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那群无法无天的孩子
我出生在湖南农村，姥姥家里。出生的那天艳阳高照，是当地少有的大晴天。姥爷给我起了个名儿，叫“北京”。在老家的出生证上我依然是这个名字。
我父亲是解放军，68年的兵。他花了10年的时间从普通一兵提到了副营级，终于给我妈赢来了“随军”的机会。解放军一直有“北兵南驻，南兵北驻”的传统，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地方军头势力坐大，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士兵熟悉南北方水土，战时可以全国性调动兵力，不用顾忌水土不服的问题。我父亲这个湖南兵先后驻扎过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当他被提拔为副营级干部时，刚好驻扎地在北京。于是，两岁时，妈妈带着我“随军”来到了北京。
我在一个全是军属的大杂院里长大。当时还没听过“大院”这个词儿，只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其实我们那个院子最多算个军队“小院”，跟“大”屁毛关系都没有。院子里的主体建筑是北洋时期的一个两层办公小楼，里面每一间办公室都住上了一家人。办公楼边上又修了一圈小平房，我们家就在那圈小平房里。当然，尽管条件如此不堪，我们的院子也依然有一道围墙，把墙里的世界和墙外隔开。我和小伙伴们从来并没有像王朔他们那样攀到墙头去对外面的“老百姓”指指点点，但我们确实都有很强的“部队”和“地方”的概念，对地域观念倒是很隔膜。我直到上中学时才意识到，我他妈的居然也是个“北京人”。
现在回想，我们那帮孩子是典型的三无人员--“无父母、无亲戚、无法无天”，跟现在的“留守儿童”有点儿像，平时基本见不到家长，最多晚上一起吃顿饭。从小到大我跟父母都很少交流，甚至我们连语言都不同。他们一直在家里讲湖南方言，只有偶尔跟我说话时才用普通话，还要特地加几个蹩脚的儿化音，我实在是听都懒得听。
像我这样的北京孩子有一大批人，数以百万计。49年到79年那三十年是一个乾坤倒转、超越常识的年代，新生的政权满怀着对世家大族的不信任，毫不留情地把一切旧有势力冲得七零八落，于是才有了我父亲这样的青年从农田、从大山、从小镇涌进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填补党政军空缺的机会。我一直认为，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才是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共和国的中流砥柱，决不是什么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他们或许没有共产主义的信仰，但他们都坚定地相信，没有共产党，他们很大的可能现在还是在老家种地，根本没有机会接近这个巨型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读白先勇、章诒和那类“没落贵族”的书时很难产生共鸣的原因。在一个混乱的时代，有人失去就有人得到。我很肯定，我并不属于那个“有所失去”的群体。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像野草一样生长着，充满力量又漫无目的。早我们一代的人经历过激情的燃烧和理想的幻灭，可我们连理想都不曾经历。“跟着感觉走”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而当时给我感觉最好的，就是看“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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