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清扬
9月12日，获知毛泽东已经回京的林立果，乘三叉戟256号专机飞抵山海关机场，旋即回到北戴河。林立果回到北戴河后，林豆豆问林立果要去哪里，林立果回答说去广州。林豆豆把这情况向北戴河的8341警卫部队领导张宏做了报告。林豆豆向张宏报告说：“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华夏文摘》增刊第426期/文革博物馆通讯第261期，2005年4月4日出版）除此之外，林豆豆还向8341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做了报告，姜作寿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北京的张耀祠。张耀祠后来回忆说：“（姜作寿）在晚上10点20分钟给我打来电话，先将上述情况作了报告。我当即告诉姜作寿：‘要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我立即用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又马上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宋德金《真实的林彪——林彪秘书最后的回忆录》，皇福图书出版，2008年7月，第258-261页；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08页）
在接到汪东兴报告之后，周恩来开始查问林彪专机事宜。据吴法宪回忆：“大约是当晚十一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回答说：‘没有。’周恩来再次追问：‘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吴法宪查询的结果是停留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是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调去的。胡萍报告说是改装后的试飞，吴命令飞机立即飞返北京，可胡萍随后又报告说飞机发生机械故障，正在检修。吴当即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飞机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吴又立即将周的指示传给了胡萍。（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62页）周恩来还通过李作鹏查询了山海关机场。李作鹏在11点10分左右向周恩来汇报了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三叉戟专机。（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693页）周恩来控制了专机也就意味着控制了林彪的行动。周恩来告诉吴法宪，如果叶群打电话过来要飞机，不要给她，要叶群向周恩来请示。（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2页）
吴法宪和邱会作的回忆都证实，叶群在当晚11点多钟给周恩来打了电话，告诉周恩来，林彪要去大连，而周恩来则说夜间航行不安全，要说服林彪不要夜航。（当时政治局有规定，所有政治局委员出行都需报告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备案）周恩来甚至说需要的话可以去北戴河看望林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页）叶群随后给吴法宪打电话，要求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亲来北戴河驾机，但吴法宪告诉叶群，胡萍生病住院，且调动飞机一事也作不了主，要请示周恩来。（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2-863页）此时，周恩来还电话通知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下令，不许放飞256专机，李作鹏的确按照周的指示向山海关机场下达了不许放飞的命令。吴法宪也亲自给256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下令：“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潘景寅当时满口答应。（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3页）可是另有资料说，潘景寅在12点过后，又接到一个电话。潘景寅接电话时连着说了三声“是”。（潘鹭口述，程诉整理《女儿眼中的潘景寅：爸爸决不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文史参考》2011年第9期）
周恩来通过李作鹏给机场下的是一条非常奇怪的命令——一道把黄、吴、李都绕进去的命令！
当叶群和周恩来通电话时，叶群对周说林彪要“动一动”，是“天上动”。周恩来先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加以劝阻，随即令李作鹏：山海关机场的专机不要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令才能放飞。但是后来则称李作鹏将此命令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1980年审判时，法庭宣读了李作鹏1971年9月12日给山海关场站传达周恩来的电话记录。23点35分李作鹏电话：“告诉你们，它（指林彪的专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4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周恩来总理1971年10月9日看了这段电话记录内容，在旁边批示：“我说要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周注。”）虽然后来李作鹏回忆说：9月12日晚上在海军大院，周恩来给他打电话，让他通知山海关海军机场。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李作鹏夫人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以后审理“两案”时说李作鹏说一人让起飞就起飞，而李作鹏坚持说他说的是四人让起飞才起飞，他没有篡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481页；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第540-541页）
其实，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不重要。因为如果要拦堵飞机，周恩来可以直接通知机场。周恩来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而且这个命令，周恩来并没有告诉黄永胜和吴法宪，也就是说，周恩来的命令就是让飞机无任何起飞的可能性！（知情人讲述）若是周恩来本意是不能放飞，那么可以直接通知机场把跑道封死就可以了。如果是因为黄吴李都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但是李德生等人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周恩来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把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都拴在一根绳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提出“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彪”对叶群的独特含义。
