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9日 08:19
至于经济方面，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urence Summers )用“长期停滞”——长期低增长描述美国和G7国家经济形势。如此日益低迷的经济现状下，即使经济出现了一些复苏的迹象，也并没有转化为提高普通民众生活 水平。美国工资中位数反低于7年前，与此同时英国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出现该国有史以来的最大降幅。
这样的经济趋势必然会孕育日益尖锐的政治氛围。最近的一项美国民调显示，65%的人认为他们的下一代会生活得比这代人更差，与此同时其他调查显 示，美国政治制度的受尊重度处于创纪录新低——仅13%的美国人相信美国政府大多数时间做的事情是对的。另外的民调发现，33%的美国人相信国家的发展方 向是对的，62%的人则相信国家的发展方向是错的。欧洲则面临法国国民阵线等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等地分裂主义和独立运动抬头等问题。
同一全球民调机构所做的调查发现，中国是主要经济体的例外。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87% 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发展现状和方向感到满意，美国的这一比例则为33%。在事实层面上，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2014 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3%，美国则为2.3%——中国的经济增速是美国的三倍多。
经济发展和公众情绪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皮尤的研究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经济乐观情绪或悲观情绪是由经济是否快速增长决定。
首先，以经济阶梯的最底层为例，中国的乐观情绪远超过西方的原因就很好理解了。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过去30年，资本主义国家处在国际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数量并没有下降。贫困人口数量整体下降的贡献率来自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
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例，美国工资中位数在过去7年里一直在下降，而中国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年均增长率则以不低于两位数的频率在增长。因此，中国中低收入居民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度远高于西方国家人民，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中国经济显著改善不仅惠及中低收入阶层，也惠及顶层的富裕人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阿里巴巴集团在其首次公开招股(IPO)交易中总共筹集到了250亿美元资金，创下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桩IPO交易，马云也一跃成为中国首富。
这仅是冰山一角。截至2012年底，中国拥有1090万家私营企业，雇有1.13亿员工，加上4060 万家个体工商户，雇有8630万员工。这是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从没发生过的私营企业快速扩张。因此，中国这个公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为普通和最贫苦 的民众最大程度改善了生活水平，而且还是私营企业发展增速最快的地方。这种结合有助于理解中国的乐观情绪远高于美国的悲观情绪的原因。
中国实质经济动态和大众乐观情绪，其本质上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中创造的独特经济基本结构，它有效地统筹协调了经济中的关键力量。这种结构明显 不同于正被内部矛盾撕裂，造成经济运转失灵，让民众产生强烈悲观情绪的西方经济结构。中西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是个重要教训，因此下文将详细 分析。
G7一向标榜“市场经济”，即大量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竞争，产生公平高效的经济结果。中小型企业尤其被推举为这一经济模式的典范。
但市场经济是由相对小规模的竞争市场主导实质上是假象。事实上，现代生产的主要特征决定了企业更大规模化将成为趋势。十九世纪上半期出现的铁路 发明，就是首次创造的大规模性行业，它需要的投资如此巨大，以至于具备了自然垄断的特征——铁路建设成本如此巨大，重复竞争不切实际。自那时以来，自然垄 断性企业进一步扩展到生产领域——所有国家的电网造价都非常昂贵，不可能有竞争制度，现代城市的地铁系统非常昂贵也不可能重复建设等等。简而言之，在现代 经济中，
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一些经济领域不可能是充分竞争的市场。
即使自然垄断性不存在，经济的全球化也说明，某些现代行业需要一定的生产规模才能产生利润，无法只在国家范围内生产。全世界仅有两家主要民用飞机制造商，微软在计算机操作系统方面占有绝对性主导优势，谷歌搜 索引擎在中国以外一家独大，主要的世界汽车生产商也不超过十家等等。在发展最充分的情形下，这种规模化生产造就了“大到不能倒”的现象——意即没有可供替 代的企业能够在不破坏经济稳定性的情况下取代原有大企业的作用，尤为体现在银行等行业。美国政府2008年后救助美国汽车企业的例子生动地说明，这种现象 将延伸到更广范围的行业。
当然，有些行业仍然保持大量企业竞争的特征。除了餐馆、发廊等小规模企业外，比如全球最大的产业之一的旅游业，甚至没有企业能拥有1% 的市场份额。但总体上，大型企业主导经济。以引人注目的的统计数据为例，《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企业营业额相当于全球GDP的50%以上。
总之，“现代经济是由大量的小规模企业竞争组成”这一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神话。同样，西方推崇其完全失衡和分化的经济结构，好象市场只有一种“市场形式”，极容易造成动荡而消极的危险趋势。这是悲观情绪笼罩西方经济体的原因。
银行和金融系统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G7国家经济危机的重灾区就是在这两个领域。最大的私人银行“大到不能倒”的事实，必然助长他们实施一些极 端冒险的投机行为，甚至犯罪活动。在纯粹竞争的经济行业，破产的风险会限制企业实施冒险的投机行为——后者会自动抑制所有的冒险活动。
一旦私人金融机构获得政府“大到不能倒”的担保，那么冒极大风险以追求最高潜在回报，都将完全是理性决策，因为最冒险的金融项目，最终将由全国 买单——如果项目成功，私人机构将收获利润；如果项目失败，国家将会承担损失。这是西方不可避免地陆续发生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丑闻、摩根大通“伦敦鲸” 交易丑闻、外汇操纵丑闻等一系列大私人银行丑闻的原因，正如2008年前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也是巨大的资产分配不当的必然发展后果。
