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农民，在日本办黑帮，他们是谁？

在中国当农民，在日本办黑帮，他们是谁？ | 魔宙奇谭022

Original 老金和小伙伴 魔宙 3/9

 

大家好，我是朱富贵。

 

当有人问“你是谁”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姓名、家庭、户籍、国别，在不同场景里，有不同答案。

 

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但回答脱口而出，基本不用思考。这种几近于本能的回应，看似简单，实际极其重要。

 

它代表了我们潜意识的归属和认同，建构了我们对自己最基本的认识，是所有一切的基础。

 

然而今天咱们要聊的，是一群答不上这个问题的人。

 

 

照片中的他们穿中山装，蓝布帽，七八十年代的典型衣着款式，当时国内最普通的形象。

 

这些人的身份不简单。

 

他们是日本人，生活在日本，但能说一口东北话，很多人把中国当祖国。

 

他们就是日本遗孤，二战日本战败后，遗落在中国的日本孩子。

 

二战结束后，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大部分人到七十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才回到日本。

 

他们在中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和农民，回日本后却成了不安分的黑社会，整天跟日本人对着干。

 

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能看到大时代的波涛中，小人物的悲喜。

 

其中有残酷的历史悲剧，也有人性里最耀眼的光辉。

 

 

01

 

乌鸦在近处的森林惨叫。

 

蝗虫呼啦成群，从一片茄子地，飞到另一片茄子地。

 

茄子青涩干瘪，农夫抢在蝗虫祸害之前，摘下茄子留作口粮。

 

孩子们也不上课了，奔跑在田里捉蝗虫。蝗虫在铁锅一炒，有诱人的肉香，是绝佳的晚饭。

 

干旱持续几个月，田里的水稻枯死，地里的萝卜也发不了芽。

 

因为市场缫丝价格暴跌，纺织厂赚不到钱，只能关厂。工人们被遣送回村里，一起陷入饥馑。

 

这是日本作家贺川丰彦的小说，描写的是三十年代日本，几近崩溃的农村场景。

 

日本农村的农民

 

但这部小说有个令人兴奋的名字，叫《盛产牛奶和蜂蜜的土地》。

 

这里说的“土地”不指日本农村，而是中国东北。

 

这部小说是日本鼓励本国农民，往海外移民的宣传广告，其中重要的目的地就是中国东北。

 

很久以前，日本就盯上东北。

 

日俄战争后，日本虽然战胜，但是一直担心俄国报复，于是想起在日本和俄国中间设一条缓冲带，就是中国东北。

 

1919年，日本主张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成立一个新国家，叫“黄帝罗马帝国”。

 

尽管这个计划没成功，但他们在1932年，成功扶持了伪满洲国。

 

溥仪在伪满洲国的登基仪式。

 

 

当时，日本国内农村出了大问题，人多地少，严重失衡。

 

而把国内农民移至东北，不光能解决国内农民问题，还能让日本永久控制东北，一举两得。

 

计划定下了，接下来按部就班实施。

 

1929年，日本设立了拓务省，往殖民地移民也变成国策。

 

拓务省在1936年的长春移民大会上，起草了《满洲数百万农业移民计划》草案，预计在20年内，把100万户，500万日本人移入东北。

 

日本国内的文化界也敲锣打鼓，为农民出海移民舆论造势。

 

先是电影宣传，紧跟着文坛也兴起了一个“大陆开拓文学”流派，《盛产牛奶的和蜂蜜的土地》就是其中之一。

 

日本拍摄的开拓宣传片《北满的沃野》

 

国内到处都能看到宣传标语，拼命夸赞中国东北有多好。

 

“前进、前进，满洲的幸福新天地，灿烂的八千公里国境线。”

 

“满洲国，成乐土，山河好，物产富，三千万民衣食足。”

 

为了让移民计划顺利进行，日本政府还设定了各种奖励政策，每个同意移民的人能拿到3000日元津贴，在当时数额不小。

 

