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农民,在日本办黑帮,他们是谁?
姓名、家庭、户籍、国别,在不同场景里,有不同答案。
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但回答脱口而出,基本不用思考。这种几近于本能的回应,看似简单,实际极其重要。
它代表了我们潜意识的归属和认同,建构了我们对自己最基本的认识,是所有一切的基础。
照片中的他们穿中山装,蓝布帽,七八十年代的典型衣着款式,当时国内最普通的形象。
他们是日本人,生活在日本,但能说一口东北话,很多人把中国当祖国。
他们就是日本遗孤,二战日本战败后,遗落在中国的日本孩子。
二战结束后,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大部分人到七十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才回到日本。
他们在中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和农民,回日本后却成了不安分的黑社会,整天跟日本人对着干。
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能看到大时代的波涛中,小人物的悲喜。
茄子青涩干瘪,农夫抢在蝗虫祸害之前,摘下茄子留作口粮。
孩子们也不上课了,奔跑在田里捉蝗虫。蝗虫在铁锅一炒,有诱人的肉香,是绝佳的晚饭。
干旱持续几个月,田里的水稻枯死,地里的萝卜也发不了芽。
因为市场缫丝价格暴跌,纺织厂赚不到钱,只能关厂。工人们被遣送回村里,一起陷入饥馑。
这是日本作家贺川丰彦的小说,描写的是三十年代日本,几近崩溃的农村场景。
但这部小说有个令人兴奋的名字,叫《盛产牛奶和蜂蜜的土地》。
这部小说是日本鼓励本国农民,往海外移民的宣传广告,其中重要的目的地就是中国东北。
日俄战争后,日本虽然战胜,但是一直担心俄国报复,于是想起在日本和俄国中间设一条缓冲带,就是中国东北。
1919年,日本主张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成立一个新国家,叫“黄帝罗马帝国”。
尽管这个计划没成功,但他们在1932年,成功扶持了伪满洲国。
当时,日本国内农村出了大问题,人多地少,严重失衡。
而把国内农民移至东北,不光能解决国内农民问题,还能让日本永久控制东北,一举两得。
1929年,日本设立了拓务省,往殖民地移民也变成国策。
拓务省在1936年的长春移民大会上,起草了《满洲数百万农业移民计划》草案,预计在20年内,把100万户,500万日本人移入东北。
日本国内的文化界也敲锣打鼓,为农民出海移民舆论造势。
先是电影宣传,紧跟着文坛也兴起了一个“大陆开拓文学”流派,《盛产牛奶的和蜂蜜的土地》就是其中之一。
国内到处都能看到宣传标语,拼命夸赞中国东北有多好。
“前进、前进,满洲的幸福新天地,灿烂的八千公里国境线。”
“满洲国,成乐土,山河好,物产富,三千万民衣食足。”
为了让移民计划顺利进行,日本政府还设定了各种奖励政策,每个同意移民的人能拿到3000日元津贴,在当时数额不小。
一直到1945年,日本往东北移入几十个移民团,超过27万日本移民。
这背后表达了一个意思,东北是无主之地,我开拓以后,自然就归我了。
这是全世界殖民者的通用把戏,以开拓,探险包装自己,同时妖魔化原住民,视之为阻碍进步的怪物。
被殖民者是弱势群体,发不出任何声音。于是残酷的掠夺被掩埋,只剩下无畏向前的开拓史。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低价强买,不管生熟地,有没有谁家地,统一按每公顷一块钱收买。
或者以“整理地籍”,规划“危险土地”的名义,直接强占。
有关东军撑腰,日本人在东北说啥就是啥,谁也拿它没办法。
日本官员的回忆录中说:“所有土地都是以惊人便宜的价钱收买的,连我本人都甚感惊讶。”
根据日本官方资料,日本政府以这样的方式抢下的土地超过2000万亩,全被分给了新来的日本移民。
主权的最大体现就是命名权。日本人依照日本故乡,给中国村子换了名,跟日本的村子对照成母子村。
新来的日本农民一方面人数少,另一方面是对东北气候土地不熟,不知道地该怎么种,便找到中国农民帮忙。
有些农民给日本农民打工,或者从日本农民手里租地,变成佃农。给日本人作长工的中国农民,被叫做“扛老脖带”。
这里面男人帮日本人下地,女人帮日本人做饭,但是薪资微薄,粮食不够,就得跟日本人借。
因此常有长工干了一年,工资还不够还日本人账,只好来年再干。
更悲惨的农民不光丢了土地,还被逼着去开荒,这些人被称作“内国开拓民”。
在1943年,仅黑龙江的“内国开拓民”就超过了二十万人。他们被划成一个个部落,驱赶到荒地上开荒。
冬天的东北,气温能达到零下四十度,在140户“内国开拓民”里,只有两家没有冻死人。
相反,来东北的日本农民都是最底层人民,却摇身一变,成了大地主。
前期来东北的都是壮劳力,时间一长,没有娱乐方式,又出现了性苦闷,天天打架闹事,吵着要回日本,移民团里死伤不断。
为此,被称为“满洲开拓团之父”的东宫铁男,提出在日本国内为移民招募配偶,也就是“大陆新娘”,来稳住这些移民。
东宫铁男,日本陆军军官,1928年在皇姑屯亲手按下炸弹按钮,炸死“东北王”张作霖。
