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从大局看皖南事变
王辅一 李维民
《炎黄春秋》2004年第3期刊出笔者所写《再谈项英与皖南事变》，第4期又刊出甘惜分所写《从大局看皖南事变》（以下简称《甘文》），两文的观点是不同的。《炎黄春秋》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有助于读者从对比中明辨是非。我们认为，观点可以不同，但史实必须准确。《甘文》中的观点有的缺乏史实根据，有的偏离了史实，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从大局出发，根据党中央战略部署确定的。保持皖南战略支点，也是中央一贯的方针
《甘文》说：“经蒋介石同意改编为新四军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军部安顿在山明水秀的肥沃之地的皖南泾县云岭，军部从武汉和南昌迁来路过此地住几天可以，但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就太危险了。……如果论项英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赖在云岭不走。”“如果新四军军部早有战略眼光，甩开皖南，不与国民党去挤那尺寸之土，改而向东向北发展，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哪有后来的痛哭之日。”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缺乏史实的根据。193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制定了“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对我苏浙皖赣边部队明确提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将第四支队即高敬亭支队设在皖中，是根据中央的这一部署确定的。1938年1月15日，长江局致电项英并告中央：“同意部队即向皖南集中。”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提出要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其中就有皖南。皖南是我党我军在南方的战略支点，是当时全国抗日斗争的前哨之一。新四军军部到达皖南后，一方面指挥各支队进入敌后作战，一方面掩护东南分局（后东南局）领导东南地区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皖南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9年2月，中央确定的新四军发展方针中，规定“向南巩固”，明确要坚持皖南，而不是甩掉皖南。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军委规定八路军、新四军任务时，要求“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1941年1月28日，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仅14天，毛泽东等就电令新四军派人重返皖南开展革命斗争，“以便将来向南发展，扰乱国民党后方”。这说明皖南作为战略支点的重要意义。
《甘文》说：“正在新四军军部在东进、北上反复犹豫难于决断之际，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部进入苏南宁、沪、杭地区，……在困难中不断发展，新四军威震江南。……新四军一、二支队的举动向新四军军部作了启示。但军部仍以后勤部队太大太多踏步不前，日益陷入蒋军包围之中，虽然这时中央已多次电催叶项应迅速撤出皖南，但项英总是拖拖拉拉动不了。”这种把一、二支队和军部分割、对立起来的表述，是不符合实际的。1938年2月14日，当新四军军部和主力准备向皖南歙县的岩寺集结之前，项英和陈毅就联名致电中央，提出：新四军组建后，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边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的任务，机动的完成；在广大的浙苏皖边境地区自由进退。这是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敌后进军的最早构想。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项英、陈毅：“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在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4月初，项英到达岩寺不久，即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确定派先遣队去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先遣队由粟裕于4月28日率领出发后，根据叶挺、项英的命令，陈毅率第一支队于5月12日出发东进。6月15日，项英又向中央和长江局报告：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与粟裕率领的先遣队已在溧水会合，目前正着手在茅山一带建立根据地；二支队主力，在当涂以东小丹阳两侧山地为根据地，开展活动；三支队一个营在芜湖至宣城的公路两侧活动，军部及三支队位于南陵至泾县间山地整训。由此可见，第一、二、三支队的行动，是项英和军部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统一部署的，中央并未提出异议。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指出：“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
1940年4月23日，项英向中央转报陈毅等21日关于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的建议时，表示军部应向苏南靠拢，集中力量发展苏南。5月3日，中央致电项英、陈毅：“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由此可见，中央并无“甩掉皖南”的意思。同年秋，国内政局发生逆转，皖南部队又面临向北或向苏南转移的问题。项英认为如果军部撤走，则皖南就难以坚持。10月28日，项英致电中央说明：“如必要坚保皖南阵地，兵力不能减弱，而领导人要留一强者来统一指挥；如决定放弃皖南，则各方应积极准备，而不能形成顾此失彼等。应如何？请速示。”11月1日，中央电复项英：“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
这个电报距皖南事变只有两个月，这时中央尚未明确项英及皖南部队是否全部北移江北。《甘文》说项英“最大的错误是赖在皖南不走”，看来是没有根据的。