一直到1945年，日本往东北移入几十个移民团，超过27万日本移民。

 

为了消除殖民意味，日本政府把移民团更名为开拓团。

 

来到东北的日本武装开拓团

 

这背后表达了一个意思，东北是无主之地，我开拓以后，自然就归我了。

 

这是全世界殖民者的通用把戏，以开拓，探险包装自己，同时妖魔化原住民，视之为阻碍进步的怪物。

 

被殖民者是弱势群体，发不出任何声音。于是残酷的掠夺被掩埋，只剩下无畏向前的开拓史。

 

伪满洲国政府就是个玩具，怎么折腾都可以。

 

但大片土地掌握在农民手里，日本政府必须动点手段。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低价强买，不管生熟地，有没有谁家地，统一按每公顷一块钱收买。

 

或者以“整理地籍”，规划“危险土地”的名义，直接强占。

 

有关东军撑腰，日本人在东北说啥就是啥，谁也拿它没办法。

 

日本官员的回忆录中说：“所有土地都是以惊人便宜的价钱收买的，连我本人都甚感惊讶。”

 

根据日本官方资料，日本政府以这样的方式抢下的土地超过2000万亩，全被分给了新来的日本移民。

 

主权的最大体现就是命名权。日本人依照日本故乡，给中国村子换了名，跟日本的村子对照成母子村。

 

其中有些沿用至今，比如黑龙江通河县的饭田屯。

 

新来的日本农民一方面人数少，另一方面是对东北气候土地不熟，不知道地该怎么种，便找到中国农民帮忙。

 

生活在东北的日本移民

 

有些农民给日本农民打工，或者从日本农民手里租地，变成佃农。给日本人作长工的中国农民，被叫做“扛老脖带”。

 

这里面男人帮日本人下地，女人帮日本人做饭，但是薪资微薄，粮食不够，就得跟日本人借。

 

因此常有长工干了一年，工资还不够还日本人账，只好来年再干。

 

更悲惨的农民不光丢了土地，还被逼着去开荒，这些人被称作“内国开拓民”。

 

在1943年，仅黑龙江的“内国开拓民”就超过了二十万人。他们被划成一个个部落，驱赶到荒地上开荒。

 

冬天的东北，气温能达到零下四十度，在140户“内国开拓民”里，只有两家没有冻死人。

 

全家都冻死的叫“挑灶户”，达到了20多家。

 

相反，来东北的日本农民都是最底层人民，却摇身一变，成了大地主。

 

不过虽然他们不缺土地粮食，精神上却出了问题。

 

前期来东北的都是壮劳力，时间一长，没有娱乐方式，又出现了性苦闷，天天打架闹事，吵着要回日本，移民团里死伤不断。

 

为此，被称为“满洲开拓团之父”的东宫铁男，提出在日本国内为移民招募配偶，也就是“大陆新娘”，来稳住这些移民。

 

东宫铁男，日本陆军军官，1928年在皇姑屯亲手按下炸弹按钮，炸死“东北王”张作霖。

 

随着时间推移，情况逐渐稳定下来。

 

旧移民过着好日子，同时不断有新移民过来，似乎一切都运转顺利，突然有一天出大事了。

 

0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消息传到东北的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

 

日本在“密苏里”号舰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他们每天听到的都是“节节胜利”的好消息，对未来充满信心，没想到大好的战局，说崩就崩。

 

与此同时，他们接到了移民通知，所有人立即撤离，先到哈尔滨，取道回日本。

 

此时的日本政府已经是战败国，派头不比以前，派来运送人员的专列很少，但日本移民太多，根本装不下。

 

越是动乱，越没规矩。驻守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不顾平民，抢先登上专列，扔下平民跑了。

 

日本平民上不了车，只能结团徒步赶往哈尔滨，不敢走大路，从山中小路往哈尔滨逃亡。

 

而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东北，对待这些赶路的日本移民毫不客气。

 

