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早在两人还处在蜜月期时，尼采的内心已隐隐觉察出两人的分歧。
尼采一开始是想在思想上保持独立。1871年瓦格纳的妻子柯西玛发现尼采刻意与瓦格纳保持距离，她写道：“由于他举止中一些不自然的克制，相当不友好，似乎他在竭力抵抗瓦格纳个人的令人倾倒的印象。”尼采后来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解释：“摆脱（与瓦格纳）较经常的个人交往，保持一定的自由，对我来说是必须的和健康的，事实上仅仅是为了能够在较高的意义上保持忠诚。”
尼采渐渐地发现了瓦格纳的阴暗一面，1873年尼采已经意识到瓦格纳只相信他自己，不会相信其它任何事。“那只相信自己的人是对自己也不再会忠实的。”
1874年，尼采把对他印象深刻的勃拉姆斯的《凯旋曲》的总谱带给瓦格纳，并演奏给他听，这使得与勃拉姆斯势不两立的瓦格纳十分生气，四年后尼采总结道：瓦格纳“对所有伟大事物的深深妒忌……对他无法企及的事物的憎恨。”
尼采是最早读到瓦格纳自传的读者之一，他对此产生了不满和怀疑，“流传的所谓的瓦格纳自传，是虚构的，是企图作给公众看的…甚至在自传中，他还是只对自己忠实，他还是一个演员。”
一个喜欢做秀的瓦格纳还能写出真实的东西吗？
尼采逐渐觉得去瓦格纳家中做客已不再是件愉快的事，可能除了遇见他爱慕的女性——瓦格纳的妻子，李斯特的女儿科西玛。他表现的症状就是：去做客时身体会不由自主地频频生病。
而1876年的第一届拜罗伊特音乐节则是尼采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
——瓦格纳的拜罗伊特音乐节
瓦格纳参加革命后长期流亡国外，一度贫困潦倒，走投无路。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完了，我将从这个世界消失。”但时来运转，1864年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在慕尼黑邀请瓦格纳前来会面，从此瓦格纳得到贵人扶助，一路飞黄。
路德维希二世早在15岁时第一次看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时，当下就激动得全身颤抖，内心隐隐把自己比作天鹅骑士。当他18岁登基后，立即召见瓦格纳，在会面后的第二天路德维希二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瓦格纳：“我极欲让你的肩头能永远卸去尘世生活的卑微负荷…以便让你能一展有力的天才羽翼，不受拘束地翱翔在忘我的艺术纯净的大气之中。”
路德维希二世慷慨解囊，替瓦格纳偿还了欠款，并承诺不遗余力帮他完成指环系列。瓦格纳自此告别艰涩生活，极力享受挥霍奢侈，自称非在豪华环境中才可激发创作灵感不可。
瓦格纳觉得指环系列必须要在一个专门的剧院演出，比如需要舞台宽大，乐池很深以防止观众看见乐队，方可展示他歌剧的虚幻宏伟的神秘意境。最后他把剧院的地址选在拜罗伊特，由于资金的缺乏，剧院建设和首次演出一拖再拖，又是靠路德维希二世的贷款才得以完成。
第一届的拜罗伊特音乐节终于在1876年开幕，虽是盛况空前，却以亏损15万马克收场。直到瓦格纳死后，凭着柯西玛的精明才干，还清了路德维希二世的贷款，并成功地把拜罗伊特建成瓦格纳的朝圣之地。
尼采参加了1876年的首次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彩排和演出，他眼里看见的尽是贵族王公的趾高气扬，胭脂粉气的扑鼻香味，台下观众的喧闹掌声，瓦格纳的作秀演戏。“欧洲全部的游手好闲的无赖聚集在一处，每个王侯在瓦格纳家中进进出出，似乎那儿更是一场体育活动。”
尼采在那里看过为数不多的几次演出，结果都失望得数次中途退场，“每个这样的艺术长夜都使我感到毛骨悚然。”他在思考，这就是他所赞同的艺术革命吗？这是他理想的美学吗？为什么瓦格纳的音乐能迎合那些精神贫瘠的门外汉？
尼采在这里见到的是堕落的市民艺术的特征：“对赏心悦目那欲盖弥彰的和对娱乐消费不顾一切的追求，演出方的自命不凡和对艺术之严肃的装模作样，行事放对金钱毫无顾忌的贪婪，一个社会的空虚乏味和漫不经心…..这一切加起来形成了我们今天艺术状况的迟钝和腐臭的空气。”
这不能怪瓦格纳，因为他的性格和气质是完全同这种气氛相吻合，在大众的奉承声中享受大师的辉煌，在俗气的达官贵人中逢场作戏，在宏大的音响中博取世界的目光。
