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颖
五年后，1970年我从干校回来第一次见到邓大姐，她告诉我，维世已经离开人世，并被说成是自杀的。邓大姐很愤懑：死不见尸，怎能说是自杀呢？我心里明白：维世是被害死的。
本书汇集忆叙周恩来的文章22篇。作者张颖，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解放后，曾先后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剧本》杂志主编、党组书记等职。1964年调外交部后，又任新闻司、西欧司副司长等。
本文选摘了作者与周恩来义女——著名艺术家孙维世及金山交往的点滴往事。
我与维世：因“戏”吵架
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都很关心青年人，特别是关心烈士子女。抗日战争初国共合作时期，因为环境许可，恩来同志即尽最大力量在全国各地寻找失散的烈士亲属和子女，找到后即把这些孩子或亲属送到延安或苏联学习。当时有不少传闻，说恩来同志夫妇，尤其是邓大姐，收了许多“干儿子”、“干女儿”，其实是他俩把烈士的子女们视为亲生儿女一般。著名戏剧家孙维世是突出的例子。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我党优秀党员，曾接任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总教官，是周恩来的好朋友，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抗战初期，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带着孙维世和哥哥孙央到延安。我在重庆工作期间还曾照顾过任锐同志。
1955年末，我从天津市调到北京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主要是管《戏剧报》的编辑审稿工作。1956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出新的话剧《同甘共苦》，是岳野的新作，由孙维世导演，舒强、于蓝、刘燕瑾主演，受到观众的欢迎。
这是一部感情戏，故事写老干部的三角恋爱。男主角（舒强饰）是党的高级干部，女主角之一（于蓝饰）是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女主角之二（刘燕瑾饰）是党的高级干部前妻，农村妇女。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年轻人告别新婚的妻子参了军，从此杳无音讯。后来他的妻子也参加了抗日后勤工作，成了妇女积极分子，但夫妻二人因战乱而失去了联系。男青年在抗日队伍中又认识了一位知识分子女干部，结婚生子。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很普遍。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三个人相逢了。这时男青年已成为高级干部，遇到前妻既抱歉又难堪。他看见前妻已成为进步分子，对他再婚也毫无怨言，相反还百般照顾他，使他十分感动。抗战妻子开始有些嫉妒，但慢慢感到这位前妻既能干又贤惠。两位妻子都觉得自己应该退出，但那位高级干部不同意，于是便成了一夫二妻，相安无事。
如果在旧社会，这种事是可以让别人接受的。但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在宣传一夫一妻的新婚姻法。于是我写了一篇剧评，批评该戏思想不健康，违背婚姻法，还给老干部脸上抹黑。
文章登在《戏剧报》上。孙维世和岳野的名气都不小，而我是刚到北京来的新人。
不几天剧院艺委会就召开了有关《同甘共苦》座谈会，开始都心平气和的，到孙维世发言时，她很严厉地指着我说：你不就是掌握舆论工具吗？怎么就这样胡言乱语给人扣帽子？新生事物出来不容易，你一棍子就想打死呀。你是什么评论家，一窍不通！当时我都懵了，便回了一句：你是了不起的大专家，批评不得吗？座谈会变成了吵架。我和孙维世认识很久了，相处得也不错，这一下成了“仇人”似的，见面都不说话。
我一直感到对不起维世
不久，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让我吃午饭时去西花厅。我到了西花厅，看见维世已经坐在那里和她的邓妈妈亲热交谈着。不一会儿就开饭了，公务员提来两个饭盒放在桌上。邓大姐和周总理的饭菜从来就很简单，倒是给我和维世的那两份又多又好。这时周总理进来了，维世是他们的干女儿，很亲热地叫爸爸。
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总理笑着说道：听说你们两个人当着不少人的面打了起来？维世笑着不说话，我吃惊地看着他们说：没有呀，怎么可能打起来呢？不过是对一个戏有不同看法而已。总理哈哈笑起来：我的情报又准又快，真的没打？维世说：打了，不过是嘴仗。邓大姐这时才发话：你们都是老党员了，不会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吗？都认为自己全对了？她说话时表情很严肃，但语气很平和，没有责备的意思。我觉得很难向维世道歉。这件事好像就这样过去了，我和维世也和过去一样了。
就在这时候，戏剧圈忽然刮起一阵风，既批评《同甘共苦》，又批评别的有创意的剧本和演出。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我的无知。我的文章居然引来了一股极“左”风——应该说这股风从来就有，是我在不知不觉中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我想做个自我批评也无济于事了。到了反右派时，这些作家们都被批判成为右派分子，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但根本无能为力去挽回什么了。这件事成了我数十年来的一块心病。我一直感到对不起维世和岳野，当时确是出于无知，但也不能原谅。
我和孙维世1937年在延安就认识了，那时候大家都称她为大小姐。她年轻漂亮，是从上海到延安的电影明星，她比江青名气大，因此在那时候江青对她埋下了嫉妒之心。她在延安演的第一个角色是话剧《团圆》的女主角，沙可夫写的剧本，左明导演。维世是女主角，大小姐的名气可能由此而生吧。林彪也追求过她，但维世对“首长”并不感兴趣，这也引起了叶群的嫉恨，以致几十年后她被人害死。
1939年，孙维世随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去苏联留学，直到全中国解放前夕才回国。
“死不见尸，怎能说是自杀呢？”
新中国成立后，维世成为著名专家导演回到北京。我对她的艺术才能一直都很钦佩，她的为人、她的勤奋，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解放不久，由廖承志领导创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当时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剧院，孙维世是总导演。孙维世在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了俄罗斯及前苏联的名剧，如《凡尼亚舅舅》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轰动全国。孙维世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办起了导演、表演艺术训练班，请来苏联专家列士里等人做教授，这使全国的话剧艺术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孙维世的业绩是无可否认的。
