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陈励耘何许人也？原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是也。1971年“913”林事件不久即被捕。最大罪名是“阴谋暗害毛”。此罪传达到全国各地，几乎人人“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其名甚至远扬海外——巴黎某博物馆陈列中国文化大革命“十五名巨恶大憨”中，此公居然名列第十四。被捕之后，即杳无音讯。前不久，忽得消息“此公无恙”，目前已安居浙江嘉善，苦度晚年。记者原本好事，嘉善又近在咫尺，于是于1988年11月15日来到嘉善，到陈府作不速之客。
下车伊始，直奔嘉善县民政局——来此何干？因据了解：陈励耘居嘉善，非党、非军、非政、非群（群众团体），而归民政局“照顾”。直奔民政局者，首先了解三条：一、陈励耘是否判刑“保外执行”之类，二、陈励耘是否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三、如果享有公民权，记者见见，可不可以。
县民政局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记者，并且明确表示：一、陈励耘从未判刑（这是“重要新闻”），二、他享有完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三、接见不接见记者，由他本人决定。
上午10时30分，记者带著老大好奇．敲了陈家的大门。进门，只见—老人，身高一米七六上下，腰板笔挺，身材魁梧，“国”字脸堂，两道浓眉，一对大眼，高鼻阔口，虽然年近七旬，仍然虎虎有生气。正手拿火钳，在侍候煤球炉子。—见我进门，就说“已经快二年没有同你们记者打交道了！”
因为时近中午，末便多谈，记者说明来意，再来畅谈一番，陈欣然同意。
罪行一条
下午12时30分再去，气氛就相当轻松。记者先要求看看军事检察院的决定书。他很快取出原件，让记者照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
〔82〕军检免字第10号
被告人陈励耘，男，现年63岁，四川省成都市人，汉族，高中文化程度，1938年3月入伍，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委。因参与林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于1971年9月20日隔离审查，1980年7月29日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陈励耘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1981年6月13日移送本院，提请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陈励耘犯有以下罪行：
1971年3月31日晚至4月1日，林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根据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在“准备阶段”建立“指挥班子”的“实施要点”，召集《纪要》中确定的指挥班子成员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军第四军政委王维国以及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在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秘密开会。会前，林立果派林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于新野专程去杭州接陈励耘。陈在于新野陪同下，于3月31日晚赶到上海参加了会议。会上，林立果指定陈励耘为杭州的“头”，陈励耘接受了委派。
以上罪行，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供认不讳。
被告人陈励耘积极追随林，参予林的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罪。鉴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参加“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罪行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检察长 于克法
