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国人只知道他在西藏解放之初热情支持中央政府，后来逐渐动摇，最终逃往印度，近年来又频频策划分裂活动。多年以来，人们对达赖喇嘛的早年岁月所知甚少，直到去年官方媒体披露了一些资料后，他的早年经历才为大家所知。
出生在多民族居住区，一家人藏语不流利
达赖喇嘛1935年7月出生在青海省湟中县当采村。这个村庄位于一个叫祁家川的山谷中，如今地处青海省会西宁东南方，属于藏族的安多方言区。儘管祁家川这个地名来源于当地的早期居民──藏族祁家部落，然而到了近代，由于众多民族频繁往来迁徙，这个山谷逐渐成为了多民族混居的地区，以回族人为主。
由于汉藏民族的文化交流，使得这片地区汉文化佔了主导。当地藏族居民基本上只会说一点生活藏语，大多数交往场合已经习惯了使用汉语。他们除了保持原来的宗教信仰外，已经很难看出与当地其他民族有什么不同了。据有关研究人员介绍，达赖喇嘛一家人完全不懂拉萨话，甚至连安多藏语也说不完整。
达赖喇嘛的父母分别名为祁却才仁和德吉才仁，是当地农民，以种植青稞、荞麦和土豆为生，生活很不稳定。祁却才仁和德吉才仁共有16个子女，但最终只有9个子女长到成年。原名为拉木登珠的达赖喇嘛排行第五，生于1935年7月6日。
马步芳勒索40万银币，4岁达赖被接走
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寻找转世灵童的工作随后开始。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是一整套神秘的过程。寻访转世灵童的人常常装扮成游方僧、香客、商旅甚至乞丐，按照前一位活佛留下的预言和暗示到重点地区寻访。一旦发现了相似情况，就进一步打听孩子的出生时间和有没有灵异表现等其他情况，然后再用前世达赖喇嘛用过的物品和一些相似的东西来考验孩子。如果通过了测验，就认为找到了灵童候选人。
就在拉木登珠两岁多的时候，寻访人员来到他家所在的山村，并且认为拉木登珠便是他们寻找的转世灵童。
然而，当时担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的是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芳认为，拉木登珠是他管辖地区的属民，因此表示寻访人员不能随便将他从青海带走。西藏噶厦政府无奈之下，只好请国民政府出面协调，并且私下给了马步芳40万元银币的赎身钱，拉木登珠才得以踏上去拉萨的行程。1939年10月，拉木登珠坐着象征达赖地位的黄轿子进入拉萨，进入神奇的迷宫般的布达拉宫。
免于金瓶掣签，农家子变成最高人物
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对西藏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整饬和改革，规定了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办法，设立了金瓶掣签制度。金瓶又称为“金奔巴”或“金本巴”(“奔巴”藏语意为“瓶”)。乾隆年间制订的《钦定二十九条章程》中写道：“……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之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的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置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
拉木登珠被确认为转世灵童后，西藏噶厦政府便电告当时的国民政府，请求其派人入藏主持新达赖喇嘛的金瓶掣签和坐床。1939年12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抵达拉萨。
虽然当时寻访到的灵童有3名，但当时摄政的热振活佛在吴忠信抵达拉萨前坚决主张拉木登珠即是达赖喇嘛的转世，并已经接受僧俗礼拜，而且热振活佛具文还向国民政府进行呈报，请求对灵童特准免于掣签。抵达西藏后，吴忠信到达赖喇嘛夏宫验看了灵童，瞭解了相关情况。1940年2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批復：免于对灵童掣签，特准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2月22日，噶厦政府在布达拉宫东大殿举行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这个4岁多的男孩，变成了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一个农家孩子，至此成为政教合一社会最高、最神秘的代表人物。
家族成为贵族，自幼受亲英活佛教导
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之后，他全家也由青海农村搬到了拉萨，并成了西藏的大贵族。西藏地方当局按照惯例，给了达赖一家大片的庄园和成百的农奴，他个人则在各方面享受着最周到的服务。
丹增嘉措和历世达赖具有共同的一面，即都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但是，他与历世达赖也有不同的一面，那就是，他从小就被灌输了分裂主义思想。4岁的达赖喇嘛被送到拉萨后，前后共有3个经师对他的幼小心灵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分别是寻访十三世达赖转世的负责人格仓活佛、热振活佛和达扎扎阿旺松绕活佛。
在丹增嘉措坐床继任十四世达赖后，格仓活佛就卸下了经师职位，因此他对达赖喇嘛的影响比较小。第二位经师是热振活佛。热振活佛是当时达赖未亲政前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热振活佛非常爱国，但他的爱国行为却招致分裂势力的忌恨，他们逼迫热振活佛在1940年辞去摄政职位。由于接触时间太短，热振活佛对达赖的影响也不大。
对达赖喇嘛影响最深的是他的高级经师达扎扎阿旺松绕活佛。达扎活佛是20世纪40年代西藏地方亲英势力的领头人物，当时的西藏，一直在美英势力的阴影笼罩之下。贪恋权势、想靠英美势力谋求独立的达扎扎阿旺松绕，牢牢地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他直接参与策划了当时西藏主要的分裂活动。在他担任摄政的短短十年内，西藏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分裂事件。作为达赖的经师，他的浓厚分裂思想深深影响了年少的达赖。
纳粹分子教英语，思想发生巨大变化
除了经师的影响，达赖的外国老师对他分裂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其中不得不提到的有两个人：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希哈勒以及英国人黎吉生。
达赖喇嘛在11岁时，遇到了前来西藏进行间谍活动的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希哈勒。哈勒随后成为达赖喇嘛的老师，在此后的数10年中，二人长期都保持着密切联繫。上世纪90年代末，德国《明镜》周刊曾以详实的档案文件证明，哈勒是一名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纳粹分子。在达赖喇嘛结识哈勒的一年半时间里，两人基本上是每星期见一次面。哈勒给达赖灌输纳粹式思维，还教达赖学英文。原本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的达赖，在哈勒的辅导下，思想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黎吉生是英国驻西藏江孜商务代表古德爵士的继任者，1936年留驻拉萨，一直呆到1950年。他建立了“英国驻拉萨代表处”，并以此为掩护，积极展开对达赖及达扎活佛等人的分化利诱工作。他常给达赖“授课”并给达扎等人出谋划策，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西藏地方权贵策动的“驱汉”事件，都与黎吉生有关。
达赖喇嘛1959年外逃后仍念念不忘这位“恩师”，于是多次面见黎吉生，请他指点迷津，并要求部属阅读黎吉生离藏后撰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
(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