在同瓦格纳的分歧过程中，早期的《不和时宜的观察——瓦格纳在拜罗伊特》是尼采思想转变的产物，文中表达了他理想中的大师形象：一个应该在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领域反对所有现代性的革命者。
显然瓦格纳作为王公贵胄的座上客，奢侈生活的享受者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理想大师的标准。
尼采在文中对现代文化作了批判，批评现代人生活的贫乏与枯竭。现代的艺术只是给本质枯竭的身体披上一件“褴褛的彩衣”，艺术成了隐藏自己的演戏游戏。现代艺术又为空虚的人寻找刺激所服务，尼采挖苦道：“艺术家率领浩浩荡荡的激情，如同率领著狂吠的狗群，让它们向现代人扑去。”
在当时瓦格纳的艺术同现代的贫瘠文化在尼采的心中已是隐约相合，很显然瓦格纳并不是未来艺术的指路人。
1876年尼采与瓦格纳在拜罗伊特音乐节上的分歧，预示着他将很快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步入他的怀疑主义时期（1876-1882），在这一时期，尼采同瓦格纳，叔本华都分了手，继续探寻自己的哲学方向。
—— 《帕西法尔》与基督教
《帕西法尔》注定是一部迷一样的歌剧，它成为尼采与瓦格纳正式决裂的导火线。
1936年，希特勒面对一百个师的法军，以三个营的兵力冒险占领莱茵，彻底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德国上下为之欢呼雀跃，当希特勒得知捷报后欣喜若狂，立刻播放《帕西法尔》的唱片以庆祝巨大的胜利。
《帕西法尔》是瓦格纳的最后一部歌剧，取材于中世纪的宗教神话，山村的愚钝戆直少年帕西法尔(Parsifal)不为女巫孔德里（Kundry）的诱惑所动，闯入妖士园取得圣矛，治愈圣杯与圣矛的守卫骑士统领阿姆弗塔斯（Amfortas）的伤，而被拥戴为新的守卫骑士之王。
由于首届拜罗伊特音乐节的财政亏损，瓦格纳为之倾注所有心血的音乐节面临空前的危机，为了挽救危局，1877年瓦格纳开始为下一届的音乐节庆典谱写《帕西法尔》。在首演的50年之后，它被禁止在其它地方上演。
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由新教共济会的教徒变成的无神论者，是如何构建一个天主教的神话故事。
1871年在铁血宰相卑斯麦的指挥下，普鲁士取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普鲁士国王在法国巴黎加冕成立德意志第二帝国，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德国，德国高于一切”，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当时飞扬高涨，瓦格纳创作《帕西法尔》时不能不置身度外，而且会加以利用。
1878年瓦格纳给尼采寄去《帕西法尔》的文本，尼采敏锐地察觉瓦格纳的宗教观的转变是为了挽救拜罗伊特音乐节，扭转经营的亏空，迎合为上帝和皇帝服务的新德意志帝国的宗教感情，在尼采眼里这是一部虚假充满谎言的作品，瓦格纳演员的特性再次暴露无疑。
以后尼采一再提到瓦格纳的戏子特性，“瓦格纳究意是一个音乐家吗？无论如何，他更是别的什么：一个无与伦比的演员员，最大的戏子，德国前所未有的最惊人的戏剧天才，我们卓越的舞台大师。”
过去瓦格纳一直表现出反基督教倾向，在瓦格纳的《艺术与革命》一书中提出：“迄今为止，伪善乃是基督教贯穿整个世纪的最鲜明的特征和本来的面貌。”，此外也讲过：“有意识地全力描绘肉体的死亡，对现实生活的刻意否定，是基督教艺术的对象……”
而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也有类似之处，基督教是“生命的蔑视者、濒死者和自杀者，大地厌倦了它，让它去死吧！”。在瓦格纳和尼采看来，基督教都是否定藐视生命。
但尼采更认为基督教宣扬奴隶的道德，是对道德的“坏的良知”的培养，认为基督教赞同软弱和不健康以牺牲掉那些更强壮的道德。尼采晚期的著作《反基督》是一本极具争议的书，他对基督教的道德观展开了强烈的批判，“上帝爱世人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世人要相信他；谁不相信这爱，他就给谁投去凶神恶煞似的眼神，以示威胁！”“要是没有聪明人，上帝本身也不能存在。路德说过此话，说得在理。然而，没有愚人，上帝更不能存在。这句话，善良的路德没有说过！”（本人是基督徒，当然不同意尼采的反基督教观点，但尼采的某些论点是否具有历史价值？由于这个话题太过复杂，不宜在此讨论。）
