反，应赶在列强之前，“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①

反观清廷高层对日本国力与战力的了解，则实有不可言说之痛。当日清廷最高决策层，可大致分为三个梯次：最顶端者，乃垂帘已久之慈禧太后与亲政日浅之光绪皇帝；其次者，乃帝党、清流魁首翁同龢与北洋领袖李鸿章；再次者，则系举足轻重之地方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

上述诸人中，对日本情状了解最深者，莫过于李鸿章。早在1864年任江苏巡抚时，李氏即注意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曾致信恭亲王等人：日本正派遣宗室、大臣子弟出洋考察西学，已渐见成效，该国“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②

鉴于日本正“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艺”，李氏曾一度主张联络日本共拒西方列强，故曾于1870年建议朝廷与日本订立平等通商条约，不可以传统天朝观念待之，盖“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③但李氏该建议，既被本国守旧派所阻挠，复不合日人心意——1870年日本政府派人来华要求订约通商，旨在按西方列强与中国所订之不平等条约模式，求取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及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权利——李鸿章虽欲平等待之，然日人却以此种平等待遇为耻。此番风波后，李氏即密切留意日本之动态。

但李氏对日并无可靠情报来源，往往过度依赖驻日官员的观察汇报。这些人缺乏情报搜集能力，往往误导视听，甚至其子李经方也不例外。李经方于1891年担任驻日公使，同年北洋舰队访日，李经方给总理衙门的反馈是：中国水师“兵威之盛，雄视东方”，故日人“特有意修好”，“同洲之国情谊可恃”。④而事实是：日本政府深受刺激，随后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北洋舰队的军备扩张措施。但大致上，李鸿章对日本军事实力的认知，还算靠谱。甲午前夕，其奏折称：“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大致符合事实。

总体而言，甲午前夕李氏迟迟不愿对日言战，就现有材料观之，非在于其对日军之战力有多少切实了解，而在于其对北洋海军之实情洞悉极深，如其末年自我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⑤

西方国家报刊所绘制之“慈禧与光绪”

李鸿章尚且如此，余者则可想而知。翁同龢身为帝师及清流领袖，对日本素无研究，但身边所围绕诸多清流人物如文廷式、余联沅之流，在对日宣战问题上均抱持着不可理喻的自信。

如，余联沅奏称，中日之战，上策乃直取东京，已属狂妄。再如，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奏称，“倭人所恃铁甲战舰，仅有大小二艘”；翰林院编修曾广钧奏称，“彼国只有铁甲一艘，名曰扶桑，……(速度)并不算快。此舰尚不足畏，其余各舰悉系同治年间所造木质旧船，更不足数，……若以交战大洋，直同儿戏”；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奏称，“日本倾国兵数不当中国之一，又弱不经战，虽有甲船，而能与吾定远、镇远较坚厚，仅有名速力者一艘差可强颜耳，诸下者或不及向时船政之木船”……则全属胡说八道。⑥

清流阵营如此，素有老成谋国之誉的疆臣如刘坤一、张之洞辈，亦无两样。刘坤一身为湘军领袖，初时将甲午之战视作李鸿章淮军之务，袖手旁观，且认为日本绝非中国对手，故其身为两江总督，江苏沿海一带防务却迟迟未作规划。张之洞则素来认为，日本乃海权国家，中国乃陆权国家，彼此无利害冲突，不妨结盟对付俄国。战事爆发后，亦极为乐观，认为只要中国闭关绝市，即可使日人屈服，其对日军战略及战力，可谓毫无了解。⑦诸多疆臣中，刘坤一乃老臣典范，张之洞乃新锐楷模，二人尚且如此，余者可知。

至于光绪与慈禧，前者见识浅陋，唯深受翁同龢影响，且亟欲借对日战争巩固自身地位；后者虽秉政已久，但对日本素无认知，一方面正汲汲于操办自己的六十大寿，认为兵凶不详，另一方面，既不愿帝党因战事胜利而崛起，也不愿因战事失败而波及国家及个人寿典，故立场始终模棱两可。

综上，对比日人对清国战力调查之细致，未战先败，已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