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我军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教训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估计不足，对大局的判断失误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皓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并要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八路军、新四军50万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显然是要对10月上旬新四军在苏北黄桥自卫反击战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进行报复。11月9日，由毛泽东起草，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江北。10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中说：“蒋介石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但此时国民党军已进行了围攻我皖南部队的部署，显然不会接受这一交换条件。
1940年11月下旬，经毛泽东批准，华中总指挥部准备在苏北实施曹甸战斗，解决韩德勤部。叶、项担心曹甸战斗会给皖南部队北移带来不利影响，于11月29日向中央请示：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但叶、项这一建议和提醒没有引起中央的重视。第二天，毛泽东等电复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同一天（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分析当前形势，认为：“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
苏北我军发起的曹甸战斗，历时18天，因屡攻未克，部队伤亡较大，遂于12月16日撤出战斗。这样，国民党当局不再担心韩德勤部的安全，顾祝同在皖南加强了围攻措施，加剧了皖南部队北移的困难。12月13日，项英向毛泽东报告：我军北移已公开，敌顽双方到处增加兵力，严密封锁，大部队渡江有困难，同时国民党方面拒发饷弹，请示中央如何行动。12月14日，中央电告叶、项：“（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二）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饷弹。……”12月25日，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的通报，仍然认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复蒋方电报）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汤恩伯部据所得情况亦很少打的兴趣，……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然而皖南的形势已日趋严重。叶挺曾多次去第三战区找顾祝同、上官云相，交涉军部北移的路线、时间等问题。但顾祝同忽然改变态度，叶挺、项英于25日急电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中央看到叶、项电报时，又接到周恩来26日报来25日会见蒋介石、蒋根本不让步等情况后，看到以皖南部队北移作为谈判的砝码已不可能，局势已非常严重。12月26日给项英等的复电，没有回答项英的请示，只是严厉地批评。
1994年9月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讲到：“在佳电发出后和蒋介石的‘齐电’发出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对形势作出过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了加强政治斗争的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立即转移的主张。”
上述经过说明，当时我党对大局的分析过于乐观，对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估计不足。把皖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项英是很不公正的。
项英与叶挺之间的芥蒂，并非个人之间的矛盾，需要从大局来分析这个问题
《甘文》以很大篇幅谈到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并且不加分析地断定“项英要负主要责任”。笔者以为，叶、项之间并无个人恩怨，许多是是非非是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复杂原因造成的。
首先应当看到，新四军的组建和八路军的改编，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八路军的改编是经过国共双方反复协商达成协议后实现的。而新四军的组建，事先国共双方没有经过协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1937年9月28日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叶挺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不公正的批评，离开了共产党，在国外过了十年流亡生活，1937年回国参加抗战。当时，蒋介石认为叶挺已不是共产党员了，想乘机拉拢叶挺，利用叶挺的声望把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组编起来，为他所用。8月中旬，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叶挺时，曾希望他出面来改编我南方游击队。但此时中共中央对于南方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整编有很大疑虑。10月3日，洛（张闻天）、毛（泽东）电报讲：“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对于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开始中共中央也没有表态。一个月后的10月30日，洛、毛致博（古）、叶（剑英）电中提到：“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国民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编制南部各游击队，通令有关各省、区，何应钦要叶挺去接洽高敬亭、傅秋涛两部，而中共中央要叶挺去闽赣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请你给信与郑位三、高敬亭，重复说明坚持独立性，拒绝外人。”10月19日，洛、毛电询博、叶：“（一）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二）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毛泽东与叶挺交谈后，当日致电周恩来：“甲、叶挺已到延安。据云，在沪你曾要他编游击队，他才敢对国民党说。因为蒋委他为新四军长。究竟你对他说过些什么？乙、叶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从上述来往电报中，足见事情已够复杂的了。蒋介石想利用叶挺，达到他“溶共”的目的；我们愿意叶挺恢复党籍，完全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我党希望叶挺不受国民党干涉，但他是国民党任命的，而且要向国民党要给养、枪弹，完全不受国民党干涉也不可能；叶挺是军长需要有职有权，但他不是共产党员，又不能参加党的会议，特别是此时实行了土地革命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转变，新四军虽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但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配置在长江南北地区，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战区（江北第四支队为第五战区）指挥、管辖，这种复杂的关系使叶挺很不好处，项英也不好办，这是叶、项在工作中出现一些芥蒂的最主要的原因。《甘文》片面指责项英对叶挺不尊重，要负主要责任等等，是很不客观、很不公正的。