尼采是一个前后矛盾的人，曾在之前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无论我怎样谈论基督教，我都不会忘记把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大部分经验归功于它，而且我从内心深处，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对它忘恩负义。”
马丁路德曾在很长时间内充当尼采的民族英雄，当尼采看见瓦格纳的天主教神话剧《帕西法尔》，很是不解他为何不把路德或腓特烈大帝安排为歌剧的主角。
而瓦格纳虽然反对基督教，可又希望把基督耶稣改造成雅利安人，为帝国制造一种偶像的神。对于指环系列里的英雄齐格弗里德，瓦格纳认为“德意志人民源自上帝的一个儿子。他自己的人民称他为齐格弗里德，世上其他人民则称他为基督。为了他的种族及其直系后裔能够获得拯救并享受幸福，他完成了最光荣的业绩，而且在完成这样的业绩时他献出了生命。”
瓦格纳把血统论混进他的宗教观，坚信日耳曼人将会拯救世界，这与尼采对基督教道德观的批判简直是天壤之别。
尼采接到瓦格纳的《帕西法尔》的文本后，鞭挞瓦格纳“卧倒在基督教的十字架前”。“一切太过于基督教…纯粹的幻想心理学…没有肉，太多的血…还有我不喜欢那个歇斯底里的女人”。
尼采先是不动生色，隔了几个月后把他的新书《人性，太人性的》寄给瓦格纳，书里毅然放弃了他前期所谓的“作为真正形而上学活动”的艺术的观点，认为艺术是“无法触动世界本身的本质”的，甚至于指责他所酷爱的音乐：“就本身来说，没有一种音乐是深刻的和富有意义的，它并不触及‘意志’和‘物自体’。”尼采在此把矛头指向瓦格纳及其音乐，瓦格纳猝不及防，被伤害得大吃一惊，瓦格纳夫人柯西玛则激烈反应：“我知道，在此恶毒胜利了。”
尼采与瓦格纳正式宣告决裂，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但在瓦格纳和尼采的身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阴影：希特勒，他对《帕西法尔》的理解则是另外一种病态的理解，可见《帕西法尔》实在是一部令人费解的歌剧。
瓦格纳歌剧的民族英雄主义，他的反犹太主义，和他的宗教日耳曼主义都帮助希特勒建立了自己的信仰，希特勒把瓦格纳视为精神教父，他有句名言：“每个凡是想了解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人都必须首先了解瓦格纳。”
由于瓦格纳把血统论输入《帕西法尔》中，比如女巫孔德里代表了犹太人，阿姆弗塔斯代表了受污染的血统，帕西法尔抵御孔德里的诱惑就是维持纯正血统。所以希特勒就把《帕西法尔》的理解为：“它称赞的不是基督教的悲悯，而是纯粹和高贵的血统，在保护和荣耀他们的纯粹时，兄弟般的感情得以激发。”
对宗教的理解则是“我的宗教便是建立在《帕西法尔》之上，在庄严的形式里有神圣的礼拜仪式，没有谦卑的矫饰，所谓上帝就是经过打扮后的英雄。”
上帝在希特勒看来是经过改头换面的“超人”，那是尼采式的“超人”，瓦格纳和尼采在希特勒身上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三个疯子真是一台好戏。
—— 尼采“狂妄”的批判意识
尼采对瓦格纳的激烈的批判还源自他“狂妄”的批判精神，尼采极力鼓吹重估一切价值。
“让一切颓废的东西都破碎吧，我要推倒它，还有许多房子要盖起来。”
“我深深地厌恶一劳永逸地呆在任何一个关于世界的总体观点里，相反地思维方式倒是大有魅力，不要让自己失去需要神秘特性的刺激。”
尼采反基督的很大原因可能也是出于他一贯的批判意识，尽管有人说是来源于对他母亲不满的叛逆心理。尼采出身于路德宗牧师的教庭，少年时怀有成为牧师的志向，最后却走向了反面。
终于，尼采在瓦格纳的身上再也看不到他理想中的批判精神，更遑论他会超越现实的世界。尼采的妹妹写过：“他（尼采）所批判的与其说是瓦格纳，不如说是后者所生存的世界。他天真的理想中的瓦格纳应该超越于这个世界之上，成为一个革命者，而且不仅仅是音乐领域的革命者。”
既然瓦格纳再也不是他承载理想的偶像，那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打碎这尊偶像，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寻求属于自己的思想。
“瓦格纳纯粹是我的疾病。”，尼采通过对瓦格纳的严厉批判达到了治愈疾病的目的，在精神上摆脱了对瓦格纳的崇拜，达到了精神独立性。“我以一种持续的谢意思念他（瓦格纳），因为正是由于他，我才获得一些最有力的激励，得到精神独立性。”
