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三、西安事变的转折
西安事变，是中共党员们，包括周恩来直接出面长期包围和影响张学良、杨虎城，是中共长期在政治上影响东北将士的结果，虽然没有参与具体地策划扣留蒋介石的行动。蒋介石被张学良软禁以后，延安一片喊杀之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都主张立即进行“人民公审”，杀掉蒋介石。但是，苏联认为只有中国的抗日战争才能够拖住日本，减轻日本对苏联东部的威胁；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和日本对抗，张学良不足以代替。经过权衡，为了苏联东部的安全，斯大林命令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实际的鼓动者，被“同舟共济”的盟友出卖。
在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以后，中共应该如何办？这样的大政方略只能够听命于莫斯科。斯大林的回电大大出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料之外。张国焘回忆道：“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13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一手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学良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渔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领导抗战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一年以后，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上述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战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恶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抗日的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张国焘还说：“周恩来于14日与张密谈，径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以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
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的杨虎城在事变发生以后，因为苏联和中共的和平解决的意图最初没有告诉他，他已经在解决过程中退居为次要角色；好冲动的张学良本来就没有政治家的素质和修养，他因为不同政治意见而扣留最高统帅的做法，在任何国家中已经严重违法；可是违法之后，鼓动他的中共，突然又提出和平解决，把他实际上出卖，使得他立即成为一个犯罪的人。张学良在此状况之下，已经不可能成为进一步做出决策的中枢人物。这个人物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都只能够是中共的周恩来。红军的十五位将领在西安事变以后第三天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电报中的一开头就是：“西安事变，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这是立即向国民政府表明这事件发生与自己无关，出卖张、杨，也是中共中央欲取得解决此事的更多的主动权。（注1）（按：以下大量引用的文件，凡是出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辑两书者，将不再【注释】标明）
《周恩来选集》中有《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是周在谈判过程中发给中共中央的。第一个电报是在1936年12月23日发送，主要是中共与宋子文谈判时提出的六项条件，大意是：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全国的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第二个电报是12月25日周报告谈判的五项结果，这一天，蒋介石被张学良释放。第三个电报是12月29日周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周的第一句话就是“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注2）苏联和中共是事变中唯一的得利者。
由于西安事变按照苏联的意图的和平解决，再经过实际上的主导者周恩来与国民党的领导人的一系列谈判，在日本军队加紧侵略的背景下，使得力量弱小的中共获得了存在发展的大好机会，从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起，其基本宗旨就是推翻国民政府，失败连连，已经到了被完全消灭的前夕；西安事变以后，红军仅仅是番号改变，其基本宗旨一点也没有变更，却迅速壮大。在江西就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西安事变以后，表面取消了苏维埃名义，却在抗战中“合法”地以“抗日根据地”的名义，星罗棋布地建立于大江南北，从而为中共成功地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这是西安事变在历史上的转折意义。
现在中共中央公布了有关西安事变以后的若干电报，这些历史文件将向我们展示中共如何利用西安事变以后的形势，在高喊抗日的时候，牢牢地抓住军队，使其党的军队和国中之国合法化，再图谋进一步的发展。这发号司令者是毛泽东，执行者是周恩来。周在与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交涉时，巧妙地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开始进行和平谈判的前夕，究竟是怎么盘算的？张国焘回忆道：“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后，大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了一个延安县长，迳来延安就职，国民党的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部。南京政府曾累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如果听任国民党的将领们的指挥，那末，红军可能会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后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发点。”张国焘还说道：“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往返电商有关这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前线抗日。毛泽东所注意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使红军不致在改编中受到损失，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注3）
毛泽东的这套打算，通过周恩来与国民政府谈判，即张国焘所谓的“买空卖空”（中共只有三万作战军队）手段，来达到抗战中发展壮大的目的。中共中央现在公布的文件，显示了中共坚持的是什么条件；当坚持不住的时候，又如何完全同意国民政府的条件，然后在实际的抗战中，如何一条一条地撕毁。
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刚刚两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北方局的负责人刘少奇，要他发动民众，支持张学良提出的八项要求。平津学生为先导的所谓“民众要求”的背后，实际是中共为了一党之利的运作。
1937年元月，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撤销了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司令部”，另外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周恩来立即在西安提出收编中共军队事宜，蒋介石则指示行营主任顾祝同，先每月供给二、三十万元的经费，其它事情另作商量。这时侯，国民政府开始豢养一个改变形式推翻它的军队。