私人机构有这样进行超高风险和超高利润活动的能力，必然使得日益增加的利润落到这些私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腰包——金融行业利润占美国总利润的比 例正急剧增长。同时，这种机构吸收的高比例利润日益增加，也允许其给其顶级高管支付非常高的薪资，确保增加的经济收益几乎完全由富人所得——这是造成现在 臭名昭著的1% 和99%的原因。
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是G7经济体现实的经济结构带来的必然结果，也必然不仅会产生经济运转失灵，而且会在民众中普遍产生上文所述的悲观情绪。
如果说小规模生产商主导的的完全竟争市场能确保经济效率和良好秩序，那么它完全不适用于银行业和其他超大规模的行业。因此，无差别的经济政策应用于产业结构截然不同的行业是不会取得成效的——比如说到“市场”，把个体工商户和大型银行相提并论，是完全错误的。
现代市场经济不是只有一种市场形式，而是至少有三种主要的市场形式——纯粹垄断市场，少数超大型企业竞争的寡头垄断市场、大量小生产商竞争的完全竞争市场。G7经济体通过维持市场只有一种形式的谎言，掩盖经济真相，只会带来上文所述的危险结果。
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显不同于被神化的西方经济结构。“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派生自“社会化”，意即大规模生产。 在中国，大规模生产的垄断形式仍牢牢地维持公有制。但同时，自1978年以来，中国摈弃了1929年后苏联的做法——小规模(非社会化)生产也应掌握在政 府手中。中国没有将小规模生产的最大行业农业实行集体化，纯粹竞争性行业由私营企业主导，在不具竞争性的大规模化生产的寡头垄断行业，由于国企和民营都有 优势，于是让他们同时存在、相互竞争。
这种结构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世界最快发展增速的私营企业的原因。中国不断声明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正如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国最 高级别的经济政策会议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地表示：“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此 外，这不仅仅是一个声明。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大的。
但鉴于上文概述的中西经济结构的差异，在西方，国企和私企是对立的；在中国，国企和私企和谐共处。
西方经济专家已经承认，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其取得世界最伟大经济成就的原因。正如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最著名作家之一的尼古拉斯。拉迪( Nicholas Lardy)最近总结：“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取得了全球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没有其他国家经历过如此长时间的快速增 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则更精确地指出：“中国维持超高增速超过33年这一独特的经历，无疑已经使之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特例。”同时，中国的生活水平增速也是主要 经济体中最快的。
西方试图宣称，这跟中国特有的经济结构无关，而是仅和私营企业有关。但这样的论点毫无意义。私营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非洲、拉美和亚洲许多国家——仍然陷于贫困。正如已经看到的，没有私有制经济为主的主要国家曾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达到过中国的经济增速。
但随着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很明显，上文概述的经济结构说明中国也产生了世界最有活力的私营企业的原因。政府不应拥有小规模竞争主导的行业，这不 是单指中国，这也并不是说，这样的企业不需要政府——政府不应在这些领域拥有企业，但政府可以为这些企业创造良好运转的条件。经济理论中所谓的完全竞争市 场需要严格的前提条件——充分的市场信息，价格即时可调整，最小或零运输成本等。这些都需要真正的物质基础，俗称为“基础设施”。
事实上，有效运作的竞争市场需要公路、铁路、信息技术标准和结构、电力供应、批发市场等物质结构。其中许多因为成本高而具有垄断特征，最好由政府提供。因此，尽管某些行业不需要政府拥有企业，但还需要政府为之提供市场有效运作的条件。
这同样适用于那些需要花费巨大支出在研究而非生产方面的行业。举一个生动的例子，信息技术革命的基础，当今美国最前沿行业的创新，是由私营企业 开发的，是一个谎言。事实上，它们是由美国政府开发的。正如《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为马里亚纳。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的经典研究《企业型政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所写的书评里称：
“创新取决于大胆的创业精神。但实质上，采取最大胆的风险和达到最大突破的不是私营企业，而是政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推动谷歌搜索引 擎的算法。苹果早期的资金来自于美国政府的‘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此外，所有使iPhone‘智能化’的技术(互联网、无线网络、全球定位系统、微电 子、触摸屏显示器和最新的声控SIRI 私人助手)也来自于政府基金……苹果聪明地把这些组合在了一起。但它是采摘了政府花时70年之久支持的创新技术的果实。”
在中国，大型国有垄断银行对生产企业控制资本成本非常重要。在西方，受到“大到不能倒”保障的私营银行实行高风险战略是合理的，意味着他们是用最合乎逻辑的方式获得最高回报，因此，他们不会拒绝衍生产品和期货交易，外汇交易，大宗商品投机等具有最高风险的交易。
这样的高风险活动很大程度上将是可承担的，因为致命的损失将由纳税人买单。要为这样高利润但高风险的活动吸引储蓄，就得向储户提供较高的存款利率。 基于高风险活动的回报率通常远高于生产企业。为生产企业提供资本的利率由于这种压力随之急剧上升。相比之下，中国通过控制利率和限制高利润但高风险的金融 运作，确保为生产企业提供较低成本的资金。
通过提供相对便宜的资本供给加上优越的基础设施，即市场物质条件，中国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为私有企业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因此，国企和私有 经济和谐共处，而不是相互对立，中国已创造了西方经济体从未达到的经济增速。这反过来解释了，中国民众对本国发展道路高度乐观的原因。相比之下，目前所有 的研究发现，悲观情绪笼罩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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