尼采在瓦格纳死后的第五年，不依不饶地写下《瓦格纳事件》和《尼采对瓦格纳》，对瓦格纳进行近毫无节制的攻击，正式表达他对昔日偶像的看法。他把瓦格纳当成欧洲现代颓废文化的代表，由于瓦格纳的内在的匮乏导致了虚伪的激情和做作，所以他的音乐到处充斥着亢奋的刺激和痉挛般的情感暴露，用来麻醉德国人的颓废精神。
“瓦格纳的艺术是病态的。他带到舞台上的问题（纯属歇斯底里患者的问题），他的痉挛的激情，他的过度亢奋的敏感，他那要求愈来愈刺激的佐料的趣味…：这一切描绘出一种病象，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他的艺术中，当今整个世界最必需的东西——精疲力竭者的三样主要刺激剂，即残忍、做作和清白无辜（痴呆），以最诱人的方式掺和起来了。”
每当看见尼采如此指责瓦格纳，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指环系列里的音乐《飞行的女武神》，还真有点激亢的听觉刺激和“痉挛病态”的味道，巧合的是现代的电影中每当出现这段音乐，就会象征纳粹铁蹄的蹂躏或者战争的残酷。
朗格对德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瓦格纳有段精彩的评语：“把天然的本能和利害关系精神化，并使之成为世界问题，这是德国人的智力的本性倾向。瓦格纳的神话和传奇的精神促进了这种倾向。并且给这种德国人的特有的癖好涂上了一层宗教气味的香脂。他给德国的精神掺入新的迷魂药，使之趾高气扬地达到第三帝国时期的优越感。”
尼采同样看到瓦格纳喜欢以“拯救”的宗教性的主题来掩盖他颓废的内涵，造成了“瓦格纳式理想的迷雾”，如同“阴湿的北方”。而尼采以南方音乐，法国人比才的《卡门》来对比瓦格纳的寒湿阴冷的雾气，认为《卡门》才是健康音乐的代表，体现出南方气候的特点：“这种南方的、褐色的、燃烧的敏感……它的幸福的金色午后多么宜人！”“尤其是空气的干燥和景物的澄澈”。
或许尼采对瓦格纳不近人情的痛骂仅仅是为了证明其精神上的独立性，为了证明重估一切价值的必要性，为了创立他自己的哲学思辩。
在走出怀疑和困惑之后，1881年尼采在岩石边产生永恒复返的感念，这时的尼采才从对各种精神道德谱系的依赖中走出，达到个人思想上的绝对自由，超越了过去的自我，他的瓦格纳疾病被彻底治愈。
瓦格纳于1883年因心脏病去世，同一年尼采撰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此书是他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尼采开始独创自己的哲学思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基本涵盖尼采后期所有属于他自己的思想，尼采在书中第一次提出超人说，“人类是一根系在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索”，“超人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超人就是尘世的意义”。
理查德 斯特劳斯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获得了“美学的享受”，为了表达他对尼采的敬意，他谱写了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其中第一段“日出”是脍炙人口的绝妙之作，虽是短短的一分多钟，却入神地描绘出一轮红日在黎明时分磅礴而出的景象，理查德 施特劳斯这样描绘：“太阳升起来了，人进入世界，或世界融入人心中。”。我认为“日出”作为交响诗的第一段，为全首作品奠定了基调，太阳的升起昭示着超人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下山将宣告超人的来临。
—— 结束
1883年得悉瓦格纳去世，尼采感慨道：“六年来一直反对自己最崇拜的人，这是非常痛苦的”。
查拉图斯特拉的心声，也是尼采的内心独白：“我独自高飞，我飞得太远了，我环顾四周，只有孤单才是我唯一的伴侶。”
尼采在《可喜的知识》一书中，藉着一个疯子的口初次宣告上帝已死，尼采以先知的口吻预见失去上帝即意味着发疯。
1889年初的一天，尼采在都灵的街道上看见一匹马正被主人鞭打，他泪流满面地上前抱住马头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从此尼采疯了，在他患病期间，有时会几个小时不间断地弹奏瓦格纳的曲子。
1900年尼采去世。