获得合法地位的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9日，由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提出与南京谈判的主要原则，这些原则成为中共利用这极为有利的形势进一步全面地获得利益：“（一）关于和宁方交涉之政治立场，请参阅致三中全会电。（二）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组织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如广东），朱正彭副…（三）饷项如对方允即改号，即照中央军待遇领受；如对方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八十至一百万。（四）如有国防委员会之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如暂时无此种组织，红军亦即需要驻京代表参与国防准备。（五）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这电报中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最后一条，即中共合法化以后，仍然是中共对于红军得绝对领导。第二天，毛、张再致电周：“我们参加者：（一）军事机关如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等。（二）政治集会如各派各党之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大会等。（三）抗日时参加政府。”这指令是要才三万军队的中共以抗战的名义得到更多权力。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求五点：“（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获得执政党保证以后，中共愿意实行四点：“（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力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所愿意实行的四点，是非常迷惑人的。第一和第四条的所谓停止武装暴动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苏维埃化的举动，只是一项政策，这政策虽然停止了，可以随时恢复；第二条的军队改名仅仅是形式上的，制度并没有任何改变；很有趣的是第三条，共产党要求实行民主。从这时候起到1949年中共成功夺取政权，毛泽东～中共几乎不停地以民主为口号来将国民政府的军。其实，西方国家的任何反对党都没有统率军队，军队属于国家。中共恰恰是在抗日的国家军队以外，单独掌握着军队，却竟然以民主的名义，要求更多的权力。后来的“解放区”内的知识份子王实味稍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掌握着军队，随时准备以暴力夺取权力的中国共产党谈论民主是很滑稽的事情。
2月12日在西安的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代表为顾祝同、贺寒衷、张冲，中共方面代表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的电报中规定了中共的谈判原则，包括陕甘的防地、经费的问题，但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给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各点，不可再退让。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前，中共红军只占据着延安以东七十公里处的保安等四个极为贫穷的小县，但事变发生以后几天，在12月20日立即占据包括延安在内的十八个县城，那时候事变双方的军队都无暇顾及。核心问题是红军问题。中共提出红军保留三个师，大约四万五千人；国民政府代表的方案规定人数为三个师，三万人，红军必须听从国民政府的一切命令，国民政府并且向红军派遣各级军政人员。中共代表断然拒绝，谈判中断，周于2月16日返回延安。显然双方的焦点仍然在军队，中共丝毫不愿意让步。
谈判虽然中断，但是红军从此开始接受国民政府的物资接济，延安也派出代表正式驻西安。以后无论如何谈判，其中心仍然是中共及其军队的“独立性”问题，蒋介石对中共非常清楚，在谈判之前四天，蒋介石指令顾祝同：“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它当易商量。如彼（周恩来）与兄（顾祝同）面谈，可以此言切实直告。盖以总理与越飞宣言之共同声明（1923年）中，越飞已承认中国不能施行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也。”蒋介石的原则是中共要放弃共产主义而实行三民主义，特别是同一个国家的军队内部不能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但是中国共产党同意了又会如何？蒋介石举出的越飞虽然做了保证，但是他的继任者鲍罗廷恰恰在斯大林的直接指挥下，大搞共产主义；抗战中的毛泽东～中共声称要为三民主义奋斗，而具体做法完全两样。历史血淋淋的经验是：共产党的任何保证都不能够相信。因为毛泽东从来就认为谈判和战争一样都是取得胜利的手段，
即后来指出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使重视谈判的国民政府上了大当。国民党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头破血流。
国民政府针对中共提出的条件，在2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强调国中不可有国，不可有两军，肯定三民主义，批判阶级斗争理论。在回顾了中共十几年以来造成的极为惨痛的教训以后，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解决办法：“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它假借名义之武力。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它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救国救民为职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安全亦相违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这四条意见，是根据任何一个国家的常理，是根据中共成立以来依附于苏联而造成的血的历史。
随之由周恩来与顾祝同等继续开始谈判，焦点继续是军队问题。蒋介石曾经密电顾：“西安事变前，本只允编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明言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不主张杀掉蒋介石，那时候蒋介石当然不可能知道那是苏联斯大林根据自己利益权衡的结果，这对蒋介石而言，就包含了“情”，这造成了中共合法并且与之谈判的局面，这就是蒋介石所谓的“时移情迁”，允许中共军队的人数已经由五千人增加到一万五千人。
但是中共的要求已经远远超过这点。3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关于谈判的方针致电周恩来等“（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
（二）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各军（按：均为四方面军的军队）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根据张闻天、博古、毛泽东3月5日致周恩来的电报，那时候，中共的党员人数：“总数估计约十万，苏区，白区各半”，即五万人。但是中共所提出的苏区武装部队总人数，是五万加上地方部队，再加上四方面军的四个军，这数目大大超过党员人数。
在周恩来3月8日报告中共中央，说谈判可能会有结果的时候，3月12日，中央书记处立即指令周，实际上向国民政府提高要价，其要点如下：“甲、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之政治立场。乙、……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己、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中共非常清楚，在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大政方针已经定下，国共之间不可能再公开武装冲突，因此提出的条件尽可能地有利于中共，即“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反正谈判“不会根本破裂”，打不起来。这哪里是为了抗战？所以这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在西安的谈判在3月16日结束，周恩来返回延安。
而这时候，中共的内部文件中，却一再强调其“独立性”，这时独立于全国抗战之外，就是为下一步打江山做准备。1937年4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最为清楚说道：“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权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体承认。”4月4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在丙项说：“当然在联蒋过程中，党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是在党内讲，只能在正确运用策略与艰苦的实际工作中去取得。”中共的确做到了。
而国民政府的条件在中共的坚持下，作为面对日本强大军队的执政党，不得不一再退让：关于人数，由最初的三千人，加到五千人，再到一万五千人，最后同意四万五千人；派到红军中任副职的监督人数，则完全放弃。例如蒋介石最初致顾祝同的密电中说：“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各级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贺寒衷在3月11日提出的谈判方案中，第三条中规定：“（2）各级副佐人员，由中央改编后逐渐派遣。（3）政治工作，由中央召集原有政工人员加以训练，与新派人员一同回部队工作。”因为中共的拒绝（其实毛泽东那时候并不敢断然拒绝，张闻天、毛泽东在2月12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指令道：“政训联络员设法拒绝，至少拖延之。”），在谈判中周恩来寸步不让，国民政府代表节节让步。周恩来还绕过谈判人员，直接与蒋介石谈判。
周恩来在西安谈判没有进展时，回到延安，在3月24日至月底，在杭州与蒋介石会谈，红军突然被允许增加至四万五千人，这时在杭州的成果；4月2日，周返回延安汇报。