1982年3月10日
“你看了这份起诉书，有没有上诉？”记者问。
陈回答得很乾脆：“用得着上诉吗？我已经关了十多年。再上诉，再审理，什么时候出得来？”
记者知道他“腹外有话”，但既系第一次见面，彼此知之不深。一上来便谈“敏感性问题”，恐怕难以吐露衷曲。于是，先把话题绕开：“请你先谈谈历史”。两人一问一答，花了近两个小时，才把他的一部历史谈完。
陈励耘，成都人，1919年生，70岁。1935年17岁，就学于成都天府中学时，即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教育，参加革命活动，曾多次同当时四川省委书记车耀先同志见面。1937年8月，入抗大。1938年7月入党。毕业后，一直在部队工作，任空五军的政委。
从陈励耘的历史可以看出：一、陈励耘参加革命后，一直受到党的信用；二、因战功升迁，是个典型的“台阶式干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历史上同林毫无关系。
◇ 同林见面仅一分钟
“从历史看，你同林毫无关系。后来又怎么同林认识的？”记者开始“不知不觉”引入正题。
陈励耘回答得很有趣：怎么认识的？天晓得？我同他只见过一次面，见面时间不到一分钟。1969年4月，我被总理提名为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当年冬天，我去北京。忽然接到通知，林副主席要召见我，我不敢怠慢，当即赶到林家里。叶-群便领我到他会客室门口，我只看见他坐在沙发上，叶-群上去同他讲了几句。他抬起头来朝我们看。我连忙敬礼，恭恭敬敬说：“问林副主席好”他只回答三个字：“好，好，好”三个字。刚讲完，叶-群就说：“让首长休息吧”便领我到她自己办公室，引我看了一场日本电影——大约是《啊，海军》。看电影之前，与叶-群、林立果照了一次像。林立果一言不发。叶-群忽然说“你的帽子戴得太低了”，说着帮我整了整帽子。这一张像，到了审查我的时候，居然被当成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叶-群帮陈励耘整冠、内中有什么奥妙。
“林行宫”（704工程）之谜
“你那次进京，又为的是什么？”
“这倒同林有关系。就是去向中央汇报浙江省革委会为林造房子的事情。”
这一问一答，记者顺水推舟，即请他详细谈谈“林行官”之谜、他回答得非常详细：
“1969年初，江腾蛟到空五军来，我去看他。先谈了一通浙江形势大好，他忽然说：‘我有个想法：你们给林副主席修一幢房子，怎么样？’我说：‘警卫处有很多房子，拣一幢改一下，不就行了。’他笑着说：‘哪个要住修改的房子啊。’见他这个样子，我就说：‘我不能作主，考虑考虑吧。’讲到这里，我就告辞。一想，此事有点难办。第一，我知道江腾蛟这个人不好惹。他原是高敬亭的部下，后来告发高敬亭叛变立了大功（高被害，纯属冤案，现已平反——笔者注）。第二，他同林关系特殊。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是否得之林本人暗示？考虑及此，我就不敢自作主张，向南萍、熊应堂提出此事，—同商量。熊是个大炮，马上说：‘当然可以嘛。’南萍也说：‘可以。’我却觉得不大踏实，因为弄不清是不是林本人的意思，所以就说：‘这不是小事情，要向中央报告。’”
“到了当年夏天，毛到杭州来。汪东兴、张耀祠同来。我同南萍、熊应堂商量后，由南萍向汪东兴请示：‘我们想给林副主席修幢房子，可以不可以？’（没讲是江腾蛟先提出来的）汪说：可以嘛。现在可以给林副主席修了。汪又说：‘那就一定要修好。设计—定要搞好。设计图纸给我看一看。’然后，汪、张二人还向我们讲了林生活特点：怕晒太阳，怕风，好在房子里散步等等，还要我们注意‘防空高标准’。”
“过了两天，”陈励耘继续说，“我和张耀祠搞了张草图，给汪东兴看了。汪说了八个字——实用，安全，朴素，大方，基本肯定。看完草图，我和南萍、熊应堂陪了汪、张二人到三台山看了地点。我和南、熊所以选这为个地方，主要考虑它比较安全，离空军疗养院又比较近。汪张二人也都认为可以。我们就要浙江省建筑学院副院长，带了五个设计人员，住进警卫处设计。我问南、熊：‘工程由谁管？’南萍说：‘警卫处归你管，你管算了嘛。’我就答应了。”
“设计进展很快，到1969年9月即已竣工。开始估价2000万元，后来涨到3000万元，到1970年夏竟说要4200万元。我急了，关照：你们不能再涨了，只能这个数了。”