新四军在皖南三年间，叶挺为解决新四军的编制、饷弹等问题，在1938年10月下旬至1939年2月23日、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8月，两次长时间去重庆、广东、香港、澳门，1939年4月下旬至8月去江北巡视部队，再加上他常常去三战区顾祝同处联系工作，叶挺在军部和项英一起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半。《甘文》埋怨“叶挺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丰富经验未受到重视”，这是许多因素造成的。
从新四军组建时起，项英就意识到新四军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军长不是共产党员，肯定会遇到许多问题。他从有利于新四军的存在和发展的大局出发，积极团结和支持叶挺军长开展工作。他要求机关、部队都要尊重叶军长的领导，服从叶军长的命令；对叶挺的生活保障，项英同副官处作了专门研究。当时项英感到难办的事，就是党内经常过组织生活，或开党的会议，叶挺由于不是共产党员不能参加，难免感到尴尬。特别是有些中央来电没有写叶挺的名字，按规定不便交给叶挺看，即使让他看了也容易引起误会。1939年2月，周恩来到云岭时，项英反映了这个问题，此后党中央给新四军来电中有叶挺名字的才多起来。
项英与叶挺之间的关系，并非像包括《甘文》在内的外人所说的那样。1940年10月12日，军部在云岭开会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叶挺发表讲演，在叙述新四军成立的战斗历程后讲道：“特别项英同志，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这并非违心之言。同年11月，中共中央电令叶挺早日渡江，到江北就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项英也催他快去江北，如果叶挺与项英关系很紧张，按人之常情，叶挺会巴不得早些离开，但他却偏偏留下与项英在一起，直到皖南事变发生。
叶挺几次提出辞去新四军军长之职，原因很复杂，多为编制、经费等问题与国民党交涉有困难，也有回广东拉队伍、打游击的想法，项英总是恳切挽留。叶挺曾给秘书长李一氓信中表示：“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他是党外人，不适于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这说明叶挺想离开新四军，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
对叶、项关系，李一氓曾专门谈道：“叶挺军长在皖南停留一年零几个月期间，一般来说，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军长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叶军长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军长批注意见；皖南几次反‘扫荡’作战，叶军长只有1940年秋季那一次是他指挥的。叶军长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军长的经历和身份，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在一起吃。”“是否叶挺不习惯政委制？我不这样认为。叶在北伐军中和南昌起义时，部队中都有党代表。问题是他过去担任军长或师长时，部队是他带的，党代表是后来派来的，而到新四军时，部队基本上是政委带来的，他是外面派来的，而且是非党员身份，自然会带来些不便，双方可能都会感到有些不习惯。……我从未听到项英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以处理的事情，项也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的威信。”
不应抹煞项英在组建新四军、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加强新四军建设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皖南事变以后，项英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他在组建新四军、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加强新四军建设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也被一笔抹煞了。《甘文》也是这样。须知，如果没有项英等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没有后来的新四军。项英11月7日到延安后，党中央为他举行欢迎会，毛泽东致欢迎词时，对项英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称赞“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奋斗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甘文》一面说：“新四军军部所在之地全是国民党辖区，新四军已不可能插手进去建立第二政权。”一方面又埋怨“新四军在皖南所占之地，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不成根据地。”互相矛盾。从大局来看，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三年间，新四军完成了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在苏南、皖中、皖东等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作战2900余次，歼日伪军和顽军9万余人；新四军自身人数，由1938年4月组建时的一万余人，1940年底发展到八万余人，增长了七倍半；掩护了东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到1939年2月，就建立起14个县的党组织和3个特委。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局、军分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致项英同志转新四军党代表大会全体同志”的贺电中，高度评价了项英和新四军两年奋战的业绩，与几个月后，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对项英的片面指责，形成鲜明的对照。
《甘文》提及的史实还有多处讹误，例如：周恩来视察云岭新四军军部不是在1939年5月，而是在2月23日至3月14日；解放战争爆发的时间，不是1947年，而是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时；说新四军发展“成为后来的华东野战军”也不对，华东野战军是由新四军和八路军山东军区两部分部队合编组成的，华东野战军所辖各纵队，有一半是由原山东军区部队编成的。对于史实需要十分严谨，愿大家共勉。