旧移民过着好日子,同时不断有新移民过来,似乎一切都运转顺利,突然有一天出大事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消息传到东北的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
他们每天听到的都是“节节胜利”的好消息,对未来充满信心,没想到大好的战局,说崩就崩。
与此同时,他们接到了移民通知,所有人立即撤离,先到哈尔滨,取道回日本。
此时的日本政府已经是战败国,派头不比以前,派来运送人员的专列很少,但日本移民太多,根本装不下。
越是动乱,越没规矩。驻守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不顾平民,抢先登上专列,扔下平民跑了。
日本平民上不了车,只能结团徒步赶往哈尔滨,不敢走大路,从山中小路往哈尔滨逃亡。
而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东北,对待这些赶路的日本移民毫不客气。
移民团里的男人都被征去当兵,剩下只有妇孺,只能依靠一些十三四岁的小孩防卫,自然不是苏联人的对手。
有一个500人的移民团,被困在麻山,眼看还有几百公里的山路,心中无望,全团人集体自杀。
其他开拓团为了加快行动速度,开始抛弃妇女和小孩,任其自生自灭。
流散的日本小孩,有的刚会走,有的才几个月,扔在野外只有死路一条。
这时候,那些受尽苦难的东北农民,开始从路边,山林,难民营收留照养这些孩子。
回看这段历史,这些中国农民的行为,仍然有些匪夷所思。
不少人曾被日本人抢走土地,伤害过家人,但他们却接纳了这些敌人的孩子,到自己的家庭。
有一个日本小孩,父亲被苏联人掳去西伯利亚做苦工,母亲死在难民营。
他自己跑出难民营,顺着路找到原来的中国长工家里,讨要食物,就这样被长工收养。
还有一个农民叫张富民,他捡了一个日本遗孤。他本人却在几天后赶车的时候,被日本兵杀害。
张富民的遗孀张淑清,却并没有把仇恨转嫁给捡来的遗孤身上,依然把这个小孩拉扯大。
我翻了不少资料,看过很多人自述,试着找出这些农民,接收日本孤儿的客观理由,最后并没有找到。
我无法反驳混乱世界里,人性仅存的光辉,它跨越国别种族,穿越仇恨,是人类最美好的东西。
具体有多少遗孤遗落在中国,没有一个准确数字,现在估计在3000-5000人之间。绝大多数是最底层人民的子女。
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日本才缓过神来,开始对日本遗孤的第一次讨论。
日本虽然宣布战败,但抗拒反思战争,为了保护天皇,使用了一种投机方法,把战争罪行归给每一个日本人。
既然人人都有罪,那承担责任就成了每个人的义务,尤其是离开日本的人。
从满洲回来的“返迁者”,在日本国内哪都不受待见,因此尽量隐匿这段经历,谁还会管漂在海外的妇孺。
电影《望乡》讲述一群日本妇女到南洋卖淫,为日本赚取外汇,也叫南洋姐,一些人后来回到日本,却被鄙视排挤,被迫再度离乡。东南亚有一座南洋姐公墓,墓碑全部背朝日本,表示永不回国。
再加上,中日两国刚打完仗,没有外交关系,官方层面没有沟通渠道,这些人不会被注意。
不过在中国政府的斡旋下,民间组织先接上了头。1953年,日本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接洽,重启了日侨回日本的路。
在1953年和1956年,双方先后签订《北京协定》和《天津协定》,由中国政府牵头,把滞留的日本人分批送回日本。
但1957年,二战甲级战犯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对华政策急转之下。
接着,长崎出现侮辱中国国旗事件,中日关系急剧恶化,遣送日侨的事情也就搁置下来。
日本政府出手更狠,它把遗孤问题归为“个人问题”,应该由遗孤本人和亲属自行解决,把政府责任推个干净。
1958年,日本政府实施了《关于未回国者的特别措施法》,把还没回国的日本人,不管还有没有生存信息,一律定为战时死亡。
这一法案取消了大概12000人的日本户籍,遗孤的回国大门就这样关上了。
但是这些生活在中国的遗孤,并没有吃太多苦头,他们受到了中国养父母的照顾,甚至强于这些父母的亲生子女。
根据很多日本遗孤的口述,养父母的亲儿子都没学上,但却把教育机会给了他们。
即使有人因为日本血统,受到同学的嘲弄,养父母也会站出来保护她们。
《日本遗孤调查研究》分析了超过3800份遗孤档案资料,包括文化程度,工作单位等方面,发现这些遗孤普遍高于普通儿童。
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在养父母隐瞒下,他们就像一个普通中国人一样,成长工作,结婚生子。
这些遗孤在中国家庭里找到了归属,成为家庭的一部分,参加工作,组建家庭,融入到大环境。
但事情在1972年起了新变化。这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秘密访华,中美关系有了大突破。
而二战后,美国就是日本对外关系的风向标。于是同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
官方层面有了往来,关闭了十多年的日侨回国问题,便再次被拿到桌面上。
此时的日本,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已经脱离了二战后的阴霾,再次成为一颗新星。
腰杆子硬了,对待遗孤问题也更积极。1974年,在日中友好联络会组织遗孤回国探亲。