尼采一开始是想在思想上保持独立。1871年瓦格纳的妻子柯西玛发现尼采刻意与瓦格纳保持距离，她写道：“由于他举止中一些不自然的克制，相当不友好，似乎他在竭力抵抗瓦格纳个人的令人倾倒的印象。”尼采后来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解释：“摆脱（与瓦格纳）较经常的个人交往，保持一定的自由，对我来说是必须的和健康的，事实上仅仅是为了能够在较高的意义上保持忠诚。”
尼采渐渐地发现了瓦格纳的阴暗一面，1873年尼采已经意识到瓦格纳只相信他自己，不会相信其它任何事。“那只相信自己的人是对自己也不再会忠实的。”
1874年，尼采把对他印象深刻的勃拉姆斯的《凯旋曲》的总谱带给瓦格纳，并演奏给他听，这使得与勃拉姆斯势不两立的瓦格纳十分生气，四年后尼采总结道：瓦格纳“对所有伟大事物的深深妒忌……对他无法企及的事物的憎恨。”
尼采是最早读到瓦格纳自传的读者之一，他对此产生了不满和怀疑，“流传的所谓的瓦格纳自传，是虚构的，是企图作给公众看的…甚至在自传中，他还是只对自己忠实，他还是一个演员。”
一个喜欢做秀的瓦格纳还能写出真实的东西吗？
尼采逐渐觉得去瓦格纳家中做客已不再是件愉快的事，可能除了遇见他爱慕的女性——瓦格纳的妻子，李斯特的女儿科西玛。他表现的症状就是：去做客时身体会不由自主地频频生病。
而1876年的第一届拜罗伊特音乐节则是尼采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
——瓦格纳的拜罗伊特音乐节
瓦格纳参加革命后长期流亡国外，一度贫困潦倒，走投无路。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完了，我将从这个世界消失。”但时来运转，1864年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在慕尼黑邀请瓦格纳前来会面，从此瓦格纳得到贵人扶助，一路飞黄。
路德维希二世早在15岁时第一次看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时，当下就激动得全身颤抖，内心隐隐把自己比作天鹅骑士。当他18岁登基后，立即召见瓦格纳，在会面后的第二天路德维希二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瓦格纳：“我极欲让你的肩头能永远卸去尘世生活的卑微负荷…以便让你能一展有力的天才羽翼，不受拘束地翱翔在忘我的艺术纯净的大气之中。”
路德维希二世慷慨解囊，替瓦格纳偿还了欠款，并承诺不遗余力帮他完成指环系列。瓦格纳自此告别艰涩生活，极力享受挥霍奢侈，自称非在豪华环境中才可激发创作灵感不可。
瓦格纳觉得指环系列必须要在一个专门的剧院演出，比如需要舞台宽大，乐池很深以防止观众看见乐队，方可展示他歌剧的虚幻宏伟的神秘意境。最后他把剧院的地址选在拜罗伊特，由于资金的缺乏，剧院建设和首次演出一拖再拖，又是靠路德维希二世的贷款才得以完成。
第一届的拜罗伊特音乐节终于在1876年开幕，虽是盛况空前，却以亏损15万马克收场。直到瓦格纳死后，凭着柯西玛的精明才干，还清了路德维希二世的贷款，并成功地把拜罗伊特建成瓦格纳的朝圣之地。
尼采参加了1876年的首次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彩排和演出，他眼里看见的尽是贵族王公的趾高气扬，胭脂粉气的扑鼻香味，台下观众的喧闹掌声，瓦格纳的作秀演戏。“欧洲全部的游手好闲的无赖聚集在一处，每个王侯在瓦格纳家中进进出出，似乎那儿更是一场体育活动。”
尼采在那里看过为数不多的几次演出，结果都失望得数次中途退场，“每个这样的艺术长夜都使我感到毛骨悚然。”他在思考，这就是他所赞同的艺术革命吗？这是他理想的美学吗？为什么瓦格纳的音乐能迎合那些精神贫瘠的门外汉？
尼采在这里见到的是堕落的市民艺术的特征：“对赏心悦目那欲盖弥彰的和对娱乐消费不顾一切的追求，演出方的自命不凡和对艺术之严肃的装模作样，行事放对金钱毫无顾忌的贪婪，一个社会的空虚乏味和漫不经心…..这一切加起来形成了我们今天艺术状况的迟钝和腐臭的空气。”
这不能怪瓦格纳，因为他的性格和气质是完全同这种气氛相吻合，在大众的奉承声中享受大师的辉煌，在俗气的达官贵人中逢场作戏，在宏大的音响中博取世界的目光。
在同瓦格纳的分歧过程中，早期的《不和时宜的观察——瓦格纳在拜罗伊特》是尼采思想转变的产物，文中表达了他理想中的大师形象：一个应该在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领域反对所有现代性的革命者。
