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任法律代表 (Pro Se) 慘敗案例之三

Charlotte Yee v. Hilda Solis (DOL)

Case No. C-08-4259

 

原告 Yee 女士任職聯邦勞工部 (Department of Labor) 勞工統計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在三藩市單位的經濟學家。2000年代初，她按照 29 CFR1614 程序向勞工部的民權科 (Office of Civil Rights) 投訴上級性騷擾和歧視。2008年9 月，她向聯邦法院呈遞訴狀。2010年1月初，她修改訴狀，加入 Constructive Discharge (CD). 原告一直自任法律代表。

 

CD 是指任職環境對原告非常不利，逼得主動辭職，然後在訴狀中要求被告背負法律責任、賠償原告的損失。法律界人士一般同意證明這個 claim 非常困難，除非原告有同事作證支持，或是提出充分證據說服法官和 jury，原告的主動辭職是有具體理由的、是被逼的；不辭職也肯定會被開除。

 

2010年1月22日，被告呈遞 Motion for Summary Judgment (MFSJ).  同日，Yee 呈遞回應，要求法院作出 bench decision, 即是不開庭聆訊，自動放棄了在法庭上對質被告的寶貴機會，任由法官根據紀錄作出判決。

 

三個月後，女法官判決 Yee 敗訴。法官甚至認為Yee 臨時加入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的 claim 不具說服力，乾脆漠視之。

 

Yee 馬上上訴。等了一年十一個月，上訴庭决定維持原判。(Case No. 10-16376. US Court of Appeals, 9th Circuit 2012. )

 

Yee 的錯誤和大多數 pro se 一樣，以為自己能寫英文，便能打官司。他們不明白，任何成年人都可以打官司，但想打勝官司需要特殊技能。

 

他們不明白 discovery 的重要性，以為自己寫進 complaint 便是證據。其實，訴狀中的控訴文字是 self-assertion, 是未經證實的 allegations. Self-assertion （自說自話）是非常脆弱的證據， 必須有旁證、物證、 evidence of record 支持，得到法官和 jury 的認同才站得住腳，而 evidence of record 則要靠 discovery 取得，並在 Opposition to MFSJ 中指出，務求法官正視。如果初審法官窩囊，原告也有較好的機會在上訴時獲勝。

 

Yee 女士既然沒有進行 discovery, 代表被告的聯邦司法部的律師看出大漏洞來，在MFSJ 反覆強調原告的 allegations 沒有證據支持，女法官同意被告的論證，接納動議，寫判決時根本是舉手之勞。

 

Yee 女士可能誤解了法官的角色。1969年公映的電影 Z (港譯"大風暴"）展示了希臘的法官兼任檢察官的職務，法官負責調查案件，蒐集證據，判決得失。但是，美國的法官和 jury 則只負責根據原告、被告雙方呈遞的 evidence of record 作出判決。原告不能指望法官瓜代蒐集證據。

 

順便說：Yee 女士在網上一度十分活躍，一邊介紹自己的訴訟過程，一邊給網民諮詢。筆者曾向她請教，印象是答非所問，十分情緒化。她的慘敗是意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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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1993年長島鐵路射擊大屠殺，犯罪分子也選擇了自任法律代表 -mif2016- ♂ (172 bytes) () 12/27/2016 postreply 09:1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