王辅一 李维民
《炎黄春秋》2004年第3期刊出笔者所写《再谈项英与皖南事变》，第4期又刊出甘惜分所写《从大局看皖南事变》（以下简称《甘文》），两文的观点是不同的。《炎黄春秋》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有助于读者从对比中明辨是非。我们认为，观点可以不同，但史实必须准确。《甘文》中的观点有的缺乏史实根据，有的偏离了史实，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从大局出发，根据党中央战略部署确定的。保持皖南战略支点，也是中央一贯的方针
《甘文》说：“经蒋介石同意改编为新四军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军部安顿在山明水秀的肥沃之地的皖南泾县云岭，军部从武汉和南昌迁来路过此地住几天可以，但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就太危险了。……如果论项英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赖在云岭不走。”“如果新四军军部早有战略眼光，甩开皖南，不与国民党去挤那尺寸之土，改而向东向北发展，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哪有后来的痛哭之日。”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缺乏史实的根据。193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制定了“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对我苏浙皖赣边部队明确提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将第四支队即高敬亭支队设在皖中，是根据中央的这一部署确定的。1938年1月15日，长江局致电项英并告中央：“同意部队即向皖南集中。”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提出要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其中就有皖南。皖南是我党我军在南方的战略支点，是当时全国抗日斗争的前哨之一。新四军军部到达皖南后，一方面指挥各支队进入敌后作战，一方面掩护东南分局（后东南局）领导东南地区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皖南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9年2月，中央确定的新四军发展方针中，规定“向南巩固”，明确要坚持皖南，而不是甩掉皖南。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军委规定八路军、新四军任务时，要求“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1941年1月28日，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仅14天，毛泽东等就电令新四军派人重返皖南开展革命斗争，“以便将来向南发展，扰乱国民党后方”。这说明皖南作为战略支点的重要意义。
《甘文》说：“正在新四军军部在东进、北上反复犹豫难于决断之际，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部进入苏南宁、沪、杭地区，……在困难中不断发展，新四军威震江南。……新四军一、二支队的举动向新四军军部作了启示。但军部仍以后勤部队太大太多踏步不前，日益陷入蒋军包围之中，虽然这时中央已多次电催叶项应迅速撤出皖南，但项英总是拖拖拉拉动不了。”这种把一、二支队和军部分割、对立起来的表述，是不符合实际的。1938年2月14日，当新四军军部和主力准备向皖南歙县的岩寺集结之前，项英和陈毅就联名致电中央，提出：新四军组建后，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边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的任务，机动的完成；在广大的浙苏皖边境地区自由进退。这是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敌后进军的最早构想。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项英、陈毅：“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在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4月初，项英到达岩寺不久，即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确定派先遣队去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先遣队由粟裕于4月28日率领出发后，根据叶挺、项英的命令，陈毅率第一支队于5月12日出发东进。6月15日，项英又向中央和长江局报告：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与粟裕率领的先遣队已在溧水会合，目前正着手在茅山一带建立根据地；二支队主力，在当涂以东小丹阳两侧山地为根据地，开展活动；三支队一个营在芜湖至宣城的公路两侧活动，军部及三支队位于南陵至泾县间山地整训。由此可见，第一、二、三支队的行动，是项英和军部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统一部署的，中央并未提出异议。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指出：“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
1940年4月23日，项英向中央转报陈毅等21日关于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的建议时，表示军部应向苏南靠拢，集中力量发展苏南。5月3日，中央致电项英、陈毅：“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由此可见，中央并无“甩掉皖南”的意思。同年秋，国内政局发生逆转，皖南部队又面临向北或向苏南转移的问题。项英认为如果军部撤走，则皖南就难以坚持。10月28日，项英致电中央说明：“如必要坚保皖南阵地，兵力不能减弱，而领导人要留一强者来统一指挥；如决定放弃皖南，则各方应积极准备，而不能形成顾此失彼等。应如何？请速示。”11月1日，中央电复项英：“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
这个电报距皖南事变只有两个月，这时中央尚未明确项英及皖南部队是否全部北移江北。《甘文》说项英“最大的错误是赖在皖南不走”，看来是没有根据的。
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我军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教训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估计不足，对大局的判断失误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皓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并要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八路军、新四军50万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显然是要对10月上旬新四军在苏北黄桥自卫反击战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进行报复。11月9日，由毛泽东起草，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江北。10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中说：“蒋介石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但此时国民党军已进行了围攻我皖南部队的部署，显然不会接受这一交换条件。