舆论和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些遗孤,山本昭慈出版了《战争还没有结束:中国残留孤儿寻亲记录》,把这一问题抛给日本社会。
尤其在八十年代后,舆论的发酵,学界的关注研究,社会的广泛讨论,孤儿回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于是一个艰难的问题,扔给了生活在中国的遗孤面前:他们要不要回去。
遗孤们年纪都不小了,都有家室。很多人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日本人,但胳膊上梅花状的疫苗瘢痕,表明了他们的身份。
为预防天花,在手臂接种牛痘疫苗之后,会留下梅花瘢痕。
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身份的剥离,伴随着归属的消失,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
而打碎了一重身份,必然需要建立新的身份。再加上日本经济发达,生活富足,更有吸引力。
有些孤儿对中国生活感情极深,不愿意回日本,但迫于子女对日本的倾慕,也只好回到日本。
还有些遗孤,因为日本亲人不愿意担保,不被日本政府承认。
截止到2019年,日本政府已经认定了2818名遗孤,其中大部分人以永久身份,回到日本。
他们的考量很简单,虽然是血亲,但是没有一丝共同记忆,毫无感情。
再加上日本的家庭成员关系,本来就比中国淡薄,遗孤们并没有感受到期待已久的温暖。
遗孤在中国生活几十年,很多人靠务农为生,来到日本,语言不通,又没有土地,无法谋生。
虽然日本政府为孤儿提供日语培训,但这些遗孤回到日本时,最年轻的也四十多岁了,学习新语言非常困难。
即使一些人在中国具备的生存技能,到日本也变得全无用处。
有一位骨科医生,来到日本,因为执照不通用,为了再次执业,只能白天上课,晚上打工洗盘子。
日本政府虽然承诺为遗孤家庭提供住处,但是住在哪里却由日本政府决定。很多遗孤被分配到远郊,工作机会更少。
绝大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只能打一些零工,有人给人打扫卫生,一直做到快八十岁才退休。
居住环境也很难保证,有的家庭两间屋,要挤进去七个人,只能靠吃政府一点补助勉强度日。
不光是他们,他们的子女,也就是孤二代,也面临难以处理的问题。
父母没有工作,家境自然贫穷,他们就只能穿学长留下的旧衣服。
孤二代里有一个人叫汪楠,他内心很不忿,本来在中国过得挺好,搞不清为什么要来日本受这个气。
组内的成员都是跟他一样的孤二代,一旦有人受到欺负,其他人都赶到现场帮忙,算是一个互助组织。
到后来,这个组织以龙的英文“Dragon”,在日语里的发音,改名为“怒罗权”,组织也开始扩大,不再限于孤二代,日本人也加入进来。
人多事杂,他们开始偷车犯罪,从一个自卫组织,变成了一个黑帮团伙。
出狱后,他却毫不后悔。他说他现在反对暴力,但当年正是靠着暴力,让他找到自我认同,真正融进日本社会。
适应一个全新而不友善的地方,对任何人都很艰难,但随着时间推移,一切都会被消解。
当年的遗留孤儿,现在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二代也四五十岁,从外表上看,他们已经融入了日本社会,做回了日本人。
每次遗留孤儿回乡,祭拜养父母的时候,她们尽量在国内亲戚面前,展现日本好的一面。
只有在一些无意的只言片语中,吐露出她们的心底归属,最深处的感受。
对这些遗孤来说,这是个让人疑惑,却无法逃避的问题。
从血统说上,他们是日本人。但血统并不代表一切,他们长期被日本社会遗忘,生活在日本社会之外。
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大半生,观念习惯都在这里建立的,成为其中一员。
但突然有一天,他们被剥夺了最重要的群体身份,变成了外人。
到日本后,他们有新的国籍、新的名字、新的身份,但他们和这里的人没有共同记忆。这里也并不需要他们,他们还是外人。
我看到过一份采访记录,被采访者叫松本清美,是一个孤二代,回日本将近三十年。
她觉得自己今天是中国人,明天又是日本人,每次和别人说到这个问题,就感觉有好多话说不出来,就一直哭。
几十年前,遗孤们被带到中国,或者生在中国,并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但战争后,她们被遗落他乡。
她们只是普通人,本有机会过普通生活,却被卷进战争、政治、国际关系的漩涡,身处夹缝中,变成一支无根的蒲草,随风飘摇,无处可依。
松本清美的采访最后,记者问她去世后,想把骨灰埋在哪里。
老人说:“我不知道,也许该把我的骨灰扩散在天上,在海里。”
1,日本“北满移民”研究,马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战后日本“满洲”返迁经历的文学表象及其思想史位相,蔺静,东北师范大学
4,日本开拓团的社会史考察,王楠,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6,NHK纪录片,《My Dear Chind of the Enemy》
7,NHK纪录片,《满洲移民政策,尘封71年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