“1969年冬天，你到北京，同林见面一分钟，大概算是对你搞这个工程的嘉奖吧？”“大概是吧。”陈并不讳言，“我那次去，正是为了向军委办事组报告工程设计经过。不知是谁告诉了叶-群，她就安排了这次不到一分钟的见面。”
“第二年10月，工程开工了。据了解：原来准备选在4月12日这天开工，以纪念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因筹备不及，才延到10月。1970年7月，毛再到杭州，汪东兴和张耀祠部亲自看过设计图、沙盘模型，还作了些修改，说明这一工程，一开头就是由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批准，最后设计也是他亲自审定的。直到今天，浙江宾馆（即原来的“704工程”）的导游人员在介绍时，还在说这是‘林死党为他们的主-子效忠的产物’，实在冤枉得很。”
◇ 卷进两位主席之争
1970年秋天，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讨论新宪法。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两位主席——毛泽东和林进行了—次生死大搏斗。结果，林惨败．跨出了走向“温都尔汗”的第一步。陈励耘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林的讲话，读了毛《我的一点意见》这张与《炮打司令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大字报，还认真学习、讨论、研究过一番。然而，可怜而又可笑，直到垂头丧气下庐山，他还不知道两位“统帅”之间有任何不和，《我的一点意见》矛头只是指向那个“天才理论家”陈伯达而已。下面就请听听陈励耘谈谈自己在这场风暴中的经历吧：
“这年夏天，主席在杭州住了三个月，直到9月才上庐山。二中全会开会前夕，我和南萍、熊应堂也一起上了庐山。在此之前，有个重要插曲：空五军宣传处长徐曙，应江腾蛟之邀，到北京写文章。徐带了个江腾蛟的口信回来：‘二中全会要召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陈政委注意一下。’又说：‘张春桥是反林副主席的。这次可能要点这个事情。’”
“上了庐山以后，林有没有派人向你打过招呼呢？”记者问道。
“林当然不会派人向我打招呼。倒是林立果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来得还挺神秘：在林讲话前夜，忽然有人给我打个电话，劈头就说：‘我是军委办事组秘书，姓肖，肖秘书，住在空军疗养院。’我一听声音，楞了，分明是林立果嘛。接下去就问：‘你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又说：‘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天上午林副主席在大会上有个讲话，你注意听吧。’接了这个电话，我只管一个人纳闷：林副主席同张春桥到底闹什么矛盾，因为知道南萍同张春桥比较好，我就没有敢把林立果的电话告诉他。”
“第二天，我怀著紧张的心情，听林讲话。他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只是说有些人企图反对毛，怎么样，怎么样。我因为听过林立果的电话，知道指的是谁。回住所的路上，南萍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可能是有所指的。’我只含糊答应：‘是有所指的’。”
“林讲话以后，等于开水烧锅，你又怎么样参加讨论呢？”记者急于想了解其中的秘密。
陈励耘回忆得很详细：“第二天，我们去参加华东大组会。组长是许世友，副组长是杨得志，韩先楚、王洪文、张春桥、徐景贤、王展、陈云、方毅、程世清、周赤萍（福州军区政委）、韦祖珍（福州军区空军政委）、彭冲、南萍、熊应堂和我，都属于华东大组。”
“华东大组开会，本来一开始就要讨论林讲话，可是王洪文、徐景贤却说：‘陈云为什么在山下不来开会！应当要他来。’那时候陈云同志身体很不好，到了九江，怕山上空气稀薄，没有上山。我们知道这个情况，都不同意。他们却非要陈云同志来开会不可。第一天会就没有开起来。第二天，陈云同志果然被逼上来了，坐在旁边气急得很。那天我大概是第四或第五个发言者。前面几个泛泛而谈。我一上来就慷慨激昂：‘林副主席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林副主席是毛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有些人还反对军队干部，整我们军队干部……’我愈讲愈激愤，许世友坐在我面前，还没等我讲完，就回过头来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同意你的意见。最后我说：‘这些人应该站出来说说清楚’这一来，会上火药气很浓。别人都不吭声。”