4月5日，中共中央将会谈经过和策略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商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中，核心的军队问题是：“我们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之下，进行一切谈判，故对行政区的问题拟接受红军改编以四万五千为定数，地方部队另编一万人。”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原第四方面军的部队都作为地方部队，中共这时得到的实际人数，已经增加为五万五千人，而且绝对地独立。其中透露出中共的条件之一是“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谈话大意有六条，第五条中蒋介石说：“军队人数不同我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我们的部队。”国民政府在人数和派遣人员进行政训以监督军队的措施，完全失败，这支只是变更了名号的红军，得到国民政府全面的粮饷和军备的接济。
在5月23日，周再次在洛阳会见蒋介石，约定到庐山谈判。6月初，周恩来到庐山与蒋介石会谈。周恩来离开庐山，于6月16日返回延安以后，次日给第三国际发出的电报，可以证实这次会谈中的问题。这汇报电文的（甲）部份，是汇报蒋介石的关于“两党合作部份”，集中在所谓共同参加所谓“国民革命同盟会”上面。这种共同组织，是1920年代约束中共的所谓国际联络部的翻版，毫无价值可言；“目前有关部份”证实蒋介石已经同意了中共正规军队的数目在四万五千。最后周恩来汇报“尤其是指挥与人事问题，与蒋争论很久不能解决，……蒋仍坚主设政训处指挥”。蒋介石虽然同意四万五千的人数，但是坚持的是指挥与人事的根本问题，不然这吃国民政府饭的军队会无法控制的，而中共在这根本点上也寸步不让。虽然最后没有达成协议，可是拥有军队的中共已经合法化了，并且接受着国民政府的供给，中共一拖，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在指挥与人事问题上，仍然保持了共产党的绝对控制。这局面是西安事变给中共带来的。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七七事变
1937年，日军在芦沟桥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由周恩来执笔（现在收入《周恩来选集》），主动提出看来近乎于投降的四项条件，这是一篇好像一心一意为中华民族奋斗的极为动人的文件：
“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仅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姐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获得国民党的谅解，而决心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亦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因此中共中央特再向全国宣告：（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销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早已获得中国国民党的精神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执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份，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寇深矣，祸急矣，同胞们起来，让全国四万万同胞，更亲密些团结起来罢。我们伟大的悠久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其中的第一条，等于取消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第二条是取消苏维埃化运动；第三条是取消国中之国；第四条是取消红军的独立性质。其实这些都是中共的政策问题，可以随时改变的。比如第一条，中共党员的入党宣誓就是要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不然就不可能是中共党员，这一点就从来没有变化；至于苏维埃运动，今天不搞，留到以后时机成熟再搞；第四条只是欺骗全国普通百姓，因为这个军队属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华民国。而且经过好几次谈判中共都不容许国民政府派员到其中。很清楚，在中共合法化以后，坚持保留独立领导的军队，就是为以后夺取政权，推翻国民政府之用。
可是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国民政府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维持一个表面的合作，总比公开内战好，西安事变所带来的局面只能够如此，只有首先打击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蒋介石为此发表的谈话：“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今日中国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现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电蒋介石，保持了红军绝对独立，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获得了公开活动和发展，而又得到国民政府的接济。中共再次公开表现出为了全民族的抗战而精诚拥护蒋介石的诚意，全文如下：“蒋委员长介石先生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先生勋鉴：先生于国家危急之际，坚决领导全国军民进行持久抗战，并获得了全民族的团结统一，给了日寇以巨大打击，增强了最终战胜敌人复兴民族之基础。敝党扩大的六中全会仅以至诚向我英明领袖致崇高的敬意！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于会中得聆先生告全国国民书，对于汉口、广州撤退后之抗战形势及我国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之方针，昭示无遗，给了悲观妥协论者以严重打击，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敝党同人完全同意并表示热烈之拥护。中共中央一本过去主张，愿以至诚拥护我民族领袖，拥护三民主义；并在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的政治基础上，责成全体共产党员，本互助互让、同生死、共患难之精神和互敬互商之工作办法，亲密两党间的关系，巩固两党的长期合作，团结全民族，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之实现。”中共得到了供给，得到了合法存在，在指挥和人事问题上又保证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于是对外宣传说尽了拥护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好话。
与中共中央的公开文件相对照的是其秘密文件，该文件完全保留红军进行暴力革命的一切组织特点，以便在换上了抗日的军装以后，在实质上继续进行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斗争。现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在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以前的1937年6月或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的组织的决定》，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的到来，关于改编以后的红军中，党的工作和组织系统与指挥员的关系，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办法，有详细的规定。在1937年8月1日，中共对党和军队的政治工作，做了极为周密的安排，发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分十个部份，要点如下：（一）……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二）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应该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四）选择干部的标准，应从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两方面出发，而以政治条件为更重要。……（九）保证红军在思想上的一致，比任何一个时期还更重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于中共来说，是绝对的真理。这里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指示，并不因为抗战爆发而有丝毫的改变；要保持这点，就必须如（二）所说，要从组织上加强，如（四）所说，选择干部以政治为第一标准，如（九）所说，加强思想工作。这项政治工作的决定，表明“共赴国难宣言”中的所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等四点，全部都是欺骗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的谎言，但是处于那一心一意对外的广大中国人，谁也没有料到中共的另外一面。
芦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以后，国民政府已经不可能再和中共无休无止就未达成的军队方面进行任何新的谈判；中共所坚持的军队的独立指挥和领导问题，也就成为国民政府顾及不了的既成事实，中共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以上中国共产党的无懈可击的冠冕堂皇的公开谈话和声明，正好掩护其全面夺取政权的准备工作。关于西安事变的影响，“抗日御侮”一书在几十年后总结道：“西安事变为中国国民革命一大转折点。按民国25年冬，国军已对陕北中共残部完成包围之势，若无西安事变，即可肃清。事变之后，政府鉴于国难日益严重，西北局势动荡不安，考虑容纳中共，一致对外。于是中共于民国26年2月15日致电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四项保证……。从此国民政府改变了‘安内攘外’政策，中共获得长期滋漫机会，成为战后扩大叛乱的根源。”（注4）