显然瓦格纳作为王公贵胄的座上客，奢侈生活的享受者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理想大师的标准。
尼采在文中对现代文化作了批判，批评现代人生活的贫乏与枯竭。现代的艺术只是给本质枯竭的身体披上一件“褴褛的彩衣”，艺术成了隐藏自己的演戏游戏。现代艺术又为空虚的人寻找刺激所服务，尼采挖苦道：“艺术家率领浩浩荡荡的激情，如同率领著狂吠的狗群，让它们向现代人扑去。”
在当时瓦格纳的艺术同现代的贫瘠文化在尼采的心中已是隐约相合，很显然瓦格纳并不是未来艺术的指路人。
1876年尼采与瓦格纳在拜罗伊特音乐节上的分歧，预示着他将很快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步入他的怀疑主义时期（1876-1882），在这一时期，尼采同瓦格纳，叔本华都分了手，继续探寻自己的哲学方向。
—— 《帕西法尔》与基督教
《帕西法尔》注定是一部迷一样的歌剧，它成为尼采与瓦格纳正式决裂的导火线。
1936年，希特勒面对一百个师的法军，以三个营的兵力冒险占领莱茵，彻底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德国上下为之欢呼雀跃，当希特勒得知捷报后欣喜若狂，立刻播放《帕西法尔》的唱片以庆祝巨大的胜利。
《帕西法尔》是瓦格纳的最后一部歌剧，取材于中世纪的宗教神话，山村的愚钝戆直少年帕西法尔(Parsifal)不为女巫孔德里（Kundry）的诱惑所动，闯入妖士园取得圣矛，治愈圣杯与圣矛的守卫骑士统领阿姆弗塔斯（Amfortas）的伤，而被拥戴为新的守卫骑士之王。
由于首届拜罗伊特音乐节的财政亏损，瓦格纳为之倾注所有心血的音乐节面临空前的危机，为了挽救危局，1877年瓦格纳开始为下一届的音乐节庆典谱写《帕西法尔》。在首演的50年之后，它被禁止在其它地方上演。
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由新教共济会的教徒变成的无神论者，是如何构建一个天主教的神话故事。
1871年在铁血宰相卑斯麦的指挥下，普鲁士取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普鲁士国王在法国巴黎加冕成立德意志第二帝国，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德国，德国高于一切”，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当时飞扬高涨，瓦格纳创作《帕西法尔》时不能不置身度外，而且会加以利用。
1878年瓦格纳给尼采寄去《帕西法尔》的文本，尼采敏锐地察觉瓦格纳的宗教观的转变是为了挽救拜罗伊特音乐节，扭转经营的亏空，迎合为上帝和皇帝服务的新德意志帝国的宗教感情，在尼采眼里这是一部虚假充满谎言的作品，瓦格纳演员的特性再次暴露无疑。
以后尼采一再提到瓦格纳的戏子特性，“瓦格纳究意是一个音乐家吗？无论如何，他更是别的什么：一个无与伦比的演员员，最大的戏子，德国前所未有的最惊人的戏剧天才，我们卓越的舞台大师。”
过去瓦格纳一直表现出反基督教倾向，在瓦格纳的《艺术与革命》一书中提出：“迄今为止，伪善乃是基督教贯穿整个世纪的最鲜明的特征和本来的面貌。”，此外也讲过：“有意识地全力描绘肉体的死亡，对现实生活的刻意否定，是基督教艺术的对象……”
而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也有类似之处，基督教是“生命的蔑视者、濒死者和自杀者，大地厌倦了它，让它去死吧！”。在瓦格纳和尼采看来，基督教都是否定藐视生命。
但尼采更认为基督教宣扬奴隶的道德，是对道德的“坏的良知”的培养，认为基督教赞同软弱和不健康以牺牲掉那些更强壮的道德。尼采晚期的著作《反基督》是一本极具争议的书，他对基督教的道德观展开了强烈的批判，“上帝爱世人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世人要相信他；谁不相信这爱，他就给谁投去凶神恶煞似的眼神，以示威胁！”“要是没有聪明人，上帝本身也不能存在。路德说过此话，说得在理。然而，没有愚人，上帝更不能存在。这句话，善良的路德没有说过！”（本人是基督徒，当然不同意尼采的反基督教观点，但尼采的某些论点是否具有历史价值？由于这个话题太过复杂，不宜在此讨论。）
尼采是一个前后矛盾的人，曾在之前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无论我怎样谈论基督教，我都不会忘记把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大部分经验归功于它，而且我从内心深处，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对它忘恩负义。”