苏联红军进入东北。

 

移民团里的男人都被征去当兵，剩下只有妇孺，只能依靠一些十三四岁的小孩防卫，自然不是苏联人的对手。

 

有一个500人的移民团，被困在麻山，眼看还有几百公里的山路，心中无望，全团人集体自杀。

 

其他开拓团为了加快行动速度，开始抛弃妇女和小孩，任其自生自灭。

 

流散的日本小孩，有的刚会走，有的才几个月，扔在野外只有死路一条。

 

这时候，那些受尽苦难的东北农民，开始从路边，山林，难民营收留照养这些孩子。

 

日本难民营

 

回看这段历史，这些中国农民的行为，仍然有些匪夷所思。

 

不少人曾被日本人抢走土地，伤害过家人，但他们却接纳了这些敌人的孩子，到自己的家庭。

 

有一个日本小孩，父亲被苏联人掳去西伯利亚做苦工，母亲死在难民营。

 

他自己跑出难民营，顺着路找到原来的中国长工家里，讨要食物，就这样被长工收养。

 

还有一个农民叫张富民，他捡了一个日本遗孤。他本人却在几天后赶车的时候，被日本兵杀害。

 

张富民的遗孀张淑清，却并没有把仇恨转嫁给捡来的遗孤身上，依然把这个小孩拉扯大。

 

这样的事情不占少数。

 

我翻了不少资料，看过很多人自述，试着找出这些农民，接收日本孤儿的客观理由，最后并没有找到。

 

最后，一位日本遗孤给出了答案：中国人太善良。

 

这个答案也许听起来有点肉麻，但是我被说服了。

 

我无法反驳混乱世界里，人性仅存的光辉，它跨越国别种族，穿越仇恨，是人类最美好的东西。

 

 

具体有多少遗孤遗落在中国，没有一个准确数字，现在估计在3000-5000人之间。绝大多数是最底层人民的子女。

 

日本战败后，整个国家臊眉耷眼，无暇顾及这些小孩。

 

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日本才缓过神来，开始对日本遗孤的第一次讨论。

 

03

 

日本虽然宣布战败，但抗拒反思战争，为了保护天皇，使用了一种投机方法，把战争罪行归给每一个日本人。

 

既然人人都有罪，那承担责任就成了每个人的义务，尤其是离开日本的人。

 

从满洲回来的“返迁者”，在日本国内哪都不受待见，因此尽量隐匿这段经历，谁还会管漂在海外的妇孺。

 

电影《望乡》讲述一群日本妇女到南洋卖淫，为日本赚取外汇，也叫南洋姐，一些人后来回到日本，却被鄙视排挤，被迫再度离乡。东南亚有一座南洋姐公墓，墓碑全部背朝日本，表示永不回国。

 

再加上，中日两国刚打完仗，没有外交关系，官方层面没有沟通渠道，这些人不会被注意。

 

不过在中国政府的斡旋下，民间组织先接上了头。1953年，日本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接洽，重启了日侨回日本的路。

 

建国后的中国红十字会。

 

在1953年和1956年，双方先后签订《北京协定》和《天津协定》，由中国政府牵头，把滞留的日本人分批送回日本。

 

但1957年，二战甲级战犯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对华政策急转之下。

 

接着，长崎出现侮辱中国国旗事件，中日关系急剧恶化，遣送日侨的事情也就搁置下来。

 

岸信介

 

日本政府出手更狠，它把遗孤问题归为“个人问题”，应该由遗孤本人和亲属自行解决，把政府责任推个干净。

 

1958年，日本政府实施了《关于未回国者的特别措施法》，把还没回国的日本人，不管还有没有生存信息，一律定为战时死亡。

 

这一法案取消了大概12000人的日本户籍，遗孤的回国大门就这样关上了。

 

但是这些生活在中国的遗孤，并没有吃太多苦头，他们受到了中国养父母的照顾，甚至强于这些父母的亲生子女。

 

