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 和 “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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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习近平，建造没有形左实右潮流的新时代

（九）“六四血案”

邓小平《全盘否定》出笼后，中国大地，牛鬼蛇神纷纷出笼，贪官污吏为所欲为。一九八九年四月中。首都高校大学生上街游行，率先发起了“打倒官倒”，“反对腐败”的学生运动。学运随即迅猛发展，广大民众一呼百应。全国几百万大学生踊跃参加，上千万民众大力支持。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站在学生一边，正面报导达三天之久。这就是史上波澜壮阔的“八九学运”（不是民运）。“八九学运”一直持续到“六四事件”发生。

“八九学运”是伟人毛泽东“大民主，大革命”的又一次实践；是伟人《炮打司令部》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又一次展现。当中央出了“官倒”，出了“腐败”，毛泽东的“大民主，大革命”交给人民的思想是“炮打司令部”，是“造反有理”，是“革命无罪”。“八九学运”的“打倒官倒”和“反对腐败”，直指共产党的司令部，直指执政党的最高层。这是波澜壮阔的又一次“文化大革命”。

波澜壮阔的“八九学运”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不同的政治集团，都想利用“八九学运”，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这时的邓公也没有睡大觉，他在关注，在思考。当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不听中央劝告时，（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邓公恍然大悟，这不是“学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党进攻的反革命行动。其目的是要天下大乱。他还悟到，“这个进攻迟早要来”；“反击是不可避免的”；“迟反击不如早反击”；“小反击不如大反击”。于是，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六四事件”发生了。

“清场”，民兵足矣。两个民兵，一个学生，会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将学生仍出广场。如果心再狠点，两个警察，一个学生，学生怎能反抗？然，邓公还嫌不狠，派野战军包围北京。坦克，大炮，装甲车开进广场,全副武装的解放军霄禁整个北京城。“六四血案”就这样发生了。

“六四事件”所反映的邓小平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之后的任何一位党的领导人，只要有点头脑，都不会“全盘否定”“六四事件”。资产阶级自由化派及共产党内的马大哈所期待的，“平反六四”的奢望将永远不会发生。但是，邓小平动用野战军，而不是民兵或警察，镇压和反击手无寸铁的学生，一手制造了“六四血案” ，却是邓小平“形左实右”本质的又一次大暴露。将企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乱国乱民的“自由化派头头”同广大青年学子不加以区别对待，这是邓小平一惯推行的“形左实右潮流”的特征。

邓大人的屠刀沾满了青年学子的“鲜血”。青年学子，无私无畏，纯洁，热情，锐敏。他们永远是历史的推动者。他们永远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先锋。对他们的任何打击和伤害，都是对国家和民族崛起的伤害。所以，伟人毛泽东说：“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三十年来，腐败风越刮越猛，贪官污吏越来越多。可青年学子无动于衷（真被打怕了！），“先锋”的角色不在了。（多么可怕啊！）。这让我想起，鲁迅笔下那些手拿馒头，等在法场，准备吃“革命党人”脑浆和人血馒头的麻木民众。如若这样，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伟人毛泽东一再号召青年学子：“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六四事件”却把他们打入了“冷宫”。邓大人的“形左实右潮流”何其毒也！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贤相管夷吾和鲍叔牙有一个名垂千古的共识，那就是“恶恶太甚不可为相”。派野战军围剿学生制造“六四血案”；全盘否定文革；武力抓捕，邢事判监“四人帮”，判江青死刑；抓“五七式右派”五十多万，等等。纵观邓小平“形左实右”的政治历史，他就是一个“恶恶太甚”者，他就“不可为相”。要“治国安邦平天下”，必须将“家仇私恨埋旮旯”。邓小平将个人的“私恨”挂在嘴上，贴在脸上，印在脑门上，刻在心尖上，完全“感情用事”，“狠”字当头。让他主宰国家就是民族的不幸。事实上，彼时彼刻，那个年代，当年“五马进京”的黑马还有一匹健在，他就是习仲勋。习仲勋的政治和行政历史，找不到“形左实右潮流”的蛛丝马迹。如果当年的周公能给毛伟人极力推荐习仲勋，而不是邓小平，第二个卅年不会有《全盘否定》等黑色地带。我深信，习仲勋会比邓小平作的只有好，没有坏。因为习仲勋不属“恶恶太甚”之人，不会感情用事；习仲勋懂得，理解和能坚持毛泽东“事实求实”的工作作风。习仲勋人品憨厚，实在，大度，能团结全党，不会给党制造麻烦和隐患。可叹啊，历史总是那样的不尽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