西安事变带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转折，在日本军队隆隆炮声之中，在中共宣传上极力呐喊全民抗日的时候，迅速地展开了。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2、周恩来著：《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0-7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1980年。
3、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290-1292页。
4、蒋纬国总编著：《抗日御侮》第一卷第74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七年（1978年）初版。
第二卷 四、洛川会议
因为西安事变，垂亡的中共，意外获得了生机。于是，志在夺取天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立即制订周密的策略，开始了扩张势力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而面对强大的日本军队旋风般地进攻，担负国家存亡重责而又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几乎没有能力来顾及这背上的“芒刺”之痛，原来蒋介石一致坚持的对于红军的监督问题，在“七七事变”以后，也顾不得了，实际上经过周恩来的拖延，一一按照中共的主张行事。
洛川会议，就是中共以“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带来的有利条件，制订扩张势力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会议。
首先是随意篡改“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这一点。“七七”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37年7月15日“为国共合作宣言”的第一条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注1）这放弃共产主义而举起三民主义的决心，很能够赢得人心。查稍早4月5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关于策略方针的报告，第一条就是“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但这仅仅是一种策略的运用，与公开宣言的“愿为三民主义奋斗”的提法不一样；对于中共在公开的宣言中所举诸项，蒋介石在1937年9月16日的谈话中赞扬道：“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暗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方向。……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以下凡是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两书者皆不另外加【注释】）全中国如果能够照中共的保证，统一于三民主义之下，当然是国家民族之福。
但是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中，却另外加以解释。题目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迫切任务”的文章，未收入中共官方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的任何一卷。毛泽东说：“说道三民主义的实行，共产党还在十年前两党第一次统一战线时，就已经经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共同决定，并且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经过每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及每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之手，在全国实行过了，不幸一九二七年统一战线破裂，产生了十年来停止实行三民主义的局面。然而在共产党一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都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人民代表会议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更无疑是彻底的民生主义。”毛泽东甚至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不信仰，实不实行三民主义，反而是国民党信不信仰实不实行三民主义的问题。”（注2）所谓“三大政策”不见于孙中山先生的所有演讲和著作之中，也不见于孙中山先生活着时的所有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广州政府的所有文件之中，此名词最早出现于中共基本掌握权力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是寻求继承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独立生存和发展，而中共却依附于苏联，为了苏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北伐，破坏国民革命，这是破坏民族主义；孙中山先生吸取西方民主制度的精华，结合中国政治制度的长处而创造性的提出民权主义，还提出了创造性的五权宪法，这与中共从列宁的建党思想中学到的专制集权主义完全相反；孙中山先生认为从理想境界说，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若干共同之处，但是认为实现的方法根本不同。孙中山指出人类历史是在合作中取得成就，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更不是搞打家劫舍的土地革命，他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毛泽东标榜中共从来执行的是“三民主义”，今后自然就要继续执行下去了。这篇南辕北辙的讲话预示着抗日前途中的隐忧。
西安事变刚发生一个星期时，中共中央立即就组织发展做出指令，第一句话是：“在目前极有利于我们发展工作的形势下”，说明中共从七七事变得利的情形在“恢复区域独地方工作”部份的第七点是：“普遍恢复兴建党的组织，在边区应建立秘密党的组织，在老区除公开的外，还应有秘密组织，慎重地审查过去的老党员，并吸收在过去斗争中表现坚定的份子入党。特别在基干的武装力量中应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在“撤退区域内地方工作”部份的第十一点是：“普遍建立共产党的半公开与秘密的组织，加强政权机关中及各种抗日武装抗日群众团体中党的领导作用；”中共的组织仍然只是公开一部分，而在明处的国民党的组织一切都公开。在“红军在友军区域的地方工作”部份的第三条是：“在友军指挥下的旧政权采取尊重联络的态度，不得采取直接摧毁的办法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逐渐改组旧政府，在加强抗日救国会的作用的过程中，使之逐渐成为该区域的实际政权机关。”这是不声不响的准备夺权。第十一条是：“不论在地方上，武装部队中，到处应该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教育党员如何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注意挑选可靠的有能力的优秀份子入党。”那时候，蒋介石还被拘留在西安，一切是未知数之，可是中共在公开高喊抗日的同时，已经在做夺取政权的长远的准备工作了。
中共的统战工作真是一环扣一环，在1937年1月3日，蒋介石才刚刚脱离西安险境一个星期，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的长篇详细指令。一开始就指出了“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与达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而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指导的制度。对与国民党的所谓“合作”，第三条规定：“苏维埃红军在统一战线开始的过程中，在必要时，可以改番号，接受统一指挥，但在实际上仍应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之在统一战线中起模范作用，并成为共产党在全国活动的中心可靠力量之一。红军应该在统一战线展开过程中，使之扩大与巩固。”在一切公开的宣言中，都是如何为了抗日救国取消番号，在内部文件中却只是利用抗日而一切不变。第十一条是：“共产党在任何环境下，应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不放弃用共产主义教育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共产党坚决为统一战线的纲领而斗争，决不同其他党派混同，或融化在其他一般组织中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应实现自己是唯一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任务。”第十二条是：“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目前仍应是秘密的。共产党员都应在抗日救国团体与组织中公开活动，在里面起核心作用。应指定一定共产党员，完全以共产党名义公开活动。他们应该受当地领导机关的指示。”这些内部的规定所暴露的，是中共从成立以来，就按照共产国际的命令所制定的，没有丝毫地改变的基本目标，这就是要夺取中国的国家领导权，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中共致电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公开保证，完全两样。而且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共的加强一党而损害国家的措施更具体和系统了。下面的中共中央文件，可以进一步证明。
