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认识的一个锁匠

来源: 面窝窝于 2015-02-02 05:32:01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0439 bytes)

我的表哥彭文威曾经是一个锁匠。不过他现在已经不是了，因为上周他已经去世了。

我不知道文哥是什么时候当上锁匠的。只记得几年前某次在和我妈的通话中听她偶然提起，她颇有些得意地告诉我，文哥在湖南株洲当上了锁匠，配配钥匙，给楼房住户们开开锁，也给把车钥匙拉在哪里的有车一族开车锁。记得我妈说，这个事情是需要一点技术的，你文哥学会了这个手艺，干这个还是不错的。

我明白我妈的意思。因为文哥之前还在工地上干过泥瓦匠，在长沙街头卖过炸臭干子，也干过骑着三轮车贩卖荔枝西瓜之类的水果贩子。他干那些杂活的时候，我妈说起来，也还总是挺为他高兴的，说他一个月能挣个几百，一千，以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两三千。

“干锁匠，搞好了一个月能挣上万呢。”

我听了，附和地说，那不错啊，挺好的。

其实，此时人民币的概念和国内的物价对我已经是概念模糊的事情了。哪怕每次回国，我也很少担心手中人民币的来源与去处，就像二十五年前，我在老家度过的那几个月的时光一样。

那时的文哥，大概和我一样，对人民币的概念也是比较模糊的，这和他的父亲我的姨夫有关。姨夫是我家穷亲戚中最大方的一个。小时候和姐姐们回乡下过暑假，最喜欢的日子是住在小姨家。姨夫会每天去镇上给我们买新鲜的猪肝猪肉鲜鱼，亲自下厨给我们做好吃的，手艺和伙食不比城市里我们自己的家差。而且，姨夫会让文哥和他的妹妹们，陪我们一起去外婆家玩上一天，住在小姨家的日子，也有文哥陪我们一帮女孩子下河游泳，池塘捞虾，去别人家的菜园摘黄瓜。我的姨夫不重男轻女，文哥的两个妹妹在家很是受宠。我们几个女孩子总是捉弄他，打趣他，或者去姨夫面前告他的状，他无可奈何地听姨夫教训他，挠着头皮，却也不真恼火。

而二十五年前的文哥，已经少了些童真，却也不过二十岁左右的样子，俊秀帅气，个子不高不矮，浓眉大眼，小平头的乌黑短发，黝黑红润的脸庞，嘴角总是带着笑，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为生计发愁的日子。

那年冬天，我在老家住了四个月。那几个月也正是文哥开始相亲订婚的时节。他的未婚妻是隔壁不远村子里的，订婚后和文哥私下有些走动，比如双抢季节，文哥会带着表姐去未婚表嫂家帮她家割稻。农闲时，文哥在村外河渠边挑沙做零工，偶尔回来会说今天未婚表嫂和她的弟弟也去了。

表嫂有南方农村人中不多见的高个子，书好像也比只是初中毕业的文哥多读了几年，在我看来，长相和俊朗的文哥比，也还般配。

那年那时，刚刚订婚的文哥，应该是心情愉快，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我只记得偶尔一次，看他从未婚表嫂家回来，和小姨姨夫讨论彩礼和婚礼的开销。他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弓着背，低着头，搓着手，默默不语的听着他父母皱起眉头商量从哪里借钱，没有了和我们几个女孩子在一起疯疯打打的无忧无虑。

那年的秋天，我们顺着木梯爬到牛栏上的露台，我学着电视里听来的小虎队，胡乱扭着唱你的心我的心让我们圈一个圈，他和两个妹妹们笑着看我扭，似乎应该羞涩的是他们而不是我。

那年的秋天，我们几个表兄妹们，就着月光穿梭在收割后的田埂间，深一脚浅一脚，跳下田埂，踩过硬硬的收割后的稻茬，去周边的村子看了几场露天电影，以及据说之后很快就消失了的民间花鼓戏。

那年的冬天，文哥和飞姐，以及他的未婚妻及妻弟，我们几个人骑车五十里，去了韶山。说是骑车，其实是他们几个一路上轮流骑车带着我。对于韶山，我已经没有了任何印象，只记得回程坐在河边休息的时候，我往后一靠，咕咚咚几个后滚翻滚下河堤。天旋地转中，耳边响起的是他们几个先有些惊慌失措，待我后滚翻停下时又集体爆发地哈哈大笑。我从河堤下爬起来，狠狠地瞪着依旧笑得前仰后合的文哥，霎时哭得惊天动地，让他很是费了番功夫赔礼道歉。

然后，对于文哥的记忆，也随着我返城继续学业而突然中止了。

大学时候的那次回乡，应该是见到他了。可是记忆中，只剩下他产后不久的妻，不过两年间，已然脱去少女的芳华，两颊的红晕无影无踪，而我的耳际多了些小姨口中传出的表嫂的强悍与蛮横。用我妈的话说，为了偿还彩礼钱，文哥“做的像牛一样”。我想，大概我不愿意记住文哥越来越寡淡无趣的言辞吧，原本的温和朝着逆来顺受演化，亦多了些柴米油盐间左右为难的尴尬。

其实文哥并不需要我这样刻意地忘记他。几年之后带夫婿回乡，再过几年之后带两个孩子们回乡，我已没有机会见到他。他的独子，是我的小姨姨夫宠爱的留守儿童；他和他的妻，成了街巷间骑着三轮车早出晚归躲躲藏藏的盲流；成了城市无数个嘈杂工地上面目模糊的泥瓦匠；成了用从城乡结合地带买来的地沟油炸出一块块香喷喷臭干子的无良小贩。我去乡下看望他，他却消失在了属于我的城市。

这些年，我妈电话那头偶尔提到的之言片语，继续着关于这个越来越无关我的紧要的人的消息。

他的独子上了个我妈叫不出名字的几本，学了个我妈不知道的专业，进了家我妈不太清楚生产什么的工厂，做了个我妈不知道具体干什么的流水线工人。

而他和表嫂，亦去了又一座城市，在那里又租了间的房子，开始了又一份挣钱的行当。

直到去年的一天，姐姐给我打电话，文哥中风了。表嫂回老家探亲，他一个人在居住的小屋里晕倒，所幸和相邻的租户平时来往不少，别人来邀他去吃晚饭，才发现他人事不知倒在水泥地。

人救过来了。为了这事，我难得的给他的大妹妹飞姐打了个电话。医院里开销不小，护工一人一天要一百多块钱，表嫂护理不力。我默默的听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知道我的父母和姐姐送了几万块钱给他，其中有几千块钱还是以我的名义，心里略微安然一些。

再之后听说他回到了老家乡下。修锁开锁的摊子没有了，躺在出租房还要继续付租金，他们家为了文哥的病已经欠下了一屁股债，乡下老家开销会小一点。我妈电话中说起他，偶尔长吁短叹，偶尔有些希望。想到我妈的身体，也想到这无济于事的唉声叹气，我总是劝她，不要多想，乡下空气清新，对文哥的康复有好处。我妈偶尔会和我汇报，文哥在电话里喊她姨妈了，虽然还有些口吃不请；听说被人扶着，文哥可以起来走动了。我淡然地听着，心想，和我妈打电话，真的是越来越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上周，姐姐和我在微信中通话。一通东扯西拉之后，她告诉我，病榻中的文哥，再次脑溢血，死了。

得知我妈情绪尚可，我没有多说什么挂了电话。

株洲城的某个小区，有一个锁匠从此不会再出现了。他是我的文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