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男人是“强者”的代名词。然而，这些铁打的“硬汉”却常常被社会压力和家庭责任搞得疲惫不堪。人到中年男人最焦虑四件事：1、等不及的升迁；二、顾不上的健康；三、免不了的失业；四、激不起的性趣。适当的焦虑可以催人奋进，是一种良性刺激；但长期处于焦虑状态中，则成为“心理障碍”，甚至诱发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心理疾病。
柯云路心理学作品
《走出心灵的地狱》
精华选载(7)
第七章 对男人伤害最大的三种心病
一个星期没有与安子林一家人通电话。一方面由于工作忙，另一方面是有意拉开时间距离。在开始的一周内与他们通了三次电话，那是作为心理治疗的第一阶段，对他们输入的信息密集一些。第一阶段把基础打好了，再往下就不需要那样密集了。基本上可以考虑一周一次。准备经过五六次或者七八次的治疗，治愈安子林的神经症。
有这样一些策略问题：
一，绝不可把治疗时间拖得太长。安子林已经在各种治疗中沉溺了两年。病人的角色感已经很强了，很顽固了。再拖延下去，无疑是继续暗示、强化他的病人角色。要尽可能较快地、有力地结束他的神经症。从某种角度说，延续不止的长久治疗只会起副作用。
二，因此，现在开始的心理治疗必须是有力的、迅速推进的。绝不能无休止地原地踏步，绝不可重复，绝不给病人造成日复一日的循环暗示。要有鲜明的、明确的阶段感、节奏感。
三，具体来说，在对安子林进行心理治疗时，不仅每一次要有力地解决实际心理问题，获得心理机制上的实际成果，而且对治疗的阶段性要向病人明确宣布。这样，他才能强烈感受到这是在一次次推进。
不能让他再沉溺在病人的角色中。长久的噩梦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任何延绵不止的拖拉治疗都会腐蚀病人的身心。
一周以来，没有打电话，是等待安子林及其妻、女消化在第一阶段治疗中我对他们的种种分析。
安子林的妻子吕芬在这一周内接连来了两封信，都是《当代》编辑部转来的。
这两封信对于研究神经症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吕芬的第一封信：神经症患者久病不愈的原因
柯老师：您好！
通过这几次接触，我感到了您的善心，您的真诚。我和安琪对您的崇敬之心，似乎已不好用语言来描述。
知道您将对人的生、心理与疾病做专门的研究，所以我想较详细地向您提供一些关于安子林的家庭、社会地位以及政治诸因素对他生病原因的内在联系，作为一例典型的神经症病例，如果能对您有所帮助，我将感到欣慰。
安子林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具体地讲，他的爷爷曾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的高级将领。年轻时留学日本。母亲是他父亲留日的同学。他们的父辈是世交。
解放后，安子林的父亲又在北大等校继续学习，到头来像他那样的子弟只被分配到一个护士学校当政治教员。母亲在一个机关的图书馆工作。安子林的父亲性格内向、倔强，反右时因与当时的大右派葛佩奇住邻居，说了一些同情的话，也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受尽迫害，胳膊被打断，后被发配到青海，安子林也随父去了几年。“文革”期间他家被抄，当时只有安子林一人在家。那次抄家对他的刺激不小。
安子林从小聪明好学，表现出对声乐、美术、历史、文学多方面的兴趣，但因他所处的家庭环境及祖辈的遭遇，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无疑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在学校里，他努力学习，可就因为他的出身，好事都和他不沾边，老师对他的评语是“活泼不足，严肃有余”。他胆子小，与同学很少交往，成年后也是极有限地社交。