中共中央在1937年4月15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向党内解释“民族统一战线”的真相，这是地地道道的真心话：“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解放中华民族，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责任，并且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本党给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不能解释为所谓‘共产党的投降’，而是一种让步。为取得民族解放，需要各党各派的让步与妥协是本党两年来的主张。让步与妥协，决不是等于取消和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是为了要使本党取得全国范围公开活动的机会，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影响与组织力量；不承认过去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努力是白费或错误；……要把马列主义的原则具体化，作为行动的指南。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依靠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内部文件说明：中共的“四项保证”，是为了“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以便“领导”“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所以过去“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仍然是正确的，当然就应该继续，但是改变形式下去。以下的文件，更清楚地证明了中共的真正打算。
1937年6月6日，由长期管党务的书记张闻天，在自治区党代表会议上，以“自治区目前的中心任务”为题作长篇报告，透露出中共利用抗战机会，而篡夺国家权力的阴谋。关于统一战线，他强调阶级斗争：“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如武装斗争，没收土地斗争等），但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且为了使统一战线有雄厚的群众力量，发动组织与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威逼剥削者统治者的让步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藉口统一战线而取消阶级斗争，那只是过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他主张故伎重演，用分化瓦解。秘密打入国民党和军队内部，去改造和重建：“国民党现在还是一个腐败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但是其中愿意救国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派力量现在已经开始占有优势，左派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照现在的样子，他不能担负起坚决抗日救国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这必须使左派的革命份子大批的加入进去，造成国民党内部有力的左派。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方针是团结左派，推动联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亲日派，……在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加入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秘密加入，完全以左倾国民党员的面目出现。”张闻天特别指示要打入军队内部：“应该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后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应是目前第一等任务。”张闻天的总书记职位虽然因为党内斗争撤销了，这是仍然主管党务，名字常常排在毛泽东的前面，张国焘形容是“毛张联盟”。张闻天的报告透露出：第一、国民党的本质仍然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最坏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当然应该在打倒之列，“不能负担起坚决抗日救国的任务”，当然只有按照苏共中央指令行动的中共才能领导；第二、从联俄容共时代开始，中共始终把国民党分为三派，并且成功地加以分化而建立了苏共～中共控制的武汉半赤色政权，从西安事变开始的中共关于国民党的各种文件中，立即继续把国民党分为三派，打算继续分化利用之；第三、直接打入国民党的内部。不仅仅如此，张还指出：“应该立即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后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应是我党目前第一等任务。”张做报告的时候，周恩来正在庐山直接向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做出信誓旦旦的保证。蒋介石虽然了解中共的历史和本质，继续提出共产党的军队虽然可以保持四万五千人，但是提出毛泽东、朱德等军队领导人出洋的要求（按：被周拒绝）。任何一个稍微对民族有一点责任的正派人物，绝对想象不到，中共中央在这时第一的任务是打入国民政府的军队并且加以控制，夺取政权的规定是那样周密。这时离抗战正式爆发的“七七事变”只有一个月。
现在发表的中共中央文件显示，“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完全变成了“两个”：一个中共是极为爱国，为日本侵略中国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立即开赴前线，全心全意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一个中共是只顾及一党的私利，乘民族危亡保存和发展壮大势力。
先看第一种形象：“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呼喊“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最后的口号也激动人心：“……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新的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七月八日，“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辞，不甚屏营待命。”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联合致电前线的宋哲元，表示“愿为后盾”的决心；七月九日“人民抗日红军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躯的通电”，希望“与日寇决一死战”；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提出八条应该做的事情中，每条开始都用“立刻”，“立即”的字眼，以显示急切抗战的心情。
与此同时，中共表现出相反的第二种现象：张闻天、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作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依当前敌我的情况，我们认为须坚持下列两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以上引人注目的是“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就不是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堂堂四万五千人的队伍“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在对日本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不接受指挥，意味着什么？其次，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上前线，正是后来新闻界所揭露的“七分发展，三分抵抗”，实际上连三分之一也不到。
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其他的重要指令：在《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第（三）的第一句话是：“武装问题。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提出了六点意见：在第（六）的开始是“关于党的组织与工作。（一）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无论是苏区、游击区，党的组织必须全部变为秘密的组织。”