6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对文艺界“两个批示”，刹那间，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在这种气氛下，在恩来同志的督促和支持下，孙维世很快就组成一支队伍深入到东北大庆油田工地，与广大工人群众同吃同住，体验生活，并写出了反映大庆人的剧本，不久在北京上演。虽说剧本和演出效果都不是很好，但其心可鉴。
不幸“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来临，北京乱了，全国乱了，我当然也已被关入牛棚。时有各种消息传来，听说孙维世被捕了。当时这样的消息不足为奇，不想维世从此杳无音讯。
五年后，1970年我从干校回来第一次见到邓大姐，她告诉我，维世已经离开人世，并被说成是自杀的。邓大姐很愤懑：死不见尸，怎能说是自杀呢？我心里明白：维世是被害死的。并说恩来同志听到消息后立即命令保留尸体做尸检，但江青等人却说已经火化了。维世这样一个乐观、聪明、勤奋的人，竟落得如此下场，真让人心酸。
金山朗诵《雷电颂》， 令我久久难忘
我和金山认识是在1942年，当时他刚从南洋回到内地重庆。不久即被郭沫若选中饰演《屈原》剧中的主角屈原。作为中共代表留驻重庆的周恩来特别关心文化运动，尤其是话剧。而郭沫若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亲密：郭老写《屈原》剧本时，每写出一幕之后都会送给周恩来看并征求意见，在排演中选择导演和演员也都是相互议论决定的。周恩来推荐金山演屈原。我也受命时常去排演场地观看排演情况，因此与金山很熟悉。
一次，周恩来要我约金山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谈话，主要是谈他应该如何扮演屈原角色，特别嘱咐他，要很好研究体会郭老剧本的思想内涵，又能用形体和语言表达。那天午饭后，周恩来专门把办事处的同志召集到“救亡室”来，听金山朗诵《屈原》剧本中的《雷电颂》，这件事使我久久难忘。
在重庆时，金山和张瑞芳合作演出《屈原》后，又共同主演了曹禺改编的《家》，由舞台上的感情变成真实生活中的感情，两人正式结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又在一起到东北接收长春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松花江上》。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调到中国戏剧家协会以后，分管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戏剧创作，金山正是在剧本创作过程中与我关系亲密起来的。
为了积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和历史，金山写了话剧《红色风暴》，我参与了不少。那时候写工人运动的话剧尚未有成功的，而他想要创造一位工人运动领袖人物顾正红，但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资料太少，倒是领导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施洋大律师的历史资料不少，金山被施洋的事迹深深感动，认为没有施洋的参加与领导就不会有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那么要写这段历史，写这段历史的重要人物，应该是施洋还是顾正红呢？在意识形态关系极为复杂的60年代，这是一个大问题：知识分子怎么能够成为历史的主人翁呢？于是这一创作就出现了大问题。
有一天，他突然约我去他家聊天，说是有事要商量。到了他家，金山满脸愁容，而维世则默默坐在他身旁。维世说：金山的剧本写不下去了，这个剧本的主角到底是谁好呢？历史上是施洋大律师，可他是个知识分子，难道他能领导工人运动吗？我突然说，两个都是主角成吗？没有工人领袖当然不能成为工人运动，但没有思想领导也不成呀，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知识分子介绍到中国来的吗？只要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不就成了吗？金山笑了，但忽然又愁容满面，说历史上资料太少。于是我和维世给金山打气，争论不休整整一下午，当然不会有结果，但最后金山显得有点把握了。
金山和维世结婚，邓颖超当主婚人
“文革”开始后，金山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但维世被捕后他还在剧院挨批斗，那时他的最大罪名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假党员。而他的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造反派大为恼火，对他穷追猛打，要他交代知情人，于是我被牵扯进去了。经过许多次对我的传唤、追问，我当然还是无法回答。于是造反派让我回忆周恩来什么时候在重庆，以便与金山交代的材料核对。我说：周恩来同志离开重庆或返回重庆的日子都会在报纸上登载，你们可以去查找。造反派又对我吼叫一通，我只好答应凭记忆可以写下大概的年份。
没过两天就传出消息来，说我公开写了周恩来总理的黑材料，我一头雾水。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写的“年表”被写成大字报张贴在青艺大院。
1970年我从湖南干校回到北京，隔绝六年之后再见到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周恩来总理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听说你还写过我的黑材料？我不知所措，无言以答。邓大姐赶忙说：那是有人打你的小报告哩！我也顽皮地说：您说我写过，那就算是写了吧。就是那次见面，邓大姐愤地告诉我，维世是被迫害致死的。
“文革”以后，大约是1982年，金山忽然找到我在南河沿的家。这次突然见面，我们聊了整整一天还没聊够，相约几天后再见。孰料没过几天，却听到金山因突发心肌梗死而离世的消息，真是世事难料啊！
已经几十年了，关于金山与孙维世的恋爱史，我始终未能释怀。他们恋爱结婚那段时间，文艺圈中传闻多多，都说金山是“浪荡子”，又说维世是插足的第三者，拆散了金山与张瑞芳的美满家庭。其实并非如此。
事实是张瑞芳弃金山。金山是在离婚之后，又和维世恋爱结婚的。他们结婚那天我曾去祝贺，邓颖超作为主婚人出席，而且有赠礼，有祝福。
在那段时间生活过来的人都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严谨的，不管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亲近的人。如果维世做错了，邓大姐不可能原谅，更不会去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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