安子林的母亲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知识分子，忙她的工作，况且又是一副“林黛玉”式的身子骨，对于孩子们她难于给太多的母爱。我和安子林认识时，他父亲还在青海。只他和母亲同一个跟随他家多年的老保姆住在一起，他和母亲总是没有更多的时间交谈。
这次安子林发病，他母亲一直表现出一种不理解的态度，有时她的一些很平常、很正常的话就会让安子林受到刺激。而这些话对安子林的刺激，他母亲也不理解。他们母子之间的不沟通，也是安子林久病不愈的原因之一（母亲使他不得依赖）。
安子林在与我认识之前，有过一段给他心灵留下了阴影的初恋。那是“文革”期间，他是个“狗崽子”，与一个“反动会道门”首领的女儿同病相怜并相恋，但当一个出身“红五类”的复员军人出现在他们中间时，那位女士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安子林。这无疑使本来就很自卑的他，更增加了几分懦弱和心灰意冷。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我的母亲爱子如命，我也是很孝顺的女儿。我知道人类是离不了爱的，所以当我听完安子林悲凉的身世与不幸初恋的叙述后，我顶着社会舆论的说三道四以及朋友们的“好心劝说”与他结合了。安子林对我那种不顾世俗的偏见以及政治上的压力而对他做出这种抉择，内心是非常感激的。但在我眼里，安子林近乎完美。那么能理解我，有男人少有的细致，学识渊博（比我），会体贴人，对我绝对忠实，感情那么细腻，总之，婚后我们一直是出双入对，买瓶醋都是一块儿去。有了安琪以后，我们仍是相亲相爱，并给予了安琪全部的父爱和母爱。十几年来，我一个人从来没有单独看过一场电影。其实，从小我就对文学艺术很感兴趣，看过不少世界名著，爱唱，爱跳，曾梦想过当演员。爱给大家讲故事。婚后的十几年，我们一直处在一种祥和温馨、缠绵厮守的境界中。这是造成安子林久病不愈的原因之二（这都是我近期悟出来的）。我们的生活方式有问题。
安子林从小喜欢绘画，没搞成专业，利用业余时间作画，白天上一天的班，下班后已很疲惫，但他还是坚持作画，在他发病的前三个月，一天他感到头晕，到医务室一量，血压150／100mmHg，大夫给开了假，这样一连休息了三个月。在企业连续病休半年就可吃劳保。为了绘画，他很想吃劳保，但又感到总得到医院开假很麻烦，也很费劲，正在这个时期，他“真的病了”，病得住进了医院。我感觉这是他生病的第三个原因（一种需要）。
住院的一天夜里，他经历了一次对危重病人的抢救，大夫们出出进进，家属们焦急不安，各种仪器嗄嗄作响……这一切把他吓坏了。从那个可怕的夜晚之后，他失眠了，书不能看了，收音机不能听了，大脑里总像亮着个灯泡，呕吐，一顿饭吃不了一两，三个月一直靠输液维持。这次抢救病人对他的恐吓是他生病的原因之四。
安子林不但喜欢绘画，对中国的陶瓷也感兴趣。就是他因“高血压”在家歇病假期间，安琪被怀疑“心肌炎”也休学在家。他带安琪去了一个离我家不远的未正式开放的公园“柳荫公园”。那里原来是一片坟地，后被解放军某部改建成鱼塘，随着裁军的指示，这个鱼塘也无用武之地，又被翻建成公园。他带安琪去“柳荫”时，正值那里在翻地、建设中，无意间他们发现了地上有块晶莹剔透的瓷碗片。那是一块明朝万历年间的瓷片，接着他们两人拿把小铲天天去“柳荫”，挖掘、拾捡了将近二十多斤清、明、元、宋的各种瓷片，每天两人都如获至宝，把捡来的瓷片刷洗干净，根据它的花纹图案、质地、落款，再参照一些书籍，分门别类地把捡拾的瓷片加以鉴定，从中受益匪浅。我们再去故宫或博物馆看到一些瓷器，安琪都能识别。什么苏伯尼青啦，什么大明宣德年间的啦，父女俩从中长了见识，得到了乐趣。可就是这件事，在安子林发病以后，也成为他的一个心理障碍。他觉得是否自己挖了人家的坟，得罪了鬼神，也就是此时，一个从河北来的老太太，据说专治“虚病”，她看见安子林身上有“阴症”即鬼，也有仙家。据说鬼是驱走了，仙家不走，看他人好，要在我们家立堂……为此，我把那些很有考古研究价值的瓷片都倒掉了。但从那以后安子林一听“柳荫”二字心里就发怵，这是他久病不愈的原因之五。
