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方傻，也就是人尊称为方先生做会长的商会里，有个和他同龄的秘书，人们叫他杨老师，和方会长的土里土气不同，杨老师总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杨老师的话题基本上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以及中国人都很坏。另一个就是说方会长。他常感叹说，像我这样聪明的人，居然混得比不上老方。
杨老师是上海人，也是在七十年代末从香港，和方会长差不多一个时候辗转到了巴黎的。他是那个时候华人里面少有的文化人，他是中学文化程度。八十年代，方先生在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开始开了个杂货店。而杨老师则开了一家中餐馆。为此，杨老师把自己的侄儿从国内办出来帮忙。
那个时候的中餐馆只要开了，基本上就能赚钱。和现在中餐业普遍的惨淡情况大是不同。而让周围的人印象最深的是杨老师对侄儿的恶劣。打骂随意，吃饭限量。有一次过年，这个侄儿工作之后去几个留学生那里聚会。杨老师追过去，一边打一边说，你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也配和人家坐一个桌子。
这个时候，方先生的杂货店已经做的有声有色了。中国商品如潮水一样涌到巴黎。他从做批发的那些中国人那里进货。算是知识分子的杨老师嗤之以鼻地说，老方真是爱钱爱疯了。他都那么有钱了。客人拿半个法郎买一个手表里面的电池，他也要赔上老半天给人家换。
这话让曾经在杨老师餐馆做厨师的人听了以后笑了。他说，杨老师夫妻两个和他们抢小费。按理说，除非顾客特别指定，每天的小费都应该集中到一个盘子里，然后晚上的时候厨房和大厅里的工人们一起平分。２０年前，法国人还是比较有钱。每天下来小费总有上百个法郎。但是，杨老师时不时就从盘子里面拿钱。最后，每天盘子里都只剩下一个两个法郎。杨老师让工人们把这几毛钱分了。工人们就说，不用了，真的不用了。这个前厨子还说，杨老师那个叫眼观八方，耳听六路。一看到有客人留下小费在桌子上，他就忙不迭的指挥服务生到别处去。然后他自己去拿。如果同时几个客人留了小费，那能把老杨给急坏了。
工人们每天在背后一边讲一边笑。算是娱乐。
杨老师现在有时候还说起他那时候的风光。他有个常客就是写“情人”那部小说的那个杜拉斯夫人在七十多岁时候养的那个２０多岁的小男朋友。他常来，也常赊。他说他和杜拉斯夫人在一起可不是看上了她的钱。后来杜拉斯夫人逝世了。这小男朋友被自己的父亲接回老家后，他还写信给杨老师，不过没有提他欠餐馆的钱的话，而是说，他的心情，意识流之类的。比如他走在乡间的路上，看到一条狗，心里突然一阵焦躁，有个声音告诉他，弄死个丫的。于是他就把那条狗给弄死了。
人家外国人就是我们普通人不可理解的。杨老师总结。
后来，杨老师的侄儿有一次在给别人送外卖的时候，少送了一个菜，被客人打电话回来询问。杨老师大怒，把侄儿狠狠打了一顿。那个孩子越来越畏畏缩缩的了。周围的人觉得这个小孩子有可能就此要毁掉了。终于有人去问他想不想回国。这孩子一边点头一边哭得死去活来。有几个人凑了机票钱，他终于回到了家。杨老师很生气，直到现在都说侄儿的狼心狗肺。
也没有过多久杨老师的餐馆就关门了。
杨老师后来一直说，这个餐馆是他的第一桶金。而旁人都说，他那个餐馆其实居然亏了过渡的心狠，并不能发家。２０年前，法国的经济情况比现在好多了。开中餐馆亏本的实在不多。
之后，杨老师尝试做过不少营生。有一阵子，他说，因为他批评国内的制度，所以暂时不能回国，因为被通缉了。而熟悉他的人说，他在国内非法集资。然后卷着钱跑了。故而现在海关上风声紧，抓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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