马丁路德曾在很长时间内充当尼采的民族英雄，当尼采看见瓦格纳的天主教神话剧《帕西法尔》，很是不解他为何不把路德或腓特烈大帝安排为歌剧的主角。
而瓦格纳虽然反对基督教，可又希望把基督耶稣改造成雅利安人，为帝国制造一种偶像的神。对于指环系列里的英雄齐格弗里德，瓦格纳认为“德意志人民源自上帝的一个儿子。他自己的人民称他为齐格弗里德，世上其他人民则称他为基督。为了他的种族及其直系后裔能够获得拯救并享受幸福，他完成了最光荣的业绩，而且在完成这样的业绩时他献出了生命。”
瓦格纳把血统论混进他的宗教观，坚信日耳曼人将会拯救世界，这与尼采对基督教道德观的批判简直是天壤之别。
尼采接到瓦格纳的《帕西法尔》的文本后，鞭挞瓦格纳“卧倒在基督教的十字架前”。“一切太过于基督教…纯粹的幻想心理学…没有肉，太多的血…还有我不喜欢那个歇斯底里的女人”。
尼采先是不动生色，隔了几个月后把他的新书《人性，太人性的》寄给瓦格纳，书里毅然放弃了他前期所谓的“作为真正形而上学活动”的艺术的观点，认为艺术是“无法触动世界本身的本质”的，甚至于指责他所酷爱的音乐：“就本身来说，没有一种音乐是深刻的和富有意义的，它并不触及‘意志’和‘物自体’。”尼采在此把矛头指向瓦格纳及其音乐，瓦格纳猝不及防，被伤害得大吃一惊，瓦格纳夫人柯西玛则激烈反应：“我知道，在此恶毒胜利了。”
尼采与瓦格纳正式宣告决裂，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但在瓦格纳和尼采的身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阴影：希特勒，他对《帕西法尔》的理解则是另外一种病态的理解，可见《帕西法尔》实在是一部令人费解的歌剧。
瓦格纳歌剧的民族英雄主义，他的反犹太主义，和他的宗教日耳曼主义都帮助希特勒建立了自己的信仰，希特勒把瓦格纳视为精神教父，他有句名言：“每个凡是想了解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人都必须首先了解瓦格纳。”
由于瓦格纳把血统论输入《帕西法尔》中，比如女巫孔德里代表了犹太人，阿姆弗塔斯代表了受污染的血统，帕西法尔抵御孔德里的诱惑就是维持纯正血统。所以希特勒就把《帕西法尔》的理解为：“它称赞的不是基督教的悲悯，而是纯粹和高贵的血统，在保护和荣耀他们的纯粹时，兄弟般的感情得以激发。”
对宗教的理解则是“我的宗教便是建立在《帕西法尔》之上，在庄严的形式里有神圣的礼拜仪式，没有谦卑的矫饰，所谓上帝就是经过打扮后的英雄。”
上帝在希特勒看来是经过改头换面的“超人”，那是尼采式的“超人”，瓦格纳和尼采在希特勒身上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三个疯子真是一台好戏。
—— 尼采“狂妄”的批判意识
尼采对瓦格纳的激烈的批判还源自他“狂妄”的批判精神，尼采极力鼓吹重估一切价值。
“让一切颓废的东西都破碎吧，我要推倒它，还有许多房子要盖起来。”
“我深深地厌恶一劳永逸地呆在任何一个关于世界的总体观点里，相反地思维方式倒是大有魅力，不要让自己失去需要神秘特性的刺激。”
尼采反基督的很大原因可能也是出于他一贯的批判意识，尽管有人说是来源于对他母亲不满的叛逆心理。尼采出身于路德宗牧师的教庭，少年时怀有成为牧师的志向，最后却走向了反面。
终于，尼采在瓦格纳的身上再也看不到他理想中的批判精神，更遑论他会超越现实的世界。尼采的妹妹写过：“他（尼采）所批判的与其说是瓦格纳，不如说是后者所生存的世界。他天真的理想中的瓦格纳应该超越于这个世界之上，成为一个革命者，而且不仅仅是音乐领域的革命者。”
既然瓦格纳再也不是他承载理想的偶像，那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打碎这尊偶像，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寻求属于自己的思想。
“瓦格纳纯粹是我的疾病。”，尼采通过对瓦格纳的严厉批判达到了治愈疾病的目的，在精神上摆脱了对瓦格纳的崇拜，达到了精神独立性。“我以一种持续的谢意思念他（瓦格纳），因为正是由于他，我才获得一些最有力的激励，得到精神独立性。”
尼采在瓦格纳死后的第五年，不依不饶地写下《瓦格纳事件》和《尼采对瓦格纳》，对瓦格纳进行近毫无节制的攻击，正式表达他对昔日偶像的看法。他把瓦格纳当成欧洲现代颓废文化的代表，由于瓦格纳的内在的匮乏导致了虚伪的激情和做作，所以他的音乐到处充斥着亢奋的刺激和痉挛般的情感暴露，用来麻醉德国人的颓废精神。