1940年11月下旬，经毛泽东批准，华中总指挥部准备在苏北实施曹甸战斗，解决韩德勤部。叶、项担心曹甸战斗会给皖南部队北移带来不利影响，于11月29日向中央请示：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但叶、项这一建议和提醒没有引起中央的重视。第二天，毛泽东等电复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同一天（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分析当前形势，认为：“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
苏北我军发起的曹甸战斗，历时18天，因屡攻未克，部队伤亡较大，遂于12月16日撤出战斗。这样，国民党当局不再担心韩德勤部的安全，顾祝同在皖南加强了围攻措施，加剧了皖南部队北移的困难。12月13日，项英向毛泽东报告：我军北移已公开，敌顽双方到处增加兵力，严密封锁，大部队渡江有困难，同时国民党方面拒发饷弹，请示中央如何行动。12月14日，中央电告叶、项：“（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二）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饷弹。……”12月25日，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的通报，仍然认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复蒋方电报）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汤恩伯部据所得情况亦很少打的兴趣，……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然而皖南的形势已日趋严重。叶挺曾多次去第三战区找顾祝同、上官云相，交涉军部北移的路线、时间等问题。但顾祝同忽然改变态度，叶挺、项英于25日急电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中央看到叶、项电报时，又接到周恩来26日报来25日会见蒋介石、蒋根本不让步等情况后，看到以皖南部队北移作为谈判的砝码已不可能，局势已非常严重。12月26日给项英等的复电，没有回答项英的请示，只是严厉地批评。
1994年9月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讲到：“在佳电发出后和蒋介石的‘齐电’发出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对形势作出过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了加强政治斗争的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立即转移的主张。”
上述经过说明，当时我党对大局的分析过于乐观，对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估计不足。把皖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项英是很不公正的。
项英与叶挺之间的芥蒂，并非个人之间的矛盾，需要从大局来分析这个问题
《甘文》以很大篇幅谈到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并且不加分析地断定“项英要负主要责任”。笔者以为，叶、项之间并无个人恩怨，许多是是非非是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复杂原因造成的。
首先应当看到，新四军的组建和八路军的改编，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八路军的改编是经过国共双方反复协商达成协议后实现的。而新四军的组建，事先国共双方没有经过协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1937年9月28日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叶挺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不公正的批评，离开了共产党，在国外过了十年流亡生活，1937年回国参加抗战。当时，蒋介石认为叶挺已不是共产党员了，想乘机拉拢叶挺，利用叶挺的声望把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组编起来，为他所用。8月中旬，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叶挺时，曾希望他出面来改编我南方游击队。但此时中共中央对于南方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整编有很大疑虑。10月3日，洛（张闻天）、毛（泽东）电报讲：“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对于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开始中共中央也没有表态。一个月后的10月30日，洛、毛致博（古）、叶（剑英）电中提到：“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国民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编制南部各游击队，通令有关各省、区，何应钦要叶挺去接洽高敬亭、傅秋涛两部，而中共中央要叶挺去闽赣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请你给信与郑位三、高敬亭，重复说明坚持独立性，拒绝外人。”10月19日，洛、毛电询博、叶：“（一）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二）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毛泽东与叶挺交谈后，当日致电周恩来：“甲、叶挺已到延安。据云，在沪你曾要他编游击队，他才敢对国民党说。因为蒋委他为新四军长。究竟你对他说过些什么？乙、叶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从上述来往电报中，足见事情已够复杂的了。蒋介石想利用叶挺，达到他“溶共”的目的；我们愿意叶挺恢复党籍，完全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我党希望叶挺不受国民党干涉，但他是国民党任命的，而且要向国民党要给养、枪弹，完全不受国民党干涉也不可能；叶挺是军长需要有职有权，但他不是共产党员，又不能参加党的会议，特别是此时实行了土地革命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转变，新四军虽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但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配置在长江南北地区，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战区（江北第四支队为第五战区）指挥、管辖，这种复杂的关系使叶挺很不好处，项英也不好办，这是叶、项在工作中出现一些芥蒂的最主要的原因。《甘文》片面指责项英对叶挺不尊重，要负主要责任等等，是很不客观、很不公正的。