根据很多日本遗孤的口述，养父母的亲儿子都没学上，但却把教育机会给了他们。

 

她们像中国小孩一样生长，上学，参加少先队。

 

即使有人因为日本血统，受到同学的嘲弄，养父母也会站出来保护她们。

 

《日本遗孤调查研究》分析了超过3800份遗孤档案资料，包括文化程度，工作单位等方面，发现这些遗孤普遍高于普通儿童。

 

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在养父母隐瞒下，他们就像一个普通中国人一样，成长工作，结婚生子。

 

这些遗孤在中国家庭里找到了归属，成为家庭的一部分，参加工作，组建家庭，融入到大环境。

 

甚至可以说，他们实际就是中国人了。

 

但事情在1972年起了新变化。这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秘密访华，中美关系有了大突破。

 

而二战后，美国就是日本对外关系的风向标。于是同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

 

两国签订中日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正式正常化。

 

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角荣。

 

官方层面有了往来，关闭了十多年的日侨回国问题，便再次被拿到桌面上。

 

此时的日本，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已经脱离了二战后的阴霾，再次成为一颗新星。

 

腰杆子硬了，对待遗孤问题也更积极。1974年，在日中友好联络会组织遗孤回国探亲。

 

舆论和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些遗孤，山本昭慈出版了《战争还没有结束：中国残留孤儿寻亲记录》，把这一问题抛给日本社会。

 

尤其在八十年代后，舆论的发酵，学界的关注研究，社会的广泛讨论，孤儿回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于是一个艰难的问题，扔给了生活在中国的遗孤面前：他们要不要回去。

 

遗孤们年纪都不小了，都有家室。很多人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日本人，但胳膊上梅花状的疫苗瘢痕，表明了他们的身份。

 

为预防天花，在手臂接种牛痘疫苗之后，会留下梅花瘢痕。

 

他们从惊愕不信，到很难接受，最后被迫接受。

 

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身份的剥离，伴随着归属的消失，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

 

而打碎了一重身份，必然需要建立新的身份。再加上日本经济发达，生活富足，更有吸引力。

 

于是有些遗孤开始寻求回日本，找寻自己的血亲。

 

有些孤儿对中国生活感情极深，不愿意回日本，但迫于子女对日本的倾慕，也只好回到日本。

 

日本遗孤和中国养母

 

还有些遗孤，因为日本亲人不愿意担保，不被日本政府承认。

 

截止到2019年，日本政府已经认定了2818名遗孤，其中大部分人以永久身份，回到日本。

 

但他们没想到，回到日本后，才要面对新问题。

 

04

 

首先，日本亲人似乎并不想见到他们。

 

他们的考量很简单，虽然是血亲，但是没有一丝共同记忆，毫无感情。

 

但多一个兄弟姐妹，就意味多一个人分家产。

 

再加上日本的家庭成员关系，本来就比中国淡薄，遗孤们并没有感受到期待已久的温暖。

 

比这个问题更紧迫的是，他们如何在日本生存。

 

遗孤在中国生活几十年，很多人靠务农为生，来到日本，语言不通，又没有土地，无法谋生。

 

虽然日本政府为孤儿提供日语培训，但这些遗孤回到日本时，最年轻的也四十多岁了，学习新语言非常困难。

 

回国的日本遗孤向日本诉讼求偿

 

即使一些人在中国具备的生存技能，到日本也变得全无用处。

 

有一位骨科医生，来到日本，因为执照不通用，为了再次执业，只能白天上课，晚上打工洗盘子。

 

日本政府虽然承诺为遗孤家庭提供住处，但是住在哪里却由日本政府决定。很多遗孤被分配到远郊，工作机会更少。

 

绝大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只能打一些零工，有人给人打扫卫生，一直做到快八十岁才退休。

 

居住环境也很难保证，有的家庭两间屋，要挤进去七个人，只能靠吃政府一点补助勉强度日。

 