“张春桥呢？王洪文、徐景贤他们呢？”
陈答：“他不动声色，只是一个劲地记我们的讲话。王洪文他的面孔板起，也一声不响。休息时，杨得志问我：‘老陈，你讲的有人，到底是谁？’我答：‘什么人反对毛就指谁。’晚饭后，我到韦祖珍房里去玩，韩先楚也来了，问我：‘老陈，你到底在讲谁？’我反问：‘你看我讲谁？我不是说过嘛，谁反对毛就讲谁。’韩不响，走了。韩一走，韦祖珍拉我散步，说：‘老陈，你说得对，张春桥算老几，他有什么资格？是他反对毛！”
可以想象：那时候的陈励耘是踌躇满志的。自以为得到了来自“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的信息，拿得很准，既出了自己的宿气。又“紧跟了林副主席”。谁知道风云突变：没有几天，毛贴出了《我的一点意见》这张大字报，揪出了“天才理论家”陈伯达，林一伙落荒而逃。
我们的老兵们怎么样了呢？陈励耘接着谈了庐山会议后几天的情况：“《我的一点意见》发表后，张春桥他们神气活现。华东大组在讨论的时候，我只好检讨。那个会总理、江青都来了。我还没讲完，张春桥指著我的鼻子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也来凑热闹，插话：‘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话！’这时候。程世清出来为我抱不平：‘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程一讲，总理也冲著江青说：‘你让陈励耘同志把话讲完。’我就顺势下台、说‘总理我没有什么话讲了。’”
听到这里．记者少不得追问一句：“在讨论《我的一点意见》的时候，你确实
不知道这是针对林的？确实不知道是两个主席的斗争？”
陈励耘回答得很乾脆：“我确实不知道。”
“许世友呢？”
“他也肯定不知道。反正我们这些当兵的都不知道。方毅同志他们是否知道我不清楚。他们纹丝不动。”
◇ 成了“浙江的‘头’”
讲到这里，已近黄昏。一看时间不早，还要当晚赶回上海，记者便单刀直入，问及要害：“军事检察院指控你的主要罪行，是参加林立果召集的‘上海会议’，会上林立果指定你为杭州的‘头’，你‘接受了这个指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谈这个问题，陈摇摇头，长叹一口气，先说了一句：“真讲不清楚！”接著详细叙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当时极为有名的“上海会议”（也即“三国四方会议”）的经过：
“庐山会议以后，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但是仍旧一点没有想到两个主席之间会有什么矛盾。到1971年春天，身体不好，就住进了453空军医院。3月28日下午，我的秘书王明寇来告诉我：‘于新野来了，要来看看你。’我说：‘请他来吧。’于当时是空军总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他一见我就说：这次我来有一件事：江政委（腾蛟）在上海，想请你到上海去玩玩。后来又说：林副部长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见了，大家谈谈。我实在不想去，有个指导思想：二中全会沾了一身屎，不想再同这些人打交道了。就推说生病，去不了。到3点，于新野又来了，说：政委该走了吧。他们都在等你。当时已经快下午五点了．我就带了王明寇，同于新野坐了张金富开的车，开往上海。到了闵行附近一条原来空军用的公路上，老远看到一堆人站在那里。驶近一看，竟是这样一些人：王维国夫妻两个，空司作战部长鲁岷的老婆武虹桥，还有于的秘书和两个处长。一看见我，热情得不得了。王维国还说：‘我们是特地来接你的。’说着就拉我上了他的车，一直开到了原岳阳路少年科技站。在餐厅用完晚饭后，有人来说，林立果、江腾蛟都来了。王随即领我上楼。江腾蛟、林立果两个人在扶梯口接我。大家在二楼会客室里坐下，江腾蛟先讲：‘老陈，我们简直把你想死了，你怎么现在才来？’我说：‘我生病，来一次也难。’然后又说了些闲话，根本没有人说开会的事。”