在八月一日还发出了《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主张“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机动灵活与英勇的战斗作风”；还发出了《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组织的决定》。根据国共双方的协定，中共在军队中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可是这决定显示，军队的政治工作反而加强了。第一部份是“党的组织”：“（一）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秘密组织，它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并向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负责，由该部队之首长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等组织之（其余二人由上级指定）。其名单和书记均由上级军政委员会及中央指定批准。军政委员会的组织不向下级宣布。……”有了超越任何人权力的秘密的军政委员会，党对军队的控制就更严格；并且文件对军队的各级政治机关都有明确的规定，以便保证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二部份是“政治机关”，规定了师级以下各级政治机关的详细职能。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八月十二日，发出了《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一共十五条，第六是：“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份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意图，不用再评论。
在八月十八日《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按：周、叶在八月九日到达南京，并且出席了国民政府在八月十四日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一共十条谈判原则，其中唯一打了着重号的是第四条，表示这时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的特长。”这原则是中共提出参加抗战以来的“一以贯之”的。
华北抗战已经于“七七”开始，紧接着国军主力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之下，有六个集团军，七十多万人参加了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国军队伤亡十八万人以上；日军参战达二十二万人，也伤亡了五万多人。
这样，公开的和秘密的面貌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决议和基本精神也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公开的，给全国民众和国民政府看的；另一种是秘密的，从后来的各种回忆录中可以找出。先看一看第一种面目。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有洛川会议在八月二十五日通过的正式决议《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一共八条。前四条是谈形势，后四条是谈任务。第五条主张“全民抗战”，第六条批评国民政府：“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胜利，然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当中国共产党谈论民主的时候，一定是想取得权力的独占。
按照苏联共党的教导，中共从成立起就始终在发动所谓的“群众”，即以各种利诱取得许多人的支持，而根本打乱了中国历来的一切社会秩序和破坏一切文化传统。早在一九二○年代中期，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彭湃、毛泽东等发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把农村搞的天翻地覆，实际以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代替三民主义。没有这样的群众运动，共产党就没有存在发展的余地。如今在全民抗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共又批评国民政府，即在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企图再次故技重施，争取人心。中共中央对执政党的批评，显示了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潜藏着危机。
同一天发出的有名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毛泽东起草。这十个部份的十个标题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文件是公开做宣传用的。
第二种面目，是以出卖民族来换取共产党的私利，这类文件难以公开发表，只能在有关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去寻找。
由曾经担任中宣部长的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贺龙传》中，这样记载洛川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八路军出师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面临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持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我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转变。会议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以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独决定》和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注一即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在推翻国民政府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是拼命的运动战，如今抗日，要求转变为保存实力的游击战。上述（洛川）会议基本精神的透露，在同一会议的“论十大关系”等公开文件中根本没有。
另外两位中共元帅的直接回忆也与《贺龙传》的记载一致。因为夺取政权成功的中共军队领导人，在几十年以后提起这次会议的时候，已经是表示功劳的机会，所以都很坦白。
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是会议的参加者，他的回忆录说，洛川会议的原件记录仍然保存于中共档案錧，邓拓曾经去查阅过。聂说：“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说……我们必须展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准备坚持持久战。毛泽东同志还说，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那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群众，扩大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注2）聂只提到了林彪反对，没有提到周恩来反对。若不是林彪后来叛逃未遂，决不会透露这一小点消息。他说毛泽东那时考虑的，的确是为了抗战胜利以后，“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毛的确把民族的利益放到党的利益后面，处处为了夺取政权，对于中共来说，这是功劳；对于民族来说，是罪过。
曾任国防部长的另一位元帅徐向前的回忆录，也记载了他参加会议的印象，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党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注3）作为中共政权的巨大受益阶层，当然应当赞扬毛贪图一党私利的行为，是“非凡战略眼光”和“非凡能力”。
与会的张国焘回忆，洛川会议上正式确定了中共在抗战中夺取政权的具体策略。他记载了会议的两个发言：“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明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现在抗战已经成为事实，就应该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的。国民党独本质仍属反动，它包办南京政权，抗战更会增进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反对民主化，不敢发动民众反而多方压抑，也并未放弃消灭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蒋介石可能随时与日本妥协，掉转枪头，对付中共。因此，国民党不是为了真正的全民抗战，而是为了维持反动政权的单纯军事性抗战。
由此，他认为中共的基本任务，既有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又要反对反动的南京统治。他引述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使沙皇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最后胜利归于劳苦工农大众和中共。”