“瓦格纳的艺术是病态的。他带到舞台上的问题（纯属歇斯底里患者的问题），他的痉挛的激情，他的过度亢奋的敏感，他那要求愈来愈刺激的佐料的趣味…：这一切描绘出一种病象，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他的艺术中，当今整个世界最必需的东西——精疲力竭者的三样主要刺激剂，即残忍、做作和清白无辜（痴呆），以最诱人的方式掺和起来了。”
每当看见尼采如此指责瓦格纳，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指环系列里的音乐《飞行的女武神》，还真有点激亢的听觉刺激和“痉挛病态”的味道，巧合的是现代的电影中每当出现这段音乐，就会象征纳粹铁蹄的蹂躏或者战争的残酷。
朗格对德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瓦格纳有段精彩的评语：“把天然的本能和利害关系精神化，并使之成为世界问题，这是德国人的智力的本性倾向。瓦格纳的神话和传奇的精神促进了这种倾向。并且给这种德国人的特有的癖好涂上了一层宗教气味的香脂。他给德国的精神掺入新的迷魂药，使之趾高气扬地达到第三帝国时期的优越感。”
尼采同样看到瓦格纳喜欢以“拯救”的宗教性的主题来掩盖他颓废的内涵，造成了“瓦格纳式理想的迷雾”，如同“阴湿的北方”。而尼采以南方音乐，法国人比才的《卡门》来对比瓦格纳的寒湿阴冷的雾气，认为《卡门》才是健康音乐的代表，体现出南方气候的特点：“这种南方的、褐色的、燃烧的敏感……它的幸福的金色午后多么宜人！”“尤其是空气的干燥和景物的澄澈”。
或许尼采对瓦格纳不近人情的痛骂仅仅是为了证明其精神上的独立性，为了证明重估一切价值的必要性，为了创立他自己的哲学思辩。
在走出怀疑和困惑之后，1881年尼采在岩石边产生永恒复返的感念，这时的尼采才从对各种精神道德谱系的依赖中走出，达到个人思想上的绝对自由，超越了过去的自我，他的瓦格纳疾病被彻底治愈。
瓦格纳于1883年因心脏病去世，同一年尼采撰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此书是他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尼采开始独创自己的哲学思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基本涵盖尼采后期所有属于他自己的思想，尼采在书中第一次提出超人说，“人类是一根系在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索”，“超人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超人就是尘世的意义”。
理查德 斯特劳斯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获得了“美学的享受”，为了表达他对尼采的敬意，他谱写了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其中第一段“日出”是脍炙人口的绝妙之作，虽是短短的一分多钟，却入神地描绘出一轮红日在黎明时分磅礴而出的景象，理查德 施特劳斯这样描绘：“太阳升起来了，人进入世界，或世界融入人心中。”。我认为“日出”作为交响诗的第一段，为全首作品奠定了基调，太阳的升起昭示着超人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下山将宣告超人的来临。
—— 结束
1883年得悉瓦格纳去世，尼采感慨道：“六年来一直反对自己最崇拜的人，这是非常痛苦的”。
查拉图斯特拉的心声，也是尼采的内心独白：“我独自高飞，我飞得太远了，我环顾四周，只有孤单才是我唯一的伴侶。”
尼采在《可喜的知识》一书中，藉着一个疯子的口初次宣告上帝已死，尼采以先知的口吻预见失去上帝即意味着发疯。
1889年初的一天，尼采在都灵的街道上看见一匹马正被主人鞭打，他泪流满面地上前抱住马头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从此尼采疯了，在他患病期间，有时会几个小时不间断地弹奏瓦格纳的曲子。
1900年尼采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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