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揭秘：被苏联灭口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武怀让
在解放军史册上，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卓越领导人，他就是中共中央前军委书记武怀让。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8年底，他的名字才被写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临危受命担任军委书记
武怀让，1899年生，河南省孟县（今孟州市）人，1921年成为中共早期党员，1926年他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安排武怀让回国工作。1931年底，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离开上海赴反“围剿”前线，临时中央拟让张国焘接任中央军委书记，张国焘借故推诿。临时中央想到了在东北将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武怀让，急调武怀让赶赴上海，担任临时中央军委书记（亦称临时中央军事部长）。
武怀让在任军委书记期间，有力地抵制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支持毛泽东、朱德等人的运动战术，使红军又走上了运动战的正确道路，相继取得了漳州战役、第四次反围剿等重大胜利。1932年8月，武怀让改任中央保卫部（亦称中央特委和特科）部长。
赴莫斯科监视王明、康生
1935年遵义会议后，陈云到上海传达中央指示，命武怀让赴莫斯科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实际是监视王明、康生在共产国际的活动，提防王明再次掌握中央大权。
武怀让到莫斯科下车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前来迎接，安排高级宾馆接风。同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对武怀让夫妇更加热情。武怀让意识到王明、康生是想把自己拉拢到他们一边。一天，康生大为王明吹捧评功，并说：“我有一言相劝，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王明同志应看到他的优点，不要斤斤计较缺点，‘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武怀让说：“王明同志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教条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削足适履，‘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到毁灭性损失。（如果）王明在共产国际七次会议上总结他领导几年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我武怀让拥戴他。”康生怏怏而去。
武怀让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进行了揭露，使王明继续掌握中央大权的美梦彻底破灭。在此次会议上，武怀让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被秘密处决20年后才知下落
武怀让的态度，令王明、康生大为不满。1936年8月，苏联掀起“揭发和铲除敌人”的运动，不少官员和将帅受到株连。王明、康生认为在异地他乡，神不知鬼不觉，残害革命同志的时机到了。于是，中共党员经常有人失踪，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捕或被处死。武怀让自然也受到了王明、康生的围攻。8月底的一天，他突然失踪了。妻子侯玉兰数年四处打听，皆无音讯。
1945年8月，侯玉兰随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王明、康生在苏联的罪行，并恳请中央去查寻武怀让的下落，但仍无音信。1954年，侯玉兰找到刘少奇反映武怀让失踪的情况，刘少奇指示有关部门全力寻找。1954年底，周恩来听了侯玉兰的陈述后，马上让秘书通知我驻苏联大使馆设法寻找武怀让的下落。1956年，终于查清武怀让的下落——早在1936年已被苏方秘密处决。武怀让被杀的内幕是：武怀让在军委工作时，对康生的底细有所了解，康生借苏联肃反运动杀人灭口；王明、康生排除异己，认为武怀让是心头之患，便将他除掉。
1956年9月，中共中央追认武怀让为革命烈士。
烈士名字终于写入军事博物馆
“文革”开始后，任沈阳市妇联主任的侯玉兰，被康生扣了顶“苏修特务”的大帽子，关进秦城监狱。她出狱后，为含冤牺牲的丈夫奔走到1982年，抱憾而逝。武怀让的弟弟武怀谔，也被打成了右派。曾与武怀让并肩战斗过的王世英（解放后曾任中纪委常委）、冯仲云（解放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在“文革”前曾向康生问过武怀让的死因，康生称并不知情。“文革”中，二人也被迫害致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武怀谔又开始搜集有关武怀让的资料。2008年5月底，他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辑研究处公函：我们在土地革命战争馆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沿革表”中增加了武胡景（即武怀让）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长的内容。这意味着，1927年至1936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由6人增加为7人，依照当时的排名顺序依次为：周恩来、杨殷、关向应、项英、朱德、武胡景、毛泽东。
临危受命担任军委书记
武怀让，1899年生，河南省孟县（今孟州市）人，1921年成为中共早期党员，1926年他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安排武怀让回国工作。1931年底，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离开上海赴反“围剿”前线，临时中央拟让张国焘接任中央军委书记，张国焘借故推诿。临时中央想到了在东北将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武怀让，急调武怀让赶赴上海，担任临时中央军委书记（亦称临时中央军事部长）。
武怀让在任军委书记期间，有力地抵制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支持毛泽东、朱德等人的运动战术，使红军又走上了运动战的正确道路，相继取得了漳州战役、第四次反围剿等重大胜利。1932年8月，武怀让改任中央保卫部（亦称中央特委和特科）部长。
赴莫斯科监视王明、康生
1935年遵义会议后，陈云到上海传达中央指示，命武怀让赴莫斯科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实际是监视王明、康生在共产国际的活动，提防王明再次掌握中央大权。
武怀让到莫斯科下车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前来迎接，安排高级宾馆接风。同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对武怀让夫妇更加热情。武怀让意识到王明、康生是想把自己拉拢到他们一边。一天，康生大为王明吹捧评功，并说：“我有一言相劝，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王明同志应看到他的优点，不要斤斤计较缺点，‘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武怀让说：“王明同志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教条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削足适履，‘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到毁灭性损失。（如果）王明在共产国际七次会议上总结他领导几年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我武怀让拥戴他。”康生怏怏而去。
武怀让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进行了揭露，使王明继续掌握中央大权的美梦彻底破灭。在此次会议上，武怀让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被秘密处决20年后才知下落
武怀让的态度，令王明、康生大为不满。1936年8月，苏联掀起“揭发和铲除敌人”的运动，不少官员和将帅受到株连。王明、康生认为在异地他乡，神不知鬼不觉，残害革命同志的时机到了。于是，中共党员经常有人失踪，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捕或被处死。武怀让自然也受到了王明、康生的围攻。8月底的一天，他突然失踪了。妻子侯玉兰数年四处打听，皆无音讯。
1945年8月，侯玉兰随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王明、康生在苏联的罪行，并恳请中央去查寻武怀让的下落，但仍无音信。1954年，侯玉兰找到刘少奇反映武怀让失踪的情况，刘少奇指示有关部门全力寻找。1954年底，周恩来听了侯玉兰的陈述后，马上让秘书通知我驻苏联大使馆设法寻找武怀让的下落。1956年，终于查清武怀让的下落——早在1936年已被苏方秘密处决。武怀让被杀的内幕是：武怀让在军委工作时，对康生的底细有所了解，康生借苏联肃反运动杀人灭口；王明、康生排除异己，认为武怀让是心头之患，便将他除掉。
1956年9月，中共中央追认武怀让为革命烈士。
烈士名字终于写入军事博物馆
“文革”开始后，任沈阳市妇联主任的侯玉兰，被康生扣了顶“苏修特务”的大帽子，关进秦城监狱。她出狱后，为含冤牺牲的丈夫奔走到1982年，抱憾而逝。武怀让的弟弟武怀谔，也被打成了右派。曾与武怀让并肩战斗过的王世英（解放后曾任中纪委常委）、冯仲云（解放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在“文革”前曾向康生问过武怀让的死因，康生称并不知情。“文革”中，二人也被迫害致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武怀谔又开始搜集有关武怀让的资料。2008年5月底，他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辑研究处公函：我们在土地革命战争馆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沿革表”中增加了武胡景（即武怀让）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长的内容。这意味着，1927年至1936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由6人增加为7人，依照当时的排名顺序依次为：周恩来、杨殷、关向应、项英、朱德、武胡景、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