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方会长常常一大早从塞纳河穿过。他说，那个时候，塞纳河还是脏的，污染很严重。几年之后，河水慢慢清澈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商品正如潮水一样涌来。他并不知道这个时候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的工厂慢慢迁移到中国去了。就好像现在中国南方的工厂又开始往更穷的北方，以及东南亚迁移。
高人们皓首穷经总结规律。说这是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在起作用。资本永远以追求最大的利润为目的。当一个地区因为成本增加而导致利润下降的时候，资本必然逃到成本更廉价的地方去。而国家有时表现为资本的载体，于是周而复始，兴衰荣枯岂无原？
而像方会长这样的小人物却凭着本能知道，他应该从中做什么。
方会长把杂货店给妻子经营。然后自己到巴黎郊区的欧贝维利耶市（ａｕｂｅｒｖｉｌｌｉｅｒｓ）去创业。那是八十年代末，那里曾经是工业区，而多少年已经发展停滞，一派萧条。和方会长一样，很多浙江商人却在这里看到了商机。因为萧条，以及远离市区，所以房租便宜。又因为在飞机场和市区之间，而交通便利。在这里开办仓储式的批发业务，前景可观。
而这个时候，国内沿海的轻工业产品正发展得如火如荼。方会长选择的是装饰品批发。他从中国订货，然后再卖给别的实力稍差，如他当时一样的零售商。和很多人一样，他常常不能回到巴黎南部的家里去。经常就睡在仓库里。虽然这个是不合法的。但是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呢。搬货经常搬到手出血。累到胃痛也不是没有。有口热水喝都是享受。
而这样的付出，得到的也是可观的。常常集装箱还在路上，货已经定完了。
有人对方会长说，你们浙江商人真是能吃苦，是我们华人的杰出代表。
方会长说，你也不能这样说，这里的阿拉伯人，也很能干，很能吃苦。你看他们的ｋｅｂａｂ（土耳其烤肉）店，一大早开门，每天营业到半夜，也不见得赚什么钱。我能赚钱，就两个原因。首先是，我们从中国进货。我们毕竟比鬼佬们要方便多了。第二是开店早。那会儿法国经济好。现在就不行了，人们没钱了。消费观念也变了。而且现在竞争的人也太多了。你看最近几年开始做生意的人，能保本就不错了。倒闭的更多，比如那个阿林。
他说的这个阿林我倒是认识。这是浙江商人里面少数几个有文化的。他以前在青田做英语老师。他爸爸做生意，亏了很多钱。他三十岁上，就以留学的名义到了法国。第一年他拿着学生身份，拼死打工，一年就攒了两万欧元，很让周围的人羡慕。然后他开了个童装店，同时把居留证从学生换成了商人。然而这些年经济不景气，而且光是上商业居留每年都要缴纳大概六千欧元的税吧。那次他来找我借了两百欧元，说是实在没有办法了。那时候，他的小店已经关门了，到处打黑工，又因为抓得严而常常失业。他那年都35岁了吧，一面没有工作，没有居留，欠了很多钱。一面又很想找老婆。他好几次和我在网上聊天说，他打临时工的餐馆有个女子，好像对他有意思，老板好像也想撮合他们。然而几次这样的事情之后，我就想明白了，虽然他深信，然而希望却是渺茫。
也许当年的方会长也是同样的光景，只是方会长的际遇，天时地利，却不知道又有多少能够重演。
在我离开的那一年，我听到有个去做调查的中国学者说：欧贝维利耶市的华商的贸易总量已经占到全市的百分之十五。但是华人的税收只占全市的百分之五。其实方先生自己就说过，不弄点儿猫腻的话，是赚不到钱的。
那时候的方会长，有时候吃完饭，再吃一个一毛八分钱（18生丁）的，最便宜的mousse de chocolat（巧克力泡）就甜得露出了很满足的样子。杨老师绘神绘色地描述着，然后说，不知道老方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纵然乘着时代的东风。方会长还是经历了很多考验。比如2005年的那场大火灾。多年的心血被付之一炬。而火灾的起因却是，两个非洲族裔的青年被警察追赶，然后不小心被在高压变压器旁触电身亡，从而引发了少数民族的大游行。不想，城门失火，殃及的确是池鱼。这本来是移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受伤最深的却是华商。当时多次因为纵火而引起的火灾中，有数十亿欧元的华商仓库被烧掉了。而令法国人都非常惊讶的是，这样的仓库重地，却很少几个华人是买了保险的。
这次意外对方会长或许伤筋动骨，不过根基尚在。而且方会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辈子嘛总要三穷三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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