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六岁时创造的吃饭纪录应该没人打破——不打菜，我吃下1斤7两。八十年代中学食堂的米饭都有一层浅黄色硬壳，赛后我嗓子都剌坏了。
工作两年后，我才遇到敌手。他以前是湖南省摔跤队大级别运动员。我亲眼见他一次吃掉四只烧鸡后，默默放弃了与他一较高下的想法，英雄惺惺相惜起来。
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体重超过0.1吨的人，以他当时的收入，不可能自费吃出这个体重。幸运的是，他是熟人中唯一能公费出差吃遍全国的，见多、食广。他说起广州有种叫自助餐的吃法，大家听了半信半疑。
大概是九六年，本地最高档的宾馆据说引进了自助餐。我和一位人高马大的朋友负责打探虚实——服务员推着餐车，任由选取。除了花色颇繁的包子、馒头、虾饺、烧麦、春卷之类，还有猪耳朵、夫妻肺片、梅菜扣肉之类正经荤菜。
每人只要8元。这个价格简直低到让人愤怒——当时一份尖椒肉丝盖饭是5元，他们得多藐视我们的饭量。
于是，我们每晚饿到九点集体讨伐。
一个月后，服务员们开始生分起来——总是让我们坐等，更可气的是，猪耳朵、夫妻肺片、梅菜扣肉只路过一次；只有举手示意，鸡爪、油炸小鱼才会不情愿地经过；对我们无所忌惮的，只剩下海带丝、花生和油豆腐。
大约半年后，因为广大食客的热情，它的品质明显下滑。水煮花生、酸豆角之类不上台面的东西，居然堂而皇之地摆在漂亮的餐车上。
九八年，本市终于有了一家正经自助餐。它的定价策略非常高明，贵到没人舍得自费占便宜。我那时在银行管信贷，客户请客，经常移师此地。
一位同事为了让妹妹打开味蕾，把自助餐票让给她。小姑娘吃下两大盘蛋糕，才发现还有无数美食是她从没见过的，撑到无法落座的她气得当场哭了起来。
自助餐其实是一种收费哄抢。
今天经常有中国游客海外疯抢自助餐的新闻。总有人说中国人素质低。其实，所谓的素质，实在是个钱多钱少的问题。
谈到素质，上海人最有资格发言。没哪个地方的人敢说自己比上海人素质还高。在哺乳动物中，上海人至少可以排第二。
上海人当然有黑历史。1997年6月易初莲花在上海第一家店（杨高南路店）开张。第一次见到货架敞开的超市，大家情难自抑，当天有400只烧鸡被市民即兴吃掉了，厕所是主要进餐场所。
今天上海年轻人会说，这么没素质的事肯定是外地人干的。但当年《南方周末》记者陈朝华在《厕所鸡宴》一文中明确提道：“真的是上海本地人干的。”
北京人的素质也不含糊。1997年北京五道口一家超市开张，为吸引顾客，卷筒纸每提便宜两毛。崇文区一位大妈横穿大半个北京城，可惜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一激动就说起了法语。
厕所鸡宴事件后，媒体批评上海人素质有待提高。其实，上海人比西方国家素质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2015年6月，英国北安普敦一家超市宣布下调鸡肉和牛排价格，结果引发哄抢互殴。
受邀参加珠宝展的客人看上去素质最高。大家穿戴正式，屏息静声，举手投足像是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如果把比客人还多的保安、销售全部撤去，切断电源，把珠宝首饰倒在地上，他们一定会像哄抢翻车的农民一样。
一个人的素质高低，取决于诱发其哄抢行为的阈值高低。而哄抢阈值的高低取决于一个人的收入。
话说，当年我和朋友去打探自助餐虚实时，马马虎虎吃了个平饱，小心问服务员多少钱。她说每人八元，我拿出两张十元，说“不用找，小费”。
那是我第一次付小费。我们人穷，素质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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