另外，据一些史料上的记载，安子林的爷爷为人正直，有才华，但平时少言语，尤其在抚顺监狱时的表现，也是患了“抑郁症”。安子林的父亲一生不得志，1989年患“心肌梗塞”后，诱发“老年抑郁症”，1991年脑中风后，于1992年11月去世，享年只有六十九岁。
以上我提供的情况，请您分析。这些都可视为他发病的多重因素。我感到，他的病与这些综合因素都有关。后附有关他爷爷的两份资料，供参考。
吕芬
1993年2月11日
吕芬的第二封信：被家庭和社会抛弃的可怜人
柯老师：您好！
2月11日寄出的信，想您已收到。信中谈及安子林的致病因素有五点。现再做以下补充。
一，安子林从小体弱多病，出生时只四斤，是在暖箱里活过来的。出生后他是由奶妈带大的。可这位奶妈奶水不多，致使安子林贫血，营养不良，整个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再加上他一向不爱体育运动，身体素质一直不太好，我们结婚那年，他一米七五的个子，只有一百零六斤重。
二，他生病期间，安琪因病休学在家，他住院一星期后，他父亲脑中风也住进医院（当时我瞒着他，不敢刺激他），我们三代同居两室，他母亲身体又不太好，他心里怎能不急？父母、孩子、兄弟全靠不上，只能靠妻。所以他自己形容过：“我就像一个掉在河里将溺死的人，你是河上漂着的一根稻草。”好像抓住我这根稻草，他就有生还的可能。
三，社会的大趋势、单位的局面，都令他害怕，所以他只能以生病逃避之。
四，从他的主观上，也就是显意识上，太想赶快痊愈了，因这病把他折磨得太痛苦了。是否想病好的意识太强烈，潜意识却偏偏和他做对？
五，因求医心切，我们看过了太多的医生，吃过了所有的抗抑郁药，但由于他的过敏体质，所有的药对他都产生副作用，甚至我用酵母及谷维素给他“特制”的“万灵药”，他吃了以后都会出现只有抗抑郁药才出现的副作用。（“特制药”是安定医院一大夫教我泡制的，瞒着他，并未告之何药，只说是权威人士开的“万灵药”。）
六，为了他早日康复，我也看了不少医书及有关心理学的书。我也分析了使他致病的种种内外因素，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以及使之转移、系统脱敏等方法，虽有一定疗效，但他总是先接受，后推翻；先肯定，后否定。后来我又用了日本的“森田疗法”，有一定的效果，又未能治到他的点上，也就是您说的还需深层的心理分析。我所做的这一切是否强化了他的“病人角色”？
为了使他尽快治愈，我学会了打针，掌握了一些点穴按摩的方法及足部反射区保健法，辅助医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早上他难受、乏力，晚上我就陪着他“快步走”，据说这是一种不用吃药也可治疗抑郁症的疗法，但后来他不肯坚持做下去，只得半途作罢。
柯老师，安子林的病确实很典型，我很想为您提供较多的材料，几页纸一时是说不清的，如需要您可约个时间我与您面谈（最好他不在场，他最不愿人家提病，因为生病期间的种种杂念，已经成为一种强迫观念，时时困扰着他）。
另外，我知道还有两个较典型的神经症病人，一位妇女已经病了近二十年，这二十年来，她一直未出过家门，家里也从不能离人。她的丈夫非常善良，把所有会引起她担心、着急的事，都千方百计地使之消失在萌芽状态，二十年如一日，绝对的“奇迹”。可恰恰这“奇迹”害得这位妇女恐怕终生不得痊愈，这点已引起我的注意。另外一位是个上了年纪的知识妇女，多年来，她可以想发烧就发烧，以此来逃避做妻子、母亲的义务和责任。这些都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得清的。
神经症不知困扰着多少个病人及家庭，但我们的社会并未对此引起重视，在以后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中，不知会有多少人被此病折磨，您致力于心理、生理与疾病关系的研究，无疑是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的。社会在这方面的研究及重视均太少了。