新四军在皖南三年间，叶挺为解决新四军的编制、饷弹等问题，在1938年10月下旬至1939年2月23日、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8月，两次长时间去重庆、广东、香港、澳门，1939年4月下旬至8月去江北巡视部队，再加上他常常去三战区顾祝同处联系工作，叶挺在军部和项英一起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半。《甘文》埋怨“叶挺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丰富经验未受到重视”，这是许多因素造成的。
从新四军组建时起，项英就意识到新四军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军长不是共产党员，肯定会遇到许多问题。他从有利于新四军的存在和发展的大局出发，积极团结和支持叶挺军长开展工作。他要求机关、部队都要尊重叶军长的领导，服从叶军长的命令；对叶挺的生活保障，项英同副官处作了专门研究。当时项英感到难办的事，就是党内经常过组织生活，或开党的会议，叶挺由于不是共产党员不能参加，难免感到尴尬。特别是有些中央来电没有写叶挺的名字，按规定不便交给叶挺看，即使让他看了也容易引起误会。1939年2月，周恩来到云岭时，项英反映了这个问题，此后党中央给新四军来电中有叶挺名字的才多起来。
项英与叶挺之间的关系，并非像包括《甘文》在内的外人所说的那样。1940年10月12日，军部在云岭开会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叶挺发表讲演，在叙述新四军成立的战斗历程后讲道：“特别项英同志，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这并非违心之言。同年11月，中共中央电令叶挺早日渡江，到江北就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项英也催他快去江北，如果叶挺与项英关系很紧张，按人之常情，叶挺会巴不得早些离开，但他却偏偏留下与项英在一起，直到皖南事变发生。
叶挺几次提出辞去新四军军长之职，原因很复杂，多为编制、经费等问题与国民党交涉有困难，也有回广东拉队伍、打游击的想法，项英总是恳切挽留。叶挺曾给秘书长李一氓信中表示：“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他是党外人，不适于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这说明叶挺想离开新四军，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
对叶、项关系，李一氓曾专门谈道：“叶挺军长在皖南停留一年零几个月期间，一般来说，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军长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叶军长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军长批注意见；皖南几次反‘扫荡’作战，叶军长只有1940年秋季那一次是他指挥的。叶军长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军长的经历和身份，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在一起吃。”“是否叶挺不习惯政委制？我不这样认为。叶在北伐军中和南昌起义时，部队中都有党代表。问题是他过去担任军长或师长时，部队是他带的，党代表是后来派来的，而到新四军时，部队基本上是政委带来的，他是外面派来的，而且是非党员身份，自然会带来些不便，双方可能都会感到有些不习惯。……我从未听到项英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以处理的事情，项也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的威信。”
不应抹煞项英在组建新四军、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加强新四军建设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皖南事变以后，项英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他在组建新四军、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加强新四军建设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也被一笔抹煞了。《甘文》也是这样。须知，如果没有项英等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没有后来的新四军。项英11月7日到延安后，党中央为他举行欢迎会，毛泽东致欢迎词时，对项英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称赞“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奋斗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甘文》一面说：“新四军军部所在之地全是国民党辖区，新四军已不可能插手进去建立第二政权。”一方面又埋怨“新四军在皖南所占之地，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不成根据地。”互相矛盾。从大局来看，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三年间，新四军完成了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在苏南、皖中、皖东等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作战2900余次，歼日伪军和顽军9万余人；新四军自身人数，由1938年4月组建时的一万余人，1940年底发展到八万余人，增长了七倍半；掩护了东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到1939年2月，就建立起14个县的党组织和3个特委。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局、军分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致项英同志转新四军党代表大会全体同志”的贺电中，高度评价了项英和新四军两年奋战的业绩，与几个月后，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对项英的片面指责，形成鲜明的对照。
《甘文》提及的史实还有多处讹误，例如：周恩来视察云岭新四军军部不是在1939年5月，而是在2月23日至3月14日；解放战争爆发的时间，不是1947年，而是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时；说新四军发展“成为后来的华东野战军”也不对，华东野战军是由新四军和八路军山东军区两部分部队合编组成的，华东野战军所辖各纵队，有一半是由原山东军区部队编成的。对于史实需要十分严谨，愿大家共勉。