罗瑞卿、贺龙被整肃之前，都是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出面同他们谈话的。特别是贺龙，周恩来与其谈完之后，贺龙就被软禁在西山了。（余秋里《英雄业绩与世长存——纪念贺龙同志逝世十周年》，载《回忆贺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水工《中国元帅贺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391页；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薛明访谈，2006年9月；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6期）另外，周恩来在处理武汉“七二○事件”时，还带了大量全副武装的8341部队战士同行。（李克菲、彭东海《绝密飞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此事同叶群等人决定突然出走的关系尚待更多材料证实。不过对笔者来说，周恩来说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彪，是叶群当夜决定要离开的第一个触发点。随后叶群找吴法宪要飞机，结果一向温顺的吴法宪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拒绝了叶群，并说要请示周恩来。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胡萍还把周恩来查询256飞机的事情告诉了周宇驰并让后者打电话通知林立果。（胡萍的亲笔供词，1971年10月4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叶群随后想找黄永胜询问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军委总机一号台找不到黄永胜。（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页）原来黄永胜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讨论修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规定里面的人不准出来接电话。（舒云《百问“九·一三”》，明镜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高振普《周总理在接到张耀祠报告之后》，《中华儿女》2000年第4期）林立果打电话找林豆豆，找不到。叶群也找不到林豆豆，还担心林豆豆到8341部队去了。（舒云《百问“九·一三”》第43页；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109页；吕学文《亲历林彪出逃的前前后后》，《档案春秋》2005年第10期）知情人说：叶群慌了，大声喊“黄永胜被抓了”、“吴法宪被控制了”、“周恩来要来抓人了”……舒云说：叶群把林彪从床上拽起来，说有人要来抓你了，快走快走。（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第525页）李文普回忆道：叶群告诉他“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笔者认为，由于林彪已经知道周恩来知悉毛泽东南巡讲话，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把华北组二号简报再次定性为反革命简报，又说犯了路线错误的头子总是改不了的。因此林彪有可能相信叶群所言。由此林彪才决定出走。笔者认为此时林彪只是暂时躲避周恩来的造访，并非要出国。林彪只要不被软禁失去自由，不在北京而在其他任何地方比如广州，毛泽东都不可能通过当地政府或者军警部门软禁林彪，除非毛泽东公开宣称同林彪已经决裂。毛泽东又是不可能这么做的。至于256飞机后来为什么飞出国境，只能靠新的材料来加以阐释了。
节录自司马清扬著《《穿过历史的迷雾——周恩来与林彪》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九一三”之夜〉。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坐看云起 《穿过历史的迷雾——周恩来与林彪》一书已于2012年4月份由明镜出版社出版，在香港上市。本书作者为年轻的文革学者司马清扬。 本书是一部论述中共建国后周恩来与林彪关系变化的学术著作，通过大量的史实，全面地论述了周恩来与林彪在建国后一系列党内重大斗争（譬如“高饶事件”、“庐山批彭”、“七千人大会”、“打倒罗瑞卿”和“文化大革命”等等）中的表现。本书之目的在于厘清几十年来官方蒙在周恩来与林彪身上的迷雾，追寻历史的真相，还原一个真实的周恩来与林彪。 通过全方位的对比，读者将会发现周恩来不是神，林彪也不是鬼。周恩来、林彪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共大员，都要为建国以后的党内重大斗争负一些责任。可是在这些事件中，周恩来与林彪的表现不尽相同，作者分别探讨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历史作用。读者通过对比，可以从中发现真实的历史与中共官方的宣传之间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完全可以颠覆一些传统的认识。历史不可能被完全还原，但是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归纳、对比、推导、论证，仍然为读者重新认识建国后的党内重大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尤为独特的是，作者论述了“中央政治”的特殊含义以及周恩来、林彪的最后结局的可预见性。 唯实才能唯真。本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因其内容丰富，史料详实，同时又有很高的可读性。本书的问世是周恩来、林彪及建国后的一系列党内重大斗争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成果。 本书作者司马清扬，曾用笔名蓑笠翁，美国加州大学毕业，作为“70后”的有机化学博士，却因业余兴趣而成为文革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在网络和电子杂志如《华夏文摘》增刊之《文革博物馆通讯》和《记忆》、《昨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计有四十多万字，曾被一些颇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书籍引用。现专注于中共党史，特别是文革史的研究，曾被《亚洲周刊》评论为对“林彪一案”有突出贡献的研究者之一，受邀到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做过学术报告，参与《百年林彪》一书的写作，于2009年与欧阳龙门合作出版《新发现的周恩来》，于2011年与丁凯文合作出版《找寻真实的林彪》，该书被《亚洲周刊》报道为香港地区书籍类十大畅销书之一，并被香港凤凰卫视专题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