“再扯，我就讲了‘704工程’情况，说：‘这房子明年可基本完工，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去住都可以。’林立果说：‘陈政委，谢谢你。你们浙江办了这么件事情。本来林副主席在无锡有一幢房子，但是不能住，这是个黑窝。意思是说这房子归上海警卫处管，是张春桥手下。接著，又问了许多房子的事情，设备、备战坑道、指挥所等方面的情况，都问了。”
“还谈了些什么？”记者听不出名堂，总认为不能这么简单。
“后来又谈了备战问题。我就讲了飞机改装问题。还说：‘报废的炮改装后可以防空，可以平射，效果很好，我们已改装了—门。’接著，我又吹了一通我们空五军为应付敌人空降、机降，研究了几个方案，组织了战备营等等。扯了一阵子，有人扯到了二中全会。我说：‘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林立果说，‘现在军队的日子不好过，黄总长（黄永胜）他们日子也不好过。’我说：‘我无非讲了张春桥几句，现在跑不掉了。’林立果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我接过林的话说：‘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要想这样搞也不敢。’林又说：‘将来主席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这时，江腾蛟一拍大腿说：‘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林立果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是武装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形式。’我对他们突然冒出这些话感到吃惊，就不敢再说什么。时间过得很快，快近一点了。
江腾蛟忽然提出：‘是不是把周建平找来？’到近二点，周建平来了。周一到，江腾蛟说；‘南空党代会’事不是要谈一谈吗？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周建平就讲了南空党代会筹备情况。”
“快分手了，江腾蛟忽然又讲了一句：‘今天我们开“三国四方会议”。’我不懂，忙问：‘什么“三国四方会议”？’他说：‘周是南空，你是五军，王是四军，我们（指他和林立果）也是一方嘛。’大家听了也不作声。”
这时林立果又说：大家就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来了，就负责南京吧。王政委就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还有你们的老政委（指江腾蛟），他是总负责的。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还以为讲的是同上海张春桥斗争的问题，根本没想到其他，所以没吭声。周建平和王维国也没有任何表示。
“从头到底，就没有一个人说两个主席有矛盾？”记者追问
“没有。绝对没有。”
“也没有人提到‘571工程’？”
“没有！绝对没有”
“你也一点没有想到他们是在阴谋反对毛？”
“没有。绝对没有。”
“林立果要你负责杭州，你也没想想负什么责？”
“根本没有想。那时候已经凌晨三点多钟，累得要死回来，还想这个干什么呢？”
“你既不想，也不问。回来也没有想到应该向中央报告？”
“没有，要命就要命在这里罗。”
◇ “我怎么会谋害毛？”
谈到“三国四方会议”的时候，陈励耘还带点懊丧情绪。可是一听到记者问起：“你谋害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他可立喊起来了：“我怎么会谋害毛？这真是天大的冤枉。”但是，当年逮捕他以后，我们听到的传达中，陈励耘作为“林死党”的最严重罪行，是1971年毛巡视大江南北时阴谋谋害毛，有根有据，内容非常具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且听他本人慢慢道来：
