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心理学作品
《走出心灵的地狱》
精华选载(6)
第六章
1993年2月13日中午，作者写下一段文字。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明确提出了：疾病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是病给亲人的。
疾病往往是一个人“战胜”家庭其他成员的最有效手段。
全人类都应该认识疾病的这一丑恶面貌。
安子林的神经症从相当大的意义上讲，是病给亲人的。倘若他现在身边没有妻子、女儿，他的神经症或许早已失去了大半存在的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照顾他的人，妻子，女儿，既是他康复的心理支持，又是他完全康复的主要障碍。
考察生活中的情况，经常看到一个家庭中，疾病往往是一个家庭成员“战胜”其他家庭成员的有效手段。当病人一次又一次尝到疾病的好处后，潜意识就止不住在必要的时候重复这个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在有些人身上，这种情况简直表现得淋漓尽致。只是因为通常的人没有这样的透视力，会想当然地以为：谁愿意病呢，莫非病还能是假的吗？
我们说，病都是真的。然而，病在很多时候是应需出现的。需要之一，就是改变家庭内的关系，达到“战胜”家人的目的。没看到吗，当儿童为了战胜父母的时候，不仅可以大哭，还可以哭到咳嗽，哭到喘不过气来的程度，以至真的发烧、咳嗽起来。哪个父母不屈服？哪个家长会想到这是孩子在“巧妙”地战胜自己？
从小，一个人的潜意识就明白疾病的效用。
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老练地、习惯地运用这个策略。
神经症常常是很典型的表现。
一定要把这奥秘告诉吕芬。是要好好照顾安子林，她是他的主要支撑。但实际上，她又是他神经症痊愈的最大障碍。她要帮助他，又不能牵就他。她不能纵容他反复运用自己的神经症。她不能用各种照料他的行为继续给他造成患病的条件与暗示环境。对待安子林这样的神经症患者，如同对待孩子，照顾要有限度和方法，否则，“溺爱”就是害了他。这时，作为妻子的吕芬，其自己的智商就很关键了。有些女人，无论作为妻子，还是作为母亲，都缺乏足够的理解力，你很难使她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因此，也更难教会她什么巧妙的方法、策略。
这个方法、策略主要凭患者的妻子依据对对方心理、潜意识的判断，随机掌握。吕芬是个比较聪明的女人。她能理解这些道理。然而，初步的理解与深刻理解是两回事。深刻的理解与善于寻到聪明的方法又是两回事。
莫非能每天教她一些方法吗？自己目前很难有这么多时间把注意力放在某一个病例上。
吕芬应该明白，她丈夫的病现在其实就是他本人还不愿意真正好。痛苦是痛苦，但痛苦降低到可忍受的限度之内了，而患病的好处还是不能丢舍，神经症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下去了。
往下，无非是几件事：
一，更深刻、全面地分析。因为分析还未最后完成。吕芬在电话中说她正在给我写封信，谈安子林从小的家庭情况。安子林也说，要等见到我时详谈他的患病过程。在那之后，自己对安子林的分析将全面完成。
二，要改变安子林的环境，改变家人对他的态度，要把讲艺术课这样的事情逐渐引进他的生活。其实，以后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不谈病了。就是谈生活，谈绘画，谈实际的事情。神经症又有什么可谈的呢？
可以肯定，他不会再出现像去年那样剧烈的反应了。
三，他想去医院治疗，一般可以劝止。实在要去也无妨。给他以心理支持。给他疾病的“痊愈”以“台阶”。
四，配合其他治疗手段。
神经症是令人同情的，同时又是令人讨厌的。社会上有那么多神经症，是人类本身难逃的苦难。更放大说，所有的疾病都是人类社会必然的一个部分。
人类莫非能没有疾病吗？
迄今为止，有多少人真正理解疾病的人类学意义？
苦难的人类。
想到禅。想到“契机相合”四个字。
在一般的动物世界中，疾病大概没有什么好处。即使在那些成群生活的动物中，疾病大概也难能得到什么同情与照顾。成群的野马、野牛在大规模迁移跋涉中，所有的老弱病残者无一例外地受到淘汰。整个群体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抛弃在沿途的荒原及猛兽的食猎中。这种淘汰原则，是符合这些动物群生存需要的。
然而，人类自从结成社会，形成自己的文明生活后，大概就有了同情弱者、照顾疾病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一般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有所发展。然而，任何文化在发展中都可能出现畸形变态，都可能偏离合理界限而陷入谬误。
让我们具体看一看，社会文化如何给疾病以“好处”。
它有哪些逻辑──不成文、不成法，但却放之四海而皆准。
一，有病就该受到同情、照顾。
二，有病就可以休息。
三，有病就可以推卸责任。
四，有病就可以推迟任何允诺、约定的执行。
五，有病就可以得到宽恕。
六，有病就可以免缓应受的制裁。
七，有病就可以证明爱情。
八，有病就可以证明负重，证明美德。
九，有病就有理，有病就厉害，有病就能战胜他人。
十，有病就可以表示一切不满，调整各种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给疾病以好处的十大法则。这十大法则，一方面在帮助疾病患者战胜疾病，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造疾病，或者说诱使疾病的发生与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对给疾病以“好处”的文化“一分为二”。
一个人接受有病就有“好处”的文化的暗示，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受各种宣传、各种身边发生的生活的反复暗示。
这个世界不是经常宣传对病人的各种关照吗？生活中不是不断有人在生病，因生病而得到各种好处吗？这个人病了，得到了照顾与同情；那个人病了，得到休息；还有人病了，免上法庭受审；再有人病了，感动了女友；还有人病了，免去下乡出差之苦；还有人病了，推卸了责任；还有人病了，被舆论赞扬为鞠躬尽瘁；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见闻，都在暗示一个逻辑：生病的“好处”很多。
另一种方式，就是自己生病的亲身体验。
每一次生病都得到某种、某几种好处。由此，像中毒一样受到暗示的腐蚀。只要遇到类似的情境与需要时，心理深处就会止不住受到疾病的诱惑。
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在一生中完全拒绝疾病的“好处”之诱惑。
有些人被生病有好处的逻辑程序牢牢控制住心灵，陷在疾病及疾病的角色中不可自拔。有些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疾病来解决面临的家庭矛盾；用自己的疾病维系夫妻关系；用自己的疾病折磨爱人与其他家人；用自己的疾病推卸家庭责任与义务；用自己的疾病来表达家庭生活的痛苦与不满；用自己的疾病来获取同情；用自己的疾病麻木自己、“充实”自己──自我折磨也常常带来中毒上瘾的生活依托感；用自己的疾病把子女拴在身边；用自己的疾病当一种说法，交待四面八方。
有些人用疾病来解决自己政治处境上、社会处境上、工作处境上、人生处境上的各种困难与危机。政治上受打击了，遭厄运了，可以生病；被降职、撤职、处分了，可以生病；事业上受挫了，失败了，失意了，可以生病；生意破产了，可以生病；退休了，无聊了，可以生病；各种难过的情况都可以生病，用生病来解决一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