陪安子林住精神病院时，与一些病人接触，我了解了他们的经历、身世。有的人一住就是三年五年，他们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但是这未免太残酷了，无异于蹲监狱。他们在里边有吃有喝，有电视看，不用工作，不用承担什么义务，但他们也丧失了太多的权利。实际上，他们是被家庭、社会抛弃的一群可怜人。一有空我就与他们交谈，用我掌握的那点心理分析方法与他们交谈。我对他们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他们也很友善地与我相处。待我陪安子林出院时，他们都争着帮我拿东西。望着他们那迷离的眼神，我的心被揪得紧紧的，鼻子酸酸的，不知这些可怜的人将要在此住到何时，他们绝对适应不了外面那精彩而无奈的世界。
从那时起，我突发了一个想法，将来老了退了休，我也开个心理咨询门诊部（但是我没有太大的自信）。因为不知为何，我和别的病人交谈，给他们做心理分析，人家都非常爱听，觉得我的话比大夫还说得到点子上，可惟独在安子林面前，我一张嘴没说上两句，他就很反感，总是说我在“劝”他，弄得我不知所措，不知哪句话他听了就会刺激神经。本来一条很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一句很催人上进的话，到他那里都会转化成消极的暗示。所以，后来我就不敢多与他交谈了。他又说我厌烦了，想摆脱他。有时他又很内疚，可怜巴巴的。我知道他内心和肉体都是很痛苦的，似乎有一种力量在左右着他。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这话你不这样说，而是如何如何说，我就爱听，这对我才是鼓舞。”我听了甚至有些气愤了：“既然你都知道该如何如何说，你就自己对自己说吧。我的思维，我的意识，怎能同你此时此刻想的说的一样，你这不是难为我吗？”（他对我的这种无理要求，您会理解的。）
自从河北的老太太说他有附体后，更增加了他的思想负担。后两位有功能的兄妹为他诊治，也说他有附体，他心里想得可能更多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弄清，他心里恐怕老嘀咕。
2月9日晚您打来电话后，安子林的情绪异常高涨，当晚把您告诉他的三句话写在纸上，放在床头。第二天又把他的“不舍斋”摘下，换上了您赠的“随意”二字，连“斋”也不要了，他说斋就是束缚。随意，听着心里就那么舒服。
当您说保证不会看着他躺下不管时，他的眼睛都发光了，好像遇见了大救星。那天，他又洗衣服又作画，好高兴。可昨天又躺下不动了。说好了，中午陪那个美国女孩去买书，中午该吃饭，他不吃，我们说该走了，他躺在床上就是不起来。我说你不能出尔反尔。他说，我没应人家，都是你应的，你自己去吧。把我气得要命。他不去，我和安琪穿衣服正要走，他忽然下床穿衣服。我赶紧笑着说，这就对了，咱们得有信用。结果，他饿着肚子帮人家买了书，一路上还给人家讲解，有说有笑的。我也当没有刚才那回事。今天他的情绪还可以，上街买了两次东西，还画了一张大画。真是人一天鬼一天，不知明天怎样？
我和安琪每天晚上都得看您的书，不看心里像缺点什么。看着您的书好像您又在与我们交谈。安琪这孩子是有灵气，书中有些地方我都很难看明白，可她却看得明明白白，有时我得请教她。安琪自己也说，不知怎的，柯叔叔的话，难懂，可我一下就知道说的是什么。这两天，她天天跟我说，她也要做个禅悟者；看到您书中的对话时，安琪说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是我，你是你，你是我，我是你。在我还没看到这行时，我就知道一定是这样答复的。”柯老师，真希望您能点拨安琪。我也觉得这孩子有点与众不同。安琪自幼对这些神秘的未知现象都感兴趣，自上学后一直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班主席，大队长，表现出了超出同龄的组织能力，在绘画方面的成绩使她荣获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银帆奖”，并保送上了重点中学。