“1971年毛巡视南方，到了杭州，在专列上找我和南 萍、熊应堂谈话。讲了掺沙子、挖墙脚等等。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林副主席要保。听了这句话，我才清楚—些，林副主席犯了错误，没犯错误，何必保？但是，还不敢想两个主席之间有矛盾，也没有想到林在二中会全上讲话有错误。谈话最后，毛说：‘我打算在你们这里休息几天，你们欢迎不欢迎？’我就说：我们一切都难备好了，请主席下去休息。他说，‘你们欢迎，我就去吧。’就这样，主席在汪庄住了一个星期。谈话第二天下午，汪东兴要我找南、熊二人一起，回忆主席在列车上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后来南萍把它整理出来了，这个事也就完了。现在回想这件事，汪东兴好像受命启发我揭发林的意思。可是我实在糊里糊涂，根本没有想到要揭发林，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揭发的。我只是老老实实向毛检讨：我在二中全会华东大组上的讲话是错误的。主席说，‘这没有什么，错了改了就好了。’”
“这样面对面讲林副主席的错误，你还没有意识到毛要整林？”记者忍不住再问一问。
“那里敢这么想呢？主席讲得根清楚：林副主席要保嘛。住了一个星期，主席要走，我去送行。”陈终于谈到了要害问题，“专列就停在杭州火车站。站上一只大钟下面有一个入口处，就是主席进站的地方，汽车由此开进站台。主席自己带一个警卫连走在前面，我派一个警卫排跟在后面，准备接应。主席下午三点从汪庄出发，我和汪东兴、张耀祠一起，接他上车。然后，我坐引导车，走在最前面，车上有我的秘书王明寇，还有个警卫干事孙世臣。”
陈说：“我是有一支枪，但这支枪没有带在身边，而是放在包内，留在车上。关于警卫中央首长带不带枪的问题，我专门请示过汪东兴——大约是1969年，浙江省革委会指定我负责抓警卫处的工作。我记得解放初期中央有个规定：部队人员进北京不能带枪。因为知道这个规定，所以我专门请示了一下。汪东兴说：警卫人员嘛，当然要带枪。意思还有点怪我多事，连这也要请示。从此，在毛周围的我们警卫处人员都带枪。”
“引导车引导主席车队进一号门（在贵宾室旁边一点），我先进月台，关照警卫处副处长王英杰把主席座车一直引到车厢门口，我在门口送主席。主席上车时，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亲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车后，汪东兴、张耀祠还站在车厢门下月台上。汪招呼我过去，问：老陈，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要走了。我上去同他们握手，祝他们一路平安。他们上车，我看车子平安开走了，松了一口气。总而言之，没有一点不正常。有人竟说我企图带枪接近毛，当时还紧张得面孔发白，手发抖，幸亏汪东兴发现，把我的手抓住。又说我布置警卫处的人，在红房子顶上安了机关枪。真不知是哪个的胡思乱想。”
“还传说你准备用飞机轰炸主席的专列，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事就更莫名其妙了。我们空五军原有伊尔—10歼击机五六十架，老得一塌糊涂。为了备战，决定改装，加强火力。改了装，效果比较好。二十八师师长先向军部报告，军部作战处有关人员又向我报告。我就说：‘飞到苋桥来，让我们看看吧。’—看不错，就准备从二十八、二十九两师各调—个团到苋桥。居然有人把这个部署，说成是为了轰炸主席的专列。”
所谓“谋害毛”从头到底就是这么一回事。
◇ 在上海被捕
林“9．13”自我爆炸，由于严密封锁，陈励耘开始毫无所知。自从同毛谈话以后，他心里反倒踏实下来。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副“手铐”在等着他。他的被捕，是蛮有点戏剧性的。
“1971年9月19日，我回军部看了一下有没有事情。9月20日下午回警卫处，处理主席走后的遗留事项。忽然接到南萍来电：‘中央有个文件到了上海。只有一份，省里不发，要我和你到上海去看。’到了上海锦江饭店，有人专门送到一个剧场门口。王洪文的秘书宣布：随行人员，都不要进内，到别的地方休息。接著王秀珍出来领我们进去。在座的有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说：‘中央有个文件，陈励耘同志你看一下。’我看大吃一惊，原来就是林出事的那个文件。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出什么问题，因为自己思想上确实没有想到同林会有什么牵连，看了以后，王洪文突然宣布：现在中央命令：要逮捕你！这不是我的命令，是中央的命令。”
记者急问：“中央什么人命令？是不是有毛命令？”
“不知道是谁的命令。王洪文没有让我看这个命令。”陈接着往下说：“我一听自然有点紧张，我当时说，是主席的命令我服从。这时早已埋伏在两边的南京军区的四个人，走出来要把我带定。这时我定了定神，站起来，说：‘走吧’。这时听到王洪文在后面说：‘你们注意一下，他身体不好！’”