不光是他们，他们的子女，也就是孤二代，也面临难以处理的问题。

 

父母没有工作，家境自然贫穷，他们就只能穿学长留下的旧衣服。

 

他们还经常遭到日本同学辱骂，要他们“滚回中国”。

 

孤二代里有一个人叫汪楠，他内心很不忿，本来在中国过得挺好，搞不清为什么要来日本受这个气。

 

他在学校组织了一个小组，叫“龙的传人”。

 

组内的成员都是跟他一样的孤二代，一旦有人受到欺负，其他人都赶到现场帮忙，算是一个互助组织。

 

到后来，这个组织以龙的英文“Dragon”，在日语里的发音，改名为“怒罗权”，组织也开始扩大，不再限于孤二代，日本人也加入进来。

 

人多事杂，他们开始偷车犯罪，从一个自卫组织，变成了一个黑帮团伙。

 

由遗孤创建的日本黑帮“怒罗权”。

 

 

汪楠后来因为盗窃，被判了十三年。

 

出狱后，他却毫不后悔。他说他现在反对暴力，但当年正是靠着暴力，让他找到自我认同，真正融进日本社会。

 

汪楠 

 

适应一个全新而不友善的地方，对任何人都很艰难，但随着时间推移，一切都会被消解。

 

当年的遗留孤儿，现在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二代也四五十岁，从外表上看，他们已经融入了日本社会，做回了日本人。

 

每次遗留孤儿回乡，祭拜养父母的时候，她们尽量在国内亲戚面前，展现日本好的一面。

 

 

她们生活富足，家庭幸福，一切都很体面。

 

只有在一些无意的只言片语中，吐露出她们的心底归属，最深处的感受。

 

 

 

05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我是谁？

 

对这些遗孤来说，这是个让人疑惑，却无法逃避的问题。

 

日本遗孤肖像书《我是谁》

 

从血统说上，他们是日本人。但血统并不代表一切，他们长期被日本社会遗忘，生活在日本社会之外。

 

身份认同，更多是依靠群体的共同记忆构建的。

 

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大半生，观念习惯都在这里建立的，成为其中一员。

 

但突然有一天，他们被剥夺了最重要的群体身份，变成了外人。

 

到日本后，他们有新的国籍、新的名字、新的身份，但他们和这里的人没有共同记忆。这里也并不需要他们，他们还是外人。

 

 

那么，他们到底是谁？

 

我看到过一份采访记录，被采访者叫松本清美，是一个孤二代，回日本将近三十年。

 

记者问她觉得祖国是中国，还是日本。

 

松本清美说她不知道祖国是什么意思。

 

她觉得自己今天是中国人，明天又是日本人，每次和别人说到这个问题，就感觉有好多话说不出来，就一直哭。

 

不知道我是谁，就是这些遗孤的最悲凉的命运。

 

几十年前，遗孤们被带到中国，或者生在中国，并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但战争后，她们被遗落他乡。

 

她们只是普通人，本有机会过普通生活，却被卷进战争、政治、国际关系的漩涡，身处夹缝中，变成一支无根的蒲草，随风飘摇，无处可依。

 

松本清美的采访最后，记者问她去世后，想把骨灰埋在哪里。

 

老人说：“我不知道，也许该把我的骨灰扩散在天上，在海里。”

 

参考文献：

1，日本“北满移民”研究，马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日本开拓团移民侵华纪实，顾伯冲，商务印书社

3，战后日本“满洲”返迁经历的文学表象及其思想史位相，蔺静，东北师范大学

4，日本开拓团的社会史考察，王楠，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5，日本遗孤问题探究，刘茹，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6，NHK纪录片，《My Dear Chind of the Enemy》

7，NHK纪录片，《满洲移民政策，尘封71年的真相》

8，箭厂纪录片，生活在东北的日本遗孤

 

作者：朱富贵

  编辑：风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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