但是这些成绩也使小小年纪的她有了过多的思想压力，她认为各方面都要做表帅，都要比人强，压力使孩子承受不了，她病了（安琪的那次病，也是生病是一种需要──您的高见的一次最好的例证）。“心肌炎”ST下移，听起来挺吓人，医生一定要她住院，手续我都办好了，安琪的体温突然恢复正常，她坚决不住，她说一回家我准好，越住越糟。我听她的话，把手续退了。经一位心脏病儿科专家诊断，属植物神经性紊乱，第二天再做心电图：正常。几次这样的经历我醒悟了……让她休息，让她玩，让她干她喜欢干的，但因我们家目前的环境对安琪确实不利。这孩子又可心，又可爱，又可怜，一米六二的个儿，才七十斤重，瘦得像个小豆芽。
几年前，安琪开始看蔡志忠的《老子》、《庄子》、《列子》、《禅说》、《六祖坛经》等书。去年看了两本白话易经，今年又读了您的书。
安琪说，原来看那些书，都是似懂非懂的，看了柯叔叔的书，我理解了什么是开悟，回过头来再看那些书，就明明白白了。9日通话后，安子林说起您教的方法：层层过滤法，其实8日晚安琪正是用此法为他解一个个“疙瘩”，跟您的意思是一样的。安琪说，有时我感觉我的思维意识与柯叔叔是相通的。
总之，能和您有这份缘分，也是天意，愿我们成为师生、朋友。其实，我们不早已是了么！安琪的画已画好，真诚地欢迎您抽空到我家来。
盼您的电话！
吕芬
1993年2月15日晚
柯云路：我不病，谁能病我？
吕芬的两封信，提供了安子林更为详细的背景性材料，使得我对他神经症的分析可以大大深化了。
这是第二个阶段心理治疗的内容。
第二个阶段，就是要把他所有潜在的心理因素都分析出来，把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冲突全部显化出来。要使他的显意识完完全全地看清自己的潜意识。这样的心理分析本身就是一种有力的治疗。同时，又为继续进行其他方式的心理治疗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直觉告诉自己，对安子林的心理治疗一定要强化阶段性，推进性，要有结束战争、取得胜利的节奏感。
一，要明确总方针，总战略，总时间表：今年春季全部结束，绝不能把神经症拖到夏天去。具体说，不拖到五月份。五一前一切恢复正常。
二，每周一次心理治疗都要有明确的推进，要解决具体的问题。每周一次的心理治疗都是一个阶段。对这个阶段战役的名称、任务、口号，都要有明确的宣布。
三，语言上，具体的诱导、暗示上，各种心理治疗的手法上，都避免重复。每次都要有每次的新意。
四，医师自己的声音必须是坚定的。他的全部信念、口号、说法，都构成心理治疗的有机内容。
五，关于口号，例如“我不病，谁能病我”；例如“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例如“春暖花开了，到转机了”；例如“该让神经症滚蛋了”；例如“一个旧阶段过去了，一个新阶段开始了”；例如“过去的长久压抑的生活，后来压抑能量释放的患病生活都过去了，要开始新的生活了”；等等。
六，作者自己坚定的信念，而后是吕芬、安琪的坚定信念，而后是安子林也有信念。这是治好安子林神经症的重要保证之一。
当潜在的心理都分析清楚了，当所谓疾病的“好处”都看清了，当疾病的痛苦领略够了，这时，战胜疾病的信心常常成为首要因素。
1993年2月21日，星期日。
上午拨通了安子林家的电话，照例是吕芬接电话（安子林不接电话，也是由于他的病人角色）。
作
吕
［作者心中想：他为什么会一脚迈空把脚崴了，是不是对进行净化血治疗有矛盾心理呢？也就是说，他心里也有不想去的成分。这是很可能的。人的潜意识常常用制造失误、受伤等方法来表示自己的意愿。他想去，又不想去，矛盾。所以，去了，同时又崴了脚。矛盾的两种意向都表现出来了。要去的意向已通过理智的去医院的行为表现出来。不要去的意向被压抑了，就通过失误、自伤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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