张国焘记载了毛泽东的发言：“他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为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为害。他主张八路军应当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道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势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的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侯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各种藉口，予以推托。红军虽改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任旧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中来。中共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员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政治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民众的目的。”（注4）张国焘的记载符合中共一系列内部有关文件精神，也与《贺龙传》和两位元帅回忆中所透露的精神完全一致。
这主意出自毛泽东的最权威的证明，是朱德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在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入华北敌后。……”（注5）洛川会议是在八月下旬。
过去没有这些史料，中华民国的史学家就只有从事实中推测，仅有的根据是中共下层叛逃者的叙述，即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杨成武任团长的独立团赴山西参加对日作战，将出发时，毛泽东做了一次有名的指示：“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注6）虽然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是基本精神也与中共领袖们的回忆一致。这指示由一位骑兵连的党支部书记李法卿，在逃离八路军后公布于世，被广为引用。
在今天，对于取得政权的中共来说，洛川会议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是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策略的表现。所以，最近大陆出版的书中，已经公开谈到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的特点，中共中央在会上确定了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会议确定红军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注7）
日本人根据若干中国国民党的档案写的“蒋总统密闻录”中，这样描写洛川会议：
‘周恩来与朱德认为：“应该接受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薪饷补给，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照政府军的编制和制度加以改编；并应有限度地接受军事委员会派遣的参谋人员。”
而毛泽东和任弼时则主张：“名称虽然改变为第八路军，但一切组织仍维持红军原有制度；并拒绝军事委员会派人前来，以保障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权。”
争论的结果，作了一个妥协的决定──形式上照政府军制度，但红军政治部组织与职权仍旧维持原状，执行对军队的监督指导。至于军事委员会派来的参谋，可使常驻延安，担任联络，但不接受其进入部队。这就是说政府的经费可以接受，而不能接受管理。’（注8）
以上根据不同年代和地点，以及不同政治背景的关于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的引述，几乎完全一致。
既然毛泽东和张闻天所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了大政方针会议以后立即加以贯彻。如今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清楚地记载了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命令。当然，仍然存在着对外公开的和内部秘密独两个中共，这里主要让原始文件显示秘密的中共的作为。
其实就在洛川会议开幕的八月二十二日，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正副总指挥；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发出就职通电。一开头的几句话就相当激动人心：“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这通电不仅仅发给国民政府主席、蒋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副委员长、各国院部长，还发给全国将近三十个军队的高级长官。这为了全民族的激昂慷慨的爱国热忱，与几十年以后才揭露出来的洛川会议的秘密精神，是多么地不一样！中国善良的广大民众所能够经常听到、读到的，是中共的这些激昂慷慨的宣传品，他们很难想象既然都是中国人，在民族最危急的时候，怎么会如此两面三刀？
日本人侵略中国，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发生，好比童话中的在玻璃瓶子中的巨人被释放出来了。一旦如此，再也没有任何力量或方法，在民族存亡的时刻，把这巨人吸收回玻璃瓶子中去。
洛川会议闭幕以后十几天，毛泽东命令彭德怀与周恩来一道去南京的机会，向国民政府解释“独立自主地游击战争”的原则，一共五项：第一项是坚持“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不然就“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第二项是“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有了这三项“自由”和一个“原则”，还存在什么两党的“精诚合作”，还存在什么“统一军队”于抗战！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怎么在“统一”的军队中，可以有使用兵力、不打硬仗的自由？强大的日本军队步步前进，都不打硬仗，谁来正面抵抗？都依傍山地，平原的战争就不要打吗？这原则的核心有两点：一在保留了红军的势力；二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即变相地组织昔日的苏维埃政权而取得穷人的拥护，而且这样做任何人不得干涉，即获得了建立苏维埃式的国中之国的自由。这文件显示激昂慷慨的一切陈词都是假话，中共从成立以来就尽力夺取国家政权的行动，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决定变本加厉地进行。
由于日寇的进攻，山西告急，阎锡山希望八路军的一一五师参加作战，被断然而巧妙地拒绝。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日指示林彪，并且转告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雪枫，即将这指令发送到八路军的所有高级将领，指令道：“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此方针在京与蒋如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这既定方针就是刚刚闭幕的洛川会议的方针，而不管日本军队已经逼近太原，山西的军民如何动员起来抗日，蒋介石和阎锡山如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就是完全不顾山西抗战的现实需要，任其自由行事。这是中共中央文件显示的对于洛川会议方针的贯彻。
过了几天，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彭德怀，发出《关于独立自主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基本精神是坐山观虎斗，而且要乘此“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创立国中之国。毛泽东解释什么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这样做。”过去的战争是与国民政府军队作战，是为了苏维埃政权或为了红军的生存而战斗，当然要不惜牺牲；如今呢？为了民族，为了所有的中国人，毛泽东就指令，首要的任务不是抵抗敌人，而是到敌人的侧翼（按：正面抵抗日寇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是创造根据地。而且提出如果以打仗为主，就不能发动群众，而发动群众，是为了创造根据地──变相的苏维埃政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基本方针。