“把你押到哪里？”
“押到剧场后面一个小地下室，到下半夜，喊我起来，押上一辆卡车，一直开到南京军区通讯兵学校。他们把我关在一间小房间里，外边有警卫看守，每星期可以洗一个澡，关了两个多月，大约12月初，押到北京。”
“两个月审查些什么？”
“主持审查的是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吴大姓，还有一个保卫部长。专门管我的，是保卫部的一个保卫科长。每次到临时法庭受审。我实在不知道该交代些什么。他们就启发：上海黑会，改枪改炮，战备等等。我都尽自己所知讲了。”
“但是，他们总说我不老实，向我施加压力，一定要我承认参加了一个什么“计划”（实际上就是571工程）。我被逼得没办法，就顺了他们的启发，编了个假供．谁知他们一看就不相信。审了几次，搞不出名堂。许世友来看我了，先说：‘你身体好不好？身体要注意。一部 《封神榜》六十四回，回回要交代明白。’说完，又讲了我一些好话。看他的样子，好像也弄不清我是个什么问题。在南京搞了两个月，搞不下去了，就把我送到了北京，交给中央直接审查了。”
◇ 进了秦城监狱
陈励耘被押到北京，先交北京卫戍区看管。第二年二三月间，纪登奎找他谈话。纪说：“鲁岷已经交待了，要到你那里去驾驶飞机轰炸毛的专列。你能说得清楚吗？”陈励耘反复说明并无此事。后来，有一位同志找陈问：“这个会议（指“上海会议”）开了，你们都表示同意。”陈答：“没有什么同意。”他又说：“你就写吧，写了对你有好处。”
“你写了没有呢？”记者问。
“我就照样写了。”
看来，当时根据掌握的材料，陈励耘的问题已经基本清楚了——同“571工程”没有牵连，谋害毛也没有证据，所以想对“上海会议”的问题做个结论了。审查应该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到第二年4月，陈被转到北京西郊东南亚学生疗养院，靠近北京军区，也就是北京军区看管了。
“大概住了五年。1976年‘四人帮’粉碎以后，我们都怀着很大的希望。那时已重新发还我们领章、帽徽，生活也很优待。谁知这一年12月的一天，北京军区的一位保卫科长忽然把我找去，‘跟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跟他上了小汽车，进了秦城监狱，先到办公室，有人向我宣布：华国锋主席命令，把你逮捕关押。说完．就有人重新把我的领章、帽徽摘去，再送进牢房。”
◇ 出了秦城监狱以后
在秦城监狱住了五年，到1981年9月，陈励耘脑血管硬化症状明显，老是晕倒，便把他送进复兴医院高级犯人病房。又住了半年，军事检察院才派了两个干部到医院，向他宣读了那张《免予起诉决定书》。第二天，南京空军司令部干部部的一个干部接他出院。医院指定一个医生陪同，把他送上软席卧铺。—直来到南京，再转到安徽巢湖温泉疗养院继续治疗。
在十年监狱生涯中，不准接见家属，也不准通信。分别时，他和妻子都只五十来岁，等到老俩口重见，却已经“白发萧萧三千丈…了”。见面后悲喜交集、—致感谢11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才使他们一家有重新团圆之日。治好病后，组织征求他的意见：把家安在哪里？他要求安在浙江，因为四个子女都在浙江嘛。到浙江哪里呢？杭州，陈有自知之明，知道进不去，退而求其次，嘉兴吧。可人家不欢迎。再退而求其次，要求到嘉善，嘉善县各方面对他都很照顾，特地请县公安局专门把房子腾出来，让他们一家住。又把他们的大女儿，一位小儿科医生，调到嘉善照顾他们生活（现在因照顾夫妻分居，已调大松汇照相机厂，每星期来探望一次）。对于嘉善有关部门，特别是民政局的照顾，他们确实非常感激。
“这几年生活过得怎么样？”
陈苦笑：“关于我的待遇问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政治待遇照一般干部，生活待遇是每月一百五十元。1982年这个数过得可以。这两年就有点紧张了。”
“党内给你做了什么结论？”记者免不了一问。
“没有做结论：既不宣布党内处份，也不让恢复组织生活，只是挂在那里。待遇苦一点不在话下，最痛苦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这样糊里糊涂离开了组织。”
谈到这里，他又指指老伴；“还有她！我参加过‘上海会议’，被林立果指定为杭州的头，自己不加拒绝，犯了法。她算犯什么法？关了她那么多年，到今天也不给个结论，实在很令人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