过了四天，华北形势进一步危急，八路军完全不理会国民政府的命令已经不可能，于是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五日发出《关于华北我军作战的战略指示》，对象是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七点之中有两点令人注意：一点是要日寇的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攻击点”攻击国民政府军队主力以前，红军不要暴露目标，而要“养精蓄锐”，但是在向蒋介石和阎锡山解释的时候，“暂不说红军单独行动，只要求派兵协助”，显然是保存了势力，又说好话；另外一点是：“如出击敌后，须采取没收大地主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红军便不孤立。”这里继续采取过去苏维埃政权部份政策，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以便中共获得农民的特殊好感和拥护，这完全是破坏全民族的抗战，为了中共一党的私利需要而实行的阶级斗争的政策。按照这一精神，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同一天训令八路军各军的首长，要他们“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要在敌占区内，“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和日帝财产，分给抗日人民”等一系列取悦百姓的政策，为其建立根据地打下基础。
同一天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发出《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接受国民政府整编的时候，为了全国统一抗战，中共正式同意取消军队中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根据现在发表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共完全破坏不遵守：一、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二、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张闻天、毛泽东正式发出的指令中，就恢复了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告周：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注9）前后取消政治委员制度的时间只有三个月，而且内部秘密成立军委会；三、好几个中共中央文件中都指令，对于国民政府派到八路军、新四军检查中共保证的执行情况的人员，一定不能让他们与军队有任何实质接触。耍阴谋方面，很少有政治力量比得过中国共产党。
洛川会议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战略和策略方针，一直按照这次会议的内部决议执行；这决议和执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不断加强，国中之国不断扩大，这却是以牺牲抗战中的全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的；这样的战略和策略，为中共在胜利以后夺取全中国的政权创造了条件。
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部份的时候，曾经批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认为把人类历史当做阶级斗争史是根本错误的，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靠斗争，而是合作，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病态，马克思本末倒置。因此在北伐前后不同的理论基础并且由于苏联的直接指挥，使得两个政党分道扬镳。如今抗战爆发，日本侵略者想要灭亡全中国，是要中华民族当亡国奴，而不是要消灭中华民族中某一个阶级。所以按照常理说，这时候中国的一切政治力量的联合，就应该为了全体中华民族，一切政党的利益就只能够在全体民族之中。而洛川的基本精神，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一党的利益，置于全民族利益之上。以此指引的行动，就是以损害全体民族的利益，而获得一党的私利。负责党务的刘少奇的名着“论共产党员修养”，也将中国传统的道德修养换成党员忠于党的个人修养，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讲党性，以此衡量党员的觉悟高低。共产党员个人从来没有过对于民族性的要求。相反，中共从来对于民族文化是否定的。毛泽东说过非常有名的指令：“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所以在理论上，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是与共产党的理论相通的，中共这样做──把党的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一贯如此。
另外，日本是一个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而且自一九○五年的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在远东的第一号敌人一直是俄国，是苏联。所以日本在国家的战略利益上，只想在获得中国的利益以后，好对付苏联和它的利益争夺；苏联在东方的头号敌人也同样是日本。因此日本的政治家们并不想扩大在华的战争以损害对苏联的战争准备，好几次就企图结束战争，主要因为狂热的军国主义份子不顾日本总的战略需要而一再挑衅，使得战争越发不可收拾。并且日本可以调用的师团只有三十个，分配到中国的师团，最多只能有十一个。因此日本希望速战速决，以免陷入战争的泥淖不能自拔。
日本的速战速决，就要求军队以优良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人迅速摧毁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投降。因此如果不从正面战场阻挡日军，日本真的就会“三个月灭亡中国”，一切就不堪设想。只有正面阻挡日军，付出巨大的牺牲，才可以粉碎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而变成持久战。但是洛川会议决定红军必须避开一切正面战场的战斗，就是完全逃避民族的责任，逃避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一再向国民政府和全体中国人的保证；而在宣传上，则拼命高喊抗日，欺骗民众，谋取政治利益，中共对真实历史的系统地、长期地歪曲和篡改，至今并没有结束。
按照洛川会议的规定，在民族危亡加剧的时候，中共的红军帽子变成了八路军帽子，吃着中国老百姓供给的粮饷，扛着国民政府提供的枪炮弹药，用训练有素的干部和军队，展开录夺取一党私利的战略策略行动。以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党内的讲话，来作为中共战略和策略的概括：“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桥梁。”（注10）也就是说，在抗日期间联合“资产阶级”国民党，正是为了在抗日胜利以后再消灭之，抗日时期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桥梁。毛泽东这一过河拆桥的策略还运用在抗战胜利以后的推翻国民政府的所谓“解放战争”时期，那时候联合了有些不满意现实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一齐来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但是在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成功以后，再打倒这些“资产阶级”政党，那些不肯听话的人士，大多数被打倒以后冠之以“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成为阶下囚。
把明天将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敌人”骗到身边，以“亲密朋友”待之，借其力量消灭今天的敌人，并且不断蓄积自己的力量，以便到了明天再消灭之。这就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实质。
【注释】：
一、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小组编写：《贺龙传》第二一四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
二、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第三四二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四年。
三、徐向前著：《历史的回忆》第五七一～五七二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四年。
四、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一二九五～一二九七页。
五、朱德著：《朱德选集》第一七二页，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一九八三年。
六、转引自《对日抗战期间中共统战策略之研究》，梅良眉著，裕台企业公司印刷，中华民国六十一年，台北。
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第一六八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王秀鑫、郭德宏主编。
八、古屋奎二著《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第一一四页，中央日报译印，台北，中华民国六十六年。
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第三六八页、三七七页。
十、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五九～二七七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六二年。
(中共壮大之谜（4）（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2011/07/19 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